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解商君鞅
本帖最后由 林慕辕 于 2015-7-19 17:40 编辑内容来自贴吧，侵删 写在前面的话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伟大的短命王朝：秦朝、隋朝、中华民国。说她短命，是因为三个王朝国祚不长，国运不昌，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来去匆匆；说她伟大，是因为三个王朝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汉、唐、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伟大时代的起手式。她为三个朝代注入了新的理念、制定了新的制度、奠定了强生大国的基础。因此，后人也将她们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回顾：秦汉、隋唐、国共时代（后人也许会这么称呼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伟大的时代，早就了伟大的人物，而伟大的人物也引领了伟大的时代，缺乏了这些伟大人物，当我们仰望历史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夜空暗淡无光。伟大的人物运用自身的智慧和历史提供的机遇，为中国历史注入了自己的血液和性格，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若隐若现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民族性格。商君鞅便是其中之一。
商鞅卫人，原名公孙鞅，卫国国君的后裔，早年生活于儒家文化氛围浓厚的鲁卫之地，却好“刑名之学”。卫国羸弱，没有商君用武之地，投奔于魏国公叔痤门下，但不得意于魏，却成功于秦，“孝公变法，全出商鞅之主张”。
然而这位将秦带入强大国家行列的伟大人物，却在孝公死后身败名裂，商鞅以谋反的罪名被分尸灭族。及至秦朝二世而亡，商君及其学说受尽世人非议，更有甚者，将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发端都归结于鞅，宣称“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根在商鞅”、“首倡焚书愚民造就千年专制社会”。
每个历史人物都面临着不同的历史难题，也只能回答他所处时代提出的问题，幻想其“为万世开太平”，无异于求全责备于古人。自身没有能力解决的时代难题，却指责古人没有带好头，观点是何其荒谬和无知。
商君提出的“法治理念”，今日我们仍在批判的继承，他所初创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作模式，今日仍然富有生命力。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商君之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而其功也应当给予客观评价，不能因其一端之局限，而全盘否定。
钱穆先生将评价某一代制度得失的意见分为“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民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
在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叙事模式和材料取舍下，留给今日我们关于商鞅的资料并不多，主要来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和其名下的《商君书》及散见与其他作品关于商鞅的零星记载。
经后人考证和辨伪《商君书》内的作品，不全出自商君之手，有部分出自于商君周围的追随者和后人托商君之名而作，但能肯定的是，其中的作品虽然出自他人，但基本代表了商君本人的思想，因此仍可以作为了解商君本人的可靠资料来读。
本文及后面的一系列文字，是笔者阅读前人著作和所处环境及时代感受所记下的文字。
权作对商君的敬礼。 历史给了商鞅一个怎样的舞台（一）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其实人才最恣意横行的时代是春秋战国。
春秋无义战，战国更不用说。
国与国之间的对话，更多是力量的碰撞。因为乱世，因为要生存，国家对人才的渴求甚于任何一个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黄金时代，现在的任何文化流派，都能在那里找到源头。
人才的能量得到了最适宜爆发的土壤。
那时的人才最意气，礼亢王侯，视富贵如粪土；那时的人才最自尊，可以因为一碗羊汤，把老板直接送给敌人；那时的人才最义气，可以为知己慷慨赴死，献上一腔热血；那时的人才也最自由，视天下为家，以俯视的眼光来寻找可以奉献力量的沃土。
那时的君王也最重视人才，而且爱才的方式也很极端；可以将你尊为国士，奉为座上宾，与你分土，也可以将你视为敌人，贬为阶下囚，痛下杀手。因为他太重视你了，不想便宜了别人。
商君鞅就降生在这个时代。
商鞅，原名卫鞅，是卫国君主的远支后代，所有又叫公孙鞅。
鲁卫兄弟也，是儒学气息最为浓郁的地域。
虽然司马迁称“鞅少好刑名之学”，但可以相信，在商鞅的少年时代肯定饱读儒家典籍，否则也不会将儒学认识的那么透彻，抛弃的那么彻底。
钱穆先生在其作品中也认为：商鞅之政，皆受之于李理、吴起。而李理的老师是子夏，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吴起的老师是曾申，曾申是曾子的儿子，曾子也是孔子的高足。
说商鞅之学源于儒家，是对儒学的批判继承是有道理的。
钱穆先生也指出，商鞅“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一转移耳。”
既然商鞅与儒家渊源如此深厚，为什么又将儒家所推崇的价值视为“蚤”呢？笔者将在其他章节讨论这个话题。
卫国是小国，本身国力羸弱，加之囿于周礼，抱残守缺，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随着三晋的崛起，卫逐渐沦为大国的附庸。
商鞅作为卫国君主的旁支子孙，虽然才华横溢，但却找不到发挥才能的舞台。所以商鞅来到了魏国，投奔魏相公叔痤，做了其门下的中庶子。
当时的魏国正处于魏惠王早期。惠王挟祖、父两代积累的雄厚国力，正在左顾右盼，气吞万里如虎。这是属于魏国的黄金时代。
从惠王元年（前370年）开始，魏国就挥动手中的“武卒”先后与齐、韩、赵、宋、秦交手，胜多负少。即便在前362年与秦的少梁一站失利，并且军队主帅也被秦所虏，但对魏来说也仅仅是皮外伤，伤不到元气。
可是对商鞅来说，则遭遇了其人生最大的一次变故。因为被虏的主帅是他的老板——公叔痤。
公叔痤在魏国位高权重、受人尊敬且有识人之才，他对商鞅很赏识，认为是“国士”并想重用他。但一场被俘虏的经历，让他深受打击，从此一病不起。
在惠王探病问及身后人事安排的时候，公叔痤向他郑重推荐了商鞅，“愿王举国而听之”。
魏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希望出人头地的各国人才云集魏地。魏惠王当然不会把商鞅放在眼里，更不会把国运托付给一个无名小子手上，所以他也没有把公叔痤的建言当一回事。
就这样，魏统一天下的机会从惠王手里白白溜走了。
二十一岁的赢渠梁一纸通告，将商鞅招去了秦国。
历史给了商鞅一个怎样的舞台（二）
秦王朝的创始人与其他王朝一样，也有一个神奇的开始。
秦的先祖大业是他的母亲女修吞下燕子的蛋而生的。
但在司马迁的著作中，秦的祖先除了一个神奇的开始外，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一直在领导人身边从事驯养鸟兽、驾车的工作，而且族谱时断时续，家族成员也散落各地，直到非子的出现，才使秦部族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非子是秦部族成员的一支代表，另一支则演化成了赵国的祖先。
非子在“犬丘”（今甘肃天水清水县境内）养的一手好马，深得周孝王喜爱。周孝王将“秦”这个地方封给他，“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成为周王朝的附庸。
这即是秦国的开始，也是国号的由来。
秦地位于周王朝西部与西戎活动的区域犬牙交错，自从秦非子获得这块地方的所有权后，子孙几代人就战战兢兢地守着这块小地方，在与西戎的周旋中艰难生存。
秦国传到秦襄公的时候，碰上了中国历史上“幽王被杀”、“平王东迁”的大事件。
秦襄公救驾有功，被周平王册封为诸侯，取得与其他诸侯国平起平坐的的资格，并承诺：犬戎侵夺了我岐丰之地，如果你能夺回来，这块土地就是你的了（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
襄公之后的秦国诸公能力乏善可陈，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直至秦穆公的出现。
秦穆公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其辉煌史让秦人念念不忘。秦穆公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扶持了晋国的两代君主：晋惠公和晋文公，通过影响晋国而影响关东地区；二是用由余的计谋征伐西戎，开地千里，益国十二，遂霸西戎。
（笔者认为秦穆公霸主的成色并不足：一是秦国的影响力一直局限在关中一带，虽然穆公东进的企图心终生未息，但横亘在东边的晋国将其东进路线死死截住，秦的影响力始终没有进入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二是秦国并没有真正荡平西戎势力。所谓“西戎”是泛指生活在秦国西方的诸多戎族部落，“益国十二”仅仅代表着穆公臣服了较多的戎族部落，并没有彻底征服这片地方，实际上是秦强则戎弱，秦弱则戎强，其中势力较大的“义渠戎”，直到秦昭襄王时才被彻底消灭。）
历史给了商鞅一个怎样的舞台（三）
作家孙皓晖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切入点是从秦献公公子连开始的。虽然在秦魏之间的少梁之战中，秦国胜利，并擒获了对方的主帅公叔痤，但秦也是元气大伤，献公也在战后不久去世。秦国甫一出场就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一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让每一位秦粉都耳熟能详。
历史上的秦献公是秦灵公的儿子。灵公死后，国内控制权力的势力发动政变，从晋国接回公子连的爷爷辈人物——悼子，立为秦简公（公元前414前至前400年），公子连被迫流亡国外。公子连的流亡，并没有让秦国政治形势稳定下来，国内各派势力斗争仍然胶着。
在外流亡多年的公子连，利用秦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从魏国返回与支持自己的力量一道，将当时执政的小主夫人及娃娃君主出子赶下台，登上大位。这一年是公元前384年。
多年的国外流亡历练，让献公懂得国际大势并拥有丰富的驾驭权力手段。继位后不久，献公就整合各派力量，并有条不紊地开始自己的改造秦国计划。
《史记》对献公的记载很简略，一百五十字左右而已，但却提供了巨大的信息量。可以说，由献公始，秦国按下伟大时代的启动键。
“献公元年，止从死。”
“人殉”制度，始于何时，公认的起始时间就是步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这个最不人道的制度，不仅受到广大被统治者的坚决反对，也遭受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统治者的谴责。孔夫子对即使使用“俑人”陪葬的行为也不能容忍，发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痛斥。
可以明确的是被作为陪葬品的不仅仅是努力，秦穆公就用了三个“良人”陪葬，引来秦人的强烈不满，司马迁将其作为不能成为“诸侯盟主”的理由之一。从制度上废除人殉，是献公聚集民心，进行改革的第一步。
“献公二年，城栎阳”。
栎阳在今天的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附近。栎阳是当时秦的战略要地，北抵挡戎翟南进，向东与三晋相通，交通便利，商贾也往来于此。献公迁都于此，一个原因是摆脱在旧都城雍形成的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的羁绊，相对减轻推行新政的阻力；另一个原因是显示经营东北，恢复被魏国占有的河西之地的决心，有天子守国门的意思。
献公七年，初行为市。
春秋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得生产方式进一步瓦解，农耕文明下的商品经济也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步入战国后，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呈现加速趋势，即便处在华夏文明边缘地带的秦国也不免被卷入。
公元前408年（间公十年），秦国初租禾。让民众以实际占有的地亩数想国家缴纳赋税，这次改革虽然比鲁国推广初税亩晚了180多年（前594年），但也说明秦的社会发展也在发展大势的挟裹下迈步向前。秦献公顺应时代发展，把自然经济下的商品交易市场纳入政府管理，既能让商品交易市场有序发展，又能繁荣国家经济，换句当今时髦的话就是“释放改革红利”。
推广县制，户籍相伍。
秦国初行县制始于秦武公时代，主要是解决中央对新征服地区的管理问题，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如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种体制有利于中央政府读边缘地区的控制。到了献公时代，这种国家管理的权宜之计发生了演变。献公六年（前379年）初县蒲、蓝田、善名氏；献公十一年，县栎阳。献公的改革把对在边缘地区建立的管辖体制，放在国家的核心地带，这一方面表明当时的首都栎阳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献公对这一能加强中央集权体制的偏爱，为商鞅在全国推广县制作了前期预演。
初祖禾的施行、自耕农阶层的形成和县制在秦国的逐步推广，为献公对民众施行新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条件。
春秋、乃至战国以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实行“国”、“野”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国人与野人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社会界限，二者在政治权利上有天壤之别。通俗地说，国人是由统治阶级和平民组成，这个群体可以参政议政、可以参军打仗、忍无可忍是还可以暴动；而野人则无任何政治权力可言，只配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向国人提供消费品。但这一切都在战国时代发生了巨变。
献公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全国推广统一的户籍制度，加强了国家对新体制下自由度更高的农民的管理和控制，国家依赖的已不再是分层级的贵族宗法体制，开始直接面对越来越活跃的自耕农阶层。
新的户籍制度下，国野二元社会体制被取消，在土地上生产、生活的自耕农被编在一起，军队也采用伍、什编制，平时共同生产生活，战时也编在一起，共同战斗。这种户籍制度的严密性即发扬了自耕农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协作、彼此照应的传统，也提高了政府效率，有利于政令的颁行和军队战斗力的提升。
献公能推行上述一系列的改革，与他长期在三晋流亡的见识分不开的。长期的国外生活，培养了开阔的视野，自然清楚秦与他国的差距所在和他国发达的原因。加之三晋地区是法家思想的主要发源地，魏国起用李锂、吴起等法家代表人物推行的社会变革，使魏国一跃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这给献公的视觉冲击太大了。回国继位后，自然而然地根据法家理念进行国家建设，这也为秦国能适应商鞅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献公推行的改革在保守势力的阻挠下，执行的并不彻底，国力虽然有所增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积贫积弱的局面。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二十一岁的赢渠梁走到了前台。
年青、雄心勃勃的赢渠梁对秦当时的国家状况和国际地位痛心疾首，发出了名垂千古的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金风玉露一相逢
世界从来都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单打独斗从来没有市场，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取得成功。英明神武如项羽，其文韬武略放置中华史也无可匹敌者，但太相信自己的智商了，连一个范增都容不下，喋血垓下应当是意料中事。在历代帝王中，刘邦能力算不上出类拔萃，但乱世争雄，唯独他笑到最后，与他帐下人才云集是分不开的。只有团队成员众志成城、默契配合、互补短板，才能赢得成功。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孤胆英雄，虽然个人英雄主义品质很可贵，但每一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千万双手拱托。
商鞅是幸运的，他遇到了懂他的秦孝公，遇人不淑，商鞅虽空有一身文武艺，也只能孤独老去，在可怜白发生的叹息中走完余生，世间将无 “商君”；秦孝公也是幸运地，他不仅明白秦国需要什么，更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在与商鞅的数次交流中，认识到商的价值，毫不迟疑的举国托付之。微商君，孝公终其一生，也只能是战国时代的一小国君主而已。
商鞅是一个现实且执行力很强的人。他为秦国打造的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战时体制。他的强国之术很简单：耕战而已。他说推进的改革也是围绕耕战进行的。
在一个礼治思想、戎夷习俗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推进改革，阻力无疑是空前的。商君的有些改革政策仅仅是献公改革的 “重新宣示”，这说明献公的很多改革措施在守旧势力的杯葛下收效甚微。而商君恰恰是执行力一流的人，他的改革与当时其他国家进行的改革没多少独创之处，但成效显著的原因之一就是秦国把改革扎扎实实地执行下去了。
商君的改革字典中只有三个词汇：命令、执行、制裁。即使他的著作“商君书”中，也很少摆事实、讲道理的大段论述，总是用不可置疑的语气说出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伟大政治家的气派，绝不拖泥带水。
秦国进行的改革引起了来自其他政治势力的强力反弹，史料记载商君对反对派进行了毫不迟疑的镇压。商鞅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拥有如此的权力，作为君主，孝公的支持无疑是最重要的，特别反对者来至皇族和朝廷重臣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场前无古人的改革中，孝公的压力要比商鞅大得多。改革失败了，商鞅最多搭上身家性命和自己的家族，而孝公则可能被轰下王位甚至身死国灭。
商君固然伟大，我们也可以用更肯定的说，站在商君身后的孝公更伟大，正是他为改革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说服了国内高层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至少不反对甚至容忍改革。同时支持商鞅对过火的反对者痛下杀手，坚决清除。
世界上最伟大的是爱情吗？否！它只能算之一。
知音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肯定、相互支持、相互提升、互补短板，并用自己成就对方的伟大，才是世界上最赏心悦目的风景。没有什么比这更有魅力了。
对照同时代的改革人物：
吴起无疑是一位悲剧人物。他先后为三个国家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却不容于鲁、见逐于魏，最后虽然在楚国遇到了知音，得到楚悼王的赏识。在楚王的支持下，吴起在楚国主持改革，但楚王太老了，改革刚见起色，年迈的楚悼王离开了人世。在悼王的葬礼上，吴起被愤怒的反对者射杀，楚国的改革也戛然而止。
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让当时的韩国强盛一时，但当政的韩昭侯，对申不害“术治”理论中耍心眼、玩弄阴谋诡计的方面倾心不已，并乐此不疲地在自己的周边近臣身上反复演练，完全脱离了“术治”的积极意义，人亡政息，埋葬了韩国的大好前途。
我们把目光投向宋朝，王安石改革的失败与失去宋神宗的支持不无关系。
在此，请我们在回味商君伟岸的时候，让我们记住托住他的巨人——秦孝公。
药方与病
帝道、王道、霸道，是世人匡救时弊的三种药方。
司马迁说，商鞅见孝公时，分别将上述三种治国方略介绍给了秦孝公。
帝道，林剑鸣教授认为，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即黄帝之学，也就是通俗说法中的“黄老学说”。
黄老学说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兴于战国时期，在政治领域主张与民休息＼无为而治。黄老学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而作用于国家大政方针，细化于具体政策是在汉初之世。。
汉承秦弊，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项羽自刎乌江历时八年。在这八年的苦斗中，“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漕”，民心思静、渴望休息。暴起于平民的刘邦集团，深谙秦亡教训，提倡并身体力行主张清净无为、轻徭薄赋、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黄老之道。
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支撑汉武帝挥斥方遒的雄厚财力，就来自于汉初七十年的积累，均是在“帝道”思想指导下结出的硕果。
美则美矣，但笔者认为“帝道”并不适合当时的秦国。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就是为身处的时代选择正确的施政方针。汉初的国内外局势，为汉赢得了一个时间较长的战略机遇期。国内统一局面初步形成，从秦的废墟中站起来的君臣达成休养生息的战略共识，人心思定，有野心或疑有野心的异姓王悉数搞定，政治局面稳定；国际上，平城之围后，刘邦认识到匈奴的可怕势力，迅速改弦更张，采取和亲政策，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和解，外患初消。这是汉朝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的先决条件。
反观当时的秦国，却不具备这样优越的战略机遇期。国内方面，秦献公的继位是国内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虽然历献公一朝，但国内反对势力仍然强大；国际上，秦首要面对的就是强大的魏国，加之魏控制了河西地，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随时可向秦发起进攻。虽然秦乘魏与韩赵大战之机向魏进攻，在少梁打败魏军、俘虏主帅公叔痤。但惨胜如败，胜利的一方赶紧与战败方议和、放回公叔痤，而且献公战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样的国际环境，根本不允许秦关起门来休养生息，况且门还关不上。
所以，“帝道”被否决了。
王道，是儒家学派“托古改制”（周公）的政治主张。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但这应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经历代儒学大家改头换面的时代算起。先秦时代的儒家从孔丘惶惶如丧门狗的遭遇，到孟子被认为“迂而阔于事情”的定性来看，儒学确实是一门在当时不怎么受统治者欢迎的学术流派（笔者将在《乱世别指望儒家》中谈这个话题）。
从国别来看，当时公认儒学氛围浓厚的国家，如鲁、卫等，国运江河日下，成为其他大国的附庸，难怪孝公一听王道就打哈欠。
霸者，有力之谓也。
春秋五霸，皆是在积聚了足够的实力后，才能一匡时局，兼济天下。
英明如黄帝，仍“内行刀具，外用甲兵”；神武如武王，解民倒悬，率三千诸侯依义伐暴，仍“血流漂杵”。
所以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霸者，更站而已。
商鞅为秦国所规划、令孝公所痴迷的“强国之术”，就是以强国为目的，以耕战为手段的战时体制。
了解了商鞅的变法内容，理解了商鞅的学术主张，就明白了商鞅定义下的“霸道”。 乱世别指望儒家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末士大夫顾炎武的一句话。
但对先秦儒家来说，似乎是个例外。他们更愿意做的，应当是遇到自己心中的“圣主”，然后在圣主的授权下，开开心心的开展工作。如果所遇非人，就说声对不起，然后卷铺盖走人，寻找自己心中的王道乐土。
孔子便是避人之士。他主张：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去乱国，适治邦。
教书育人、培植丰厚人望的孔子，在51岁的时候进入政界，被鲁国任命为中都宰，初入仕途的孔子雄心勃勃，积极地在官任上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得到接连提拔，直至升任大司寇，并“行摄相事”。在这一段时间，孔子与鲁国国君和鲁国实际的掌权者“三桓”关系融洽，“三桓”也很支持孔子的工作，毕竟鲁国是他们家的，自家的工作人员热心政事、且能力出众，是很增光的一件事。
公元前498年，一心树立国君权威的孔子提出“堕三都”的主张，堕三都名义上防止三桓的家臣盘踞三桓的封地犯上作乱，实际上是消弱三桓的势力，抑私家、强公室。
逐渐回过味来的三桓，对孔子堕三都的行动由支持到消极不作为，最后甚至以武力反对。孔子的堕三都计划，在三桓的反对下黯然落幕。
“不得罪于巨室”。孟子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从政原则。孔子虽然没有说这句话，但他的行动得罪了巨室，得到三桓之中权势最大者季桓子敌视，处处排挤孔子，让孔子失去了从政初期如鱼得水的畅快感。
最终，孔子认识到当时的鲁国不是能实施自己才华的“王道乐土”，借着郊祭大典时，鲁定公不分给肉吃的理由，辞官离开了鲁国。
孔子外出寻找王道乐土的过程中，曾在陈国生活了将近三年，而且陈国国君对他招待的也不错。适逢晋楚争强，两个大国经常因为陈国不和自己一伙而将陈揍一顿。当时的吴国夫差当政，他在孙武、伍子胥一帮能臣强将的辅佐下，瞬间暴强，陈也经常被其寇边。陈国君臣左支右拙，坐守愁城。这是，孔子向陈国君主辞行说，“留在家里的学生不大听话，我得回去教教他们”（归与归与！吾党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迅速离开了陈国。
孔子旅居卫国时，卫灵公向他询问行军打仗的事，孔子赶紧推脱，“如何摆弄礼器的事我听说过，行军打仗我可没学说（俎豆之事吾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习礼”。
齐宣王曾希望孟子讲讲齐桓公、晋文公的故事，孟子一口回绝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孟子似乎忘了孔子的话，“微管仲，吾其披发右衽矣。”，而齐桓恰恰是管仲的领导。
滕文公，孟子的学生，更是孟子的铁杆粉丝。
滕文公：滕，是个小国，位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我该结盟于齐呢还是楚？
孟子：这个事，我也没什么好办法。你可以把护城河挖得深一点，城墙垒得高一点，与你的臣民死守吧。只要老百姓都听你的话，还可以一搏。
滕文公：“齐国人将在薛筑城，我很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孟子对曰：“古时候，古公檀父（太王）在豳，狄人入侵，太王就迁居到岐山脚下定居，这不是自动选择，也是没办法的事啊。要是一个君主能实行仁政，后世子孙肯定有称王的。有德的君子创立功业，传于子孙，正是为了能世代相传。至于成不成功，自有天命。您奈何得了齐人吗？只有努力实行仁政罢了。
滕文公向自己最崇拜的老师问了两个问题。孟子都不知所措，除了安慰之外，净说些没营养的话，没有拿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办法。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这句话听听就好，空谈礼义道德，足以亡国。
对于处于危险的人或国家来说，即刻便是永远。
汉朝叔孙通说得对，“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儒者确实有治国的本领，但他们更愿意做得是：别人打扫干净房间，然后请他们去开席。
所以，乱世别指望儒家。
变法
秦国的变法从公元前359年就开始了，但这时的商鞅仅仅是客卿，德望不足于服众，一切变法措施是由孝公推动的，商鞅在幕后出谋划策。直到公元前356年，商鞅入秦三年后，孝公正式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从此属于商君的时代正是开始。
经济基础觉得上层建筑。迅速增强的国家财力是变法赢得统治阶级支持、减轻变法阻力的有效手段。商鞅经过与秦国重臣甘龙、杜挚辩论，取得孝公支持后，秦国发布的第一道变法命令就是从经济领域开始，即“垦草令”——开垦荒地。
我国提出的改革开放，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央政府推进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变革，直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概念。
同理，秦国当政者发布的垦草令，也是围绕经济建设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
林剑鸣教授的著作《秦史稿》，对商鞅变法的内容进行了详实的介绍，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阅读一下原著，手头没有这部书的也可以将下面的内容看完，笔者认真抄袭了林教授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
“垦草令”的原文现已佚失，其内容不能确知。不过在《商君书》中的第二篇有《肯令》，这可能就是商鞅向孝公提出的方案。从中可以答题推知“垦草令”的内容。
林教授将商鞅在《肯令》中提出的20种开垦荒地的办法归纳为四个方面：
1、是实行封建制的租税制。朝廷计算农民收入的粮谷多少来征收地税，那么，国君的地税制度就统一了，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税制统一，有信用，百官就不敢作弊了。这种新形势的税收制度，对农业生产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
2、统一制度，整顿吏治。政治制度要统一，则官吏不敢胡作非为。商鞅还提出，对管理要求他们不许拖延政务。“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语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3、压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鼓励农业生产。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对商人一贯主张采取抑制政策，这政策的根源来自战国法家。商鞅提出，朝廷应禁止商人的买卖粮食活动。这样，商人就不能趁丰年、荒年粮价涨落之机，进行投机活动。又提出，“重关市之赋”，对商人多征赋税，压制商业活动，以便强迫更多的人参加农业生产。
4、实行愚民政策。商鞅主张，不能让农民掌握文化知识，使他们处于愚昧状态，只知道种地干活，国家就能安宁，荒地必垦。
再次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秦国在献公时代就实行过编造户籍什伍制度。商鞅在公元前356年，又公布了这样的法令：“令民为什伍”。表明献公一朝，这个制度贯彻的不够彻底，或者是由于旧势力的反对而遭到破坏。商鞅再次将全国人民编入户籍，且较孝公时更加严密：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其他四家就要连坐。秦国的“告奸”制度、乃至秦的军事制度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商君的强国之道，耕战而已。为了塑造秦国民众的好战精神、激发好战欲望，商鞅为秦国制定了严格且丰厚的军功建立制度和晋升体制。
奖励军功的办法是：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紧密关联的是爵制，商鞅在秦国原有官爵的基础了，对秦的爵制进行系统整理，并明确规定了二十等爵。根据爵位的高低不同，获得爵位者享有不等的特权，比如：得爵一级的就可以役使农奴性质的“庶子”一人。爵至九级五大夫就可坐食三百家的税收。七级公大夫，就可以得到同县令相等的待遇。若犯罪，爵高的可以用爵抵罪。还可以用爵位赎免亲属的奴隶身份。
与此同时，商鞅还制定了禁止私斗的刑罚条款。积极营造“民勇于公站，怯于私斗”的社会风俗。
奖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
制定严厉的法令。
以暴力推行新法。
进一步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
普遍实行县制。
迁都咸阳。
“初为赋”
统一度量衡。 如何评价商鞅变法
商鞅注定是中国历史上遭遇非议最多的人物之一，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世人评论集中的就是他主导的变法和他留下的著作《商君书》。议论的内容有关于改革本身的、有关于其道德品性的。非议者引经据典者有之、条理分析者有之、破口大骂者有之。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将人打到再踏上一只脚，令其万世不得翻身、身败名裂。这种事古已有之，今也不鲜。
商君不幸位列其中。
但也不乏赞誉者。尤其国运巨变，急需不世英雄扶大厦于将倾。比较鲜明的是王安石对商君的褒奖和清末民初时人对商君式人物的渴盼。
如何评价商鞅领导的这场变法，所处时代不同，所宗信仰不同，标准也就多变。但任何变革都是当时时势的反映、离不开本人所处时代、国家所面临的遭遇。
由此我想起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生在改革开发时期的人们对“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耳熟能详。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对改革开发问题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虽然三个有利于多属物质文明建设的内容，但这与当时的背景分不开的。改革开发发轫于文革动乱之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国力孱弱的局面是改革开放的初衷。
邓公的改革目的达到了。
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你我都能感受得到。虽然“先富没有带动后福”，我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虽然人们的物质欲求被启发的有些扭曲；虽然贪污腐化严重到我们不得不先治标再治本；虽然生态文明也作为一个重点词汇屡屡提起。但邓公开启的这场改革并没有停止，他的继承者正在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这应当属于在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就在改革中解决。
即便千年后，那时的人民也会回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高度评价邓小平这位伟人。
因此，评价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改革是否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写出了正确的答案。
商君做到了。
他在秦国启动的改革不仅改写了秦国的历史，更改写了整个中华史。
那些攻击商鞅、让商鞅为秦二世而亡负责，甚至为中华两千年的专制负责的人是愚蠢的。商鞅只属于他所处的时代，让他为顽劣、懒惰、昧于大势的后世当政者负责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商君书》也属于它所处的时代，有的著者言论见弃于当世而妄言“欲行其说于后世者”的人也是荒谬的。任何经典作品都有普世的一面，但这些内容都是因时而发。
商君和他的作品都契合了时代要求，并留益于后世。 从国家起源看性善还是性恶
人性，即人之本性，对人性的研究，咋看起来是很虚、很玄、很无聊、不食人间烟火的话题。但对人性的研究，是进行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单就如何建设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来说，不同的人性观点，就会有不同的路径指引。
人性是善还是恶？持有不同观点的哲学家，聚集在各自的旗帜下争吵了几千年，但直到今天，胜负好像还未分出。但，性善论的大旗好像举得稍高一点。毕竟，人们都希望人心是向善的，也喜欢和别人津津乐道“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有人错了错事，人们也会在性善的观点下给人开脱（比如：好人做了坏事）。尽管恶贯满盈之人不绝于史。
其实，中国哲学史上，性善或性恶的首倡者都是儒家大师，一个是孟子，另一个是荀子。
孟子：1、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2、http://恻隐之心，人皆有之；http://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http://是非之心，人皆有之。http://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http://恭敬之心，礼也；http://是非之心，智也。http://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以上皆引自《孟子·告子上》）
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伪也。（《荀子·性恶第二十三》）
法家代表人物很少谈论这个话题，不知道是不屑于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呢、还是政务繁忙，没空思考纯哲学领域的课题。
“趋利避害”——是法家人物不约而同的观点。不偏不倚，看似公正。
民之性：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第六》）
其实，“性恶”应当是法家看待人性的态度。
商鞅的国家起源理论、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都是在性恶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鞅的弱民理论、愚民观点、 “得奸”制度，也是在 “性恶”这棵大树上长出的枝丫丫。
商鞅认为，上古时代民众聚居在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当时的通行观点是“亲亲而爱私”。“亲亲”则产生“分”的思想，会出现“你的”和“我的”观念；“爱私”则对别人生出戒备心理。民族群居在一起，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故求有上也”，希望有人定分立制，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儒家所憧憬的社会里，君主都是散布鲜花和爱的慈祥长者。而法家眼里的君主则是维持秩序、定分止争的最高权威。因此，建立国家、设立制度，是民众在“性恶”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是在各方都恐惧毁灭的力量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人人相爱而友善、大公无私、都以利他为宗旨，就没有必要建立国家、设立制度来约束大家了，谁也不愿意头顶上多一个发号施令的老爷。
作家李剑宏在其著作《王权论》中说：“到了公元18世纪，西方开始盛行‘幽暗意识’，1787年，美国独立战争成功之后，当时的‘开国诸父’聚集在费城草拟宪法，他们提出的‘联邦论文’浓重地体现了这种‘幽暗意识’。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新建的国家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又对国家制度的建立怀着戒慎惕厉的现实感。例如撰写‘联邦论文’的汉密尔顿当时这样说：我们应该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无赖，他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意外，便无其他目的。而素有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孙则更认为：结党营私是人类的通性。他直截了当地说：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的最大侮辱，又是什么呢了？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内在的控制了。”
相隔了这么多年，西方的国家起源论与商鞅的国家起源观点是不是很相似？
愚民的不仅仅商鞅
一、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 泰伯第八》
二、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论语 阳货第十七》
三、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道德经 六十五章》
四、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民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处内别也。
——《管子 法禁》
五、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农也。
——《商君书 垦令》
六、民愚则易治也。
——《商君书 垦令》
商鞅的确是愚民政策的提倡者，并在改革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愚民措施如：禁诗书、贱学问、遗贤弃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一言、一教等等，不一而足。
民愚则易使，易使则不好犯上作乱。实行愚民政策是专制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就是愚民的历史。控制文化传播渠道，只允许符合统治者利益的精英人物发声、传播他们的著作，一旦有与统治阶级利益向抵触的思想出现，马上就纠集自己的文化仆从进行攻击，如果从思想上打不败，就从肉体上消灭。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哪怕仁君圣主对异己思想也没有允许去存在下去的“雅量”。
愚民主张，商鞅提了；孔子也提了，而且也都做了。商鞅的愚民上面已有列举；孔子做了什么，我只举出一例：诛杀少正卯。
少正卯是鲁国大夫，他与孔子都开办私学，招收学说。少正卯口才便给，把孔子的学生都给吸引过去了。荀子在其著作中以赞扬的口吻详细记录了这件事：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http://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http://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http://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http://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 ——《荀子·宥坐》
愚民政策，是封建统治者的主动选择，商鞅等作为其中的精英人物提倡愚民，当然应当得到批判，但将屎盆子都扣到他头上，说商鞅是中国专制社会愚民政策的根源，则有点言过其实了。
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则会发现愚民政策虽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颗肿瘤，但它确实存在过。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警惕后来者，防止愚民思想卷土从来，在精心编织的“民主”幌子下实行“愚民”的旧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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