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医学

藏医

      据《玉妥·云登贡布传》记载，西藏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三种疗法，即放血疗法、火疗法、涂摩疗法来治病。同时，还用酥油止血，用青稞酒治疗外伤等等原始简单的办法。公元四世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棋嘎齐和碧拉孜入藏，传播了《脉经》、《药物经》、《治伤经》等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公元六世纪以来，从内地传来了医学和天文历算；七世纪，文成公主入藏，带来了“四百零四种病方，五种诊断法，六种医疗器械”以及四种医学论著如《门介钦莫》（即《医学大全》）等。八世纪，金城公主入藏时又带来了许多医药人员和医学论著，并把其中一些著作译成了藏文，如《索玛拉扎》（即《月王药珍》）等等。赤松德赞时期，藏医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九大著名医学家，即玉妥·云登贡布、碧棋列贡、吾巴曲桑、齐齐谢布、米娘绒吉、昌提杰桑、聂巴曲桑、冬门塔杰和塔西塔布。其中玉妥·云登贡布最为有名。
       “四部医典” 藏医学的主要医典是《居悉》（即《四部医典》），相传为玉妥·云登贡布编著。但据《玉妥·云登贡布》记载，又说此医典是译师白若杂纳翻译的作品，云登贡布对它进行了补充和注释.如今见到的几种版本，已不是原来版本了。相传了十一世纪时，云登贡布的后裔玉妥·萨玛吸收《月王药珍》的精华，对《四部医典》的内容作了进一步充实。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著名学者第司·桑嘉措对《四部医典》进行了校对和修订；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又组织人员对《四部医典》的文字进行修订。 《四部医典》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各种疾病的分类以及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物配方等等。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在研究藏医学。前苏联艺术家出版社曾出版《藏医图集》，他们认为《四部医典》和《藏医图集》是举世无双的藏医文献，对它所引起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医学范围。
       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十五世纪以后，藏医逐渐形成了北方和南方两大派。北方派稍早于南方派，以强巴·南杰查桑为代表，南方派则以舒卡·年姆尼多吉为代表，他们分别总结了北部高寒地区和南部河谷地带的多发病及其治疗的经验，各有特点。十八世纪以后，著名医学家第玛·旦增平措广泛收集药物标本，编著了《晶珠本草》，收载藏区药名两千余种，对药物的形态、性味及功能等均讲述得十分详细。公元一九一六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创办了“门孜康”（医算局），广招门徒，教授医药理论，对藏医藏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玉妥·云登贡布（708~835年）是吐蕃王朝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家，曾担任过赞普的御医，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走遍西藏各地，广泛搜集和研究民间医方，总结民间医药经验，还多次赴内地五台山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拜中外名医为师，曾邀请著名中医学家东松（即韩文海）、印度医学家新提嘎瓦、尼泊尔医学家达玛锡拉、克什米尔医学家库雅巴等来藏研讨学术。他结合中外医学成果，编著了三十多部医学论著从而形成了藏医的一整套体系。

蒙医

      蒙古族传统医学，简称蒙医学，是蒙古民族逐渐积累的独特的医药学理论和治疗方法。蒙医学既是蒙古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长期与疾病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传统医疗实践经验为基础，它吸收了藏医、汉医及古印度医学理论的精华，逐步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独特理论体系、临床特点的民族传统医学。蒙医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结合蒙古人生活在高寒地区，多户外活动，多肉食的特点，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基本也是用草药、针灸、推拿等方法治病，其间也受中国中医的影响很大，以前也掺杂着萨满教的迷信，如跳大神之类，但现在已经进行研究，去其糟粕，如同中医学一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政部门承认的一种医学方法。
       蒙医学认为要说明药物对人体起作用的复杂关系时,首先要研究整个宇宙与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动植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相互依赖并存的辩证关系。世上万物要保持生态平衡、正常并存的主要因素是它们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滋补、对立、抑制、增减、渗透和被渗透等相克关系。医生的整个防病治病的过程是利用药物与人体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解决机体发生病变之后,又得到恢复正常或长寿的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地区的游牧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牧民饲养的骆驼被中原视为“奇畜”，他们把用骆驼奶作成的“酥”作为补养身体的佳品。蒙医传统方药还有很多“酥制剂”、“酥引子”。另外还有“马乳疗法”等等。唐代，早在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时期，在西藏有位医生，当地人民叫他“苏克布门巴”（藏语，意为蒙古医生）。由于他的医术高明，被人们誉为“起死良医”。元代，是蒙医阐古启新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时，在宫廷里“设掌饮膳太医四人”，专门从事饮食营养卫生的研究。饮膳太医忽思慧，曾编著一部《饮膳正要》（公元1330年），书凡三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 13世纪初，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民族以后，同国内各兄弟民族， 特别是同汉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通商及文化交流也随之开始。于是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有了手工业，创造了蒙古文字。西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里， 也有"蒙古灸"的记载， 并在《宇妥·元丹贡布传略》一书中提到"蒙古放血疗法"。常年驰骋在广阔草原上的古代蒙古人，经常发生战伤、摔伤、骨折等疾病， 客观要求他们不断摸索克服这些病症的方法。因此，正骨、 正脑疗法也是早期蒙医的重要内容之一。还有对伤口的"烧灼疗法"、重伤者的"腹罨疗法"(即把牛或骆驼的腹腔剖开，将伤者放入，利用其温施疗)。 在元代，饮食疗法得到较为系统的总结和发展。
       14世纪，蒙古族翻译家沙拉布僧格，将古代印度巨著《金光明最胜王经》从维文、藏文译成蒙文。在该书第24章里摘述《圣心八部医法秘书》中的"平息由赫依、希拉、巴达干引起的疾病和聚合性病症的理论"。随而古代印度医学的部分基本理论初次传播于蒙古地区。16世纪，明代中、末叶随着西藏喇嘛黄教输入蒙古，藏医也随之而来到蒙古地区。1576年，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传到蒙古。印度佛教巨著《丹珠尔经》于17世纪末被译成蒙文其中包括古代印度医学巨著《寿命吠陀（八支心要集）》。对蒙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蒙医吸收了藏医学及古代印度医学的以阴阳、五元学说为基础的赫依、希拉、巴达干理论和七要素理论以及汉医知识，结合蒙古地区特点及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和发展。在18世纪时，已经形成了以寒热理论为主导的理论体系。涌现出许多蒙古族医学家，编写注解和补充《四部医典》的书以及其它医著，对蒙医学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维吾尔医

       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维吾尔族从远古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从事原始医疗活动了。维吾尔族的原始治疗、预防、接骨包扎等方法，是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地理环境和认知形态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最初的医疗源于原始人类的自我保护：身体层层涂抹香味花草，或刺上能够抵御各种生物叮咬的泥水肉粥；为了抵抗疾病，在采取油疗、烧疗、羊毛疗、沙疗、泡疗、兽皮疗、胆疗、祛寒等物质疗法的同时，还曾采取过宰生祭祀、巫师保佑、念咒驱邪、占卜算命、点香熏烤、挂护身符、祁求神灵等极为朴素的精神疗法，这也许是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亚腹地农耕和游牧民族所从事的医疗活动。
       相传,大约在2500年前，塔里木一带曾有位叫哈孜瓦依的行医者，他发现小茴香、黄诃子、紫花地丁、番泻叶、没食子、食盐、肉等7种药物能减轻病的痛苦。数年后，塔里木的药书，又吸引了古希腊国王的使者来访。希腊国王为得到药书，许诺要为塔里木人民建造宫殿并陪嫁公主。
       上古时期，西域民族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一样，已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医学领域也已引进了补素的唯物史观。当时人们解释疾病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信奉火袄教的鬼神医学时期。火之重要，不亚于太阳，因为它传播光明，抵御附身六邪恶，所以它被视为最神圣最清洁的因素，这对于古代维吾尔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历史的缓慢演变中，古代维吾尔人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火、空气、水、土和万物的生长和盛衰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人在自然界的生存条件，所有生命物质的起源，疾病的形成，都与自然界中的火、空气、水、土相互反应和相互作用分不开。这一理论可以从《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的记载中得到佐证。
       维吾尔先民有相当多的古代药物和医治方法，是受了源于原始公社制度时期的幻想性世界观影响而产生的。他们认为宇宙万物，皆有神权支配。好像灵魂作用于自然界，往往把某些疾病的发生原因归于鬼神活动。当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出现了私有财产和剥削关系，继而产生了专管祈祷、祭祀的“巫”。巫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以能和鬼神相似的姿态，用迷信、魔术的方式替人治病，给原始补素的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造成了医巫混杂的现象，阻碍了医学本身的发展。
       早期西域一带盛行的拜物教、景教、火袄教就是幻想观念的最早形式。漠北草原回纥以前普遍信奉萨满教。萨满巫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巫师能为人治病、占卜、预言、拨除邪崇、役使鬼魅、解蔓等。为人解惑之事，几乎无不通晓。当时的“巫师”,常常是医和巫的混合体，是一种术士兼治病者，从其可知萨满教对回纥社会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巨。
       在此阶段，维吾尔先民对疾病完全持宿命观点，任凭巫神安排，袄教代替萨满教成为主要宗教后，纵使袄教有较明显的善恶与美丑斗争观念，对疾病可能持一种斗争态度，但在治病方面尚不能摆脱以术士为主要行医者现状。由于奴隶制时期生产方式不断改进和文化的发展, 巫医又作为邪恶势力被取缔。塔里木盆地出土的一部早期文献《 卢文残卷》，记载着女巫行医狂厥，当地国王下令禁止女巫行医的情况。这说明西域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时期的某些古代医学特征，这也是和僧侣、宗教、鬼神的羁绊竞争的阶段。所以，在很早以前，西域地区的医病之事有教士专司，教士往往被视为一个大医士。那时，有点名气的外科医士按袄教徒规定：在一个医士可对袄教徒们实施手术以前，至少必须先医治过二个非教徒，假如非教徒治死了，损失不算大；但是假如这个医士未曾对非教徒施行过手术，证明他的手术确属精良，而即冒然去医治袄教信徒，他便犯了大罪了，这大约是医事制度的最初萌芽阶段。

傣医

       傣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本民族丰富的传统医药经验，并吸收了古印度医学、汉医学的部份内容，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医药理论，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医药体系，对边疆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傣族传统医药学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风、火、水、土是构成自然界物质的四种基本元素，人体生命的构成也离不开这四种基本物质，即四塔。身体健康无病，就必须保持风、火、水、土四种物质元素的平衡，即人体内风、火、水、土四种物质的相互平衡关系及人体内的风、火、水、土四种物质与自然界的风、火、水、土四种物质的相对平衡和协调关系。这样，人就能健康成长，长寿而终；反之人体就会得病，比如因淋雨涉水，受风感寒，或饮食失调，导致人体内风、火、水、土失调，就会使人患各种疾病。
       摸诊三种。其内容相似于汉族中医药学之望、问、切诊，但理论上有所差异。其方法分别简述于下：
       望诊：医者用肉眼观察病人的体态、精神、气色和全身各体表部位有无异常的变化，借以了解病情，测知体内四塔的变化。例如正常人的眉毛应分别顺两边倒的，如果眉毛不经外力而自行竖起，说明患者体内有寄生虫。若见患者口流唾涎、烦躁欲呕，则确诊的可能性更大；如见颜面赤红，为火偏盛之热症；如见肢体浮肿、面色滞暗或黄、行走困难，则为水偏盛之水肿症；舌红而干为热，舌淡白为不思饮食等等。望诊亦包括望手指，看左手大拇指可诊断肾、肝、心、肺等脏腑及妇科病症，看右手大拇指可诊断风湿之属寒属热。
       问诊：是对患者进行有目的之询问，了解患者的自觉症状，疾病的发生原因，发展经过及治疗情况，对疾病作出进一步的判断。这种方法是傣医诊断痛证或一般疾病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在问诊中应注意了解患者最主要的症状，再围绕主证有目的地进一步询问有关情况，如病史、家庭家族史、生活习惯、饮食爱好、婚姻等情况，妇女则包括经、带、胎、产等内容，小儿则包括生长发育史，以便作为诊断时的参考依据。
       摸诊：是通过触摸患者肌肤的冷热，有无包块和其他异常情况，以帮助诊断（脉诊则较为少用）。例如摸鼻尖和耳尖。如果体表摸着发热、汗出，但鼻尖和耳尖发冷，说明体内有寒，仅体表有热。如果证见怕冷、发抖，但耳尖和鼻尖摸着发热，说明仅是体表发冷，而体内有热等等。
总之，傣医药理论的望、问、摸三诊的诊病方法，各有其特点，对不同病症的诊察各有侧重。在临床运用时，必须三诊结合起来，把所得的资料加以综合分析，才能找到真正的致病因素，有的放矢，合理投方用药，提高疗效。

瑶医

       瑶医药是瑶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治疗经验。独特的民族风格。瑶族民间医生多以盈亏平衡理论来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
       历史上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瑶医药的传录方式全靠口耳相传、指药传授、指症传经，在本民族内部自成体系。 瑶医认为人体内脏之间、人体内脏与外界环境之间，既对立又统一，从而维持相对盈亏平衡和正常的生理活动。当这种动态盈亏平衡因外界或人体内部某些原因遭到破坏而又不能完全自行调节得以恢复时，人体就会发生疾病。破坏人体盈亏相对平衡状态而引起疾病的原因就是病因。病因可以是多方面的，诸如气候异常、瘴气疫毒、蛊毒风痰、精神刺激、饮食劳倦，先天禀赋，虫兽外伤等，均可导致疾病的发生。另外，在某些疾病的病变过程中所产生的病理产物，如痧症、痨症、痰症等，反过来作用于机体成为继发病因。
       在诊断方法上采用望、闻、问、触外，常用的还有甲诊、掌诊、舌诊、耳诊、鼻诊、目诊、面诊及观察患者大小便的质、色、气味来辩别疾病。在治疗方法上，除了采用针灸、针挑、骨灸、蛋灸、麻灸、艾灸、打火罐、按摩、刮痧等方法处，还应用瑶医特有的磨药疗法、杉刺疗法、火功疗法、火油灯疗法、火堆疗法等治疗一些疑难杂病，常收到满意的疗效。 瑶医临床用药达一千余种，在长期的实践中，根据药物的性味功能及其所治疾病的特点总结出独具一格“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104种瑶医常用药，并把药物分为“风药”和“打药”两大类，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及传录给后代。
       瑶医用药大多就地取材，医、药结合是瑶医的特点。自古以来，瑶医都是自己诊病，自己采药、加工、配方、发药。瑶族居住的广阔山区是天然药物产地，鲜药的有效成份未经破坏，疗效比干药好，因而瑶族群众家家户户都有种植草药的习俗。经过长期的实践，瑶医将药物分为4大类：消炎解毒、利水消肿的凉药，如竹叶伸筋、铁马鞭等；解除表证治疗疳积病的表药，如泽兰、甜酿草等；驱逐寒湿活血的暖药，如满山香、石龙藤等；治疗跌打损伤、毒蛇咬伤和打胎的打药，如竹叶老根等。瑶医最常用的瑶药有“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等共104种瑶族道地药材。
       几千年来，瑶族医药的演变发展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只是由于过去种种历史原因，瑶族先民长期居住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进山唯恐不高，入林唯恐不密”， 形成了封闭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集团。由于这样的经济集团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条件极差，加上交通不便，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甚少，整个瑶族社会发展的速度就比汉族地区的发展速度缓慢。直至解放初期，在社会生活中还带有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色彩。瑶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不能对本民族的文明发展如实地记载，更不用说医药卫生了。而另一方面，人类生存不免患病，为了本民族的生存繁衍，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能够防病治病的天然药物，探索治疗伤病的方法。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瑶族先民逐步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掌握治疗疾病的方法和经验的人，被人们称之为瑶医，所用的药物称为瑶药，并以师传徒，父传子，母传女的口传方式代代相传，同时又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经验来提高自己的医术，这就逐步形成了如今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套医药理论，为本民族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苗医

       凤凰的苗族，称苗医为“匠嘎”，苗药为“嘎雄”，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四种。在苗族语言中，没有与汉族中词义完全相同的“病”字，只有相近的“么”和“母”。“么”的本意为劳累，“母”即“疼痛”，病的意思是引申出来的。如果一个人身体某部位、或心理或精神抵御不住过量的负荷，必然会导致气血、经络的运动不正常，产生疼痛难受的现象，而治病就是要采取种种手段使气血、经络疏通，恢复正常，达到疼痛消除，各个器官发挥正常功能的目的。基于此，除了医药之外，苗医还采用其它许多治疗的手段：如刮痧散气、弹筋活血、刺活散淤、灯火止痛、油针挑浓、蒸酒祛风、火罐拨气等。
       苗医认为毒、亏、伤、积、菌、虫是导致人体生病的六种因素，而这六种因素归根结底都要以毒害力的方式才能致病。产生发冷、口渴、腹痛、出汗、头昏、出血、昏睡、气魄不旺等病征。苗医所讲的病症，多是形象化的病名，如：症、疾、风、痧、惊、翻、仆、经等。病候，是病变症候的简称，也就是疾病出现的症候群。疾病的病候共有17种，即积毒病候、雄毒病候、恶毒病候、疼痛病候、急热病候、急冷病候、内冷病候、火毒病候、泻肚病候、胃弱病候、交环不和病候、亏损病候、风冷气水毒病候、气壅病候、外漏病候、危急病候、混杂病候。
       因这六种致病因素，苗医素有“无毒不生病”之说。如常可遇到的风毒、冷毒、火毒、气毒、水毒、盐毒等。诊断疾病是通过把脉、听声、观察颜色、询问病情，用手触、摸、扣、打、刮、按、搬、量等传统方法，观察人体皮肤的颜色，精神的变化，体温、脉搏、呼吸、心跳、血压、语音反射功能等方面的异常，观察身体的汁水、尿液、血气、病原体等致病物以及指纹、舌象、目色、鼻窍、咽喉、耳道、肛门、尿口、淋巴、筋骨皮肉的形态结构变化等。
       在索取到可靠的诊断依据后，就开始整病。整病必须遵循治病原则，如失水的病人，就必须补液；肠梗阻，治疗当用赶毒法而不能用止塞法；心力不足，应当用补心的方法，假若使用退火的药物去治疗，使心力更亏，就会出现血压下降、循环衰竭、脑架失养、本命无依等危急病征。
       苗医所称的“两纲”即“冷病热治、热病冷治”，是他们治病的两大法则，具体治法则分内治法和外治法，其外治法尤为丰富，并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治疗特点。
       常用治疗法则包括：赶毒法，败毒法，攻毒法，止痛法，冷疗法，热疗法，提火法，退火法，止泻法，健胃法，帮交环法，补体法，表毒法，退气法，止塞法，解危法。这苗医治病的十六大法，是针对十六种病候而立。赶毒法治疗积毒病候，败毒法治疗雄毒病候，攻毒法治疗恶毒病候，止痛法治疗疼痛病候，冷疗法治疗急热病候，热疗法治疗急冷病候，提火法治疗内冷病候，退火法治疗火毒病候，止泻法治疗泻肚病候，健胃法治疗胃弱病候，帮交环法治疗交环不和病候，补体法治疗亏损病候，表毒法治疗风冷气水毒草病候，退气法冶疗气壅病候，止塞法治疗外漏病候，解危法治疗危急病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