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
———————————内容源自互联网，侵删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29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29卷，约有47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史记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名称来由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创作过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传承
《史记》经过司马迁外孙杨恽的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增补《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也窜入了其他文字，失去原貌。今本《史记》中有些篇章或者有些段落不是司马迁所撰写，明显有补窜痕迹，如《司马相如列传》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公孙弘传》中有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后人补窜。而对于《史记》缺篇的补写，裴骃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张晏的话，说《史记》亡十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褚少孙补了亡佚十篇中的四篇。张守节《龟策列传·正义》则认为褚少孙补十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也认为褚少孙补十篇。但是，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须颂篇》、《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多达17家。张大可认为真正补续的只有褚少孙一人，其余均为续写西汉史，大都单独别行，与褚少孙续补附骥《史记》而行不同。赵生群则根据有关资料，认为真正补续《史记》的除褚少孙之外，还有冯商，《汉书·艺文志》对冯商所续《太史公》保留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史记》中哪些属于窜入文字，古今以来的学者也有许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崔适，他在《史记探源》中认为，《史记》属于今文学，由于刘歆的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所窜入。而且，崔适列举八条理由证明《史记》断限止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所以，“麟止”（元狩元年）后的记载皆为窜入。他认为，《史记》中有29篇为后人所补和妄人所续，它们是：《文帝纪》、《武帝纪》、《年表》第五至第十（6篇）、八书（8篇）、《三王世家》、《张苍传》、《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西南夷传》、《循吏传》、《汲郑传》、《酷吏传》、《大宛传》、《佞幸传》、《日者传》、《龟策传》。崔适还认为《年表》五至九为褚少孙所补，其余妄人所续。崔适的一些观点颇有偏激之处，朱东润《史记考索》附《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一文 ，对“十篇亡佚”和崔适提出的29篇补续及其他说法涉及到的篇目共48篇进行辨析，有肯定前人者，也有反驳前人者。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史记附益条”，涉及《史记》补窜的篇目有34篇，它们是：本纪2篇：《秦始皇本纪》、《今上本纪》。表6篇：《三代世表》、《汉兴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6篇：《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世家7篇：《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列传13篇：《贾生列传》、《郦商列传》、《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这些篇目中，有些是褚少孙所补，有些则是后人补窜。今人张大可经过详细考释，认为窜补篇目除以上34篇外，还有《孔子世家》、《韩信卢绾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并将所有补窜篇目内容分为四类：褚少孙等续史篇目内容、好事者补亡篇目内容、读史者增窜篇目内容、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事篇目内容。共有16篇涉及太初以后记事，凡22人，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总计1541字，这些人和事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为巫蛊案，一为李陵案 。赵生群则认为，《史记》记事迄于太初，太初以后所记载的事件，是后人补窜。
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中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唐朝颜师古释注。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图册 (3张)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固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纪
《汉书》中的“纪”共十二篇，是从汉高祖至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
虽写法与《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及《平帝纪》等。由于《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于东汉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政权——新朝，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末。
表
《汉书》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的沿革。
前六篇的记载包括：记载汉初同姓诸侯王的《诸侯王表》，记载异姓诸侯王的《异姓诸侯王表》，记载汉高祖至汉成帝的《功臣年表》等，借由记录统治阶级来达到尊汉的目的。
后二篇为《汉书》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其中的《古今人物表》，班固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官制。
志
《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
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史记》中的“书”为“志”。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将《史记》的“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将“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将“平准书”改为“食货志”。
同时又新增“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各志内容多贯通古今，而不专叙西汉一朝的历史。
其中，如《地理志》详述战国时期、秦朝、西汉时期的领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名门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
《五行志》集有关五行灾异之说而编成。但从另一角度看，却保存了大料的自然史资料。
《天文志〉则保存上古至汉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食、月食等天文资料。
《刑法志》则概述上古至西汉时期的刑法，并且点出汉文帝、汉景帝用刑之重，更指出汉武帝进用酷吏而导致的恶果。
《食货志》则详述上古至汉代的经济发展情况。
《沟洫志》则记述上古至汉朝的水利工程，并说明治理水文的策略。
传
《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
至于传的篇名，除《诸侯王传》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为标题。
《汉书》列传中有关文学之士的部分，多记载其人有关学术、政治的内容，如《贾谊传》记有“治安策”；《公孙弘传》记有“贤良策”等，这些都是《史记》没有收录的。
而列传中的类传有《儒林传》、《循吏传》、《游侠传》、《酷吏传》等，此外又新增《外戚传》、《元后传》、《宗室传》，这些也是《史记》所没有的。
四夷方面，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三传。
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传”最后一篇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列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列传”各篇后均附以“赞”，即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
叙事体裁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体例沿革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系统地叙述了国家律令，为研究我国律法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行政区划、户口，物产、经济、民情等内容。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而来，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后人非常推崇，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朝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
《汉书》史料来源，武帝前为《史记》。后一为其父书，二为各家所续《史记》，三为其它记载。
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汉明帝更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
汉明帝颇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秩俸为六百石，后转迁为郎。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轻”的典故。班固又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怀恨未忘。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之机，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便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历史地位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分为纪12篇，主要记载西汉帝王的事迹；表8篇，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等；志1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传70篇，主要记载各类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
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书”，《汉书》改称“志”。
《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无改斯道”了。可见，其史学地位之重要。
《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影响
开创断代史体例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确立书志体
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开创目录学
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保存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章怀太子李贤注，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刘昭注，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范晔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思想价值
关于《后汉书》的思想价值，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应当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然“公卿不见采”改为“公卿少见采”可能更恰当，且褒隐逸、尊独行亦未到极端的程度，只不过和其他正史相比较突出罢了。具体说来，《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著；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从容就死。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翼，五人俱被封为侯。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综上所述，可见《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对佛教与谶纬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传·论》中，范晔评价佛教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诞不经。又，《张衡传》中载其《请禁图谶》一篇，作者以欣赏的口吻叙述了他上疏的情况：“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联系《宋书》本传中亦说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其临死前“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汉书》的这一思想倾向。
史书特色
体例特点
（1）无“表”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使以后史家竞相效法。
（2）创制类传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在编写上又有所创新。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
（3）合传编写
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文学特点
（1）观点鲜明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2）再现历史，史料充足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范晔在编著思想上则更类司马迁，他在《班彪列传》中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批评了班固《汉书》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足见范晔著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著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三国志《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睿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占三分之一，《蜀书》只占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而关于蜀汉的史作阙如，而且蜀汉也不像魏、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其进行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但是这个只是演义，大部分并不真实。
总述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今天。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其中的《诸葛亮传》被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书中九年级上册。
自古以拥长安、洛阳为正统。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作品缺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与其他史料对比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取材精审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行文简明干净
《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品题人物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孙权是英杰，周瑜、诸葛亮、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优点评价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崔浩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著《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三国志》主要肯定其成绩。
晋书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经过、原因
中国自唐太宗时开始设馆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晋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
《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武帝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写成。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
特点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
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个特点是补旧史之不足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从当政者的角度，《晋书》虽为立传，但并不鼓励司马氏的发家史，《晋书·宣帝纪》里曾讲到晋明帝问起晋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告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论里，更不乏警世之意。
第四个特点是记载完备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总评《四库全书》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于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之书，与夫徐广、干宝、邓粲、王韶、曹嘉之、刘谦之之纪，孙盛之《晋阳秋》、习凿齿之《汉晋阳秋》、檀道鸾之《续晋阳秋》，并见征引。是旧本实未尝弃。毋乃书成之日即有不惬于众论者乎。考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盖出于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笔者，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即如《文选注·马汧督诔》引臧荣绪、王隐书，称马汧立功孤城，死于非罪，后加赠祭。而《晋书》不为立传，亦不附见于《周处》、《孟观》等传。又《太平御览》引王隐书云：“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尚书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识。上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能复为今世吏。终于家。’”琦盖始终亮节之士也。而《晋书》亦削而不载。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
优点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缺点
其一：记述荒诞
《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记》、《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例如《干宝传》中记载干宝之父妾陪葬十余年，开棺后仍能复生之事 。《张华传》中提到吃“龙肉”之事，并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
其二：史料取舍不够严谨
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 。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晋书》中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文帝纪》记载曹髦被杀之后，成倅兄弟的结局是“太后从之，夷济三族。”而《荀勖传》中荀勖的上表却又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也就是荀勖的上表体现出成倅并未被诛灭三族，两条史料自相矛盾。
前源文献
主词条：十八家晋史
在唐人修晋书以前“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其中到唐初时能为世人所见尚有19种。这么多家记述晋史的旧史文献就成为了唐修《晋书》时主要的前源文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篆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
18家晋书之名由此而立，但唐初所存的晋朝史书实际为19家。其中用编年体撰写的有11家，分别是：
[*]（一）陆机《晋记》4卷
[*]（二）干宝《晋纪》23卷
[*]（三）曹嘉之《晋记》10卷
[*]（四）习凿齿《汉晋阳秋》47卷
[*]（五）邓粲《晋纪》11卷
[*]（六）孙盛《晋阳秋》32卷
[*]（七）刘谦之《晋记》23卷
[*]（八）王韶之《晋记》10卷
[*]（九）徐广《晋纪》45卷
[*]（十）檀道鸾《续晋阳秋》20卷
[*]（十一）郭季产《续晋记》5卷
用纪传体撰写的有8家，分别是：
[*]（十二）王隐《晋书》93卷
[*]（十三）虞预《晋书》44卷
[*]（十四）朱凤《晋书》14卷
[*]（十五）何法盛《晋中兴书》78卷
[*]（十六）谢灵运《晋书》36卷
[*]（十七）萧子云《晋书》102卷
[*]（十八）萧子显《晋史草》30卷
[*]（十九）臧荣绪《晋书》110卷
这19家中包括西晋和东晋全部史实的仅臧荣绪一家。臧荣绪的《晋书》乃唐初以前唯一完整的一个本子，因而唐初所修撰的《晋书》主要以臧氏之书为蓝本，并通称为《新晋书》，以区别于臧氏之《旧晋书》。自臧氏之书亡佚，《新晋书》才独居《晋书》之名。《史通》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之前原有一句，“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所以后面才说，“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于此可知唐初所称的18家晋书是指臧荣绪《晋书》以外的诸家史书而言：《史通》的话是依据贞观中的诏书而说的，所以较为简略，从唐初各家流传的情况和修撰《晋书》的过程看，这样理解是无可怀疑的。
除上述19家外，还有4家纪传体晋书，它们是：
[*]（廿）谢沉/谢沈《晋书》（卷数不明）
[*]（廿一）郑忠《晋书》7卷
[*]（廿二）沈约《晋书》110卷
[*]（廿三）庾铣《东晋新书》7卷
上述23家晋书各有不少缺憾，诸如有的属于未完成的史稿，如谢灵运、沈约、萧子显等所撰；有的受客观条件所限，很难做到载录完全，成为晋朝的通史；臧荣绪《晋书》虽说志传俱备，较为完整，但与东晋一代并立甚至比东晋更久的十六国史又未能录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664），敕令房玄龄、褚遂良等重撰《晋书》，贞观二十年书成，凡130卷。到安史之乱发生时，作为“御史”晋书编写时的主要蓝本臧荣绪所撰《晋书》已下落不明，其余的22家晋史书也皆散佚。
总结：臧荣绪《晋书》110卷为最全面的旧晋书，而现行《晋书》实为新晋书（添加《十六国春秋》等十六国历史编入“载记”条目）。
旧史辑录
后世的辑录：清人汤球、黄奭辑有唐代以前的诸家晋史和十六国书。1937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史学丛书》本将汤球的《九家旧晋书辑本》、《晋纪辑本》、《汉晋春秋辑本》、《晋阳秋辑本》、《十六国春秋辑补》、《三十国春秋辑本》等排印出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新出版的《众家编年体晋史》一书也有较多收录。
《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为《晋书·载记》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启发了《晋书·载记》的正统观。一方面，《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皆以东晋为正统；另一方面，二书都对十六国的地位有所认同，前者不废其年号，后者称僭主为王。《晋书·载记》虽未沿袭后两条书法，但对十六国历史的认同，是有二书之影响在内的。
唐朝时已然华夷一体、天下为家，宽广胸襟的唐人多少还是把十六国历史载入正史之中，撰写正史《晋书》更创造性地采用本纪、列传与载记并列的形式，将十六国时的政权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对立的霸史，赋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适当的历史地位，尽管仍称僭伪，其实已经淡化了华夷观念下的正统意识。显示出唐人对十六国史较为开明的态度。
后世对《晋书》正统观的评价：《晋书》以前凉张氏、西凉李氏为列传，其理据颇为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统与僭伪的界限，或者说，打破了正史与伪史的界限。析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的区分，是正史与伪史的区分；浑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晋书》这部正史。“载记”之体确实蕴涵着褒贬并存的复杂性。尤其是《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以“伪”入“正”，可以说是伪史的“僭越”。
陈寅恪（què）先生曰：“唐以前诸家《晋书》，可称美备。而太宗复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汉世古文经学者于《左氏春秋》中窜入‘汉承尧后’之文，唐代重修《晋书》特取张轨为同类陪宾，不以前凉西凉列于载记，而与捌柒《凉武昭王传》中亦窜入‘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为恒农太守’一节，皆藉此以欺天下后世。夫刘汉经师，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关。而其择术用心，遥遥符应，有如是者，岂不异哉!”唐前所修《晋书》，相传有十八家，而唐修《晋书》之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可以说，“兼引伪史十六国书”是唐修《晋书》与前代《晋书》的最大不同，而不仅仅限于以前凉、西凉入列传之一端。
宋书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
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487年）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六年二月就完成本纪、列传七十卷，侯又续修八志三十卷。沈约以文字称世，有文集九卷。
发展史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梁沈约撰。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宋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又为萧齐所灭。
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488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在八志中，《宋书·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宋书·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宋书·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502年）以后了。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于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占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夸，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梁武帝萧衍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于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
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占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于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传中只是连篇累牍收载他给友人的信，却说他“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于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
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于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于“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于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阙”字。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