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法字体分类
——————————内容源自互联网，侵删书法字体，就是书法风格的分类。书法字体，传统讲共有行书字体、草书字体、隶书字体、篆书字体和楷书字体五种，也就是五个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又细分若干小的门类，如篆书又分大篆、小篆，楷书又有魏碑、唐楷之分，草书又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本帖最后由 沈陌 于 2016-3-30 10:49 编辑
篆书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笔法瘦劲挺拔，直线较多。起笔有方笔、圆笔，也有尖笔，手笔“悬针”较多。大篆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它们保存着古代象形文字的明显特点。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国的通用文字，大篆的简化字体，其特点是形体均匀齐整、字体较籀文容易书写。
周代时期，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
秦始皇大统后，统称为"小篆",也称"秦篆"， 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由于是官书，小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叔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准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字形修长、而且紧画、向下引伸，构成上密下疏的视觉错感，这与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关系。线条匀称无论点画长短，笔画均呈粗细划一的状态。这种在力度、速度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人以纯净简约的美感。加之字体结构的趋简约固定的倾向，小篆书体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纵横成行的序性。秦篆有圆笔方笔之别，圆笔以秦刻石为代表；方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
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用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立的篆书。
唐篆，因李阳冰出而复苏，但秦篆的浑厚宏伟之气已荡然无存。
宋代金石之学和元朝的复古书风，使用权篆书得以起微潮，以篆书著称者不乏其人但乏超越之力。
明代承元之风，步趋持平。清朝篆书百花斗艳，进入了推唐超秦的大繁荣阶段。
小篆的鼻祖，李斯，字通古，战国时代上蔡人(今河南上蔡县)。后做了秦相，整理制定了秦代的标准书体小篆。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峄山碑》，系宋代摹刻。所书的刻石多已毁没,存世的原石仅两块。相传秦代金、石刻文都出自李斯之手。百废待兴，因此秦国有众所周知的七个同一，其中文字长短常重要的一项，而李斯的小篆便是在秦国原有篆书基础上统一八国文字的结晶。金刻有权、量、诏版，石刻有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会稽。因而秦代书法最闻名的便是以秦小篆书体所书之刻石文字。李斯所处的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将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一扫而平。李斯后为赵高所诬，腰斩于咸阳，时年约七十岁。端庄、凝重乃至有几分肃穆之感的秦刻石，向我们揭示出当年在中心集权独裁统治下秦帝国的概况。统一后的秦国强盛异常，表现在书体文字中也必定与之相适应。
近人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认为：“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属，外官有诸曹掾吏，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篆书
篆书变体，极为繁琐，。古人认为篆书为仓颉所造，但不可信。周宣王太史籀著《史籀篇》，汉人名为'大篆'，详'大篆'条。其后列国分治，诸侯力政，文字异形，至秦相李斯乃同一之，汉人称为'小篆'，'详小篆'条。篆书字划圆转，结构依六书之义，故唐孙过庭谓：“篆尚婉而通”。
大篆
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广义的大篆包括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这里的大篆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由于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占据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继承了西周的文字，即是继承金文发展而来的。地域性，有的难以识别。
大篆，也称籀（zhòu）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说文》中保留了籀文225个，是许慎依据所见到的《史籀》九篇集入的，是我们今天研究大篆的主要资料。
大篆的真迹，一般认为是“石鼓文”。唐初在天兴县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之畴原出土的径约三尺，上小下大，顶圆底平象馒头似的十个像鼓一样的石敦子。上面刻下的是秦献公十一年作的十首四言诗，是我国最早的刻石文字，经过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原刻的700多字，现存300多字。这十个石敦现存故宫。因内容记载畋猎之事，命名为“猎碣或雍邑刻石”，唐诗人韦应物认为石的形状象鼓，改名“石鼓文”，现作为大篆的代表。
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线条化达到完成的程度，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异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
早在六千多年前，陶器上刻划的符号和描绘物象的图画就具有文字的雏型，随后在漫长的发展中，产生了象形(图画)文字。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在龟甲兽骨上刻划的文字，"甲骨文"，书法细劲挺直，笔画无顿挫轻重。商周时代，出现的铸在钟、鼎、货币、兵器等青铜器上的铭文 称为 "金文"或"钟鼎文"，书法渐趋整齐，风格圆转浑厚，字形变化丰富，参差不一。春秋战国时代，刻在石簋、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笔划雄强而凝重，结体略呈方形，风格典丽峻奇。上述的甲骨、金文、石鼓文，秦代称之为大篆。
金文
又称铭文，金文《史颂鼎》拓片大篆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金文是铭刻在古代一切铜器上的文字，西周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字体有些区别，出土的各种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并不通用，年代不同也有所变化。
籀文
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春秋时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籀文是周朝晚期使用的文字，为显示国威，于是将原本的钟鼎文的文字，繁化而成为籀文，详见《史籀篇》。亦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周朝晚期史籀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周宣王打猎时所刻，推测和《史籀篇》中文字相似，是已知的最接近籀文的代表。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文”。“籀文”乃据古文而作，是在古文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故其与古文或同或异。今文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之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亦亟待统一。乃命臣工创新体文字。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就大篆省改、简化而成。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笔致遒健之意而名之。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右图为大篆对联。释文：识异求同归于好，师心自用不为贤）。
小篆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的六国文字，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 各国的汉字出现了简繁不一、一字多形的情况。秦始皇灭六国后，下令以秦国的“小篆”作标准，统一全国文字。篆体，又称为“篆书”，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认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
一是长方形，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大致比例为3:2左右。
二是笔画横平竖直，圆劲均匀，粗细基本一致。所有横画和竖画等距平行，所有笔画以圆为主，圆起圆收，方中寓圆，圆中有方，使转圆活，富有奇趣。
三是平衡对称，空间分割均衡与对称是篆书的独特魅力。对称不仅存在于左右对称，上下对称，而且还存在于字的局部对称，圆弧形笔画左右倾斜度的对称。
四是上紧下松，小篆的大部分字主体部分在上大半部，下小半部是伸缩的垂脚。当然也有下无脚的字，主体笔画在下部，上部的笔画则可以耸起。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有感于全国文字的繁杂和书体的不一，于是提出“书同文”，文字统一，书体统一。秦始皇命令擅长书法的李斯去做这项工作。因此小篆又被称为“秦篆”。
另有一个原因是为了改变原先那种弯弯曲曲的笔划线条，整理出一种笔画匀整，便于书写的新字体。
小篆的制定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的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的过程。
从中国书法发展的角度看，秦代是以小篆光耀史册的。所谓小篆当以秦刻石为代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巩固统治，加强影响，他带丞相李斯和百官巡视各地，刻石记功，以颂扬他废分封、立郡县、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从而留下了珍贵的秦代刻石，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秦始皇东巡刻石多已残毁佚亡，今所存者仅《泰山刻石》、《琅玡刻石》，虽已残毁，但秦篆面目尚存，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均为后人翻刻，仅存字形格局，而神意俱失。《泰山刻石》也称《封泰山碑》，是秦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刻石。
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内容是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颂辞144字，二世诏78字，共计222字。李斯手书。碑石四面环刻，书体为小篆。今存10字，字形结构长形整齐一致，运笔流畅飞动，转折处柔和圆匀，风格优美，生动有力。
《琅玡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秦始皇下泰山南登琅玡山所刻，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四周环刻，剥蚀严重，仅存两面13行86字。清代书法家杨守敬在《平碑记》评价道： 嬴秦之迹，唯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以上诸碑皆为丞相李斯书写的小篆，充满雄强浑厚之气。笔画停匀，提笔疾过，圆浑而遒健，笔法若玉箸，所以后人又称其为 玉箸篆.它结体平稳，上密下疏，沉着舒展。这类风格的篆书非常适合于庄重严肃的场合。
秦刻石上的小篆比《石鼓文》、《秦公簋》上的籀文简化，并且结束了战国时六国文字混乱的现象，统一了全国的书体。
除刻石之外，秦代小篆还铭刻在秦虎符上。如《阳陵虎符》，铭文是极精美的小篆，笔道圆匀，笔力雄健，对称均衡，结法谨密，更兼字画错金为之，灿灿金光，眩人眼目。《新郪虎符》也是笔道圆融，结体严密，字体风格属于秦系文字，精美异常。
（一）秦创小篆说：
小篆又称秦篆，是秦统一后经过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种通行书体。秦统一前由于长期地域割据，“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书写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现象十分严重。如“羊”就有二十多种写法，给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极大不便。故在统一货币、车轨和度量衡制度的同时，又着力推行“书同行”政策。《说文解字·叙》记“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天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小篆系由籀文大篆沿革演变而成。李斯在籀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废除异体，而创秦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这种书体更趋简化，线条园匀，字呈竖势。是我国汉字的一大进步，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为后来楷、隶、行、草诸书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小篆有的是铸造在铁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结字端庄，分行布白工整，为小篆的精华和代表。其传世代表作有《秦山刻石》残部，仅存10字。另有《泰山》《琅琊台》二石真迹拓片存世，《会稽》、《峄山》后人摹刻本传世，据传上述刻石皆为李斯所书。
泰山记得石也称封泰山碑，秦王政28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泰山而立，丞相李斯所书。石高4尺，四面环刻文字，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内容主要是“颂秦德”。字体小篆，原残石现存岱庙。其传世拓本较多，其特点是笔画圆润，挺遒流畅，笔笔如铁线；结体端庄严谨；字形稍长，造型健美；分行布白体势工整，为小篆之代表。唐李嗣真云：“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均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贵宝。”
峄山刻石俗称峄山碑，为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登峄山（山东邹县）所立，传为丞相李斯所书，小篆。内容前为始皇诏，144字，自“皇帝曰”以下为二世诏，计79字，字略小。二世诏刻于公元前209年。其石久佚。现所见均为后摹写，虽多失秦篆古厚的笔势，但其笔画清劲，圆转宛通，对研究篆书艺术的演变有重要价值。秦诏版为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所作，记秦始皇的颁布诏内容。其笔画劲遒，书风随意自由，大小相同，随势生姿；字间行间，时疏时密，虽不齐整，前后成趣。
（二）小篆为战国文字说：
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徐无闻先生认为，在一个极为短促的秦王朝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一种文字来的，一种文字的的形成要经过长期的过程的，秦始皇只是对战国时期就已形成的小篆进行加工、整理和推广而已。
概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发展
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代表作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
《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
《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毁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唐《封演闻见记》云：此碑后被拓跋焘登峄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从此残损不堪，不可摹拓。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唐代李阳冰、五代 徐铉、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秦代小篆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以及无数秦量、秦权、诏版。东汉时许慎作《说文解字》，收集了小篆9353字。小篆产生年代虽然不早，数量却很大，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是古文字通向近代文字的桥梁。
风格特征
秦代时的小篆风貌，可由现存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及权量铭文等遗物中得见之。小篆的笔划较细 ，所以也有“玉箸篆”之称；在字形上呈长方形，结构往往有左右对称的现象，给人挺拔秀丽的感觉。
用笔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篆尚婉而通”，这五个字可以说是篆书用笔的度世金针，警世名言。“婉”和“通”虽仅二字，却准确揭示出对篆书用笔的基本笔势和篆书笔画质量的要求。因此，临习篆书写应以中锋为主，中锋立骨，中锋才能使笔画圆实劲健，运笔应流畅，此乃正宗古法、风格神采所系。否则，极易写得板滞，要打破其板滞，用笔的虚灵是其关键。篆书的捉笔须掌虚而指实，运笔讲求中含内敛、流畅通达，笔力藏于笔画之中，使气息浩浩然、绵绵然而首尾贯通。清人朱和羹认为：“笔不虚，则欠圆脱，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离合之间，神妙出焉。此虚实兼到之谓也”，可谓得其三昧。一般说来，实笔，指用笔较为重而迟缓且墨浓；虚笔，指用笔较轻而急速且墨干。用笔要虚实互出、润燥相生，才可以使得篆书的笔画（线条）节奏鲜明，韵律生动，行气贯通。故而，书篆宜虚实相生、润燥结合，宜圆转涩进，涩而通畅，才能使线条浑厚、通畅而又古拙、虚灵，从而表现出圆通劲健的力度来，形成毛、涩、松、畅的艺术效果。此外，在临摹过程中还要注意线条粗细穿插和变化，切不可一味求均求匀。当然，我们在临习篆书的初级阶段，首先要把篆书的字形和笔顺搞清，不要以为其简单而被忽视。到熟练之后，就可把注意力转向用笔，关注用笔的骨力、虚实、疾涩、润燥等细节，从而使临习走向更高级阶段，最终完成从形质向神采的过度。结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小篆成为官方统一的文字。小篆体势修长，讲究对称，笔画停匀，用笔起收不露痕迹，体态端庄而妍美。自秦以后，历代的书法家大都把秦篆奉为圭臬，取修长的纵势为体貌。唐代李阳冰为篆书者楷模。自唐而下，南唐有徐铉，宋代有张谦仲、喻湍石均为其时的篆书大家。元代有赵孟頫、吾衍、周伯琦、吴叡，各以篆书擅名一时。明代徐霖则饮誉当代。降至清中叶后，王澍、丁敬、钱坫、洪亮吉、孙星衍、莫友芝、杨沂孙，乃至近代罗振玉、章炳麟、王褆一脉，皆规模“二李”（李斯、李阳冰）——起笔藏锋敛毫，行笔中锋，收笔多垂露，笔画停匀，讲究对称，字型方整，结体疏松古拙。这些篆书名家或师《石鼓》、或参钟鼎籀书，虽然评者誉称其篆书“远接前秦”、“情参钟鼎”，然而，大致工致多于神情——用笔、结字均未能突破前贤的藩篱。萧退庵老人认为小篆“必须能写得方，写得扁，方是好手”，可谓一语道破了篆书的结字特征。因此，在习篆时，应以方楷一字半为为宜。以我个人的体会，将篆书写扁写方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这首先要练就过硬的手上功夫，并且要多从汉碑篆额的篆书上去感悟。同时，在临习书篆时，必须以“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能容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结字达到疏至不可再疏、密至不可再密，以疏为风神，以密为老气，这样就能想方就方，想圆就圆，要长就长，要扁就扁，随心所欲，无所不宜了。另外，还要考虑字形的取势。一般来说，取势是字形生动与否的重要一环。就篆书字势而言，应该追求端庄雅正，字形的高度比例以及字形与垂脚长度的比例，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适度。如此于展纵间兼取横向之势，便能于一字之内、字字之间，得舒展跌宕而又顾盼之情。再结合以中锋用笔为主，偏锋、侧锋并用，收笔多侧锋，悬针、垂露兼融，笔画间注意搭接的装饰意味诸方面，兼工带写，篆书“取势”、“具情”的新面就能表现出来。
本帖最后由 沈陌 于 2016-3-31 10:34 编辑
隶书
隶书，亦称汉隶，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整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关于隶书的定义，近人吴伯陶先生一篇：《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的文章中说道：“可以用这个字的本义来作解释。〈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晋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
其次究竟什么样子才叫隶，隶与篆又有什么样的严格区别，吴伯陶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又有所分析订定，这里再节录吴文中值得考虑的几小段。吴云∶“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他有字形举例，可参阅原文）。
他又说∶“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我们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
吴先生经过仔细排比研究，得出那样的科学论据来，作为学术上篆、隶的不同定名的分野，自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还有两个问题想要问，那就是∶一，篆书也不能够个个是象形字，一开始就有象形以外的许多字存在，因此，仅仅失掉“象形原意”似乎有些不够。我的意思是说隶的破坏古文（“象形字”是一种字体的笼统名称，事实并非个个“象形”，例子甚多，不待列举），不仅仅是破坏象形而已。二，今天看到的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简帛书中发现其中字的结构有变篆体，也有未变。用笔有圆有带长方的，那种字当时又称之为何名？这种“半篆半隶”的字形从秦昭襄王时代开始一直到西汉初（秦云梦简到汉马王堆帛书，吴文有详述可参阅）还存在，始皇帝以前，字还未有“体”的区别，可是到汉初，肯定那种字已经归入隶体，二者合起来考虑，那么对吴先生的区别篆体之名，是否有些矛盾了呢？事实上结构之变，光讲象形不象形，定然不够全面。我估计区别问题，在当时——在字体初变时一般人肯定还不太严格的，那种“蝙蝠式”的字形，大都随着新名称而名之——也称为隶，其中稍为保留些旧结构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设身处地来推测当时的命名，和今天用学术研究来区别的命名是可以有些距离的，是无足为怪的。明确地讲，篆与隶的不同除形象变为符号以外，还有笔法变化一方面的区别，例如∶生（篆）、上（变笔法未变结构）、之（笔法结构全变）。三字的名实异同，决非单论结构，其他相似的情况也很不少，可以类推。
西汉中期以来，隶书的脱去篆体（包括结构、笔画的写法）而独立的形式，已经完全形成。所见有代表性的例如本世纪出现于西陲流沙中的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成帝河平元年（前28）、新莽始建国天凤元年（14）的书简、乐浪汉墓出土的西汉平帝元始四年（4）、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的漆盘上的铭文等等，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大大不同了。
相像的字形还能在东汉的碑刻中见到很多。最著名的如桓帝延熹八年（165）的《华山庙碑》、灵帝建宁二年（169）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的（曹全碑）、又三年（186）的（张迁碑）等等，其他不再一一例举了。
同时在西汉的碑刻中也还有一些面积大都方正或个别字带长形，又仅有极短的波势的字体，其有代表性的所见如∶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的《鲁孝王刻石》、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的《祀三公山碑》、顺帝永和二年（137）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灵帝建宁三年（170）的《郙阁颂》摩崖石刻、以至明帝永平九年（66）字形不大规则的《开通褎斜道》摩崖石刻等等。以上那些基本上已消灭篆体而形式稍有小异的“正体字”，一直流行于两汉、三国间，而且几乎独占了石刻碑志中的位置。在江苏省南京市出土了东晋谢鲲的墓志，还能见到用的仍是这样的字体。这种字体应当说都是隶，因为其形式自秦到汉，虽有些变化，但并不太大。从字形的面积上讲∶先带长方，后变方扁，有些地方还交叉互用着。长波、短波，也同样是交叉互用不分前后的。因此决不能说它是一种字体彻底变为另一种字体的新旧二体，而是一种字体在前前后后中间的个别量变罢了。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又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 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赢政统一文字后，汉朝复兴和发掘传统文字的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 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 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盖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但是也有人认为，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例如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是在监狱里创造出来的字体。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点等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因为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所以隶书的书写速度更快。
过去一般相信隶书 之由来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但指出“隶”字亦有“附属”的含意，可能意旨其为篆字之衍生。
秦隶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汉隶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zhe）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指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 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 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 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 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 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铀镜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有余农、邓石如、何绍基等，别有建树。
隶书的第二次高峰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隶书者，篆之捷也。
这是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对隶书本体及其产生背景的经典叙述。事实上，篆之捷是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字体体系中发生结构和书写性变化（隶变），并经漫长的“隶变”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也就是说，隶书是通过“隶变”从篆书字体中脱胎产生的。
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就书法而言，隶变完成了以下篆隶转换：1、摆脱篆书字型结构的凝固化束搏而走向隶书线条时空运动的抽象化表现； 2、线条由篆书委婉的弧笔变为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篆书的联绵圆转变为转折的方笔。隶变标志着汉字相形性的破坏和抽象符号的确立，使汉字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转换；同时也标志着隶书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最终形成。
另一方面，作为人的规范意识，又必须对这种新的字体和书体加以规范。于是，就有了汉末高度规范的八分书出现。所以我们说，所谓的隶变过程，就是篆之捷所产生的新的书体继而对这种新的书体加以规范建构的过程。而作为书法，隶书的美就存在于这历时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
解读隶书的美学内涵和产生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隶书本体的深层认知。通常，我们是从现存的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的。但是，通过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还无法认识隶书美学内涵的形成渊源。因此，我们要将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置放在秦汉文化背景中去解读，探求出隶书美形成的文化和思想渊源。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
在两汉，隶书不但通过隶变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一方面，隶书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中逐步脱离了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进而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而且这种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因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社会进步。这是历来被官方重视的重要环节。因此，随着西、东汉王权的相继确立，对现实生活中广泛流通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也就成为必然。八分书以规范为手段，有效的克服了篆之捷隶书的随意性书写倾向，使形式秩序趋向于稳固的位置选择和有序的结构图式。加上汉代官方文人审美观念的不断容入，最终形成了八分书规范、和谐、静穆、左撇右挑的风格特征。两汉刻石存在的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也从一方面印证了官方对篆之捷隶书进行规范建构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今学界和书法界普遍把两汉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认定为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这样做不但牵强，也为隶书的本体理论阐释带来困难。这是因为：一、八分书对隶书的改造是以美术规范化和线条装饰化为前提的。不但不具备书写的随意性与合理性，反而增加书写的难度，失去了隶书书写简捷流便的原本实用立场；二、从八分书的书写主体来看，已经由隶书的原本社会公众立场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了。我们从、《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刻石文本可以看到八分书已经开始具有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这些书法文本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特征，那就是波蹀。其实这种波蹀是对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的美化。飞动的线条和波蹀已经使刻石隶书脱离了隶书原本的简单和质朴，而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是汉代文人那种浪漫、潇洒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体现。而正是这种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却失去了隶书在社会广泛流通的内在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也就不应该属于原本意义上的隶书。事实上，隶书表现在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它的实质是八分书对篆之捷原本隶书实施规范和审美改造的双重结果。《熹平石经》以其高度规范的形式秩序、以及构造的共同原则和形体的共同特点，体现出八分书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品格。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讲，八分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的。所以我们说，隶书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完全是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更多的是孕育着一种新的字体的产生。八分书由于自身的本质特性和使用立场，脱离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主流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熹平石经》的书体特征和内容也佐证了八分书作为东汉规范字体的使用局限性。
所以我们说，隶书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形成，不是东汉的高度规范和成熟，而是存在于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在这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有着实在太多的书法文本需要我们加以解读和认知。《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曹全碑》典雅华美、俊秀温润，使我们看到了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东汉经典刻石文本书法。这是东汉正大的文化气象和文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自信的书写流露。特别是《石门颂》潇洒自如的波挑，体现着文人回归大自然书写的开放情怀，加上民间工匠的契刻，又为《石门颂》置入了民间的质朴意味，铸就了《石门颂》既有原本隶书的质朴随意，又有人文情怀流露的独特艺术魅力，显示出《石门颂》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阔大的自然气象，成为历代书家关注和借鉴的经典范本。
然而，东汉刻石所表现出的典雅、华美、庄重、整饬只是一种完整的、华丽的美。如果没有原始隶书的质朴和简淡元素灌注其中，那么这种美又是虚伪的、造作的、没有感情的。如果东汉刻石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基础上置入隶书原本的奔放、流畅、阔大的审美气象，那么书法就会有一种大自然的淳朴和广阔气象。而这种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因为隶变过程中的很多随意性书写看似很朴拙、很简淡、很平凡，而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是人的生命系统中的真实流露。
认识是继承的前提。所以，发掘两汉隶书的美学实质及其背后所含盖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是我们持续关心的内容。同时，它也应该是我们完成隶书的时代性突破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支点。
我们没必要谈所谓的创新，深入的认识隶书传统更有现实意义。只要我们认识并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并完成隶书的传统和现代的纽带式连接，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隶书作品。在这里所谓的古典就是隶书的发展延续形态，所谓的现代，就是隶书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古典——现代具有全息重演的内容，但还不完全是周俊杰先生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因此，我所说的古典和现代，具有把古典放在新的时空匡架进行梳理归类和时代诠释的意识。它可能是反传统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时代立场审视传统。它也可能是继承传统的，因为传统在影响着我们。变体隶书，又叫隶变体。是当代书法流行的隶书风格，是针对传统隶书而言的书写注重变化，注重个性的书写方式。笔画不重规范，强调即兴创作。 但隶书大家范笑歌认为变体隶书要变得美才是目的，而不是越变越丑。如果大家都追求写变体隶书，那变体隶书也会出现程式化。他认为有的变体隶书只追求大感觉和大效果，在单个字和单个笔画上无法经得起推敲。往往是用大气势掩盖基本功的不足。
除了发展之外，隶书曾对魏碑楷书产生过影响，此以《张猛龙碑》为例，字上还有一些隶书精神。唐欧阳询亦受影响。颜真卿《多宝塔》也有隶书精神并逐渐被人继承。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字形优美，扁而较宽。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曰:“隶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幢、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锤可谓之铁，铁不可谓之称锤。从事隶与八分者，盎先审此。:
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书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此盖以‘分’字作分数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说，虽使八分隶二分篆，其体犹古于他隶，况篆八隶二，不俨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于文姬矣。
凡隶书中皆暗包篆体，欲以分数论分者，当先问程隶是几分书。虽程隶世已无传，然以汉隶逆推之，当必不如(阁帖》中所谓程邀书直是正书也。
王谙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学古编》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波势与篆笔，两意难合。洪氏《释隶》言:‘汉字有八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非中绝也，汉人本无成说也。
王谙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八，别也。像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延光残碑》、(夏承碑》、吴(天发神俄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然必以此等为八分，则八分少矣。或日鸿都《石经》乃八分体也。
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伤矜严之意。
卫恒《书势》言‘隶书者篆之捷’，即继之日:‘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实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叙梁鹊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虽有分书，终嫌字少，非出于假借，则易穷于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备耳。
卫恒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隶书简省篆法，取便徒隶，其后从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于乐，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故八分者，隶之节也。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勿使增减迁就，上乱古而下人俗，则楷法于是焉在，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
锺繇谓‘八分书为章程书’。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于功令而言耳。汉律以六体试学童，隶书与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幼。是知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谓正体，不必如周。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然俗而久，则为正矣。后世欲识汉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书占三从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摘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微，生于宫。故篆取力舜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纤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抚剑疾视，适足以见其无能为耳。
蔡邕作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韦续谓‘迹同飞白’。顾曰‘飞’、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隶。此如垂露、悬针，皆是篆法，他书亦恒用之。
分数不必用以论分，而可借以论书。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然正书自顾野王本《说文》以作(玉篇》，字体间有严于隶者，其分数未易定之。
未有正书之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欧阳(集古录》于汉曰‘隶’，于唐曰‘八分’。论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则讥其误也亦宜。
汉《杨震碑》隶体略与后世正书相近，若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则直是正书，故评者疑之。然锤舔正书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时吴犹未以长沙西部为衡阳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传》曰:’‘善隶书，为舍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隶，其实自唐以前皆称楷字为隶，如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隶书出。’此语可引作《羲之传》注。
正书虽统称今隶，而途径有别。波碟少而钩角隐。近篆者也;波碟大而钩角显，近分者也。”
隶书点画的写法于篆书有明显的不同，篆书的点画可概括为点、直、弧3种，而发展到隶书已经具备了永字八法中的8种笔画。在用笔上，篆书多为圆笔，而隶书已有方圆并用之笔，并且笔画有了粗细变化。
隶书的点有中点、上点、左点、右点和横点的不同。中点的写法是落笔后，提笔逆锋向上，转笔回锋向右，顿笔向下，继回笔收锋于点内。隶书的点与篆书的点不同的是，已有倚侧的变化。上点的写法略同中点，只是末笔不向点内回笔收锋，而想向下渐提出锋。左点和右点及横点的写法与上点的写法相同，但起步的位置和出锋的方向各不相同。
隶书中的左下挑、右下挑的写法与左点、右点写法相似，不同处是末笔出锋较长。
隶书竖的写法于篆书相同。
隶书的横有短横和长横两种，短横起笔逆入平出，横末护尾，略似篆书。长横起笔藏锋向上逆入，继之用方笔折下转向右，使之成蚕头的起笔，继而向右行笔，笔稍涩，不可浮滑，至横的三分之二处，按笔带出一向下的波凹，继之提笔稍向上翘出锋，形成雁尾。这一运笔又称为波磔。
捺与长横的写法相似，只是笔势向右下，较横更舒展。
撇的写法，与写左下挑相同，起笔后用过笔向左下行笔，行中略增曲势，至全画三分之二以下处用力顿笔，到画的末端捻笔外旋，略提向左上，回笔收锋于线中。钩的写法有几种，这里只介绍常用的长钩的写法，出锋后不提而是用过笔向下行笔，行至竖下端再依次蹲笔、挫笔、顿笔向左画近似水平的圆弧，至弧末提笔出锋。
另外，隶书的书写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如一字中有数横相迭时，一般是最末一横写成带蚕头雁尾其余都是短横。如一字中既有长横又有长捺，一般是长捺用蚕头燕尾，长横不用，如“大”的写法就是。如横在别的笔画包围之中，横的写法也不用蚕头燕尾。就是说，蚕头燕尾在一个字中只能出现一次，否则就会影响字的美观，所以前人说“蚕无二色，燕不双飞”。
1、要取法汉碑和秦汉竹木简。所谓取法，就是认真刻苦地解读、体会，而不是浮光掠影。少看当代人的作品，看当代人的作品要看出其缺点和不足。
2、恰当把握主体的创作状态。“书写性”其实就是将书写过程和创作情绪纸面化。行笔重复，会形成惯性。由生到熟，要避熟趋生。
3、正确对待风格问题。风格是自然生成的，不能一概而论。风格面貌不强，不必耿耿于怀；已经形成风格面貌的，也不必沾沾自喜或故意回避。
楷书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这种汉字字体，就是现在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从程邈创立的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 平竖直。《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楷书的产生，紧扣汉隶的规矩法度，而追求形体美的进一步发展，汉末、三国时期，汉字的书写逐渐变波、磔而为撇、捺、且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 钩）等笔画，使结构上更趋严整。如《武威医简》、《居延汉简》等。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是字体中的楷模，所以称为楷书，一直沿用至今。
楷书有楷模的意思，张怀瓘《书断》中已先谈到过。六朝人仍习惯地用着它，例如羊欣《采》文，王僧虔《论书·韦诞传》中云：“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那是“八分楷法”的简称。到北宋才以之代替了正书之名，其内容显然和古称是不一样的，名异实同和名同实异之例，大概有以上这些。
楷书是我国封建社会南北魏到晋唐最为流行的一种书体。在楷书产生之前，我国的书法已产生了大篆、小篆和隶书三种书体。大篆是相对小篆而言的，一般把小篆以前所有的古文字统称为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时期除秦国之外的六国文字。小篆是秦统一中国之后通行的文字，它是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其他诸侯国文字，为便于书写而删繁就简、规范统一的，这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初的规范化书体。隶书是继小篆之后出现的又一代表性书体，它是在小篆的基础上产生的。隶书的产生是汉字的一次大革命，其意义不仅在于汉字从此走向了符号化，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汉字的书写方式和审美趋向，从而为楷书书法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进而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开辟广阔的天地。
于是在秦汉年间千姿百态的书法园地中，就直接孕育出了楷书（当时称为隶书，即辅佐小篆，书写更快捷）书法艺术。遵循其规律，将中国楷书的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即楷书的萌芽期——秦汉，楷书发展期——魏、晋、南北朝，楷书繁荣期——隋、唐、五代，楷书守成期——宋、元、明、清。
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这里的楷书实际上是指王次仲所创的八分书，而不是今天所谓的楷书。另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2厘米的为小楷(小字)，5厘米以上的为大楷(大字)，之间的为中楷。但这仅仅是笼统的分法，实际上，现实生活里很少出现过小于1厘米的小字和大到1.8米的大字。
小楷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钟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大楷
一般情况下，人们把一寸以上、数寸以下见方的真书称为大楷。较此更大的真书大字被称为“榜书”、“擘窠书”。根据历代书法家积累的经验，学习书法应先写大楷，作基本练习。掌握好大楷的点画、结构、布白，做到点画准确精到，结构疏密得当，则退而写小楷可做到结体宽绰开张，点画规矩清楚；进而学榜书则能结密无间而气魄宏阔，不致涣散无神。
如今一般所说的楷书，是从汉隶逐渐演变而来的，按照时期划分，可分为魏碑和唐楷。魏碑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体，它可以说是一种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书体，钟致帅《雪轩书品》称：“魏碑书法，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魏碑经常带有隶书的写法在其中，因此它的楷书性质还不成熟，但正因为这种不成熟性，也就造成了百花齐放的场面，意态奇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康有为评价有“魏碑十美”。而狭义的楷书则是指到唐朝以后逐渐成熟起来的唐楷，其代表人物有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我们常说的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前三个就在唐朝。到了唐末，楷书已发展到了顶峰，风格已过于规整，于是逐渐走下坡路了。但是“唐书重法，宋书重意”，宋朝的苏轼以其诗人的风度开创了丰腴跌宕、天真烂漫的“苏体”，堪称“宋朝第一”。宋末元初的赵孟頫，以其恬润、婉畅，形成了“赵体”，也就是四大家中的“赵”，但是“赵体”严格来讲应该属于行楷，不再是规规矩矩的楷书了，所以初学者一般从“颜柳欧”三体择一入手，这也被公认为学书之正路。下面我将这三体从多个角度作一对比，有的角度还参考了魏碑和赵体，为的是能够全面的认识楷书个体。以上重点对比了“颜柳欧”三体的风格与特点，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个人的因素，如欧体形成于初唐，受魏碑的影响较大；颜体受唐朝以肥为美的审美观点的影响，又较丰腴；而柳体由于柳公权为人正直，“人正则字正”。
初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
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钟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魏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着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钟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
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地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 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钟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頫、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钟繇书法，具古朴风格，惟传世作品《宣示表》、《荐季直表》，无一确实者，多为后人传模或临作。欣赏好的摹拓本，可以想像其古雅书风。
宋元
如果说汉魏是楷书的初始阶段，唐是楷书的成熟阶段，那么宋元就是楷书的延伸阶段。唐代楷书法度森严、结构严谨，到了宋元时期书法家们开始追求作品的美感，有的清秀俊朗，有的雍容典雅。
清代
清代的楷书以邵瑛所著的《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为代表，它是在唐初四大书家之一欧阳询《结字三十六法》及明代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基础上系统、全面地研究剖析了汉字结构组合规律，归纳总结出九十二种汉字结体书写的方法，并各有典型例字。《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是一本较为完整、实用的法帖，更对后世书者影响巨大，不仅适于初学书者临习，也可供书法爱好者参考欣赏。九十二法对初学者了解间架结构有指导意义，是初学者的启蒙导师。《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成书100年后，被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临摹并推广。在清末及民国初年达到了家喻户晓、人手一册、学书之人案头必备的程度，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力。
“书圣”——王羲之
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有“书圣”之称。亦长于诗文，但文才多为书法之名所掩，不为世人所重。曾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等职，世称王右军。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王羲之的传世墨迹可以让你对“精采绝伦”四个字有深刻的体会。他的作品美妙绝伦，无雷同乏味之嫌。中国书艺在他笔下成就最高个人顶峰，其后各代大家只是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完善 ：或意或法、或韵或势，局部过之者不乏其人，整体而论，无出其右。
欧阳询——欧体
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今湖南）。以楷书和行书著称。为书法史上第一大楷书家，其字体被称为“欧体”，与颜（真卿）体，柳（公权）体，赵（孟俯）体并驾齐驱。
柳公权——柳体
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卒于懿宗咸通六年（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著名楷书家。
颜真卿——颜体
颜真卿（709～785）唐代书法家。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 山东临沂）。书史亦称颜鲁公。为人刚直不阿。唐代书法革新家，为盛唐书法树立一面旗帜。颜真卿自幼学书，又得到张旭亲授，并师法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人，融会贯通，加以发展，形成独特风格。其楷书结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人称“颜体”。其行草书纵横跌宕中具凝练浑厚之势。
楷体书法最为著名的四大家是：
唐欧阳询（欧体）
唐颜真卿（颜体）
唐柳公权（柳体）
元赵孟頫（赵体）
一是：书学在唐代为鼎盛时期，凡及楷书，言必称虞、欧、褚、颜。颜真卿即是其中最富革新精神的大书法家。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出身名门，是著名学者颜师古的五世孙。颜真卿为人笃实鲠直，向以义烈闻名于官场，曾为四朝元老，宦海浮沉，不以为意，后奉命招抚谋反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李所杀。
颜真卿的书法渊自家学，但其得以变革的启迪者，乃吴郡张旭。由于他能兼取百家，自如取舍，留下大量书帖足可见其功力。史学家范文澜在著述中每及于唐书，皆称“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颜的楷书，反映出一种盛世风貌，气字轩昂；而他的行草，使宋代米芾也心仪斯书，原因是那些书帖往往是在极度悲愤的心境中走笔疾书的，读者可从本文中领略个中滋味。情溶于艺，艺才生魂，历史上大凡优秀的艺术，均不违背此一准则。
颜真卿，一位书坛的巨灵。千百年来，唯颜鲁公能比肩书圣王羲之，雄视阔步于书坛。唐代书坛固然以颜真卿为冠冕，而宋代也以颜书为大纛。自兹以往，颜真卿的书魂形成了巨大的向力，而又积淀成中华民族书魂的重要部分。《新唐书·颜真卿传》赞曰：“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英烈的日月人生，便是浇灌其书艺奇葩的不竭泉源。
二是：柳公权，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终年88岁。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宫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初学王羲之并精研欧阳询、颜真卿笔法，然后自成一家。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较之颜体，柳字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公为之改容，如其笔谏也。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家。”他初学王羲之笔法，以后遍阅近代书法，于是极力变右军法，学习颜真卿，又溶汇自己新意，使他的字避免了横细竖粗的态势，而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后世学书者不少以柳字为楷模。
他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偶然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为书法圣品，就被朝廷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他的为人既有骨气有一丝不苟，同样地，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部分的特质。也因为如此，提高了他在长安的声望与地位，一般王公贵族都不惜钜金争相请他。
晚唐书法经历盛中唐之后，盛极而衰，柳公权虽号一时中兴，但与颜书相比，仍略有高下之分。唐代书法隆盛一时，至此已见式微。柳公权的楷书参有欧阳询的笔法，往往将部分笔画紧密穿插，使宽绰处特别开阔，笔画细劲，棱角峻厉，虽用笔出自颜真卿，而与颜真卿的浑厚宽博不同，特别显得英气逼人。
柳公权一共臣事七位皇帝，最后以太子太保之职致仕 ，865年（咸通六年），柳公权去世，时年八十八岁，获赠太子太师。
他的传世书迹很多，影响较为突出的有《玄秘塔》、《神策军碑》、《金刚经》等。
1、《神策军碑》：楷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是柳公权的代表作之一，较后世熟知的《玄秘塔》书体风格更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左紧右舒，也是较好的临写范本。
2、《柳书金刚经》：楷书，唐长庆刚年（公元824年），四月刻。原石毁于宋代。有甘肃敦煌石室唐拓孤本传世，一字未损，今在法国巴黎博物院。评论家认为楷书金刚经，具备了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东之）各体之长，有很高艺术价值。
3、《玄秘塔碑》：楷书。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上二月立，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此碑在传世的书迹中，最为著名。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楷书范本之一。
草书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在狂乱中觉得优美。
《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草书始于汉初，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
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狂草代表作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
从草书的发展来看：草书发展可分为早期草书、章草和今草三大阶段。早期草书是跟隶书平行的书体，一般称为隶草，实际上夹杂了一些篆草的形体。初期的草书，打破隶书方整规矩严谨，是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章草”。章草是早期限草书和汉隶相融的雅化草体，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遍方，笔带横势 。章草在汉魏之际最为盛行，后至元朝方复兴，蜕变于明朝。汉末，章草进一步“草化”，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偏旁部首也做了简化和互借，称为“今草”。今草，是章草去尽波挑而演变成的，今草书体自魏晋后盛行不衰。到了唐代，今草写的更加放纵，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奇 变百出，称为“狂草”，亦名大草。 到了今天，草书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实用价值。 草书是按一定规律将字的点划连字，结构简省，偏旁假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乱写。草书符号的 主要特征之一是笔画带钩连，包括上下钩连和左右钩连。隶化笔法的横势倾向，为左右钩连的草化提供了依据。章草笔法用“一”形，今草笔法用“s”形。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运笔放纵、点画狼藉的又称大草或狂草。
广义的草书
是指草写的书体。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
在文字不统一的远古时代，自然不会有统一规范的草书，那时出现的潦草的字，就属于广义的草书；二是在文字统一后，在应急的情况下，或者是在起草文书稿件、记录他人谈话时，行笔快捷，笔画连带、省略，信手写的不规范的潦草的字，这种潦草的字很难用于交流，隔久了甚至连写字的人也难以识别，这种潦草的字就属于广义的草书。
草书
为了便捷书写，经过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尤其是在篆书向隶书转化的时期，民间流行的草字的数量逐渐增多，写法逐渐统一，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终于产生了具有法度的草书，那便是章草，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今草，狭意的草书就是指章草和今草。
自章草起草法就基本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草法既具有法度的规范性，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草书是笔画省略，结构简便的书体。二是，草书是以点画作为基本符号来代替偏旁和字的某个部分，是最具有符号化特征的书体。三是，草书的笔划之间字与字之间相互连带呼应，是便于快捷书写和便于表达书者情感的书体。
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更加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甲骨文时期有草写的痕迹。“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
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公元 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
《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年)，许慎 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綖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
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张旭史称“草圣”，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
“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如狂草书法家杜浩平、梅湘涵的书法作品，它的特点是点划结体，使转和用笔，多为从古到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王羲之书体中学一些，王铎法帖中取一些，祝允明、孙过庭等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行草有“草行”之说，书体中带有许多楷法，即近于草书的行书。笔法比较流动，清朝刘熙载《书概》云：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唐朝张怀瓘《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故有此别论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它出现较早，从汉代初期，书写隶书时有时才“草率”地书写而形成的，由于汉章帝喜好草书，因此被称为“章草”，是一种隶书草书。章草字字独立，接近于行草，但对难写之字简化不多，书写不变。后来楷书出现，又演变成“今草”，即楷书草书，写字迅速，往往上下字连写，末笔与起笔相呼应，每个字一般也有简化的规律，但不太熟悉的人有时不易辨认。一般也把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草书称为今草。
今草简化的基本方法是对楷书的部首采用简单的草书符号代用，代入繁体楷书中（尽管草书出现得不比楷书晚），往往许多楷书部首可以用一个草书符号代用，为了方便，字的结构也有所变化。因此，不熟悉的人较难辨认。草书符号的整理可以查阅《标准草书》。
到唐朝时，草书成为一种书法艺术，因此演变成为“狂草”，作为传递信息工具的功能已经减弱，成为一种艺术作品，讲究间架、纸的黑白布置，是否让人能认清写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狂草中，有“词联”符号，就是把两个字（常见词组）写成一个符号。由于当时书写多是从上到下地竖行书写，词联符号的设计也类似。“顿首”“涅盘”等都有草书词联符号。
日语中的平假名是以汉字的草书形式为蓝本创作的。
现代人学习草书一般以今草为起点。普遍认同的草书写法有于右任先生编著的标准草书（有同名字帖）。
草书是中国文字最为简约的书体。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
章草是隶书速写而成，故源出于隶。传说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宋赵彦卫云漫钞说：“宣和，陕古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发夫讨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也。”此说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说较为可信。“章草”字体，虽已“隶书”简约，但仍略带波磔，若从汉初木简书迹（上图），可见初期的“章草”，实际上就是应急的粗率“隶书”变体。故其笔法与结体，无一定规范可循，一直到了东汉的张芝，章草字体，才臻成熟，至魏晋而登峰造极。其中著名的书家，如魏时的韦诞、吴时的皇象、晋时的索靖，都称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传世的法帖，计有史游《出师颂》、《淳化阁帖》中张芝书、皇象所书《急救章》、索靖的《月仪帖》等。虽传刻至今，但法度端凝，体势坚劲，有独立自强之特，仍足供为后人临摹研究的最佳资料。
“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而字字独立不相连带；利用符号，一笔万同，是汉隶行书之变体。
今草即现今所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传说为後汉张芝（伯英）所创始。韦诞说：“芝学杜度，转精其功，可谓草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张怀 《书断》说：“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与“章草”不同之处：章草字字独之，系速写隶书而成，而“今草”则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是速写“章草”而成的。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自序说：“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使转之运益；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之致者，最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语，可说是“今草”的特征，也是“今草”益趋简捷的所在。
草书之章法虽难以定形，但也有其必须遵循的原则。
(一)气势贯通
蔡邕说：“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要使静止的字活起来，就必须讲“势”。势是发展的、流动的、变化的，所以蔡邕认为笔势应来去自然，不可遏止。这“势”就是“血脉”、“筋脉”，是章法气势形成的根源，也是草书章法形成的原因之—。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得很透彻：“字之体势—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此言用于小草是最适当的。虽有时点画不作连写而仍需气脉相贯。一字如此。一行也如此。要能上下承接，左右瞻顾，意气相聚，神不外散。字与字之间的贯气，主要靠上下字之间的欹侧斜正的变化，有揖有让，递相映带，有时靠势的露锋 承上引下，有时靠急速的回锋以含其气，在静止的纸上表现出动态美。清梁同书说“气须从熟中来，有气则自有势，大小、长短、欹正，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一片段。”所以气势还需从用笔的精熟中来。若用笔滞凝，神情呆板，拘谨不畅，则必无势可言，贯气更谈不上了，所以书法艺术得势才能得力，得力才能得气，得气才能得神，草书之作全在神驰情纵，得心应手之间写出精神和气质来。笔势是多变的，“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崩浪雷奔”、“百钧弩发”，这些在书法中常见的形容词都是在捉摸不定的动态中以物喻情的。正是因为草书章法无固定不变之状，所以见之可以自由想象、思游云天。
(二)错综变化
草书章法之错综变化难以名状，错综者指字之大小错综、疏密错综、用笔轻重错综，欹正错综等，怀素《自叙帖》、张旭《古诗四首》皆极尽错综变化之能事，其章法常以“雨夹雪”喻之。如落叶纷披，令人眼花缭乱，然片片落叶又极规则，规则中有不规则，视觉上是动的。细审之，每一字又静静躺在纸上，并不曾动，这就是因其错综变化所致的艺术效果。形成草书章法的整体效果是：满纸盘旋，飞舞，内气充盈，十分的传情，十分的浪漫，激情不可抑止。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精辟地指出：“就一字观之，真之结构密而大草之结构疏，就全幅观之， 真之结构疏而大草之结构密。”以人求异之心而论，草书之章法最异，最能满足人们求异心理的需要，最能吸引人的视线。
(三)虚实相生
草书章法理应“虚实相生”。“实”指纸上的点画，也即有墨的黑处；“虚”指纸上点画以外的空白，也即无墨的白处。老子曰：“知白守黑”，是指哲理上的虚实，是对世间万物矛盾的一种理解和调和的方法。用在书法上，就是要调配好黑白之间的关系，太黑则墨气一团，气闷而有窒息感;太白则凋疏空旷，气懈而有松散感。草书章法中还应有“透光之美”，其作品的雅趣往往在“白”的妙用，也就是在“虚”处来体现书法艺术的韵致和高雅之情。邓石如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常计白当黑，奇趣乃出。”在草书章法的处理上，要“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互补互生，使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能融为一体，缜密无间。所以刘熙载说：“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空白多反而显其密，妙在线条的粗细强弱的交替，笔势的开合聚散的变化，字形的大小高低的错杂，构成虚实相生的章法效果。字字相插，行行相争，相争相插处互挤互拥，相让相避处又遥相呼应，磊磊落落，洋洋洒洒，体现出草书狂放、瑰奇、纵逸的艺术风格。怀素、徐渭的草书最为典型。虚与实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体，对任何一方的失控，就会使矛盾突出。太虚则疏，太实则闷。但虚实是相对而言的，没有虚就无所谓实，反之亦然。矛盾双方都得依赖对方而存在而变化。故最终还应有所调和，使矛盾的双方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变而不乱，作品才会有浑然一体的和谐之美。若能在草书章法处理上使矛盾在又冲突、又调和中指挥若定，胸有成竹，使作品能险而不怪，潇洒畅达，超然入胜，毫无雕饰，变化出于自然，新奇仍能守法，斯乃谓之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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