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及宋朝的造船和航海

十八 宋代造船业的发展与海外交往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蟹)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外 贸易十分重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后在杭 州也设市舶司，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 税等事务。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以后又在泉 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境）设二市舶司。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版图， 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 重要机构。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出海必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 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我国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它派人上船检查，征收 其货物的 1/10 作为进口税收（叫“抽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交国库 叫“抽解”，“抽解”是政(蟹)府的重要财政税收。规定十种货物为禁榷物，即 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鍮［tōu 偷， 即黄铜］石。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 抽分是实物税收，博买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的一种变相市舶税。抽解和博 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蟹)府。南宋政(蟹)府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 外经商。并制订有关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降职。 由于海外贸易的推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进入宋代，我国的造船业又进
入一个高峰阶段。有了新的发展。

　　宋代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造船坊，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 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 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大海船中也有很多民船。战船中也有很多是征 发民船而来的。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运用了滑道下 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又推动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的造船业比以前更具有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 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航海 史的新时期。

宋船头小，尖底呈 V 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 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 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 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 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 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 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 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 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神舟”就比“客舟”更大得多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 1078 年）派使臣安焘、陈睦往聘高丽，曾命人在明州建两艘大海舶，第一艘赐名“凌虚 致远安济神舟”，第二艘赐名“灵飞顺济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达高丽， 高丽人民从没见过这样的神舟，“欢呼出迎”。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 1123 年）再次派使臣去高丽，又在明州建造两艘巨型海舶，据史载，它们“巍如山岳，�《?ㄉ希?醴?o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 观”、“欢呼嘉叹”。“神舟”大者可达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五六百 人的运载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

　　宋代对各地造船数量也有规定。如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就曾 规定温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额建造船舶 600 艘。因此各地造船数量很多。南 宋绍兴十年（公元 1140 年），福建安抚使张浚曾上书宋高宗说已在福州造了 千艘大海舶，准备航海至山东以从侧翼攻击金兵。

　　南宋还造过很多车船。车船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它 是在唐德宗（公元 780—805 年在位）时由荆南节度使李皋最早设计制造成功 的。可称是现代轮船的始祖。南宋时，车船已在水军建制中大量使用。车船 是一种战舰，它有两个木轮桨，每侧一个，一轮叫一车，以人力用脚踩踏， 带动轮桨转动，使船行驶，前进速度很快。史称“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
（《旧唐书·李皋传》）。宋朝时，轮桨增多，有四轮、六轮、八轮、20 轮、24 轮以至 32 轮之多。

　　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 1132 年），宋水军攻打洞庭湖起义水军杨么，出 动八车战舰两艘，小型车船海鳅舰 20 艘。交战中，沚江水落潮，宋军来不及 撤退，大小车船及造船工匠高宣等一起被俘。从此，杨么起义军有了造车船 的技术，就仿造了大小车船数百艘。其中有 24 车的扬州载，32 车的大德山 等巨型车船 29 艘。宋代最大的车船“船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船高两重 或三重，可载千余人。上设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贯其颠， 遇官军船近，即拍竿击碎之”。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 1161 年）宋金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之战中，宋军就是使用车船战胜金兵的。南宋虞允文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的身 份到采石犒军，他能在危难中组织、鼓励将士，分军队为五，其二傍东、西 岸，其一驻守中流，载精兵为战。其二藏于小港。这时，金主完颜亮已挥小 红旗指挥部下数百艘船渡江，转瞬间已至江南岸 70 余艘。虞允文鼓励将士， 中流以海鳅船（车船的一种）冲击敌船，大获全胜。完颜亮至瓜洲镇。虞允 文命战士踏车船至瓜洲，往返巡视，宋船在中流上下绕金山三周，回转飞驶， 迅速灵巧，金兵看到，无不惊骇。金兵败退，完颜亮被部下所杀。

南宋末，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拥立赵昺［bǐng 丙］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带（广东新会南 80 里海中），宋廷百官及 20 万军民也驻于此。 元军步步紧逼，只好退守水域，住于舰船之中。宋有船 1200 余艘，内大船极 多。宋主将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其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 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这用大铁索连起来的千余艘战舰，护卫 着御舟。成为庞大的水上城堡，决一死战。 1279 年 1 月，元军主帅（宋降 将）张弘范以厓山北水浅，舟胶不能进，就转而南入大海，与张世杰舟师相 遇，宋船坚不能动，张弘范就以船载茅草，灌以膏脂，乘风放火烧船，而张 世杰的战舰又都涂上了泥，缚长木以拒火，张弘范亦无可奈何。至 2 月，宋 军士食干粮已十余日，饮海水，水咸，饮其呕吐。李恒自广州率兵来厓山会 战，张弘范命他守厓山北，张弘范以舟攻厓山南，张世杰腹背受敌，殊死战 中，矢石蔽空，宋军伤亡惨重。情况紧急，陆秀夫见帝昺舟大，且诸舟环结， 料不能脱身，即背负七岁幼帝昺蹈海死，后宫从死者很多，千艘战舰沉海底。 余舟尚存 800 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万人。张世杰率舰至南海也投水 殉国。南宋亡。从厓山大战，也可知南宋时的海船实力。

　　正由于中国海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 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这就与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多乘 外国“蕃舶”有很大的不同。说明着宋代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 步。

宋代的主要航线有：
1 西洋航线

　　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宁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政(蟹)府规定，对西方贸易 往来只能“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宋与西方各国的往来通道 只能走海路了。宋代和西方各国通商，据《岭外代答》（周去非著）、《诸 蕃志》（赵汝适著，成书于 1225 年）等书记载就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 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shé蛇］婆（爪 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大食、层拔（黑人国之意，在非洲 中部的东海岸）等。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据《岭外代答》说，这些 国家与中国来往密切的第一是大食国，其次是阇婆国，第三是三佛齐国，最 后才是其他各国。这些国家都在亚非航路沿线。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 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

主要码头、港口有：
　　（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中国至苏门答腊岛东南）。

广州到三佛 齐用 38 天。三佛齐古称室利佛逝国，在宋时是东南亚海上强国，扼新加坡海 峡东南处海口，成为东西方远洋航船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南海交往必经 的停泊点。

（2）广州（或泉州）至阇婆（中国至爪哇）。宋代的阇婆富饶超过三佛
齐，是胡椒的集散地。中国以丝织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和阇婆的檀 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胡椒等进行贸易。

（3）广州（或泉州）至蓝里、故临（中国至印度）。
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端班达亚齐，扼孟加拉与马六甲水道相交处，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行 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盛产象牙、苏木、白锡等。从广州 至蓝里 40 日，过冬后第二年再航行一个月到故临（印度西南角海岸奎隆一 带）。

（4）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至大食（中国至阿拉伯）。
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 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 珠玉等。

　　（5）广州（或泉州）经蓝里至麻离拔。
麻离拔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卡 马尔湾头（今属也门），盛产乳香、龙涎、犀角、象牙、没药等，水陆交通 发达。大食及非洲诸国都到此贸易。中国远洋船只“自中冬以后（由广州） 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常白藤，住 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中国”（《岭外代答》）。

　　（6）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横跨�《妊笾炼?恰�
宋代罗盘针应用于航 海，中国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世界前列。 唐末以后，阿拉伯人东来多搭乘中国海船直航广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来于西方航路上的几乎全是中国船，宋代开辟的至阿拉伯与东非的航线标志 着我国航海事业已达繁荣时期。
2 对日航线

　　北宋时，正当日本藤原氏执政的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从文 献记载中看，北宋时，几乎没有日本船来中国贸易。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对 日航海贸易活动。北宋、南宋时对日航线都是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到达 日本值嘉岛再转航到博多港。与唐时的渡日南线相同，全程约七天。到南宋 时，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当权时，直接控制大宰府（掌对外贸易的机构）， 鼓励并垄断了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一变北宋以来华船独往的局面，恢复了中 日海船交相往来的海上贸易盛况。平清盛极豪富，拥有“中国的扬州之金， 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所不有”（日本《平氏物语》）。 宋船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锦、绫、香料、药材、瓷器、竹木、书籍、文具、 铜钱等。再从日本购回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及工艺品宝刀、折扇、 屏风等。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也传到日本、高丽。宋仁宗嘉祐年间（公元 1056—1063 年）一艘“东夷”商船因桅杆被大风折断，飘流到我国苏州昆山县海 边。昆山知县派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 教其起倒之法”（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日本名僧荣西曾于南宋孝宗 时的乾道四年（公元 1168 年）、淳熙十四年（公元 1187 年）两次来到中国， 把禅宗传入日本，还把茶种带回日本。

3 对高丽航线

　　宋代对高丽主要有两条航线。北线：从山东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用两 天可到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瓮津。比唐代的高丽渤海道便捷。南线：从明州 出发至朝鲜西岸礼成江碧澜亭。约 15 天左右可到达。宋代高丽遣宋使 57 次， 宋使往高丽 30 次。两国来往很多。中朝间的贸易起初是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 特赐的方式进行。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民间贸易。北宋多次向高丽赠送礼服、 乐器、金器、银器、漆器、川锦、浙绢、茶、酒、象牙、玳瑁、沉香、钱币 等。高丽也多次向北宋赠送良马、兵器、弓矢、人参、硫磺、药材等。宋代 到中国留学求法的高丽僧人很多。这些都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十九 我国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于航海

早在战国时我们祖先就了解并利用磁石的指极性制成最早的指南针—— 司南。比利用齿轮的指南车便利得多。我国古书中把“磁石”写成“慈石”， 说明 2000 年前我们祖先已发现了磁石吸铁的特性，认为磁和铁的关系好像慈 母和她的儿女一样亲密。

　　磁石有磁性，每一块磁石的磁性总是聚在两头的，中央部分差不多没有 磁性，有磁性的两极就叫作磁极。如果把一根棒状的磁石用绳子系在中间使 它悬空，拨动以后，等它静止下来，一定是一头指向南方，另一头指向北方。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整个地球就是一块大磁石，也有两个磁极，磁北极在 地球的南极附近，磁南极在地球的北极附近。每块磁石也有南北两个磁极。 不相同的磁极互相吸引，相同的磁极互相排斥。由于这个“异性相吸，同性 相斥”的道理，所以那悬空的磁石就一头向南一头向北了。假如再用一根磁 棒放到那悬空的磁棒旁边来试验，就可以看到有一头互相吸引，另一头互相 排斥的现象。所以那悬空的磁石的磁南极就会和地球的磁北极相吸引而指向 南方，它的磁北极就会和地球的磁南极相吸引而指向北方。磁石的这种性质 就叫作指极性。我们的祖先根据磁石的这个特性，创造出了各种指示方向的 工具。

战国时的《韩非子》中提到用磁石制成的司南。司南就是指南的意思，东汉思想家王充在其所著《论衡》中也有关于司南的记载。司南由一把“勺 子”和一个“地盘”两部分组成。司南勺由整块磁石制成。它的磁南极那一 头琢成长柄，圆圆的底部是它的重心，琢得非常光滑。地盘是个铜质的方盘， 中央有个光滑的圆槽，四周刻着格线和表示 24 个方位的文字。由于司南的底 部和地盘的圆槽都很光滑，司南放进了地盘就能灵活地转动，在它静止下来 的时候，磁石的指极性使长柄总是指向南方。这种仪器就是指南针的前身， 由于当初使用司南必须配上地盘，所以后来指南针也叫罗盘针。

在制作中，天然磁石因打击受热容易失磁，磁性较弱，司南不能广泛流传。到宋朝时，有人发现了人造磁铁。钢铁在磁石上磨过，就带有磁性，这 种磁性比较稳固不容易丢失。后来在长期实践中出现了指南鱼。约于公元1044 年官修、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中记载了用人造磁铁制成的指南鱼。

制作方法是：“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宽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 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 以密器收之。”这是一种利用强大地磁场的作用使铁片磁化的方法。在使用 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泛浮，鱼头是磁北极，鱼尾是磁南极，鱼 在水中可自由转动，鱼首常指南。行军时，战士们携带指南鱼，阴天也可避 免迷失方向，只是磁性仍较低，实用价值也不太大。

　　从指南鱼再加以改进，把带磁的薄片改成带磁的钢针，就创造了比指南 鱼更进一步的新的指南仪器。把一支缝纫用的小钢针，在天然磁石上磨过， 使它带有磁性，人造磁体的指南针就这样产生了。

　　宋人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记有他所作使用指南针的四种试验。 第一种叫“水浮法”，把几小段灯草横穿在带磁的钢针上，使磁针可以浮在 水面，和指南鱼起同样作用。不过一受震动，磁针在水面动荡不定，指南就 不一定准确了。第二种叫“指甲旋定法”，第三种叫“碗唇旋定法”，就是 把磁针放在手指甲上或放在碗边上，手指甲和碗边都比较光滑，使磁针在上
　　面可以自由灵活地转动，但是磁针很容易滑落，应用起来不太方便。第四种 叫“缕旋法”（即“悬挂法”）即用蜡把单线的一端缀在针腰，挂在无风处， 单线是用新茧中取出的独缕，它的弹性和韧性都比较好，不会发生扭转的毛 病。用芥子大的蜡把单线和磁针黏缀起来，不采用扭结的方法，这是为了防 免扭转毛病的出现。沈括认为“缕旋法”最完善。

　　《梦溪笔谈》还记有对磁石性质的重要发现：磁石指南并不指正南。沈 括测算是偏东一些，这是因为地球磁场的两极与地球经线的两极并不重合， 磁力线与经线形成一定夹角，叫“地磁偏角”。后人精确指出偏角约在 5° 之内。而且全国各地不同，沈括对“地磁偏角”的发现是中国人对世界的重 大贡献。在欧洲，直到 1492 年滒伦布远渡大西洋时才发现“地磁偏角”，比 我国晚 400 多年。

　　指南针发明后很快就应用于航海。世界上最早记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 航的文献是北宋宣和年间（公元 1119—1125 年）朱彧［yù玉］所著《萍洲 可谈》（成书略晚于《梦溪笔谈》），朱彧之父朱服于 1094—1102 年任广州 高级官员，他追随其父在广州住过很长时间。该书记录了他在广州时的见闻。 当时的广州是我国和海外通商的大港口，有管理海船的市舶司，有供海外商 人居留的蕃坊，航海事业相当发达。《萍洲可谈》记载着广州蕃坊、市舶等 许多情况，记载了中国海船上航海很有经验的水手。他们善于辨别海上方向：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识地理”，是 表明当时舟师已能掌握在海上确定海船位置的方法。说明我国人民在航海中 已经知道使用指南针了。这是全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我国 人民首创的这种仪器导航方法，是航海技术的重大革新。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并不排斥天文导航，二者可配合使用，这更能促进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徐 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比《萍洲可谈》晚 20 多年）中说：“是夜，洋 中不可住，唯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kuí葵，尺度］南北。” 说明徐兢出使高丽航海也使用了指南针，与朱彧所记相同。这是采用水浮法 的指南水针，船头船尾各放一具，天阴天雨时就靠着这种指南水针辨别方向。 中国使用指南针导航不久，就被阿拉伯海船采取，并经阿拉伯人把这一 伟大发明传到欧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磁针从阿拉伯人传 至欧洲人手中在 1180 年左右”。1180 年是我国南宋孝宗淳熙七年。中国人首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比欧洲人至少早 80 年。

　　中国海船开始使用罗盘定向导航约在南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 1225 年），这一年赵汝适写了《诸蕃志》，这是记载海外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 书中谈到他从泉州去海南岛乘的是海船：“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 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可知那时指南针在航海中指示方向的 作用已经更加重要。比起 11 世纪时只在阴雨天才用指南针，仅仅作为指示方 向的辅助仪器的情况是更进一步了。《诸蕃志》中所说的已不是指南针而是 罗盘了。若无罗盘上的指向分度便不可能做到“守视惟谨”，“毫厘之差”。 南宋吴自牧著《梦粱录》载：“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船长） 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也可见罗盘针对航海的重要。 罗盘针应用于航海，说明我国导航技术在宋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南宋 时，广州、泉州、杭州都是大商埠，当时和我国通商的有 50 多国，阿拉伯人、 波斯人、罗马人纷纷由海道到我国通商。那时，通商的税收占国库总税收的1/20，如果没有指南针的发明是不可能有这样繁盛的海上通商贸易的。

指南针的发明与西传促进了当时我国和西方交流，促进了各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并为 1492 年滒伦布“发现新大陆”创造了 前提条件。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于航海对全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十 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和北洋漕运

元代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元的统一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为了 海上军事活动和大规模的海运漕粮，元代建造了大量船只，其数量、质量远 远超过前代。元时，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逐渐衰落，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几乎 都是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

　　1234 年，蒙古灭金，与南宋接壤对峙。南宋被迫凭借水师防御蒙古南下。 文天祥也上书说，保疆的上策在于造舟船，兴水师。元军也不得不大造舟船， 加强水师。南宋降将元汉军都元帅刘整与元蒙古都元帅阿朮［zhú 竹］商议 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军，若取彼所长，造战舰，习水 兵，则事济矣。”于是阿朮与刘整于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 1270 年）上言： “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船为先务。”诏许之，就造战船 5000 艘，日 练水军七万人。接着 1273 年，元军以水战得利，攻占了被围四年的襄樊。元 于是更知水师的重要。便令增练水师五六万人，再造战舰 3000 艘，两次共造8000 艘。至元十一年九月，元军水师从襄樊出击。十二月，元伯颜率战舰数 千艘占领汉口，顺江东下，直逼建康（今江苏南京）。至元十二年七月，元 阿朮率战舰数千艘蔽江而下，在焦山（江苏镇江北大江中）之战中，宋张世 杰与孙虎臣等陈舟师于焦山南北。阿朮登山望之曰：“可烧而走也。”遂以 火矢夹射，大战自辰至午，宋军大败，黄鹄、白鹞船数百艘被元军所获，宋 人自此不能复军。元水师乘胜出长江口，沿海南下。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灭南宋。元军为一个战役就能一举 建造数千艘战舰。元初仅水师战舰就已有 17900 艘。还有无数民船分散在全 国各地。至元二十二年（公元 1285 年），为济州河运粮，一次建造粮船达3000 艘。元还在江海水陆要地设水驿站 424 处，共有邮递专用船 5921 艘。这些都充分说明元代造船能力之强。


元世祖忽必烈凭借其强大舰队曾两次东征日本。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 1274 年）三月，命凤州经略史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并女真军、水军，以千料舟、轻疾舟、汲水小舟各 300 艘，共 900 艘战船，载士兵 15000 人，准备于七月征日本，至冬十月进入日本国。虽将日本击败，可 是元军也“官军不整，又矢尽”，只好掳掠四境而归。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 年）第二次东征日本。为此，特别设置“日本行省”，全面筹划，并尽量了解日本地形等情况。“有日本船为风水漂至 者，令其水工画地图。”但对海上情况了解得还是很不够。北路蒙、汉、高 丽军四万，战舰 900 艘，自朝鲜合浦出发。南路由素习水师的江南蛮军（即 原宋降兵）10 万，战舰 3500 艘组成，自庆元港（今浙江宁波）出发，没想 到航行中途至平湖岛遇台风及海啸，全军覆没。舰为风涛所毁。诸将各择坚 船乘之而去。弃士卒十余万于五虎山下。日军获此情报后，尽杀蒙古、高丽、 汉人。余军逃回高丽境，十仅存一二。
尽管两次东征日本失败，元世祖仍以其强大之水陆师于至元十九年（公元 1282 年）出兵占城，至元二十年（公元 1283 年）、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 年）两次征讨缅甸，至元二十二年（公元 1285 年）、至元二十五年（公元 1288 年）两次征讨安南，至元二十九年（公元 1292 年）出兵爪哇。元朝 时，高丽、安南、占城、缅甸都先后成为蒙古统治者的藩属。

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西方各国的贡使、传教士、商人、旅行家不断来到中国，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公元 1254—1324 年）约于 1271 年随其叔父经商来到中国，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 和重用，留居中国 17 年。至元二十八年（公元 1291 年）忽必烈“命备船十 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派马可·波罗从泉州启航护送阔阔真公 主至波斯成婚。《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外海船情况。阿拉 伯的船体小，仅一桅一舵，没有铁锚。造船木料坚脆，铁钉钉不进去，容易 震裂，是用椰索缝合法连结船板，船底不涂沥青，只用鱼脂油，再加絮捻缝。 船不坚固，，张四帆，也有的有二桅，可以随意竖起或放下。船上有水手 200 人， 足载胡椒五六千石。无风时，行船用橹，橹很大，每具须用橹手四人操作。 造船木料用冷杉木，有坚固的主甲板，甲板下有 60 个小舱，人住在里边很舒 适。舵也很结实。船用好铁钉缝合，有两层板叠加于上，以麻和树油掺合涂 壁捻缝，绝不漏水。每只大船后曳两只小船，每小船有船夫四五十人，操棹 而行，以助大船。另有小船 10 余只协助大船，如抛锚、捕鱼等事。

　　马可·波罗曾见到黄河入海口外（指改道前，即今江苏宿迁县以南 70 公里处），“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盖于必要时运输军队赴印度 诸岛者也，缘此地距海仅有一日程。”
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在南洋、印度洋一带居于航海船舶的首位，载重量约在 300 吨上下，在继承宋代造船技术基础上又有所进步。它为明代建造五 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元都大都（今北京），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北方连年战祸，经济凋敝。 而南宋偏安江南，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为巩固统治，内河漕运已不能满足需
要，南粮北运的海上漕运势在必行，北洋漕运就成为元代重大政务。

　　北洋指长江口以北的东海、黄海和渤海水域。南宋末崇明人朱清、嘉定 人张瑄［xuān 宣］以大■［zōng 宗，大队大批大宗之意］沙船称雄海上。元 丞相伯颜平江南时曾命朱清、张瑄将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运至北京。 后因漕运过江入淮耗费很大，伯颜据旧时运图书事，以为海运可行。至元十 九年（公元 1282 年）命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瑄等造平底船（即沙船）60 艘，运粮 46000 余石（平均每船载 766 石），由海道运至京师。元代海漕逐 渐取代河漕由此开始，“终元世海运不废”。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黎 民百姓都仰赖于北洋漕运用粮。
海上漕运历经探索改进（航道改过三次），逐渐形成成熟的航路。

自刘家港（江苏太仓浏河镇）——崇明——黑水洋（江苏连云港附近）——成山——转西至刘公岛——直沽。如一路顺风顺水 10 天可到。
“当舟行风信有时， 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元史·食货志》）船工在易出事故的 险滩危崖上，白天立旗缨，夜里悬大灯。这是我国海上航标信号运用的早期 实践。原来是一年一运，后增至一年两运，影响深远至今。运量最高时，一 年漕运米粮达 352 万余石，春秋两次起运，平均一次总运量为 176 万石。若用 1000 料（斛，一斛相当一石，即 120 斤）海船装运，共需 1760 余艘船同 时参加运输。这就要求船型改进。朱清、张瑄初行海运时，大船不过千石， 小船不过 300 石，即 40—130 吨，元仁宗延祐（公元 1314—1320 年）以来， 大船八九千石，小船 2000 余石。30 年间逐渐发展为 300—1200 吨的巨型沙 船来运输了。

被称为“汗八里”的大都也是世界著名经济中心之一。从非洲东海岸,日本、朝鲜、南洋各地都有使团、商队来到大都。沿海港口有直沽港、密州 板桥镇港（胶州湾北岸）、刘家港、庆元港（明州）、温州港、泉州港（剌 桐港）、广州港等。几经合并，最后只在庆元、泉州、广州三港设市舶司。 泉州是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进口商品有丁香、 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摩洛滒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 1355 年所著 的游记中写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可云唯一之最大港，余见是港 有大海船百艘，小者无数。”元代江西南昌人大旅行家汪大渊在他所著《岛 夷志略》中谈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约近百个。当时泉州港口建有指 示航行的灯塔名六胜塔，至今仍屹立在海滨，是元代航海及对外贸易繁盛的 历史见证。

二十一 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标志着中国古代造船、航海的顶 峰。

　　明初，元代的“驱口”得到了自由，手工业工匠可以“纳银代役”，人 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取得了恢复发展，明朝前期我国国势强盛，矿 冶业、纺织业、制瓷业特别是沿江海发达的造船业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突出的 特色展现于世界。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彧［wén 文］继位，即建文帝。经过“靖难之役”（公元 1399—1402 年），朱元璋第 四子燕王朱棣夺得帝位，是为成祖。为了争取海外地区对政权更替的了解和 归附，提高威望，显示中国富强，加强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友好联系，明成 祖派郑和出使西洋。

　　郑和（公元 1371—1435 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也是世界航海 史上的先驱。本姓马名和，小字三保（保一作宝），回族，云南昆阳州（今 并入晋宁）人。世奉伊斯兰教。其祖及父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去朝圣， 被尊称为“哈只”（意为“朝圣者”）。据闻其三十七世祖是伊斯兰教创始 人穆罕默德。郑和出身名门望族，幼年受过良好教育，了解一些外洋情况。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朱元璋为扫平元朝梁王残部，派大将傅 友德征云南，次年，战事结束。郑和之父在战乱中死去，12 岁的郑和被俘， 拨至燕王府，后充宦官。由于郑和“自幼有材志”、“丰躯伟貌”、“博辩 机敏”，谦恭谨密，不辞辛苦，渐受朱棣赏识重用。后随朱棣参加“靖难之 役”，“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朱棣夺得皇位后，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执 掌营建宫室及供应皇室所需。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赐姓郑，自此改名郑和。

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

　　第一次：明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公元 1405—1407 年）。永乐三年六月 十五日，明成祖派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指今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 和�《妊笱匕兑淮???仕?帧⒐俦?⒎?搿⒉砂臁⒐そ场⒁缴?� 27800 余 人，乘长 44 丈，宽 18 丈大船（宝船）62 艘，还有很多附带船只，编着严整 有序的队形，踏着万顷碧波，乘风破浪，浩浩荡荡出洋了。如此巨大的船只， 如此庞大的船队，航行于浩淼无垠的海洋之中，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及世界 的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宝船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 物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经福建——占城——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即南浡里）——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永乐五年九月二日（公元 1407 年 10 月 2 日）郑和回到南京。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今马 来西亚马六甲）、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 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第二次：明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公元 1407—1409 年）。永乐五年九月 十三日，在郑和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 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 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于永乐七年夏七八月间回国。郑和专程 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垂永久。碑文中记有“谨 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此碑于 1911 年在锡兰岛的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锡兰博物馆 中，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今汉文尚存，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 史上的珍贵文物，也是斯里兰卡的国宝。

第三次：明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 1409—1411 年）。永乐七年九月

（公元 1409 年 10 月）“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 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费信《星槎胜览》）此次仍由 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所历国家“??太监郑和赍敕使古里、满剌加、 苏门答剌（腊）、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加异勒、爪哇、暹罗、占 城、柯枝、阿拨把丹（今�《鹊陌⒙蟠锇偷ぃ?⑿】拢ǜ穑├肌⒛衔桌铩⒏� 把里（今印度西部坎贝一带）诸国，赐其王锦绮纱罗。”（《明实录》卷八 三）永乐九年六月六日（公元 1411 年 7 月 6 日）郑和还京。郑和一下西洋时， 曾至锡兰山，其王“亚烈苦奈儿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亚烈苦奈儿 又不揖睦邻国，屡邀劫其来往使臣，诸番皆苦之。（《明实录》卷一一六）

这次郑和回国途中特去访问锡兰，他又发兵五万劫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 率兵 2000 抄其后路，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 主张杀之，成祖为维护两国人民间传统友谊，“悯其愚无知”，命释放，给 以衣食，令再立其国中贤者为王。海外闻之，无不感服，而郑和“有智略知 兵习战”，遇大险，能镇定自若，迅速决定克敌制胜之策，具有大将风度。 第四次：明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公元 1413—1415 年）。郑和前三 次出使都是在东南亚和南亚一带航行，行至古里而返航。近邻各国友好来往 加强了。而成祖以“远者犹未宾服（《明史·忽鲁谟斯传》），所以再命 郑和远航至阿拉伯-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一带。“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 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今马 来西亚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滒打巴鲁）、加异勒、忽鲁谟斯（今 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剌（卜喇哇）、溜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剌（似今莫桑比克的索法拉）诸国王锦绮纱罗绢等物有差。”（《明实录》卷一三四）

此次出使，郑和曾亲至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识回文者哈三充通译， 还有马欢也任通译同行。据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云：此行有宝船 63 艘，大 者长 44 丈，阔 18 丈，中者长 37 丈、阔 15 丈。共 27670 人，规模仍然很大。 永乐十一年十月（公元 1413 年）出航，永乐十三年七月八日（公元 1415 年8 月 12 日）回国。

　　第五次：明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公元 1417—1419 年）。永乐十五 年五月十六日出航。到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柯枝、古里、阿丹（今 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剌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亚丁附近）、木骨都束（今 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卜剌哇、忽鲁谟斯、苏禄、彭亨、 沙里湾泥等地。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公元 1419 年 8 月 8 日）回国内。 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爪哇、占城、锡兰、溜山、麻林等 19 国都遣 使朝贡，辞还，命郑和等与其偕往，赐各国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应柯枝 国王可亦里之请，赐其印诰并封其国之山为镇国山，明成祖并亲制碑文赐之，以志友好。

　　第六次：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公元 1421—1422 年）。第六次下 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 16 国使臣返国。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 1421 年 3 月 3 日）复遣“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与16 国使者偕行。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阿拉伯半岛）、佐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 卜剌哇等地。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分批、分队之意）而行。永乐二十 年（公元 1422 年）八月十八日返还。

　　第七次：明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公元 1431—1433 年）。明宣宗宣德六 年闰十二月，此时明成祖及仁宗已逝，郑和年已 60 岁，仍率 27550 人的船队 远航。“凡所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 束、喃勃利、苏门答腊、剌撒、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索马里）、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采币有差。”（《宣 德实录》卷六七）郑和船队于宣德七年（公元 1432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忽 鲁谟斯，于宣德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开船回洋，行二十三日，三月十一日到古 里，二十日大■（大批、大队）船回洋。郑和就在此归途中病故，遗体由随 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现此墓尚存。

　　在 1405—1433 年的 28 年中，郑和七下①西洋，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 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 国就把中国的礼物赠送给国王，以建立友好关系。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 叶、金银、铁器、农具等与当地的特产如象牙、香料、宝石等海外奇珍异宝 相交换，以加强经济文化联系。在古里交易遵守当地贸易习惯，议价时，在 公人前拍掌为定，“或贵或贱，再不改悔”。在佐法儿（今阿拉伯半岛南端 阿曼的佐法尔地区）“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 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各 国人民盛情接待。在第六次出使中，郑和船队曾到榜葛剌（汉之身毐，今孟 加拉）访问。永乐年间曾数至其国，该国也数次来朝贡方物。这次来访，仍 受到热烈盛大欢迎。其王“闻朝使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 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 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 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入，令拄银杖者二 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 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水和香蜜 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使用银，从者皆有赠”。 仅“千骑来迎”，“内列马队千余”，“孔雀翎伞盖百余”，“象队百余”， 足见其欢迎场面的隆重盛大。体现了中印、中孟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勃泥（加 里曼丹）和满剌加国的国王和王后都到过中国南京，明成祖设宴招待。特别 应该指出的是，1958 年在南京市安德门外石子岗东向花村发现了勃泥国王 墓。勃泥国位于今东南亚加里曼丹岛文莱地区。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 977 年）就和我国有过友好往来。明洪武四年（公元 1371 年）国王马哈漠 沙曾遣使节前来祝贺明王朝的建立。到了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 1408 年）8 月，勃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及其王后、弟女未、子女、近臣等共 150 多人来我 国进行友好访问，住在南京“会同馆”内，不幸的是一个月后，麻那惹加那 国王生了病，到 10 月就病故了，年仅 28 岁。临终前嘱其王后，“体魄托葬 中华”。为此，明成祖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以王礼葬之于风景如画的石子 岗，在墓侧立祠堂，追谥为恭顺王。每年春秋两季还派人祭扫。以后，明朝 廷还派宦官张谦护送麻那惹加那的王后等回国。勃泥国王的墓至今整修、保① 一说为八次。护完好。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东非的麻林王哇来顿本亲自率众访 问中国，不幸病逝于福州。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使节到中国进行友 好访问。麻林国及诸番国向中国赠送麒麟（长颈鹿）、天马、神鹿等；木骨 都束赠送给中国花福禄（斑马），卜剌哇国赠送给中国千里骆驼和驼鸡（驼 鸟），这些都增进了中外友谊。

　　郑和及其船队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惊涛骇浪中与海洋搏斗。他们勇 于战胜困难，甚至不惜生命代价的开拓进取精神，表现了中国人大无畏的英 雄气概。他们所到之处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谱写了中外人民世代友 好的篇章。他们总结的航海经验和开拓的航路是留给后人的丰富珍贵的文化 遗产，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纪念。至今各国一直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 和古迹。在爪哇有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等；在泰国也有三宝寺。在非 洲索马里把当地发掘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中索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著《星槎胜览》，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述航海见闻，史料价值极高。它使中国人民对亚非一些 国家人民的生活、风俗、社会生产等情况有所了解，也是研究中外关系史、 航海史的重要资料。

二十二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船队以居于世界先列地位的科学技术通过远洋航行与亚非各国友好 往来，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经济基础的。

　　明代造船工厂遍布于全国，以江苏、福建、湖广、浙江等地最发达。宝 船主要在江苏太仓和南京两地建造，福州也建一部分。南京龙江是明太祖洪 武年间首先发展起来的造船工业基地。洪武初年建龙江船厂，稍后有宝船厂（位于今江苏南京下关三叉河）。郑和下西洋就是以江苏太仓和南京为母港， 由太仓、崇明出发航至福建福州闽江口五虎门扬帆出洋的。每次出洋除宝船 外还有船舰 200 余艘或数百艘不等。如马船（是中型宝船，携带马匹、物品）、 战座船（坐船，是大型战舰）、粮船（运粮及后勤物品）、战船（护航舰） 等主体船舶。船队中还有辅助船如水船（汲淡水）、捕鱼船等。宝船最大者，长 44 丈，阔 18 丈，中者长 37 丈，阔 15 丈（《明史》），有九桅 12 帆。马 船八桅，粮船七桅，坐船六桅，战船有五桅（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 宝船有 16 橹至 20 橹，舵重 4810 公斤（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1957年 5 月，在南京下关三叉河附近中保村明宝船厂船坞遗址发现了巨型舵杆。 是铁力木制成的，全长 11.07 米。据舵杆上原有的榫孔测定，这支舵的高度为 6.25 米左右，足见郑和宝船的庞大。宝船比一般船只大几倍，造价之高“须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 造船木料要在南京等地设园植树，并在全国征敛。造桅木要预先一二年限令 闽广各省寻木材待用。桅木之大，长要达到十丈一尺六寸，根部周围要达到 一丈一尺，木至九丈长处，周围还有二尺九寸粗。每得一木，政(蟹)府要派专人 去复勘，看是否合用。宝船的建筑气魄宏伟，其上建有“头门、仪门、丹墀、 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另有书房，公廨之类，都是雕梁画 栋，象鼻挑檐”，俨然与帅府一般（《三宝太监西洋记》）。宝船“体势巍 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趋事人众，纷匝往 来，岂暇停憩？”（巩珍《西洋番国志》）
1405 年郑和下西洋比滒伦布 1492 年到达美洲早 87 年，比 1497 年达·伽马到达印度古里早 92 年，比 1519 年麦哲伦环球航行早 114 年。滒伦布航抵 美洲时仅有三艘帆船，88 名水手，达·伽马的葡萄牙船队只有四艘船，160 名水手，麦哲伦船队有五艘帆船，26O 名水手，返回西班牙时只剩一只船，18 名水手了，与郑和船队在各方面都无法相比。

　　郑和船队中，驾驶宝船的舟师多是闽、粤、浙沿海具有数十年丰富航海 经验的渔民。他们熟知潮势、季风、洋流等自然规律。在航行于亚非诸国中， 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科学知识，编写了航海图和过洋牵星图。

　　《郑和航海图》原称《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 幸赖明代茅元仪辑入《武备志》第二百四十卷中，得以保存。它是世界上最 早的一部珍贵的航海技术文献和航海地图，也是研究 15 世纪中西交通史的重 要史料。原图是按一字展开的长卷图式绘制的。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 式，自右而左，有序一页，图面 20 页，后附过洋牵星图二页。图从南京开始， 遍及今南海及印度洋沿岸诸地，一直画到非洲东岸。图以航线为主，画出山 形、岛屿、暗礁、浅滩等地貌，还标明航程、导航的陆标、测水深浅、观测 星辰高低、停泊处所等。在横渡孟加拉湾和印度洋时，由于海面辽阔，水天 一色，没有陆标导航，虽船上都设有指南针以确定船的航向、方位，但是天文导航仍很重要。“往还三年，经济大海，绵邈?茫，水天连接，四望迥然， 绝无纤翳之隐蔽，唯望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马欢著《瀛涯胜览》中有《纪行诗》：“欲投西域 遥凝目，但见波光连天缘，舟人矫首混西东，唯望星辰定北南。”这些真实 经历说明郑和船队离不开天文导航。天文导航古代叫“过洋牵星”。《郑和航海图》后附录有四幅过洋牵星图：

1.“古里往忽鲁谟斯过洋牵星图”（原图缺标题）。

2.“锡兰山回苏门答剌过洋牵星图”。

3.“龙涎屿往锡兰山过洋牵星图”。

4.“忽鲁谟斯回古里过洋牵星图”。 过洋牵星图的中心绘一艘三桅三帆海舶，四周注明诸星位置、角度与水平，借以指示海舶航行。图右上角标明某地至某地过洋牵星图（标题）。对 于星辰高低称为几指几角。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牵星板一副， 十二片，乌木为之，自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 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块，长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 角三角等字，颠倒相向。”这就告诉我们当时用来观星的器具叫“牵星板”。 它是用乌木（硬木）做成的小正方形板，有 12 块，最大的一块边长七寸余， 合今 24 厘米，叫十二指；次一块边长约 22 厘米，每块边长依次递减二厘米， 分别叫十指、九指、八指??最小的一块边长仅二厘米，叫一指。“指”是 古代观测星体高度的单位，一指约合 1°34′到 1°36′，指之下的单位叫作 “角”，一个“角”等于 1/4 指。掌握天文导航术就叫牵星术。牵星的时候， 船师把牵星板的中心穿一根小绳，小绳的长度是自人眼到手执木板伸直的距 离，大约是 72 厘米。以左手拿牵星板，右手牵着那根拉直的小绳，眼睛顺着 右手的绳端向牵星板看，使牵星板的上边缘对准星体，下边缘对准海平线， 这样就能量出星体离海平面的高度，这时使用的牵星板是几指，这个星体的 高度就是这个指数。如果观测的星体是北辰星，则求得北辰的指数再合成度 数，就可以得出测点的地理纬度。这些航海科学知识都是留给后人的极其宝 贵的文化遗产。

二十三 戚继光抗倭和郑成功收复台湾


　明代不但有可以远洋航行进行海外友好贸易往来的沙船型“宝船”，而 且还有了战船。像福船、广船到明代也发展成为著名的战船了。在戚继光抗 倭和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斗中都大显神威。

　　元末，日本九州一带的诸侯纠集失意的武士及商人、海盗等常数十百人， 骚扰我沿海，杀人抢劫，是为“倭寇”。明世宗嘉靖年间（公元 1522—1566 年）倭寇猖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海盗王直等勾结倭寇，大举 入犯，连舰百余艘，自台（今浙江临海）、宁（今浙江宁波）、松（今上海 松江）、淮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所到之处，劫夺财物，屠杀居民 并掳掠人口。沿海人民奋起抗倭，最著名的就是戚继光（公元 1528—1587 年）抗倭。他是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少有大志，爱读书。曾在书之扉页 上写“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了抗倭之志。17 岁就备倭于 山东，后被明政(蟹)府派到浙东抗倭。由于倭寇盘踞在沿海岛屿上，一看到戚家 军，就乘海船逃至小岛。戚继光决心练就水师。由于“福船耐风涛，且御火”， 他亲自督造了适于作战的三种福船，即大福船、海苍和艟■。

　　大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 板，上设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 置水柜，扬帆炊爨［cuàn 窜］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 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明史·志第六八兵四》）。大 福船的最下层装土和石块，这叫“压载”。压载的方法北宋时已有，是用来 保持船的平衡的。第二层是士兵活动场所。第三层是放船帆、锚等船上工具 和炊事场所，第四层是露台，可安大炮、放弓箭。士兵都可以居高临下看清 敌阵进行战斗。大福船靠风力推动，在顺风顺水情况下更能发挥威力。戚继 光赞曰：“福船乘风而下，如车碾螳螂。”海苍船比大福船稍小，艟■船比 海苍船又小。戚继光说：“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必用 苍船逐之，冲敌便捷。温（州）人谓之苍山铁也。”大船吃水深，作战时遇 到逆风逆水，浅水航行，受到阻力时就用小型战船来作战，如沙船、鹰船。 “沙船可接战，然无翼蔽。鹰船两端锐，进退如飞，傍钉大茅竹，竹间窗可 发铳箭，窗内舷外隐人以荡桨。先驾此入贼队，沙船随进，短兵相接，无不 胜。”（同上）
戚继光还造了很多种战船，如艚船（即舶艚船，形状像鸟，俗称鸟船），开浪船（快船）等。 戚继光也很重视广船在抗倭中的作用，尤其是广东东莞的“乌槽”和广东新会的“横江”。这两种广船都是戚家军的主力战舰。这两种船据另一位 抗倭名将俞大猷说：原是富人所造，驾驶的船夫叫后生，都是船主雇来之年 富力强者，船可载四五十人。他们四处贩运，南至琼州载白藤、槟榔等货， 东到渤州载盐，获利十倍。戚继光征用，改造为优质战船以抗倭。“乌槽” 船底涂黑漆，船型上宽下窄。“广东船，铁栗（力）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 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葡萄牙大炮），可掷火球。”（同上）敌船 遇火球即燃烧沉没；敌船接近，广船以其巨大船体撞去，敌船即粉碎。“横 江”船上有 6—16 支橹，两根大桅，桅杆上设大小望斗，可进入三四人瞭望 监视敌情。望斗以藤作网，网经，上蒙以犀革、棉被，可防敌箭，船舷两侧 有佛郎机大炮及霹子炮、神炮、火砖、灰罐、烟球等各种武器，全身皆炮，可旋转四环，首尾相运用，快捷勇猛无比。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使用福船、广船、沙船等屡立奇功。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肃清了浙江的倭寇，嘉靖四十四年（公元 1565 年）东南沿 海的倭寇都被肃清了。戚继光不愧为我国的民族英雄。

　　就在戚继光抗倭之时，从 16 世纪 40 年代起，我国台湾等沿海岛屿不断 被一批强大武装集团所占据，他们拥有数百只船舰，成千上万的兵力，并有 优良火器。史书上称之为“海盗”。他们成分复杂，有破产的商人、船户、 农民，也有沿海豪强，或走私贩运，或劫掠商旅，李旦和郑成功父郑芝龙等 都是其首领。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安平镇石井村人，曾随舅父黄程到香山澳（今 澳门）学会葡语，为荷兰当过通事（翻译），后投靠大海商李旦。李旦也是 泉州人，后侨居日本。为郑芝龙娶日本长崎王族田川氏女儿为妻。天启四年（公元 1624 年）生长子郑森（后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名成功）。郑芝龙为 了垄断海外贸易，于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接受了明朝招安，以借助官方 力量吞并其他海商集团。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七月，侵占台湾的荷兰人 巴特劳姆带战舰九艘攻厦门，被郑芝龙率福建水师击退（击沉五艘，夺得一 艘，歼敌数千，生擒 119 人）。这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抗击西方侵略者的一次 最大胜利。以战功郑芝龙被提升为总兵。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郑芝龙 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凡在南海活动的商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 往来”。每船请领令旗时，要交纳三千金。仅这项收入，每年约在千万。郑 氏集团自此独占南海，富可敌国。李自成攻入北京后，1645 年，原明朝唐王 朱聿键被黄道周、郑芝龙等拥立为帝，年号隆武。全闽兵马钱粮皆领于郑芝 龙兄弟。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清军攻入福建，隆武帝逃到汀州被俘死。 郑芝龙因贪恋田产富贵于是年降清。郑成功时年 23 岁，苦谏不纳，遂与其父 决裂，并于十二月初一大会文武群臣于烈屿，定盟复明，起兵抗清。

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二岛为根据地，采取“通商裕国，以商养兵”方针，维持数千艘战舰、18 万军队的开销并不断壮大自身力量。自 1652 年经营海 运，筹集饷械，力量发展很快。清顺治十一年（公元 1654 年）郑成功遣张名 振率水师战舰数百艘入长江直逼南京，然后顺江而下，分战舰 60 艘，北攻山 东登莱各州，直抵高丽而还。顺治十五年（公元 1658 年）五月十三日，郑成 功第二次北征南京，时有“甲士十七万，铁人八千，战船八千，扬帆而进， 号八十万”（夏琳《海纪辑要》）。八月十日舟到羊山，遇风损失严重，便 “分令流入温台各港，夺船取粮，再图进取”。休整八个月后，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 年）四月十九日，再次大举进攻南京，七月，克镇江，围困南京。

但中了清总督郎廷佐缓兵之计，两个月后遭清军突然袭击，兵败。于九月七 日退回厦门。后感到困守金门、厦门不是长久之计，很难与清对抗，就决心 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24 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了台湾西 南海岸安平湾一带，修筑赤嵌城和台湾城（二城相距不远，都在今台南安平）。

1626 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也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台湾基隆）和 淡水，后经长达 15 年的争夺，荷兰人打败西班牙人，于 1641 年独占台湾。 荷兰人强迫台湾人纳重税，还把台湾人卖到爪哇当奴隶。

　　1661 年，郑成功命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三月二十三日，亲率战舰 350 余艘，将士 250 多人，从厦门、金门出发，横渡海峡。四月初一，在台湾赤 嵌城附近的鹿耳门外登陆。郑成功掌握了四月初一黎明正当大潮的潮流规律，从澎湖出发时全程航行时间的计算十分准确。当大批战船抵鹿耳门时， 正值高潮，立即趁潮顺利进港，约一小时完成登陆。台湾人民热烈欢迎郑成 功大军的到来并给予热情支持。郑成功大军进驻赤嵌街（今台南赤嵌楼）。 赤嵌城荷军只 300 人，只得困守。荷兰守将猫难实丁写信派人到台湾城（荷 兰人名为热兰遮）去求援。荷兰总督揆一得信后，派战将拨鬼仔率鸟熗兵数 百来援，被郑成功部将陈泽打败。击沉荷舰一艘，其余三艘受重伤狼狈逃至 海外。郑成功水师控制了台湾海面并切断了两城间及其对外联系。四月初， 赤嵌城投降。郑成功派猫难实丁到台湾城去招降揆一。揆一写信给郑成功， 愿送白银 10 万两，请求郑军退出台湾。郑成功复信义正辞严指出“台湾者， 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即来索，则地当归我”（《台湾通史·开 辟纪》）。四月，包围台湾城，八月上旬，从爪哇来的荷军以战舰 10 艘来援。 陈泽率水师迎击，将其击败。十二月下旬在长达八个月的围困中，荷军死 1600 多人，城内仅余 600 人，能战斗者仅 300 人。在粮断援绝，突围无望之绝境 中，荷兰侵略者只得于 1662 年 2 月 1 日（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向郑成 功投降。荷兰总督揆一及其残兵败将被逐出台湾。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了38 年之久的台湾回到祖国怀抱。1662 年 6 月 23 日，郑成功病死，时年 39 岁。康熙皇帝曾写一挽联，对这位收复台湾的名将给予高度评价。
挽联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如果没有强大的水师和人民的支持，郑成功是不可能收 复台湾的。这也说明 17 世纪我国船舰性能、航海技术的先进和发达。
　　

二十四 清前期的造船与航海

明嘉靖朝由于倭寇的侵扰，实行海禁，不准建造两桅船下海。正常航海 贸易断绝。“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 政(蟹)府镇压走私，“寸板不许下海”。海商为了逐利，冒死犯禁，变成武装海 盗。“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胡宗 宪《筹海图编》）隆庆、万历时只好放松海禁，航海业得到恢复，至明末出 现郑芝龙海商集团势力。

　　清初，为阻挠郑成功反抗清廷，切断大陆人民与郑成功的接触，清政(蟹)府又实行了短时期海禁。

　　清顺治十二年（公元 1655 年），颁布禁海令。六月十九日，浙闽总督屯 泰疏言：“沿海省份，应立严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规定“海 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 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 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 至单桅小船，准民人领给执照，于沿海附近处捕鱼取薪，营泛官兵不许扰累”。 次年又颁布禁海令：“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交 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光 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八月，下迁海令。自辽东至广东，近海居民各移内地 30 里，烧毁房舍、物资，砍伐树木，荒芜田地，民死过半。沿海 三五十里被毁为无人区。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因郑克塽已降（清 已于 1683 年统一台湾），故命重开海禁。至此，清禁海 29 年。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清政(蟹)府放宽了造船的限令。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舵手等不得过 28 名；梁头一丈六七尺者，不 得过 24 名；梁头一丈四五尺者，不得超过 16 名；梁头一丈二三尺者，不得过 14 名。但实际也并未完全得到执行。如嘉庆三年（公元 1798 年），有一位福建船户驾商船出海，遇风飘至朝鲜济州岛。这条船长 230 尺（即 23 丈）， 宽五丈七尺，梁头宽三丈四尺二，已经超过了一丈八尺的规定，并且是三桅 的船。可是清政(蟹)府并不过问，可见政策已宽松多了。
第二次禁海是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 年）到雍正五年（公元 1727年）共 10 年。 康熙五十六年定商船出洋贸易法，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这为了防止船只夹带大盗。违禁者严拿治罪。造船须报地方官亲验烙印，取船 户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来某处贸易，填写船单。按月册 报督、抚存案。每日每人准带食米一升，并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越额 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 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抚行文外国， 令其将留下之人解回立斩；沿海官员如遇私卖船只、多带米粮、偷越禁地等 事，隐匿不报，从重治罪。

　　雍正五年复开海禁。因闽浙总督高其倬奏折说，闽省地狭人稠，生齿日 增，本地所产，不敷食用，惟开洋，藉贸易之盈余，佐耕耘之不足，贫富均 有俾益。从前或虑盗米出洋，查外国皆产米之地，不藉资于中国。又虑有私 贩船料之事，外国船大，中国船小，所有板片桅柁不足资彼处之用。故复开海禁。

纵观从清建国至鸦片战争（公元 1644—1840 年），历时 196 年，禁海不过 39 年，大多数年代是实行开海政策的。清前期在造船的数量质量上、航海 的技术及运载能力上都有很大提高。我国仍不失为具有航海实力的大国。

　　1727 年复开海禁后，清代的远洋航运进入兴盛时期。据《厦门志》载： “服贾者（商人）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为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 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 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而造 船者。”说明 18 世纪以来，中国的远洋海船在东南亚的活动日益频繁。

　　这时，我国的造船业不但造船数量多，而对造船的质量要求一向很高。 如对船桅木的要求要粗、长、直的大木才能做桅杆。据《使琉球记》载：顺 治三年（公元 1646 年），张学礼使琉球，先期入闽造船，因桅木难得，致停 留四年无法启程。通过海上活动，我国同琉球国的来往很密切。

　　《球阳》是一部琉球国史。按琉球即今天日本国冲绳岛，清代叫琉球国。 据《明史·外国传·琉球》载：“洪武初，其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 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球阳》卷十二，尚敬十九年（即清 雍正九年，公元 1731 年）记有这样一件事：“自古以来本国船只皆用螺灰， 是年正月，苏州府镇洋县商船一只，飘到本国赤丸崎，引到运天港，其难人 吴（称为吴的遇难者）以烧石灰，其烧费甚减，而灰品更好，从此以后，本 部今归、仁二郡皆烧此灰，每年烧纳公库。由是，贡船（琉球派往中国的船） 及楷船（琉球去日本的船）皆用石灰。”说明中国人民远航中对琉球人民的 贡献及两地人民的友好关系。

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 1719 年）徐葆光撰《中山传信录》，记载出使琉球造船、航海情况很详细。这次为了出使琉球，自浙江宁波民间商船中选取 了两只大海船作为“封舟”。“封舟”是皇帝册封赐有名字的船只，专为皇 帝的使节（及其随从）乘坐前往有关国家进行国事活动的大海船。由于是从 民间选取的，“费轻办速，前此未有也”。说明民间的富有和当时造船航海 业的发展。

一号船由使臣居住，二号船载兵役。随带官兵 200 名，“每船百人为佐”。船的设计精细周密，使用方便自如，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一号船长十丈，宽二丈八尺，深一丈五尺。前后有四个舱。每舱分上下三层，下层填载巨石，安顿什物。中层由使臣居住。两边叫麻力，又截为两层，左右八间是随从、仆役居住的。舱口有梯子可以下去。舱中宽六尺多， 可以横放一张床，高八九尺，上面开舱面为一个天窗井，三尺多见方，以进 光线，下雨可以关上。舱面的右边空着供行驶用，左边设炉灶。跨舷外一二 尺宽设板阁，前后围成小屋一二所，暑热时可以在小屋住一下。船上有四个 水舱，四个水柜，12 只水桶。共受水 700 石。在船上生活是凭签给水，每人 每天一小瓦盆。船尾是将台，上面立着大旗，备有藤牌、弓箭，有兵役、水 手住在此处。将台下供天妃等水神。下面是舵楼，舵楼前的小舱放着针盘， 伙长、舵工、接封使臣中负责针盘的人住这里。船的两旁有大小炮 12 门分列左右

　　船上席篷、布篷有九道，舱面横着三道大木，设轴以转缭，绕木索、棕 绳等。头缉布篷长四丈，宽二丈四尺。 尾送布篷长三丈六尺，宽二丈五尺。每船船户以下 22 人，各有专职，可知其高超的管理水平，计有： 正副伙长二人，正伙长专门负责针路、罗盘。副伙长管理针房，兼管长绳三条以测量海水的深浅； 正副舵工二人，主舵；正副碇二人，管四门碇，行船时管头缉布篷； 正副雅班二人，管头巾顶、顶帆大桅上一条龙旗及大旗，要求身手矫健，行动快捷，上下如飞，以登樯瞭望； 正副舢板工二人，管舢板小船，行船时，管清风大旗及头帆； 正副缭手二人，管大帆及尾送布帆，缭母棕、缭大索等物； 正副值库二人，管大帆插花天妃大神旗； 装载押工一人，管修理杠具及大桅千斤坠一个； 香公一人，管天妃诸水神座前油灯，早晚在洋中献纸及大帆尾缭。 舵长二丈五尺五寸，宽七尺九寸。在明朝时的封舟上定制过铁力木舵三门，每门长三丈五尺，用大缆绳由船底兜至船头系牢，叫勒肚。现在一号船 上是采用西洋造法造的，叫西洋夹板舵，也是用铁力木做的，又叫盐舵，由 于长期浸泡在海水中，海水是咸的，越泡越坚固。一号船上不用勒肚，也不 用副舵。将要出海时，还和福建有关部门争执过。一号船上的一位姓林的伙 长说，船舵以西洋造法最坚稳，用不着设副舵，再说舵重一万斤，船上也没 处放，就不设副舵了。这也说明当时已汲取了西方的某些先进经验。

二号船比一号船细长。船长十一丈八尺，宽二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前后共 23 舱，两个水舱，四个水柜，12 只水桶，受水 600 石。 舵长二之四尺，宽七尺，与鸟船舵一样，是用勒肚两条长十五丈，从尾左右夹水兜至头上的。大桅长八丈五尺，围八尺五寸； 有四个橹，长四丈，宽二尺二寸； 有大小三具碇； 大桅席篷长五丈七尺，宽五丈六尺； 头桅席篷长五丈七尺，宽五丈六尺； 大桅头巾顶布篷长五丈，宽四丈八尺； 大桅下布篷裙长六尺，宽一丈六尺； 插花布篷长四丈八尺，宽三丈二尺； 插花裤布篷长五丈，宽一丈三尺；头阡一人，负责大桅繂［lù律，大粗绳索］索、大碇索盘绞索、大橹车 绳；二阡一人，负责大桅繂索、副碇索盘绞索、大橹车绳； 三阡一人，负责大桅繂索、三碇索盘绞索，车子数根； 正副总铺二人，负责锅饭柴米事。 船上所带渡海兵役，一号船由护送守备率领，二号船由千总率领。船上正使带家人 20 名，副使带家人 15 名外，还有巡捕、长班、门子、皂隶（差 役）、轿夫、厨子、糕点匠等各种仆役，还有内科、外科医生、吹鼓手、翻 译以及各种修理船只及船上工具的工匠如舰匠、艌［niàn 念］匠、风帆匠、 索匠、铁匠等。

　　船上带有《针路图》导航。船舶按罗盘指示的航向行驶。古代航海用的 罗盘以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天干 中的甲、乙、丙、丁、（除去戊、己）庚、辛、壬、癸、八卦中的乾、坤、 巽、艮、（除去震、离、坎、兑）合用共 24 个字，构成 24 个方位。用一个 字表方位叫“单”（与“丹”通用）针，如单“辰”针、单“卯”针，也可 用两个字表示方位叫“缝针”，如“辛酉”针、“甲寅”针。

　　我国古代船舶行驶中还用“更”数多少作为航行距离的计时单位，也就 是计程单位。从计时说，每一昼夜为 10 更；从计程说，每更有 60 里（也有50 里和 40 里之说），所以“更”的意思是指在标准航速时，单位时间的航 行距离。

　　古代测“更”数有这样一种方法：“更”者，每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 枝数为度（胡宗宪《筹海图编》）。还有的是：“海洋行舟以磁力漏筒，如 酒壶状，中实细沙悬之，沙从筒眼渗出，复以一筒承之，上筒沙尽，下筒沙 满更换是为一更。每一日夜共十更，每更舟行可四十余里，而风潮有顺逆， 驾驶有迟速，以一人取木片，赴船首投海中，即从船首疾行至船尾，木片与 人行齐至为准，或云人行先木片至则为不上更；或木片先人而至则为过更， 计所差之尺寸，酌更数之多寡，便知所行远近。”（李元春《台湾志略》卷 一）

据《中山传信录》载：“福州往琉球由闽安镇出五虎门东沙外开洋用单（或作乙）辰针，十更取鸡笼头（见过即从北边过船，以下诸山皆同）、花 瓶屿、彭家（佳）山。用乙卯并单卯针，十更取钓鱼台，（自钓鱼台）用单 卯针四更取黄尾屿，用甲寅（或作卯）针十（或作一）更取赤尾屿，用乙卯 针六更取姑米山，用单卯针取马齿，甲卯及甲寅针收入琉球那霸港。福州五 虎门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船。”

又记返程：“琉球归福州，由那霸港用申针放洋，辛酉针一更半见姑米山并姑巴甚麻山。辛酉针四更，辛戌针十二更，乾戌针四更，单申针五更， 辛酉针十六更见南杞山（属浙江温州），坤未针三更取台山，丁未针三更取 里麻山，单申针三更收入福州定海所，进闽安镇。琉球姑米山至福州定海所 共五十更船。”

从以上可知赴琉球往返针路、里程、所需时间及地理形势，给后人留下了极珍贵的航海史料。


　　清代麟庆是满族贵族，生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 1791 年）卒于道光二十 六年（公元 1846 年），曾官至湖北巡抚、两江总督，曾自叙于嘉庆十四年（公元 1809 年）中进士后赴宁波，曾登上海舶五层楼上，就其亲眼所见记述：“望 内外洋，水天一色，遥指琉球、日本诸国，轻烟数点尔。”又记海舶的制造 甚详。至海舶制度，头艄俱方。其头梁俗名利市头。船后舵叫“水关”，有 四个桅，前边的叫“头称”，第二个叫“头樯”，上面悬挂顺风旗。第三个 叫“大樯”，上面立着雀竿，竿顶有鲤鱼旌。最后一个叫“尾樯”，上面竖 着五色旗，船中极高处供奉着天妃圣母。棚叫“亭子”，门叫“水仙”。门 旁有方舱，贮淡水用叫“水柜”。船上虽有“车盘”，名字相同而用处不同： 车盘在前边的用以“抛锚”，在中间的用来“挂帆”，在后边的用来“收舵”， 这可说是“名同实异”。船上的栅栏虽同是栅栏而名称又不同：在前边的叫 “阑笼”，在旁边的叫“遮阳”，在后边的叫“插签”，这又可说是“名异 实同”了。所制器具与内河所用的相仿佛，不过更加巨大。木碇以夹喇呢木的最好，其次用乌盐木，这是由于南洋海底泥性过于柔软，铁锚抛下去后容 易移动。船上还有“水垂”，是铅造成的，重十七八斤，上面系着大棕绳做 的“水线”，用以测量水的深浅。“水线”的长短以“拓”来计算，五尺为 一拓，水深处有 70 拓（35 丈），最浅处也有 30 拓（15 丈）。由于铅的性质 很容易下垂，一垂就垂到海底，水垂上蒙着布，布上再涂满膏腊等油脂，船 行所到之处就把水垂垂到水底，泥沙就缘垂而上，验视水垂的颜色就知道到 什么地方了，量水线就知道水的深浅。至于“行水驶风，辨方定位”都用“针 盘”。下盘嵌在舱板上“以针定字”，上盘安放于艄壁，“以字定针”，由 舵师通过板洞来观看，以掌握航行方向（参见庆麟著《鸿雪因缘图记·海舶 望洋》）。由上可知这是清代嘉庆年间的四桅五层远洋大海船，状甚雄伟、 构造精良，系大型沙船。






清代的港口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停止海禁时，清政(蟹)府公布四大对外航海通 商口岸：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后外国船只多由于广州贸易条件便利逐 渐集中到广州。由于沿海航业的不断发展，又兴起了一些新港口：



上海 它兴起较晚，但在清代发展很快。这是由于它地处江海交汇口，南北沿海中分点，有富裕的江南地区为腹地。雍正后渐有名。到嘉庆年间， 上海的“海船帆樯是足以达闽、广、沈、辽之远”，“远及西洋、暹罗之舟， 岁亦间至”。成为全国最大港口。其固有船型是沙船。



天津 是华北主要大港。由于它地处海河各支流汇合处，又有南北运河通航北京与江南，东通渤海沿岸山东至辽东，号称北京门户。清初海禁时， 因它地处北方，几乎未受影响。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始有商贾经过 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辽宁沈阳），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从 厦门至天津在正常情况下，“十余日即至”。与上海间一年内四五个往返。 从南方运来的龙眼、荔枝等干果，转口运来的檀香、药材，江南运来的布匹、 茶叶、瓷器、纸张等均经天津转销华北各地，由天津大量输出华北各地的枣、 梨、栗子及各种杂粮。


牛庄 康熙三十二年（公元 1693 年），因沈阳饥荒，清政(蟹)府决定发山东米粮赈辽东。粮船由登州（蓬莱）起航到旅顺口再沿辽东半岛西岸进三叉 河到牛庄，再北上辽河至沈阳。第二年康熙帝亲到天津勘查，认为“自大沽 达三杈，较便于登州”。三杈即三叉河，即今辽河河口内的港口牛庄。天津 至牛庄航线三昼夜即可到达。以后，这条航线又成为辽东长期供应天津城市 人口的用粮专线。以后由于船舶日大，港市下移到辽河口，牛庄被营口港代 替。



　　山东各港 山东濒临渤海、黄海，山东的登州、莱州、青州、沂州各地 濒海地区都可由海道赴南北各港交易。这一地区的船被称为山东船。



宁波港 宁波是浙江古港。其特型船是疍［dàn 蛋］船，又名三不象， 通称宁船。北航天津、营口，一年可往返三次。宁波的外港有乍浦、温州、 台州。乍浦港位于杭州湾内，内通杭嘉湖地区。


厦门港 它是全闽的门户，又是福建渡台要地。它有三条航线：


　　1.对渡台湾航线 通用海船叫横洋船。船身梁头二丈以上，工料坚实，船 身宽广，大者可载六七千石，小者可载二三千石。
　　


2.北方航线 从厦门出发，顺风 10 余日至天津，又上可至关东，下可至 山东、上海等地。主要船舶是贩艚船。


3.南方航线 主要航往广州及广东各地。主要船舶是南艚船。


　　广州港 广州船春夏之交约 15 日就可到达山东、关东及天津各港，秋 冬以后，3 日可达雷州、琼州各地，又是全国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心。第一次 鸦片战争前，广州有百余艘大海船，转运南北货物，遍及南北各大港口。



　　清代远洋航海业在规模上超越于前代。18 世纪中后期清代远洋最盛时， 约有远洋商船 600 余艘，总运载能力可达 20 多万吨。在东南亚地区的航运力 量仍居领先地位。18 世纪后期，在中英贸易中，中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只是 由于清朝的统治日趋腐朽衰败，而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19 世纪 20 年代后，中国经济日益落后，造船航海业处于停滞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工 业落后，商业萧条，农村破产，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造船航 海业渐趋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使中国造船航海事业揭开了新的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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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航海业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蟹)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后在杭州也设市舶司，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税等事务。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以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境）设二市舶司。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出海必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我国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它派人上船检查，征收其货物的1/10作为进口税收（叫“抽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交国库叫“抽解”，“抽解”是政(蟹)府的重要财政税收。规定十种货物为禁榷物，即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鍮〔tōu偷，即黄铜〕石。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分是实物税收，博买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的一种变相市舶税。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蟹)府。南宋政(蟹)府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并制订有关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降职。




　　由于海外贸易的推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进入宋代，我国的造船业又进入一个高峰阶段。有了新的发展。 宋代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造船坊，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大海船中也有很多民船。战船中也有很多是征发民船而来的。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运用
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又推动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的造船业比以前更具有特色： 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
图经》）




　　“神舟”就比“客舟”更大得多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派使臣安焘、陈睦往聘高丽，曾命人在明州建两艘大海舶，第一艘赐名“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第二艘赐名“灵飞顺济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达高丽，高丽人民从 没见过这样的神舟，“欢呼出迎”。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再次派使臣去高丽，又在明州建造两艘巨型海舶，据史载，它们“巍如山岳，�《?ㄉ希?醴?o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神舟”大者可达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五六百人的运载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




　　宋代对各地造船数量也有规定。如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规定温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额建造船舶600艘。因此各地造船数量很多。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安抚使张浚曾上书宋高宗说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 准备航海至山东以从侧翼攻击金兵。
　　南宋还造过很多车船。车船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时由荆南节度使李皋最早设计制造成功的。可称是现代轮船的始祖。南宋时，车船已在水军建制中大量使用。车船是一种战舰，它有两个木轮桨，每侧一个，一轮叫一车，以人力用脚踩踏，带动轮桨转动，使船行驶，前进速度很快。史称“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李皋传》）。宋朝时，轮桨增多，有四轮、六轮、八轮、20轮、24轮以至32轮之多。

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水军攻打洞庭湖起义水军杨么，出动八车战舰两艘，小型车船海鳅舰20艘。交战中，沚江水落潮，宋军来不及撤退，大小车船及造船工匠高宣等一起被俘。从此，杨么起义军有了造车船的技术，就仿造了大小车船数百艘。其中有24车的扬州载，32车的大德山等巨型车船29艘。宋代最大的车船“船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船高两重或三重，可载千余人。上 设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贯其颠，遇官军船近，即拍竿击碎之”。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之战中，宋军就是使用车船战胜金兵的。南宋虞允文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的身份到采石犒军，他能在危难中组织、鼓励将士，分军队为五，其二傍东、西岸，其一驻守中流，载精兵为战。其二藏于小港。这时，金主完颜亮已挥小红旗指挥部下数百艘船渡江，转瞬间已至江南岸70余艘。虞允文鼓励将士，中流以海鳅船（车船
的一种）冲击敌船，大获全胜。完颜亮至瓜洲镇。虞允文命战士踏车船至瓜洲，往返巡视，宋船在中流上下绕金山三周，回转飞驶，迅速灵巧，金兵看到，无不惊骇。金兵败退，完颜亮被部下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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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拥立赵昺〔bǐng丙〕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带（广东新会南80里海中），宋廷百官及20万军民也驻于此。元军步步紧逼，只好退守水域，住于舰船之中。宋有船1200余艘，内大船极多。宋主将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其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这用大铁索连起来的千余艘战舰，护卫着御舟。成为庞大的水上城堡，决一死战。 1279年1月，元军主帅（宋降将）张弘范以厓山北水浅，舟胶不能进，就转而南入大海，与张世杰舟师相遇，宋船坚不能动，张弘范就以船载茅草，灌以膏脂，乘风放火烧船，而张世杰的战舰又都涂上了泥，缚长木以拒火，张弘范亦无可奈何。至2月，宋军士食干粮已十余日，饮海水，水咸，饮其呕吐。李恒自广州率兵来厓山会战，张弘范命他守厓山北，张弘范以舟攻厓山南，张世杰腹背受敌，殊死战中，矢石蔽空，宋军伤亡惨重。情况紧急，陆秀夫见帝昺舟大，且诸舟环结，料不能脱身，即背负七岁幼帝昺蹈海死，后宫从死者众多，千艘战舰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万人。张世杰率舰至南海也投水殉国。南宋亡。从厓山大战，也可知南宋时的海船实力。

    正由于中国海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这就与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多乘外国“蕃舶”有很大的不同。说明着宋代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

宋代的主要航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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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航线

　　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宁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政(蟹)府规定，对西方贸易往来只能“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宋与西方各国的往来通道只能走海路了。宋代和西方各国通商，据《岭外代答》（周去非著）、《诸蕃志》（赵汝适著，成书于1225年）等书记载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shé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大食、层拔（黑人国之意，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等。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据《岭外代答》说，这些国家与中国来往密切的第一是大食国，其次是阇婆国，第三是三佛齐国，最后才是其他各国。这些国家都在亚非航路沿线。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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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码头、港口有：
（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中国至苏门答腊岛东南）。广州到三佛齐用38 天。三佛齐古称室利佛逝国，在宋时是东南亚海上强国，扼新加坡海峡东南处海口，成为东西方远洋航船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南海交往必经的停泊点。

（2）广州（或泉州）至阇婆（中国至爪哇）。宋代的阇婆富饶超过三佛齐，是胡椒的集散地。中国以丝织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和阇婆的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胡椒等进行贸易。

（3）广州（或泉州）至蓝里、故临（中国至印度）。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端班达亚齐，扼孟加拉与马六甲水道相交处，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行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盛产象牙、苏木、白锡等。从广州至蓝里40日，过冬后第二年再航行一个月到故临（印度西南角海岸奎隆一带）。

（4）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至大食（中国至阿拉伯）。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等。

（5）广州（或泉州）经蓝里至麻离拔。麻离拔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卡马尔湾头（今属也门），盛产乳香、龙涎、犀角、象牙、没药等，水陆交通发达。大食及非洲诸国都到此贸易。中国远洋船只“自中冬以后（由广州）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常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中国”（《岭外代答》）。

正当日本藤原氏执政的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从文献记载中看，北宋时，几乎没有日本船来中国贸易。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对日航海贸易活动。北宋、南宋时对日航线都是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再转航到博多港。与唐时的渡日南线相同，全程约七天。到南宋时，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当权时，直接控制大宰府（掌对外贸易的机构），鼓励并垄断了与中国的 海上贸易。一变北宋以来华船独往的局面，恢复了中日海船交相往来的海上贸易盛况。平清盛极豪富，拥有“中国的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所不有”（日本《平氏物语》）。宋船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锦、绫、香料、药材、瓷器、竹木、书籍、文具、铜钱等。再从日本购回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及工艺品宝刀、折扇、屏风等。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也 传到日本、高丽。宋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一艘“东夷”商船因桅杆被大风折断，飘流到我国苏州昆山县海边。昆山知县派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

日本名僧荣西曾于南宋孝宗时的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两次来到中国，把禅宗传入日本，还把茶种带回日本。

对高丽航线

　　宋代对高丽主要有两条航线。北线：从山东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用两天可到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瓮津。比唐代的高丽渤海道便捷。南线：从明州出发至朝鲜西岸礼成江碧澜亭。约15天左右可到达。宋代高丽遣宋使57次，宋使往高丽30次。两国来往很多。中朝间的贸易起初是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民间贸易。北宋多次向高丽赠送礼服、乐器、金器、银器、漆
器、川锦、浙绢、茶、酒、象牙、玳瑁、沉香、钱币等。高丽也多次向北宋赠送良马、兵器、弓矢、人参、硫磺、药材等。宋代到中国留学求法的高丽僧人很多。这些都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