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本帖最后由 徐清涧 于 2015-7-14 23:14 编辑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1998年国家邮电部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国家4A级风景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创办原因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应天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四大书院之首。
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当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校)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现为长沙市文化旅游主要景点之一。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乾隆十九年（1754），旷敏本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任职约三年，后出任石鼓书院山长，因学问精湛，出类拔萃，倍受时人称颂，士子争以出其门下为幸。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教学特点：嵩阳书院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三将军柏毁于明末。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嵩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且有“海内书院第一之称”。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中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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