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前含笑弄明珰——镜的起源
———————————内容源自互联网，侵删中国奴隶制社会初期正处青铜器时代，人们在长期的青铜冶铸实践中，认识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 系，并能人工的控制铜、锡、铅配比。古书《考工记》中记载“金有六齐”，即合金的六种配比。其中最后一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就是制作铜镜用的配比。“鉴”即是镜，含锡较高，是因为铜镜磨出光亮的表面和银白色泽，还需要有铸造性能以保证花纹细致。 上古的镜，就是大盆的意思，它的名字叫监。《说文》中说：“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在三代之初，监都是用瓦制成的，所以古代的监字是没有金字旁的。到商代初年的时候，开始铸造铜鉴，后来鉴字也有了金字偏旁。商周时期，虽然有铜鉴，但是瓦鉴依然通行。到秦朝时期，才开始铸造铜镜，因为镜的适用优于鉴的方面很多，所以到秦以后，再不用水作鉴了。秦汉以后，镜的使用更加广泛，镜的制作也更加精良。它的质料包括金、银、铜、铁等，以铜最为多，也有镀金银的、背面包金银的、或镶嵌金银丝的。隋唐以来，还有带柄的、四方的，各种花纹应有尽有。直到明代末期，开始有以玻璃为镜子的。清代乾隆以后，玻璃开始大兴于民间。直至民国初年，少数边远地区还有以铜为镜子的。嫫母，又名丑女。5000年前，黄帝为了制止部落“抢婚”事件，专门挑选了品德贤淑，性情温柔，面貌丑陋的丑女(封号嫫母)作为自己第四妻室。黄帝还说：“重美貌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5000年前，黄帝战蚩尤，降神农，平息了战争，统一了三大部落，结束了野蛮时代，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才刚刚开始。制衣冠，造舟车，梳妆打扮也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那时；先民们为了整理自己的蓬头垢面，经常面对一盆水，或者站在平静的河边、水边，整理一番。所以，古籍书上记载，把这种“照镜”子，叫“鉴于水”。那么，这与嫫母有什么关系呢?相传，人类使用第一面镜子就是嫫母发现制作。那时，黄帝宫里人经常站在水边映照自己的脸面，梳妆打扮。嫫母觉得自己长的丑，轻易不去水边梳妆打扮自己，每逢节日也不随便抛头露面。整天只知道在黄帝身边干活儿。有一次，彤鱼氏叫嫫母和她一起上山挖石板，嫫母二话没说，就随同彤鱼氏叫嫫母和她一起上山去了。嫫母气力大，挖石板比别的女人都快。不到半天就挖了二十多块。这时，太阳正当中午，阳光普射大地。嫫母突然发现石头堆里有一块明光闪闪的石片，阳光一照非常刺眼。嫫母弯腰用手轻轻从地里刨出来，拿在手中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怪物，自己丑陋的面孔全照在这块石片上。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她悄悄把这块石片藏在身上，回到黄帝宫里对任何人也没有讲这件事。她乘周围无人，又把石片取出来，发现石片的平面凹凸不平。照映在上面的面孔怪模怪样。嫫母到制作石刀、石斧的厂房，找了一块磨石，把石片压在上边反复摩擦，不大工夫，石片表面上全部磨平了。她用来一照，比刚才清晰多了。只是自己的面貌还是那样丑。她又磨了一阵子，拿起来再一照，自己仍然很丑。嫫母自言自语的叹息说：“看来面丑不能怪石片（镜子）。”从此以后，嫫母再也不去河边、水边去梳妆打扮了。每天早上起来，照着石片，收拾打扮一下自己，用后又悄悄藏起来。时间一长，嫫母也大意了。有一次嫫母帮助彤鱼氏在石板上烧肉，因火力过大，石板被烧炸了，飞起一块碎石渣，打破了嫫母的脸，血流不止。嫫母赶忙回去，拿出石片，照着自己脸上贴药。谁知，黄帝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轻手轻脚走到嫫母身后，发现嫫母一手拿着什么东西照着自己，一手向脸上贴药。黄帝走向嫫母身后，头贴近嫫母的肩膀，刚要仔细观看，不料，嫫母惊呼一声！她发现石片上出现了黄帝面孔。扭头一看，才知黄帝站在她的身后。黄帝问嫫母：“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老实忠厚的嫫母，一听黄帝问话，知道此事绝不能哄骗黄帝，噗嗵一声跪在黄帝面前。嫫母把发现这块能照人的石片，从头至尾向黄帝诉说了一遍，恳求黄帝宽恕她。黄帝听罢，哈哈大笑，双手搀起嫫母说：“这是你一大发现，你不但没错，还立了一大功！”黄帝说罢，立刻叫来嫘祖，方雷氏，彤鱼氏，把嫫母这块能照见人面孔的石片拿出来，叫她三位妻室见识一番。嫘祖笑着说：“黄帝，怪不得很长时间不见嫫母去水边梳妆打扮，原来她有这个照人宝物。”彤鱼氏紧接着说：“黄帝，这个发现应该给嫫母妹妹记一功！”黄帝兴奋地说：“当然要记一功！”人类使用镜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此就开始了。难怪，有一本《物原》古书上说：“轩辕作镜”。《轩辕内传》这本书上也说：“帝会王母，铸镜十二，随用而用。”《述异》这本书上也说：“饶州旧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人类发明了铁镜和铜镜。4000年前，埃及出了古铜镜。随后中国也出土了青铜镜。秦汉以后，中国铜镜制造水平已闻名中外。铜镜不仅是梳妆、整容的用具，而且是造型优美的工艺品。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这句话还是不少现代人的警句。中国古代铜镜最早见于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直至清末民初玻璃镜大量使用后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古代铜镜除了作为照面饰容的工具之外，更浓缩着文化，见证着历史。南宋湖州铜镜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后高宗即位，南渡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由于南宋偏安江南，大量人口南迁，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丝织、制瓷、印刷、冶炼、造纸等手工业行业也得到空前发展，不仅规模扩大，技术也超过前代。其中，湖州、饶州、临安府等地所产的铜镜也闻名全国，而湖州铜镜更是堪称翘楚。南宋铜镜有官府铸造的，也有私家作坊所铸。以浙江发现的铜镜而论，前者如“湖州铸鉴局”造，“临安府小作院临造官王宝”镜，“婺州官铸造监”等。后者以湖州镜发现最多，此外还有“杭州真石大叔青铜照子”、“越州徐家铜照子”、“婺 州承父李口二郎炼铜照子”等。从纪年墓出土南宋铜镜看，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南宋湖州镜几乎都没有花纹，仅在镜背刻铸作坊主姓名等内容。这种招牌式的镜铭，是南宋私家铸镜的特点。形状有方形、圆形、心形、葵花形和带柄葵花形。早期质地比较厚实，如诸暨发现一枚“湖州真石念二叔照子”，直径达28．5厘米。南宋湖州镜，从镜铭中看，以一家姓石的人家做得最多。镜铭中有石家、石小二哥、石二郎、石三、石十郎、石十二郎、石十三郎、石十五郎、石十五叔、石十八郎、石念二郎、石念二叔、石念四郎、石家念五郎、石三十郎、石四十郎、石六十郎等。此外，湖州还有李家、徐家、蒋家、石道人等所作铜镜。宋代男子称某某郎，妇女称某某娘，前面的数字则是同宗同辈按长幼排行的次序。湖州石家铸镜多为子继父业，世代传艺，不仅从以上诸多的石家名号中可以看出，四川温江发现“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萧山发现“湖州石十五郎男四十郎炼铜照子”，武义曾发现“湖州承父石家十二郎照子”等，从镜铭中更能找到实例。可能当时也有仿冒名牌店铺的行为，所以在铜镜上往往又加铸“真”或“真正”的字样，有的还标明价格。如“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由此可知，南宋湖州镜是按重量计价的。从南宋湖州镜背面刻铸铭文看，其时对铜镜的称谓不一，或称“镜”，或称“监子”，或“镜子”、“照子”并称，而大多称“照子”。这是因宋人避讳甚严，赵匡胤之祖名“敬”，为避“镜”讳，改为“监子”或“照子”。其间，南宋绍兴三十二（1162年）朝廷规定“敬”字不避讳，而绍熙元年（1190年）重新颁布应避讳，如此，凡是铸刻“镜子”字样，或既铸“镜子”，又铸“照子”字样的湖州镜，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产品。南宋湖州石家铸镜的作坊应当在湖州仪凤桥附近，有三枚镜子铭文可资佐证：“湖州低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湖州仪凤桥南石三郎青铜镜，门前银牌为号”。据嘉泰《吴兴志》载，仪凤桥在当时为闹市区，桥造得很考究。1956年曾在桥边河床泥土里找到许多铜渣屑，可能即与古代铸镜有关。湖州镜产量很高，销路甚广。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也发现有湖州镜。北方发现的湖州镜，有可能是金兵掳掠江南财物时抢去的。
明清时期，湖州镜再度崛起。最知名者薛氏。”明代《乌程县志》也说“湖之薛镜驰名。薛，杭人，而业于湖。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明代湖州镜多以东汉铜镜翻砂铸成。如金华出土一枚明代翻砂东汉车马画像镜，其上加铸“薛家造”三字；一枚翻砂西汉四乳四螭镜，其上加铸“薛店包换青铜镜”；一枚翻砂东汉八乳八禽规矩镜，其上加铸“石泉春泉记”等。从出土实物看，尚未发现有明人取古镜中刻明代年号的实例，而翻铸古镜的实例则很多。除了这些仿汉镜，也有在镜上饰以龙纹和表示吉祥的图案语句，常见的有“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福寿双全”、“百寿团圆”、“三元及第”等。湖州薛氏作镜数量最多、质地最好的是薛惠公所造。从出土实物看，以方形镜居多，镜背铸四言铭文，并落款，如：“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湖州薛惠公造。”“如日之精，如月之明，水天一色，犀照群伦。苕溪薛惠公造。”宋代崇尚古物，仿古之风盛行。“上仿制以崇古，下便伪造以图利。”铜镜的铸造者们正是利用人们崇尚古物的心理，仿制了相当数量的汉唐铜镜。宋仿汉的铜镜主要有：规矩纹镜、见日之光镜、昭明镜、清白镜、人物画像镜，宋仿唐的铜镜主要有：花鸟镜、双凤镜、瑞花镜、八卦镜。宋代仿制铜镜着重模仿纹饰，铜镜风格仍是本朝的特点。汉唐铜镜由于合金的原因，表面银白闪亮，而宋仿古镜铜质较软，表面发黄、滞暗无光，这是由于宋镜含锡量少，宋镜质软也使得镜子不易破碎。有的出土宋镜，受击扭曲变形都不碎。就是这个原因，这与脆硬的汉唐铜镜铜质，形成鲜明反差。
在清代中后期，从外国输入的镀水银玻璃镜逐渐普及，铜镜便不再是实用器而成为一种工艺品。仿古铜镜的制作则有较大的增长。铜质：明代铜镜多为黄中闪白的黄铜质，清代镜多为黄中闪黄的黄铜质(含锡量约为5.1%，含铅量约为8.57%，含锌量为27%一23%)。形制：明清铜镜的数量多，多用银锭纽，镜体较厚，直径也较大，明代铜镜的器形多用宋代铜镜的式样。明清仿历代古镜，有宫廷仿和民间仿之别。明廷御用监、清廷造办处都是为了满足宫廷服饰器用需要而设立的。宫廷仿制古铜是为了后宫使用、赏玩，并非是一种文化复制行为，以追求工艺精巧，纹饰华美为特色，作旧(黑地子)也很好;有的还配上硬木镜盒或镜架、镜套，非常华贵。民间仿历代古镜是出于商业目的，是制作假古董。所仿镜式当以历代名镜为主。仿战国镜有日光镜、昭明镜、规矩镜、盘龙镜、龙虎镜、双风镜、画像镜、蟠螭镜;仿唐镜有海兽葡萄镜、花鸟镜、十二辰镜;仿宋金镜有人物故事镜、湖州镜、双鱼镜、铭文镜。纹饰种类不算多，镜缘直齐，棱角分明，也比宋元镜厚;为多见银锭纽，纽顶发平，平顶上有铸铭;黑地于作旧，没有黑漆古亮。纹饰：以龙凤、鹿、花草、人物，新出纹饰有八宝纹和杂宝纹。铭文：明代铜镜重铭文，有一类铭文悉如宋镜，语铭则多见“金玉满堂”、“鸾凤呈祥”、“长命富贵”、“状元及第”、“五子登科”等。有的则铸于镜纽上。商标铭记最后一字常用“造”、“铸造”、“记”、“置”、“办”等。还有太监铭等。
宋代就有了带柄镜，所以……从宋代开始，湖州就以制镜颇佳闻名于世，成为全国的制镜中心。当时湖州镜以石家制为优。薛家是铸镜世家，明清时期，以所做铜镜铸造精良、品质上乘而声名远播，而薛惠公更是薛家之登峰造极者。薛惠公，名晋候，字惠公，清乾隆时人，以铸镜素有佳名。据说他本是杭州人，因为湖州水好，故迁居此地铸镜，并开有一家薛惠公老店。其所制镜形式多样，当地传世镜中质量较高者大多都有“薛惠公”的名号。
唐代诗中的镜文化在浩瀚的《全唐诗》五万余首诗中，涉及“镜”、“鉴”的诗篇竟达两千余首，从皇帝到平民，从各类官员到文人寒士，从儒家诗人到佛道诗人，均对铜镜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许多大诗人更是借镜之题抒发出对人世间的种种感悟。例如：白居易竟有咏镜诗89篇之多，李白有咏镜诗80余篇，杜甫29篇，元稹42篇，孟郊44篇，刘禹锡35篇，杜牧26篇，李商隐21篇，贾岛12篇，等等。咏镜内容包含了政治、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贾岛有一句诗直接将诗与镜结合了起来：“新诗不觉千回咏，古镜曾经几度磨。”说的是铜镜要经常打磨，才能继续使用；新诗要反复咏唱，甚至吟咏千百遍，才能成为精品。两者的道理是如出一辙的。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铜镜在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顶峰时期。首先，铜镜的铸造工艺更加精密，冶炼次数不断增加，出现了百炼镜；其次，铜镜的造型更加多样化，除了以往的方形、圆形，又出现了菱花、葵花和亚字形的多种造型。纹饰也不再仅限于汉以来的神人、怪兽，而是更贴近人类生活的花草蜂蝶、象征爱情的鸳鸯、象征长寿的仙鹤、报喜的喜鹊和人物故事等。铜镜的铭文更趋向诗词风味。所有这些都是人本主义的发展结果，是向世俗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在唐代诗镜文化中，最突出的是镜文化的延伸部分。这是延续了自古以来的“格物致理”传统，给镜文化带来了更加深刻的内涵。由于涉及面极广，本文不可能全面进行阐述，只从三个方面略述一二。
关于三鉴
唐太宗关于三鉴的论述对整个唐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三鉴是：“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唐太宗将其以史为鉴的思想落实在治国立法的实践当中，并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亲自撰写了《帝范》和《金镜》，为后人立了一面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镜子。150余年后，大诗人白居易有感于唐玄宗大搞千秋节和颁赠千秋镜等活动，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愤然写诗以警示当朝及后人，诗曰：“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诗中暗指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玄宗不但不引以为鉴，反而将其革职外用。而扬州百炼铜指的便是江心镜和千秋镜，都是出自扬州贡镜。
以史为鉴的唐诗在《全唐诗》中多有表现，如李白《商山四皓》：“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刘威《三闾大夫》：“三闾一去湘山老，烟水悠悠痛古今。青史已书殷鉴在，词入劳咏楚江深。”在唐诗中有很多篇提到“殷鉴”，殷鉴指的是《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原意为告诫殷人子孙，以夏灭亡为鉴，后成为以史为鉴的代称。
另外，唐诗中以五侯专权为史鉴的作品也很多，如秦韬玉的《读五侯传》：“汉亡金镜道将衰，便有奸臣竞佐时。专国只夸兄弟贵，举家谁念子孙危。后宫得宠人争附，前殿陈诚帝不疑。朱紫盈门自称贵，可嗟区宇尽疮痍。”五侯指的是西汉末年成帝时，外戚以成帝母王太后的关系把持朝政，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五兄弟同时被封侯，时称五侯。唐玄宗以后，外戚和宦官逐渐当道，于是诗人以历史上的五侯专权为鉴，以告诫时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史为鉴的例子。
文衡之鉴
唐代的文人达士常常把铜镜看成是一种法定的衡器，称为衡镜。除此之外，铜镜还有如心镜、朗鉴、明镜、宝镜、吏部镜、藻镜和文镜等等称号，大体与衡镜相同或相似。这些都与唐代科举考试相关，也是文坛和诗坛中的专用词汇。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知识分子有“格物致理”的传统，善于从万物中探寻人生的哲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许多文献以镜的映照功能来阐述深奥的道理，如孔子、老子、庄子等对此均有论述。郭象在注《庄子》时曰：“鉴，镜也。鉴物无私，故人美之。今夫鉴者，岂知鉴而鉴邪？考而可鉴，则人谓之鉴耳。”“夫鉴之可喜由情，不问知与不知，闻与不闻，来即鉴之，故终无已。”至魏晋时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中云：“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初唐时，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宝箴》指出：“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由此可见，以镜为衡器之说由来已久。唐贞观之后，更加重视和发展了衡镜观念，成为常用词汇。
衡镜观念最多用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代而盛于唐代，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改变了魏晋以来从门阀中选官的旧制度。唐代采取了科举与推荐相结合的选拔人才的措施，一般贫寒之士也有机会做官，由于考场纪律十分严格，而主考官又多由德高望重的名人做主司或礼部高官做主考官，时人认为很公正，所以常用衡镜来称呼科举制度。李白有诗《送杨少府赴选》：“大国置衡镜，准平天地心。群鉴无邪人，朗鉴穷情深。”李顽有《送裴腾》：“衡镜合知子，公心谁谓无。”也是将科举称为衡镜。张籍有一首喜进士发榜的诗《喜王起侍郎放牒》：“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此是唐穆宗长庆元年之事，先由礼部侍郎钱徽任主考，放榜后，有人认为不公，所以皇帝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此诗当是重试后的贺喜发榜，“共贺春司能鉴识”，认为王起、白居易这次放榜是公正的，并预言这些新科进士中一定会出公卿一类的人才。
关于千秋节、千秋镜及其影响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左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奏请以唐玄宗李隆基八月五日生日为千秋节，全国放假三日，大设宴席以庆贺。此举严重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习气和腐败的作风，当时的丞相张九龄从国家利益出发，上呈《千秋金鉴录》，冒死进谏，而后唐玄宗佯装高兴，却借故罢了张九龄的相位，时人不敢多言，但是时过境迁，经过安史之乱之后，人们都以此为鉴。杜甫《千秋节有感二首》：“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凤纪编生日，龙池堑劫灰。湘川新涕泪，秦树远楼台。宝镜群臣得，金吾万国回。衢尊不重饮，白首独余哀。”“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仙桃。罗袜红蕖艳，金羁白雪毛。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桂江流向北，满眼送波涛。”这是诗人以时事为鉴的典型事例。
舒元舆亦有诗《八月五日中部官舍读唐历天宝已来追怆故事》，也是以千秋节事为鉴的诗。作者读史而感伤，认为玄宗是个圣明帝，只是错用了杨国忠和李林甫，弄得国家日益腐败，使安、史有可乘之机。今天看来，初乱君心者当为张说，千秋节促进了玄宗追求长生之梦，由于痴迷于道教，而废治国之大事，远忠臣而近小人，国家怎能不由盛而衰呢？
以千秋镜、千秋节为事鉴而入诗入文，自唐以后，历代不绝。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有一篇《端午贴（帖）子词》，记述的是“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帖）子词，多用其事，然遣词命意，工拙不同”，多数词人抱以歌颂之辞，唯东坡不然，曰：“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监兴亡。”洪迈接着评述东坡曰：“其辉光气焰，可畏而仰也，若白乐天《讽谏百炼镜》”，说白居易的“用意正与坡合”。洪迈亦作一联：“愿储医国三年艾，不博江心百炼铜。”其意正与白、苏相合。
在唐代的取士过程中，不仅要有考试成绩，还要有德高望众的名人来推荐和主考官来推举，所以获进士后，考生纷纷向名人及礼部主司投献，投献的作品多是诗词和议论文，争取老师们的肯定与推荐。孟郊中进士后有诗《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座主吕侍御》：“大君思此化，良佐自然集。宝镜无私光，时文有新习。”称科举为“宝镜无私光”。张道符有《和主司王起》：“三开文镜纵芳声，暗暗云雷接去程。会压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重名。”又将科举称为“文镜”。还有殷文圭《省试夜投献座主》：“避开公道选时英，神镜高悬鉴百灵。”又将科举考试称为“神镜”。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对主司与座主的赞美。
再说“吏部镜”。在唐代，每年都要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由专门机构吏部来执行，还设有考功郎。考核后分为三等，三等中各分上、中、下三级，凡中等以上者可升官或加禄，中等以下者降官，严重者罢除。因此，官员利用不同形式向上级表示忠心，以求有好评。岑参《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盛德中朝贵，清风画省寒。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看。”诗中将吏部考官称为“吏部镜”，是说吏部掌管考核，公正如镜。
再谈一谈“镜精神”。在孟郊的一首《自惜》诗中云：“零落雪文字，分明镜精神。”孟郊一辈子穷苦，从小喜欢读诗、抄诗、做诗。他的诗多感伤自己的遭遇，是一种寒苦之音，有一种直白又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希望自己做一个冰清玉洁之人，如同铜镜一般，故称自己是“分明镜精神”。
从以上看，唐诗历经漫长的文学发展之路而达到顶峰，唐镜亦历经数千年发展而致极盛，二者在唐代汇集在一起，发生撞击，使精神的诗作与物质的铜镜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诗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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