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六艺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找出来。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作用今天，学者已在先秦典籍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尚书》引文，其中《礼记·缁衣》中一条引文相当重要，我们不妨在此作一对照。又因《郭店楚简》中也有《礼记·缁衣》一篇，有关引文一并列出。《礼记·缁衣》：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商书·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郭店楚简·缁衣篇》： 《尹诰》员：“隹尹躳及汤，咸又一惪 。”在《礼记·缁衣》篇中，郑玄在“《尹吉》曰”下的注为：“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这一判断为郭店楚简所证实，楚简简文原字“从言从収，収亦声。由上告下曰诰，用双手捧言，以示尊崇之义。収也是声符，収音失去韵尾-ng，就读如告。”(廖名春《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这样，“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在先秦本中是出现在《尹诰》中而不是《咸有一德》一篇中，而《咸有一德》篇名就取自该句引文，这就令人怀疑《尹诰》的篇名是否在流传过程中因为某种原因丢失了。为了补上这一篇名，才根据文意从残存的文句中拮取一句作为篇名。换句话说，传世《咸有一德》篇名并非先秦本所有。因为，传世《尚书》有伪作的嫌疑，这一篇名的出现仍有可能是梅本的作伪者所加。但《史记·殷本纪》中的一条记载，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史记·殷本纪》中在叙述了成汤代夏以后，引了一段“汤诰”，然后就提到了“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这一段文字也见于传世《尚书》的书序中。《史记·殷本纪》的这段记载将《咸有一德》篇名的出现大大提前至孔安国同一时代。显然，司马迁的这一记载的原始资料是“从安国问古文”那里得来的(《汉书·儒林传》)，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在孔安国所献的版本中《尹诰》一篇的篇名已经缺佚了。从《史记·殷本纪》所载“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判断，《明居》很可能也是《尚书》的一篇，但《明居》不见于今古文两家，可见此篇也属于亡佚之列。两汉今古文学派关于《尚书》篇目一直争得不可开交，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孔安国所献的版本并未全部包括当时已知的篇目。换句话说，孔安国所献版本和先秦《尚书》对比已经有所缺损。传世《尚书》中的《书序》提及的篇名计有八十篇，孔氏所献的篇数加上今文显然不足此数。当然传世《书序》是否真的源自孔子，仍是一个待证的问题。至此，我们可以判断，孔安国所献版本并非完本，而是有缺损的。司马迁在提及“孔氏有古文尚书”时也以“其家逸书”称之，可作上述推断的旁证。同样也有缺损的孔氏藏本能令刘向父子认为孔氏本较今文本更为完善，说明孔安国曾对残篇断简作过补缀，《咸有一德》篇名的出现就是证据之一。顺便指出一点，在《书序》中，《咸有一德》一篇仅作“伊尹作《咸有一德》”，而不象其他各条均有一简短概述。传世《书序》中，仅《咸有一德》、《明居》、《无逸》、《立政》四篇如此。其中《明居》无正文，而《无逸》、《立政》为今文篇目。
《逸周书》是百篇之余，是孔子删《书》的百篇之余。“逸周书”之名，最早为许慎所用[5] 。“‘逸周书’就是失传了的《周书》，‘逸’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师说，‘绝无师说’”。 清华简中发现的《祭公》、《皇门》见于今本《逸周书》。《祭公》、《皇门》、《程寤》“这三篇如果按着我们现在的分类，就是《逸周书》。”

《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的，应该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只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如今亡失殆尽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结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张霸投入狱中，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为开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给朝廷。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却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用的便是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尚书》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该书要旨：
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
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
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有三种分类法：
四种说：典、训诰、誓、命；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7]
六种说：典、谟、训、诰、誓、命；来自“可能是孔安国所撰”的古文尚书序。
十种说：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
1、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注释】
选自《尚书· 尧典》。克：能，能够。俊：才智。德：美德，道德。九族：从自己的高祖至自己的玄孙九代。睦：和睦。平：分辨。章：彰明。百姓：百官，周朝之前普通平民有名无姓[9] 。协：协和。万邦：众民族。
【译文】
公正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百官的善恶。百官的善恶辨明了，又使各诸侯国协调和顺。
【赏析】
上下和睦，百姓安居乐业是儒家思想的理想社会。这段话以颂扬帝尧的功德，强调“和”的重要性。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说的就是人人友爱，家庭和睦，才能万事兴盛。以家见国，以小见大，道理相同。试想，如果家族和睦，国家上下一致和睦，团结一心，肯定社会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家和先需人和，要求人人修养道德，友好相处，谦让有礼，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以仁德感化对方。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
2、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注释】
选自《尚书· 尧典》。静言：静又写作“靖”，巧言。庸：用。滔：通“慆” ，怠慢。象恭：外表好象恭敬。
【译文】
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敬，实际上对上天轻慢不敬。
【赏析】
这句话是尧帝对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的评价。尧帝意欲选拔接班人，让大臣们推荐人选，当有人举荐共工时，尧帝发 表了如此意见，也说明尧帝审慎地选贤任能，重视德才兼备的 选拔人才态度。他的任人唯贤的思想品德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句话为后人经常引用，以指那些花言巧语，面目伪善，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无稽之言勿听……
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注释】
选自《尚书·大禹谟》。稽：考证，验证。弗询之谋：不询问众人的谋略。庸：用。
【译文】
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赏析】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两句话的意思和“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告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道听途说，轻信妄言，凡事都要深入调查，以事实为根据，善于听取众人意见，集思广益，认真分析参考。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被不实之言所蛊惑，不会因刚愎自用而决策导致失误，造成不良后果。
4、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注释】
选自《尚书·大禹谟》。克勤于邦：指为治水的事业竭尽全力。克俭于家：在家生活节俭。
【译文】
能为国家大事不辞辛劳，居家生活俭朴。
【赏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勤俭作为修身治国治家的美德。古人以能否克勤克俭，是关系着国家强弱，存亡的大事，鼓励人们，竭尽职守，勤奋工作，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当然在现代文明的今天，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不可能无视于生活的享受，但前提是不铺张浪费。
5、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注释】
选自《尚书·太甲中》。惟，唯；明，目明，喻监察是非；聪，闻审谓之聪，听到的都思辨之
【译文】
能看到远处，才是视觉锐利；能听从好话，才是听觉灵敏。
【赏析】
古人用能看远才是明察秋毫，善听好话，才是耳朵灵敏作比喻，鼓励人们注重自身修养，永不懈怠。不论是治国，还是个人 都强调的是道德品质修养，要勤奋学习，诚心求道，时刻躬身自反，检讨自己言行，胸襟宽广，善于听取意见，不要时常享乐和懒惰，用诚信、仁厚的美德赢得事业的成功。
6、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注释】
选自《尚书·盘庚上》。纲：网的总绳。紊：乱。若：像， 好像。
【译文】
就好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理而不紊乱。
【赏析】
这句话是盘庚责备在位的官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傲慢无礼，贪图安逸，不愿奉献。用“网”“纲”作比喻，自己为“纲”，群臣是“网”，说明主次有序，强调不能目无君令，破坏规矩。以生活中浅显易懂的例子比喻，道出了主次秩序，有条不紊的深刻寓意。常用的“有条不紊”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7、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注释】
选自《尚书·旅獒》。仞：八尺为一仞。亏：缺少。篑：盛土的竹器。
【译文】
譬如堆垒九仞高的土山，只差一筐土，还是不算完成。
【赏析】
以堆山为喻，告诫人们修养品德应自强不息，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作为君王就要敬慎德行，只有为仁行善，以德化服人民，才能得到民心，只有勤奋为政，德行很盛，才能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做人也是如为学求道，修养道德就像堆山一样，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中途停止，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如果坚持不懈，永不止步就会终有成就。古人的话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8、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注释】
选自《尚书· 周官》。允：诚信，信实。怀：归向。
【译文】
用公正消灭私欲，人民就会信任归向执政者。
【赏析】
《周官》是诰令，这句话就是《周官》中的一句，号召大小官员认真工作，谨慎发令，言出即行，周公心之公正除去私欲，位尊不当骄傲，禄厚不当奢侈，修养恭敬勤俭美德，不可行使诈伪，此赢得人民的信任。做到这些，人民才会心悦诚服。勉励官员兢兢业业，勤劳政事，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清白不污，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
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
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4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
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
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
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

尚书

《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民族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历史文献。是《三坟五典》的可考记录。
《尚书》列为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古文25篇经宋代以来的考异争论总体认为是东晋人的伪作。
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摒弃25篇伪作，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虽说文字大体古奥迂涩，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1]
刘起釪的《尚书学史》认为《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的事。
《尚书正义》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马王堆帛书易《要》篇，孔子就是称《书》为《尚书》的。“《要》篇中正是孔子称《尚书》，所以《书》纬和郑玄之说不为无本。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些散文，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2] 李学勤先生指出：“《尚书》本为古代《历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传统观点认为：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尚书》所遭劫难颇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26] ，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27]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 。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以后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泛流传。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密切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作家纪贯之（？~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诚的译本被评价为信、达、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 。日本当代学者于二十世纪70年代成立日本诗经学会，出版会刊《诗经研究》。

一、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多篇写祀文王、祀天地，可从中了解祭礼；《小雅·鸳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18]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国风》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诗经·国风》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语言风格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皆有曲调
诗与乐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乐律全书》说：“《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商颂》五篇，皆商调。”诗与乐的这种关系在上博简《采风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证实。马承源先生认为：“简文是乐官依据五声为次序并按着不同的乐调类别整理采风资料中众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时可依此类别定出腔调，如《诗经》那样，而简文所记约是楚地流行的音乐。”

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六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大雅”和“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一、比，就是譬喻。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为有前后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点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跃然纸上。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又由于喻体在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获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根据与不同喻体的联系，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如《硕鼠》、《相鼠》等。《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运用亦很灵活、广泛。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前者用以比喻形体，后者用以比喻感情之变化。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体喻形体，色彩喻色彩，光泽喻光泽，声音喻声音，气味喻气味，动作喻动作，感觉喻感觉，景况喻景况。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为象征。手法上比较含蓄，但往往从多方面进行比喻，即用“丛喻”之法，有时同于今日的“指桑骂槐”的。如《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前半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说明东方诸侯国之百姓对西周王朝贵族窃据高位、不恤百姓的愤怒（皆有名无实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斗之向北开口挹取，指出西人对东人的剥削。实际上是用了象征的手法。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诗经》中的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个别为全诗皆含比意，如《硕鼠》。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二、借助某事某物起韵。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再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他也标为“兴也”，解释时却说：“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又成了“赋”。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卷耳》、《黍离》、《蒹葭》、《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兴包括“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的情形，是指由于人们生活阅历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种种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对一般人来说是漠不相关，但对某一具体人来说，就可能会勾起对旧的经历的回忆，引起很深的感慨。
三、赋。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这里所谓“直言之”，是说不以兴词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并不是不要细致的形容描绘。因此可以说：兴、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现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广泛。就《诗经》言之，它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七月》、《生民》全诗都用赋法，无论对于弃儿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祭祀场面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东山》、《采薇》二首，除《东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赋法。但这两首诗写行役征人之心绪，可谓淋漓尽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最上乘的写景诗。所以，《诗经》的赋法不只是指叙述，不只是所谓“直陈其事”，在抒情写景方面，也达到很高超的地步。
赋法，在《诗经》中也常体现于一些简单的叙事。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女子约他的男朋友晚间在城隅相会，但男青年按时到了约会地点，却不见这位姑娘，等之不来，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过了一会，姑娘忽然从暗中跑出来，使小伙子异常高兴。诗中所写姑娘藏起来的那点细节，可以理解为开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对小伙子爱的程度的测试，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表现了高尚纯洁的爱情。后面赠彤管的细节也一样。其中既无比，也无兴，却十分生动。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民俗画。
赋法中，也包括叙写、联想与悬想。如《豳风·东山》第三章写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从而引出“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结婚合卺之物）而联想及结婚时情景，作为对于将要面对的现实的烘托或反衬等。
悬想即未必有，而是诗人设想之，借以表现诗人的心绪。如《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魏风·陟岵》亦是。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前人用赋、比、兴来概括《诗经》的表现手法，十分精到。但对《诗经》“赋”这种表现手法注意得不够，在兴和赋、比的关系上也一直未能划分清楚。再就是将比、兴看作诗的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将《诗经》中的“比兴”和后代的“比兴”混同之故。其实，对《诗经》中赋法的研究，应是探讨《诗经》艺术手法的重要方面，这同古代文论史上探讨“比兴”概念的流变是两回事。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风篇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19篇、鄘（yōng）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0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桧风4篇（桧即“郐”kuài）、曹风四篇、豳（bīn）风7篇。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雅》是周王朝国都附近的乐歌，共105篇。包括大雅小雅，共31篇。
《雅》为周王畿内乐调。《大雅》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功绩，有些诗篇也反映了厉王、幽王的暴虐昏乱及其统治危机。
《大雅》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作者大都是贵族，谓高尚雅正等。旧训雅为正，谓诗歌之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小雅》共有74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
大雅的作品主要有《文王》、《卷阿》、《民劳》，小雅有《鹿鸣》、《采薇》、《斯干》等。
《颂》共有40篇。
对于《颂》的释义，最早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颂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
据阮元《□经室集·释颂》的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
郑玄《毛诗传笺》说：“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
近代学者也多以为《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
颂的名篇主要有《清庙》、《维天之命》、《噫嘻》等。

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名称由来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用的也是《诗》，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5]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8-9]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道统观念
孟子时，更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视为儒家的“道统”(一脉相承的知识系统)。从此，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儒家思想之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孟子的民本思想，行仁政的主张，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虽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却成为传统治制度中，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如隋唐的均田制。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君主应以保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除《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而且，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养气与成德
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孟子》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是，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的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14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7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30卷。另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道德天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

心性论
性善与四端 —— 道德价值的根源
孟子的“性善说”，主要发挥孔子“仁”的观念。孔子中的“仁”缺乏了理论基础及尚未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因此，孟子要建立“道德价值根源之自觉心”，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便能补充孔子“仁”学理论的不足。

义利之辨
（道德价值的论证）
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政治思想
民本说：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法先王：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
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使国家给百姓安居乐业的王道，要实行王道，又要尊贤使能。

德治观念
孔子论“仁”，是自觉的道德； 孟子的“仁”，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故主张“有德者执政”。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缓和社会矛盾，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反对霸力服人。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授田人民耕种，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当作纳税，因此，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国家自会安定。

教育主张
（贯彻始终 ）
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但又认为人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来达致。修身方法上，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
此外，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启发未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孟子
《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再传弟子的记录。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县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孔伋,是孔子的孙子）。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统一。而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1]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的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子思门人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失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了。

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7] 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
《学而篇第一》曾子招揽子夏后，当是子张去世开始，起于结束孔门内斗。终于墨道两家崛起，走向科学的道路。从每一篇章关于内容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孔子死后留在鲁国的掌门人变化，《论语》各章的称呼变化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啊
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后经出土文献证明并非伪书，详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因此可以认为琴牢和琴张应该是同一个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论语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孔丘，字仲尼，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境内)，东周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被后世称为“孔孟”。孔孟两者思想的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毂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二经。”[1]
宋儒朱熹将《论语》与《中庸》、《孟子》、《大学》合称“四书”又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答子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永平元年，（公元58年）徐防上书云“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是汉人于七十子重子夏，故以《毛诗》直承子夏。徐防言，当重师法，系思想史一关节。又云“《论语》不宜射策”，则知其时《论语》之地位尚不高。
后赵岐于《孟子题辞》有“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之说。
宋儒则尊颜回，有“孔颜之乐”。小程子伊川曾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是《论语》之地位大大提高。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
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ii]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 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膝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膝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 《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 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在《论语》中，孔子把在“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其含义大致有三：
执中守正：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折中致和：执两用中 和而不同；
时中行权：因时制宜， 与时俱进 通权达变 随机应变。
综合起来，
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并且随时以处中，因时制宜，与时俱进。
孔子的中庸之道
“中庸”是孔子倡导用于处世为人的一套思想。
在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世道都有自己选择的余地，遇到乱世或者遇到一个难以自我发挥的世道，这些知识分子就选择出世，如果遇到太平盛世或者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知识分子就会选择入世。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孔子的先祖都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到了孔子这一代家族没落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死，母亲把孔子拉扯成人，由此孔子的精神和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一，孔子本人对家庭的责任。第二，孔子对鲁国的责任。
孔子面对当时鲁国的衰弱，有一种强大的报国热情，对于三桓在鲁国的势力，孔子要扶植鲁国国君，就必须剪除三桓，由此孔子就被三桓排斥，流浪他国。但是孔子自小的经历和母亲的教导让孔子内心充满了强大的责任，即使在鲁国遭遇牵绊甚至差点丢掉性命，但是孔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国家，没有放弃自己精神意识中的责任。
他提出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是孔子本人真的隐了么，翻遍所有历史只看见孔子一辈子为了自己的大道而行，他一辈子希望振兴鲁国，希望天下安宁。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所有的思想总结起来不过就是两句话：对于时代安宁的向往，对于国家世人的责任。
君子和中庸
所谓“君子”不过就是孔子的一个精神代言，君子就是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他人负责的人。因此孔子提出的中庸并不是没有作为，也不是不思进取，这是一种对人对事负责的精神概括，也就是不要极端，不要轻率，做事情要考虑他人和国家。
小人和中庸
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损害他人和国家民族利益为了自己私欲的人。
这个小人也就是孔子的困惑，也就是孔子那个时代人文危机的总结，更是孔子一辈子无法改变的现实而产生的绝望呐喊。孔子就是君子，穷尽一生也没有得到自己的希望，但是他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人类！因为孔子的思想在乎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人。
我们也就明白所谓的“中庸”，我们更明白了其实中庸就是上负责国家，下负责家庭，中负责黎民百姓。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并分别论述于下。

慎独自修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其文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别人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地方也十分谨慎，不说违背道德的话；在别人看不见自己物为的地方，也时刻属守中庸之道，做到至诚、至仁、至善、至圣，就必须坚持慎独自修的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其乐无穷，其用无穷，其功无穷。故《中庸》第三十三章云：“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年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威于钺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自。’至矣！”

忠恕宽容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原则分别见一《中庸》十三章、三十章。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这一思想源于孔子，曾子将其概括以传于世。《论语．里仁》记载孔子告诫曾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别的学生问曾参，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为仁之方。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为仁、行仁。孔子说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就是忠恕之道的具体实施。
忠恕之道在《大学》里被称作“ 矩之道”。《大学》说：“所恶于上， 毋（勿）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这谓 矩之道。“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不论是忠恕之道还是挈矩之道，其实质都是仁慈博爱，都是要求人们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
《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挈矩之道。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人们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锹，行乎夷锹。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至诚尽性
至诚尽性的原则 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良天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了。这就坚持至诚尽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五达道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中庸》第十二章详细论述了夫妇的人际关系，将夫妇关系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其文云：“君子之遇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年不能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三章论述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达道。综观斯两章，五达道备焉。
五达道就是天下通行的五种人际关系。通过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诚如《礼运》所言：“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三达德
调节这些人际关系靠什么？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智、仁、勇靠什么来培植呢？靠诚实、善良的品德意识来培植加固。所以《中庸》第二十章阐明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九经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做好这九项工作，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九种人际关系。调节这九种人际关系是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证。“九经”的提出，是对《尚书．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太平和合理想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太平和合理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