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中只看好春光——中国的轿子
———————————内容源自互联网，侵删轿子在我国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轿子的原始雏形产生千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初期。《尚书·益稷》中有一句话:“予乘四载，随山刊木。”这是大禹自述其治水经过时讲的。后人解释，这四载是：“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欙 。”(《史记·夏本纪》) 这个 “欙”（雷），就是最原始的轿子。它倒底是什么样子，有的古文献说:“山行即桥”(《史记·河渠书》)，这是由于欙是过山之用，负在一前一后两个人肩上，远望过去“状如桥中空离地也”(《癸已类稿·轿释名》)，所以，在上古时，轿、桥二字相通。而它的具体形状目前还无从可考。
1978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陪葬坑中，出土了三乘木质肩舆，有屋顶式和伞顶式两种制式。其中一件经复原后还可以看出原来面貌:它是由底座、边框、立柱、栏杆、顶盖轿杆和抬杠几部分组成。底座呈长方形，顶盖如同四面起坡的房顶形式，轿身原应围以帷幔 ; 轿前开有小门，供乘者出入; 轿杆捆绑在底部边框上，和以后轿杆固定于轿身中部的制式不同。这是目前己发现存世最早的轿子的实物。从它比较完备的结构来看当时制造轿子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在它之前，必然还应有一段发展完善的过程。由此可以推断，轿子起源于夏朝初期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一般认为，轿子是在古代车子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中华民族造车的历史更早。《淮南子·说山》一书记述:“见飞蓬转而知为车。”古代人们从自然物的滚动中得到启示: 圆形的物体在平面上移动要比其他形状的物体迅速得多。于是古代人们学会了采用在重物之下排垫圆木的方式来搬运东西，这有河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为证。到仰韶文化的晚期，人们已经用轮制技术来制造陶器，想必当时的工匠也会尝试制做车轮的。车辆的伟大发明，使中华民族在克服平原地区的交通障碍方面取得了成功。当远古先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经常“迁徙往来无常处”的时候，车子给了他们多么大的便利啊! 不仅如此，以车子的伟大发明为先导，我国的上古无先民陆续发明了适用于不同自然环境的多种交通工具。大禹“乘四载”，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纪》)。他使用了各种交通工具，轿子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轿子曾流行于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历代相袭。因时代、地区、形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如肩舆、檐子、兜子、眠轿、暖轿等。现代人所熟悉的轿子多系明、清以来沿袭使用的暖轿，又称帷轿。木制长方形框架，于中部固定在两根具有韧性的细圆木轿杆上。轿底用木板封闭，上放可坐单人或双人的靠背坐箱。轿顶及左、右、后 3侧以帷帐封好，前设可掀动的轿帘，两侧轿帷多留小窗，另备窗帘。历代统治阶级都曾制定过轿子的形制等级，体现在轿子的大小、帷帐用料质地的好坏和轿夫的人数等方面。民间所用的轿子分素帷小轿和花轿两种。前者系一般妇女出门所用之物，后者则专用于婚嫁迎娶。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素帷小轿、花轿都被旅游业启用。花轿多设置在旅游点，与中国帝王传统的结婚礼服——凤冠、霞帔配合，用来接待中外游客，举行中国古代婚礼仪式，或用作拍照道具。素帷小轿则作为江浙山区的一种民俗交通工具，用来迎送中外游客。由柳洪平创建。轿子也是老北京的传统交通工具之一。二人抬的称“二人小轿”，四人抬的称“四人小轿”；八人以上抬的则称之为大轿，如“八抬大轿”等等。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下，轿子和其它事物一样，在使用上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违规则要受罚。历代史书对此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记载。《明史》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隆庆二年，应城伯孙文栋违例乘轿被告发，立刻被罚停俸禄。《清史稿》亦载：“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止。”官员需按例，百姓有钱也不得逾制。当今社会对乘车也有限制，但只是管官不管民。
轿子，在种类上，有官轿、民轿、喜轿、魂轿等不同；在使用上，有走平道与山路的区别；在用材上，有木、竹、藤等之分；在方式上，有人抬的和牲口抬的，如骆驼驮的“驼轿”，元代皇帝还坐过“象轿”。“骡驮轿”，是“骡抬轿”的讹音，是清末民初流行过一阵的交通工具。轿子是用二匹骡子前后抬着。轿杆固定在骡背鞍子上。轿夫跟着边走边吆喝。轿内坐人，大轿可坐3-4人。轿外夏包苇席或蒙纱，冬季则是棉围子。骡驮轿多用于山区或乡间崎岖小路。(一)两人小轿：在图中最常见，轿呈方形，前后各一人抬，是最方便的代步工具。(二)驮轿或骡轿：轿呈长方形，比小轿宽敞，前、后各用一匹骡子拉，前方有一人牵马。(三)四人抬花轿：图中有迎娶的花轿行列，轿上扎彩绸，四个人抬轿，轿子左右各两女郎，花轿前一人撑大圆伞，伞前是六人乐队。(四)肩扛轿：图中运石车附近，有一出巡官员，乘坐一人轿，由四人抬著，像是一把椅子，用两根杆子架起来。也类似现代民间神明坐的轿子。特殊的（五）轿子不光用来抬活人，死人的棺材也要用轿子来抬。（这一重要的风俗在华北的许多县或乡村仍被完整地保留着，我的家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人出于对传统民俗的由衷热爱，以及对先前编辑词条者个人经历局限性的考虑，认为补充完整这一重要词条十分必要）我所说的这种轿子，一般由前16，后16共32条大汉来抬，轿体前后长约10米，轿身前后长约3米，宽约1.8米，轿身通体以大红绣花绒布遮掩，花纹常见的有八仙图或龙凤图，轿顶一般绣两条大龙，上罩麻绳大网，轿顶中部一般装饰有一顶黄漆木质炼丹炉，炉子大小依实际情况而定，与轿身整体协调为标准。轿身横穿两根竹条编成的长杆（这两条杆各自约有10米长）用来抬起轿身，轿身前部两条长杆露出的部分的末端又以一根粗木梁相连接（木梁与轿身等宽），粗木梁的中部又有一孔，此孔中贯一钢筋，用以连接下部的抬轿支架，前部最终留16个抬轿点，后部与前部设置相同。前部两杆露出的部分各吊一龙头，后部两杆露出的部分各装一龙尾，两杆露出的部分又罩以龙鳞纹，轿身以大红为主色（抬杆全部漆红）白色基本上不用，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死俱大事”的思想。除32人抬轿外，另有一人敲锣，指挥队伍行进或暂停休息，抬轿的队伍穿着整齐，往往还自编号子，用来股劲或踩点。
在封建王朝时代，皇帝是天子，是龙的化身，凤的化身，至尊至贵。因此，皇帝御用交通工具，豪华气派，十分讲究。从西周以来，国王或皇帝乘坐的车马船轿形成一套繁琐而严密的规制，历代相沿，大同小异，故知一朝而可通全古，所谓“尝鼎一脔”是也。在这里仅以清代为例，略作介绍。据《清史稿·舆服志》记载，清代皇帝乘坐的车轿有“五辇”、“五辂”、“三舆”之说。清前期，玉辂、大辂、大马辇、小马辇、香步辇，并称“五辇”。“辇”字的本义，是指古时用人力拉的车；秦汉以后，成为对皇帝皇后所乘车的专门称谓。“五辇”就是清前期皇帝皇后乘坐的五种规格样式不同的车。此外，还有凉步辇、大仪轿、大轿、明轿、折合明轿等御用交通工具。乾隆八年（1743年），改大辂为金辂，改大马辇为象辂，改小马辇为革辂，改香步辇为木辂，玉辂仍旧，遂有“五辂”之称。“辂”字，本指安在车辕上供人牵拉的横木，也是古时一种大车的名称。这里的“五辂”是指五种车。此外，乾隆间又更造玉辇，改凉步辇为金辇，是为二辇；又定大仪轿为礼舆，改折合明轿为轻步舆，定大轿为步舆，合称“三舆”。“舆”字，本指车厢，也就是指车。又转义为轿，所以轿又称肩舆。这里的“三舆”是指三种轿子。乾隆以后，清朝帝后的御用交通工具主要就是“五辂”、“二辇”、“三舆”。这些御用车轿，前期由左所掌管，于大朝之日，陈设于太和门东。乾隆以后，改由銮仪卫衙门经管，遇大朝会，“五辂”停放在午门外，“三舆”置备于太和门外。不同时节到不同地方举行祭祀典礼时，皇帝也按礼仪乘坐不同的车轿。例如，乾隆七年（1742年）定，皇帝亲自举行大祀典礼时，出宫都乘舆，至太和门改乘辇。礼毕还宫，仍备舆。皇帝到天坛祭天（南郊），要乘玉辇；到地坛（北郊）、太庙、社稷坛亲祭，要乘金辇；到日坛、月坛、山川坛（先农坛）亲祭，要乘礼舆。外出巡视行幸，要用轻步舆。一般出入则用步舆。关于清代皇帝出行乘坐的皇帝玉辂、金辂、象辂、木辂、革辂、玉辇、金辇、礼舆、轻步舆、步舆和皇后、皇太后乘坐凤舆、仪舆、凤车、仪车以及皇贵妃、贵妃、妃嫔等乘坐的翟舆、仪舆、翟车、仪车等具体样式、尺寸、装饰、特点等等，《清史稿·舆服志》记载得至详至细，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但是，有关这些御用车轿的主要差别，似乎有必要说一说。皇帝的玉阁是最讲究最华贵的一种御车，多用青缎装饰是其显著特点，由一头大象牵拉。金辂，亦驾象一，黄缎装饰是其重要特征。象辂，多红色为其醒目之处，三辕，服马四，骖马六，在马拉御车中是规格最高的一种。木辂，黑缎装饰为主，三辕，服马二，骖马四，规格逊于象辂。革辂，白色为其色彩主调，辕二，服马一，骖马三，又次于木辂。玉辇，是最豪华的一种轿，色彩主调为青色，四辕，内二辕长3丈余，外二辕长不足3丈，由36人抬行。金辇，色彩主调为黄色，四辕，内二辕长2丈8尺，外二辕短2尺，用28人抬行。礼舆，楠木质，双层穹盖，上层八角形，下层四角形，垂檐、帏幔为黄缎，左右开窗，夏用蓝纱，冬用玻璃，直辕二根，大横杆二，小横杆四，用16人抬行。轻步舆，没有帏幔，辕、横杆略同礼舆，亦由16人抬行。步舆，较轻步舆更为俭素，16人抬行。皇后的轿辇形体与皇帝的礼舆相似而略小，色彩主调为黄色，四柱、座椅、辕杆、抚式等多绘金凤，16人抬行。仪舆，比凤舆矮小，明黄色为色彩主调，图案金凤彩凤，8人抬行。凤车，形制如凤舆，但是车非轿，由一马驾辕。仪车，较凤车简而小，一马驾辕。皇太后的舆车，制同皇后，惟绘绣图案中加龙，以示区别，所以皇太后的舆车又称“龙凤舆”、“龙凤车”。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旬大寿，乾隆帝奉陪其母由畅春园回宫时，皇太后乘坐金辇，上有明黄缎上精心绣制的篆文“寿”字，有28人牵拉。皇太后七旬、八旬圣寿时，均御此辇自畅春园入宫。这辆金辇被命名为“万寿辇”。至于皇贵妃、贵妃、妃嫔们乘坐的翟舆、仪舆、翟车、仪车，比皇后、皇太后的凤舆、仪舆、凤车、仪车档次就更低了。
花轿，也叫喜轿，是传统中式婚礼上使用的特殊轿子。一般装饰华丽，以红色来显示喜庆吉利，因此俗称大红花轿。晋六朝盛行肩舆，即用人抬的轿子。到后唐五代，始有“轿”之名。北宋时，轿子只供皇室使用。宋高宗赵构南渡临安（今杭州）时，废除乘轿的有关禁令，自此轿子发展到民间，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并日益普及。南宋孝宗皇帝为皇后制造了一种“龙肩舆”，上面装饰着四条走龙，用朱红漆的藤子编成坐椅、踏子和门窗，内有红罗茵褥、软屏夹幔，外有围幛和门帘、窗帘。这是最早的“彩舆”（即花轿）。把轿子运用到娶亲上，最早见于宋代，后来才渐渐成为民俗。那时，待嫁的女方在家里打扮停当，凌晨，男方就会派来迎亲的鲜艳的大花轿，这叫“赶时辰”。据说当天如有几家同时娶亲，谁赶的时间早，将来谁就会幸福美满。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娶嫁篇》里有这方面的记述。这一习俗，在现在的泰安市宁阳县沿汶河一带的村庄还十分盛行。古代花轿的种类及样式繁多，因各地的习俗、贫富及主人的身份而略有不同。普通人娶亲用的一般是二人抬的花轿，罩轿子的帷子都选用大红色的彩绸，并绣有富贵花卉、 丹凤朝阳和百子图等吉祥图案，缀以金、银色，以烘托热闹喜庆气氛。家境富贵之户常用四人抬的大花轿，轿子的装扮与二人抬的相差无异。到清朝末年，在当时的上海等大城市，许多女子已不肯坐花轿，改用马车等车辆了。民国初期，由于从日本输入的人力车（俗称黄包车）比较轻便快捷，遂在民间广为使用，轿子逐渐被取代。花轿有“硬衣式”和“软衣式”两种。硬衣式指花轿的全身都是木制结构，造型类似四方四角出檐的宝塔顶形。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比较流行。软衣式花轿流行于我国的北方地区。它是在轿框的四周罩以红色的绫罗帷幕，这些红色的帷幕就叫做轿帏。花轿的主要用途是接新娘到丈夫家举行婚礼。新郎如果去迎亲，多为骑马伴随，有时也可乘坐蓝、绿甚至红色的小轿子跟随。但因为婚礼尚未举行，传统上新郎新娘这时候不会同乘一轿。花轿多为4人抬，有的时候加2人替换，或者在前后打伞、放鞭炮等。在新娘娘家起轿、新郎家下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有关的民俗仪式；但具体情况则因地域而不同。去娘家的路上，花轿一般不可以空着，而是坐一名男孩，称为压轿孩。传统上，只有初嫁女子可坐花轿，寡妇再嫁最多是在普通子上扎些彩布或纸，称为彩轿。至于纳妾，有些地方可以坐花轿，有些地方不能坐轿或者坐其他的轿。但总的来说，旧时女性一生最多只坐一次花轿，因此是很有特殊意义的经历。
一说此风源起于唐代北方士族违禁偷娶活动。东汉魏晋以来，士族大姓自恃门第高贵，儿女婚事一直在小圈子内进行，耻与异姓结亲。其中最称显贵而顽固的，要推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与博陵崔氏、陇西与赵郡李氏这七大望族。唐元稹《会真记》述张生向崔莺莺求婚，崔母自矜博陵望族而瞧不起对方门第，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唐高宗时，出身寒族的李义府官居宰相，欲为儿子在这七大望姓中娶个媳妇，竟到处碰壁。李相为此怀怨，便劝说皇帝下诏，禁止这七姓子女互相通婚。同时又派人重修《氏族志》，规定不论门第，凡得官五品者皆属士流。从此这七大高门自为婚姻以保持“血统”的门路断绝了。然而这些望族人家不甘受此束缚，照样偷偷地议婚论娶，只因不敢公然冒犯天子诏令，便取消了车马送亲、却扇吹奏等一应公开热闹的排场，改为天黑后弄一乘花纱遮蔽的“檐子”，把新娘抬到男家结婚。对此，唐高宗和唐文宗又追颁过禁止乘坐“檐子”的诏令，以免这些人家瞒天过海，但都有效一时，风头过后，又见卷土重来。中唐以后，“檐子”迎亲居然成了一种有身分的标志，连七姓之外的士流人家亦有贪慕虚荣而学样的。迨至宋朝，前朝禁令一概废除，“檐子”送嫁转为公开，又嫌其简陋，遂刻意装饰，俗称“花檐子”，日后再流变为花轿。从此，“花檐子”或花轿代表某种社会身分的观念深入人心，似乎非如此不能得到舆论的认同和尊重，而诸如纳妾收房、寡妇再嫁等婚姻活动不得乘坐花轿的禁忌，也由此衍生。一说此风源自北宋理学家程颐对传统送嫁婚仪的改革。相传古代婚俗中，大夫以上嫁女有“反马”规矩，即女方用车马把新娘送至夫家，小夫妻过上一段日子(通常不少于三个月)后，倘相处和睦，夫家便留下车子，送还其马，叫“反(通返)马”。如果两人合不来，或因其他缘故导致婚姻难以维持，新娘便骑乘自家的马返归娘家，或等夫家甘言求和，或竟从此不回夫家，准备离异。这种风气，自先秦传至唐宋，可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嫁妇女的举止还是有一定自由的。程颐和其兄程颢并称“二程”，都是理学宗师，认为婚姻当以终身夫妇才合“天理”，反对男子再娶女子再嫁。程颐晚年时，家里出了两件事，先是甥女出嫁未几，夫妻失和，骑马返归娘家；接着又是侄媳妇因丈夫暴卒，也骑着马一去不归，不久便改嫁他人。程颐受此刺激，一病不起，死前留下遗嘱：今后程家送嫁女儿，一概不用车马，男方须用“檐子”来迎娶，断绝“反马”之习；反之，程家娶亲，也照此办理，以此确保既嫁女子“从一而终”。程颐死后十多年，金兵内侵，中原骚乱，程家从洛阳迁居池阳，其后一直恪守祖训，所生女子，出嫁时一律坐“檐子”，夫死不归，“守节”终身。随着理学在南宋的兴盛，这种“从一而终”的观念渐为社会接受，“檐子”取代车马的迎亲习俗亦流行起来。其后果，一方面是嫁出的女子从此失去返归娘家的自由，另一方面她们在夫家的地位也有所巩固，俗谓“我是被你们家用花轿抬过来的”抗辩自卫之辞，就是以这种迎娶礼节为根据的。还有一说，称此风源起宋高宗赵构的一场历险：宋室南渡之初，高宗往宁波流窜，途中遭金军拦截，冲出包围后，人已落单，惶恐间又被一片湖水挡住去路。眼看追兵将到，高宗准备投湖自尽。正巧，有个乡村姑娘在湖边浣纱，指着湖水对他说：“这里水浅，相公快快下去，只管仰起鼻孔透气，我自有办法搭救。”高宗依言下湖，待湖水没至颈部，把头仰起露出鼻孔在水面上吸气。那村姑旋将手上的白纱迎风一抖，撒向湖面，飘飘洒洒，正好把他全遮住了。金兵冲到湖边，四望不见高宗身影，喝问村姑是否见过高宗，村姑伸手胡乱指了一个方向，称高宗已经逃跑。金兵立即调转马头，朝着姑娘所指疾奔而去。待金兵走远，姑娘收起白纱，把高宗搀上岸来，带他回家去换了衣服，并找船将其送到对岸。时隔两年，宋高宗在临安(今杭州)站稳脚跟。随后便传旨宁波府，要求寻访那个有“救驾”大功的村姑，结果无人出头领功。高宗特下圣旨一道：今后凡是宁波女子出嫁，特许乘坐四人抬杠的轿子。四抬轿子正好是皇后所坐八抬鸾驾的一半规格，所以宁波人以后一直自夸他们的花轿是“半副鸾驾”。后来其他地方的人也学了样，这个风俗就此传了下来。所以迄今还有一些老辈人管新娘乘坐的花轿叫“四明轿子”，这是因为宁波别称“四明”的缘故。上述诸说，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史料印证，但都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缺乏确凿的文字记载。所以，新娘出嫁必坐花轿的真正原因，依旧是个待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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