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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
《礼记》全书多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是一部记述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
早期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袁可立)七岁从塾师受毛诗礼记,十一岁改治尚书,十九补博士弟,为督学衷简肃公所赏拔。”
礼,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礼记[5] 》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庄。”可见礼的作用很大,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而实际上哪个朝代也没有把礼的条文都做到。
反映思想理论性的集中在《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篇,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在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礼记》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2] 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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