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朝宗|古风·演绎·江湖

标题: 何谓三教九流 [打印本页]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09
标题: 何谓三教九流
（内容源自互联网，侵删）


教九流（亦作九流三教）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

三教：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所谓的九流，实际上是指‘上中下’三等。三教之中三等人；自然三三得九。
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汉书·艺文志》。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
在《汉书·艺文志》分别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九流十家，是九流以外加上小说家。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15
儒教
儒教又称“孔教”“圣教”，有着严格的中国文化特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先秦被称为道教，以“儒家思想”为最高信仰。后为和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又被称作圣教，跟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儒教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上古宗教的直接继承者。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天坛、宗庙、宗祠、文庙是儒教徒活动的场所。
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释，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不仅证明了胡适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职人员的论点，也为儒教（非儒学）是宗教找到了证据。儒教虽与儒家不同但是对中国的宗教与社会和平其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没有宗教战争的原因之一。清时被扭曲。
“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其《游侠列传》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到了汉代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儒教经过汉魏谶纬神学、宋明道德神学之后，随着清王朝没落体系开始崩塌。
魏晋时代，“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隋唐以后，就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
孔子以后不久，战国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称儒教为“道教” ，因为儒者们奉行着自认为正确的“道”。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又叫做“圣教”。“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
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经为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组织，以天坛、宗庙、孔庙、泰山为祭祀场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祭祀仪式。民国初年以来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倡导儒教和国家官僚组织分离，按基督教模式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因为“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挨凌夷，法守集坏，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儒家与儒教有本质区别，儒教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派，它只是以神道设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思想与儒家学说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16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
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周代初年，曾经协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统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后，曾经“制礼作乐”，建立了当时先进的政教一体的礼仪制度。但是数百年以后，这套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春秋时代的孔丘，忧虑当时的混乱状况，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国家恢复秩序和安定。他是当时最为博学的学者，因而得到许多人的尊敬，被尊称为“孔子”或“夫子”，人们若称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种亵渎。但是孔子的主张得不到当时国君们的响应。于是，他整理了被认为是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的依据。经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成为儒经或者儒经的基础。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重大贡献，直到唐代，人们还常常是“周孔”并称，认为他们是两个最大的圣人，并把儒教的主张说成是“周孔之道”。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历任帝皇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从汉武帝开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儒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过70年的黄老之学治理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得流油的大国了。生产资料的大幅度积累必定促使国策发生变化，中国人就是这样，既然有了钱，再加上手里的皇权，汉武帝开始思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成为 “万事之统”、“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绝对权力独裁者。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董仲舒的上书——“天人三策”为皇帝解决了疑惑，同时也标准着儒家文化的脱胎换骨。
天人三策的核心内容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
这样，董仲舒为儒家文化灌输了宗教的框架结构与宗教教义。儒教信奉的神就是“天”，“天”在凡世间的代言就是“天子”，也就是皇帝；而皇帝又是儒教的教皇，他手握神权，主管天下的教徒与教会；朝廷是整个中国的总教会，每个家庭则是小教会，每个家庭的家长就是教会的主教或者牧师，每个中国百姓便是儒教的教徒.....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魏晋时代，儒教继续已家族式的形式存在并影响了汉传佛教与道教的形成。
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
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在中国古代，儒教（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孔）教作为国家宗教。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16
昊天上帝创世化育万民，自先秦起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的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们成为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圣教尊敬的神仙是仁义圣道的体现。
所谓非其所祭，就是说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因此这些神祇在道教里供平民崇拜，道教里的高级神祇除了三清，大多数来自儒教，品级也与儒教类似，天神比地神尊贵，也比人神尊贵。

天神	儒教	道教
上帝（天尊）	昊天上帝	三清
五方帝（东）	青帝灵威仰	青灵始老苍帝君
五方帝（南）	赤帝赤熛怒	丹灵真老赤帝君
五方帝（中）	黄帝含枢纽	元灵元老黄帝君
五方帝（西）	白帝白招拒	皓灵皇老白帝君
五方帝（北）	黑帝汁光纪	五灵玄老黑帝君
北极星		玉皇上帝
七曜	日、月、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	五星七曜星君
		紫薇大帝、勾陈天皇大帝、后土皇地祈
北斗、南斗	司命	北斗七星君、南斗六星君
十二辰	十二辰	四值功曹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	四灵二十八宿
风雨雷电	风伯、雨师	风伯、雨师、雷公、电母
地神	皇地祇	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祈
	城隍为《周宫》八神之一	城隍
	社稷	土地
	五岳、四镇、海、四渎	东岳大帝、河神、海神

不同的是儒教昊天上帝只有皇帝与大臣可以祭奠并只可以由皇帝主持祭祀。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事的“教”。教，就是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贵族教育，而且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这个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神道设教”是儒教圣经《周易》里的话：“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彖》）依照儒者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众，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后世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仅仅用神祇来教育民众，乃是对儒教的误解。现存所有的儒教文献，都找不到儒者们不信神祇的记载。儒者们有时抨击或否认某些低级的神祇，那是为了维护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佛教都常常抨击该教之外的神祇一样。
神道设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这个概念，被学界，包括宗教学界认为是个“外来语”，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词汇。其意义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众，也就是神道设教。据许慎《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宀”表示的是一个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代表天。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盖个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众，合于天理，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迄今为止，但凡至少脱离了原始状态的宗教，无一不是部分人借助神祇的意思来教育民众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宗教这个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说是更加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的本质。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18
与圣教相伴的一个名称是“圣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圣经”一词常常使用，在隋唐宋明的儒者们的言论中，这指的是儒教的经典。“自孔子在时，方脩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 “圣经贤传所云忠孝节义之事不少”。 欧阳修诗曰：“圣经日陈前，弟子罗两厢。大论叱佛老，高声诵虞唐。”又说“当汉承秦焚书，圣经未备”。 “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 更有“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 “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 “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或言“亦以为绎圣经尊王制无所苟而巳矣” “若孔孟以后之儒有功于圣经者无不祀矣。” 皮锡瑞《经学历史》亦曰：“不知圣经本为后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汉制作，固无不可。”

六经
儒教圣经是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20] 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为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诗经》教以言语文学，《尚书》教以政事，《礼记》教以宗法纲纪、君子修养，《易经》《春秋》教以道义智慧是非。“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十三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五经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唐六典》曰：“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十三经注
《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权威教参。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儒藏
把儒家典籍收集在一起，编成一大文库，即为“儒藏”，是儒家著作的总汇，与道家之道藏、道家术数之术藏、佛教的藏经相应。儒藏是聚集古代儒家著作的大百科全书，载有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各方面的丰富的内容。
北京大学《儒藏》工程预计耗资1.52亿元，是中国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项目，将包括收入近五百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收入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这一工程将使中国拥有一部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19
最高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在儒教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尚书·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宋史·礼志》）。
到了宋代，儒者程颐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那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过儒者朱熹的认可，成为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教圣人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代表。“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测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知周万物，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昼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圣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虽是神之所为，亦是圣人所为。”“神道微妙，寂然不测。人若能豫知事之几微，则能与其神道合会也······言凡物之体，从柔以至刚，凡事之理，从微以至彰，知几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故为万夫所瞻望也。万夫举大略而言。若知几合神，则为天下之主，何直只云万夫而已，此知几其神乎者也。”“圣人之神道设教，观乎天而得之，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之所以为天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圣人之所以为神也。”“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
君王是昊天上帝之嫡长子，其权力出于神授，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称天子。君王（皇帝）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威，垄断了世俗与精神世界的权力。儒教教义的最终解释权始终是通过科举考试掌握在皇帝-官僚手中的。
圣人是上帝的使者。孔子死后，按照传统的祭祀原则，他可以在家乡享受自己后人的祭祀，也可以享受学生们的祭祀，但不是国家的公神。汉初，刘邦路过孔子家乡，曾经祭祀过孔子，然而那仅仅是个人行为，是一个后人对于先圣或者先贤的崇拜。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


“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上帝为主泛灵论
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而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
“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们成为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0
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即《周礼》的官职结构。在这个组织中任职的官员，同时也是一种教职，执行宗教的职能。
高居于整个政权组织之上的，是君主。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他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家族的宗伯则是家族的祭司。
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自己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在朝廷任职的官员，还常常作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执行祭祀任务。
各级地方主官代替了原来的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祈雨。古代的个人文集中，凡担任过地方主官的儒者，几乎都有与祈睛、祈雨、祭祀一方神灵有关的诗文。比如叶适，被认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叶适集》卷二十六，就有《祈睛文》、《祈雪文》、《祠山祷雨文》数篇。
祭祀的次数也有规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规定之外，每逢大事，还有随时祭祀，将自己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称“告”礼。封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时实行的最隆重的告礼。
在这些较为隆重的礼仪之外，还有平素进行的简易礼节。比如学宫祭孔，在春秋两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还有两次较小的祭祀。再次，则学生每日上学，也都要向孔圣行礼。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其实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祭品，也有种种规定，从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疏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礼仪中，有一项是“荐新”：“其四时新物初登，皆先荐寝庙而后食。二月献羔开冰，四月以尝麦，七月登谷，八月尝麻，九月尝稻，十二月尝鱼。”（《通典》卷四十九）汉惠帝时，叔孙通说，古人有春天尝果一说，于是将樱桃进献宗庙。从此以后，瓜果蔬菜也成为祭品。

儒教神职
《周礼》中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文物的太常寺官职，都是儒教的神职。太常的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分别执掌音乐、祝祷、供奉、天文历法、卜筮、医疗。

三辰旗
三辰旗是儒教的标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谓之三辰，画于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来儒教的标志。云“王画日月，象天明也”者，圣人与日月齐其明，故旌旗画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旗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则此大常之画日月者也。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1
周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对服制、道具、仪式、过程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冠礼是华夏礼仪制度之首，又称成人礼，是对汉人进行礼教的开始。周朝士大夫年及二十行冠礼，王公年及十五而冠。《礼记·冠义》曰：“已冠而志之，成人之道也”。
吉礼包括郊祀、大雩、朝日、夕月、方丘、祀社稷山川、享宗庙、祭孔、祓禊，祭祀的神祇如下：

天	昊天上帝	五帝	日、月	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	风师、雨师、司命	圜丘
地	皇地祇	神州	社、稷	五岳、四渎、四镇、海	山林、名川	方丘

凶礼包括丧礼、葬礼、致奠。
宾礼包括接见、宴请外宾。
军礼包括乡射、大傩、讲武、告齐太公庙。
嘉礼“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

历法节庆
历法是儒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礼记·月令》。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

岁时	月令	夏历日	节气交替	仪式	民俗
元旦		元月初一	迎春气
寒食		冬至百五日	-
清明		冬至百六日	-
上巳	仲春	三月三	达春气
端午	仲夏	五月五	毕春气
中秋	仲秋	八月十五	达秋气
重阳	季秋	九月九	毕秋气
除夕		腊月三十	送寒气	大傩

儒教服饰
儒教服饰是指《周礼》中的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


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相加不仅象征天之大数十二，也分别代表乾坤天地、三辰五行之天道。

天子六服	天	乾	三辰（日月星）	裘冕	衮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玄冕
王后六服	地	坤	五行（水木火土金）	褘衣	揄翟	阙翟	鞠衣	展衣	褖衣

冕服体现了“绝地天通”的华夏信仰，更是汉人千年来祭神祀祖的吉服。祭天在礼经里有严格的服制规定。《周礼·春官宗伯》：“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唐朝《郊祀议》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万世不易之法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仪，愿罢一切伪饰。”“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则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驾、吾礼之所施设文饰，莫非天之象焉。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祭天服饰象征着上天垂象、天象，所以天子祭天要穿十二纹章衮冕。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绣、爵弁等冕六，韦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无火冕。公卿七，又无毳冕。上大夫六，又无藻冕。中大夫五，又无皮弁。下大夫四，又无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玄冕。庶士玄冠。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2
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先儒有言，礼之始也则自天子出，礼之终也则与民由之。与民由之然后礼达而分定，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则必有以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为主者，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观之，则圣人制为祭祀之礼者非但以致吾之诚、报神之德而已也，而实因之以设民之教，使咸安其分，尽其职以报乎上焉。”
除了礼教仪式以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

汉魏谶纬神学
谶纬神学是流行于中国两汉时期的一种儒家学说。“谶”，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又分为符谶、图谶等；“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魏晋后日渐衰落，刘宋后谶纬之书亦受到历朝查禁，所存仅少量残篇，有明《古微书》、清《七纬》等辑本存世。谶纬之书除其中包含的迷信成分外，还含有某些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宋明道德神学
理学，又名为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1]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敬天思想
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敬天除了要行天道，还要祭祀上天。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是儒教的教义之一。《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到西汉时董仲舒据《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因为上帝是仁德的神，帝谓五德之帝，上帝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谓大微五帝，应于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谓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义，火神礼，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

天命观
儒教信奉“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尚书·仲虺之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现代人的儒教，敬天，更要人和，对天尊重，也应该对人性关怀。儒教的礼和人性观，是人性的根本，所以心莫若和。中国文明有和谐性，天命地利人和是辩证合一的。

合于天理
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宋明理学尊四书为孔门至精之文，是儒教“合于天理”的一种修行方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理学以《大学》为间架为纲领，以《论语》为根本，以《中庸》为“天人一理”“道统之传”，从大学到中庸即是“先致知而后诚意”。
“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天下之达道也，必从事於修道之教，然后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惧慎独，所以修道也”。理学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三达德”以及《孟子》的“诚”，推崇《论语》的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4
概括而言就是“三纲八目”：

德行
《孝经》：“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易传》：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孟子：“持志养气”，“养浩然之气”。
《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周敦颐：“三希修炼”：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生死观
《尚书·泰誓中》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儒教坚信一个人若成就了绝对的善，那个人就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会再有死亡。

政事
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天下即可“大同”。
自清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发动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确定为“国教”，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后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等人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直到民国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毛泽东时代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又重新评价儒家思想，把孔子祭祀上升到一个大的范畴，几乎有国家祭祀的意思。
康有为所找到的中国落后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儒教未能像基督教那样，教堂林立，人人都很方便地与上帝沟通。于是，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同时，也要求变革儒教的祭祀制度。“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是，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康有为主张把宗庙、孔庙以外的儒教庙宇，甚至把佛寺道观，都改建成孔庙，以便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孔子的思想真正传播到所有中国人的心里，从而使中国富强。
然而康有为的变法行为失败了，至于康有为的改教主张，几乎没有付诸讨论。而随着儒教非教说、道家非道教说的兴起，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康有为还有个改教的主张。
儒教被弃以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创立了“孔教会”。康有为屡次向当时的议会上书，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并参加了张勋的复辟活动。孔教会创办了《不忍》杂志，一面痛惜儒教的被弃，另一面积极从事复辟儒教甚至复辟帝制的活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令孔教会改称“孔学会”，否认孔教会的宗教性质。其后身，是香港的“孔教学院”。孔教学院院长汤恩加，一面用大量的资金赞助文化和慈善事业，另一面积极从事复兴儒教的活动，包括不断提议，要求国家正式承认儒教的现实存在，要求儒教享有和国内其他宗教一样的平等地位。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能得到批准。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5
佛教
佛教距今三千多年由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错觉，这让尼泊尔民众一向不满。
佛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觉者”。佛又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佛教信徒修习佛教的目的即在于依照悉达多所悟到修行方法，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
佛姓新称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旧称瞿昙；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秦始皇四年(西元前二四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经来长安」、「汉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於甘泉宫」、「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等。然在诸传说中，一般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三国以来即被盛传。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後，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後，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於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馀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馀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於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後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後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於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後，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於「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6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於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於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著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於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於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於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後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於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2.为众经撰注作序；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後译经者所宗；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6.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後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河西走廊武威再入长安(四○一)，而更加昌盛。鸠摩罗什在後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於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著，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後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鸠摩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首。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6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支道林之後，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後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後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於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於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於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於後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馀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於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7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於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五八九~六〇〇)，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馀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於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太宗则於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後，於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馀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於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於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後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著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後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於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著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韩、日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韩国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韩、日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於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八四五)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馀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馀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後，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後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著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後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於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九五五)，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著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著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著。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7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後，由於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甦之迹，唯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後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後，即废止後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後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後世刊刻藏经甚钜。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於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於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钜，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众，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後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於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後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於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於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於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馀各宗渐没。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7
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於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於佛教。其後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於皇帝。此後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巖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并修的风潮。

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於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後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後，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後，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辈出，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三个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後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於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皇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禅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聪，净土宗的省庵实贤、彻悟际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毕紫岚；皈依净土的周安士(梦颜)、彭际清；以及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於官方开雕的有《龙藏》，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由於洪、杨等人作乱，以信仰上帝教为号召，十馀年间，东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中，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太平天国的排佛祸患非但不亚於三武一宗的法难，而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28
佛教发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馀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於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著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著，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二师之後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
　　
　　本期最後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祐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齎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於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後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

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於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後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後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後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於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31
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於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六二九)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〇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於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钜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於最高峰。
　　
　　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後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馀年，精通梵、汉，先後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馀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译著的数量与品质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於巅峰。此後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
宋代佛教是叙述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卫王祥兴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间赵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
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佑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文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1068—1085），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量渐增，流弊也愈大，致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33

中国佛教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随著隋唐的统一，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且更完善，义理更为明确，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且因各有师承、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於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兹将大乘八宗在中国的开展分述如下：

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华经》为根本经典，智者大师依据此经「会三乘归一大乘」的思想开展出「五时八教」的教相判释，建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本宗教学组织主要分为教、观二门。教相门为一念三千、性具善恶；观心门有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本宗法统传承，初祖上推至龙树菩萨，其次为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师。隋朝四祖智顗(五三八－五九七)以慧文、慧思的禅观思想为基础，进一步依据《法华经》撰述《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开创出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及教判理论，乃天台宗实际创立祖师。入唐後，唯识、华严创立并大兴，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无情有性」之说，使天台宗风大振，後世称其为天台中兴之祖。唐武宗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後，宗门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的弘扬复兴，民国以来则有谛闲、倓虚及慧岳等诸师的弘扬。

三论宗

　　三论宗是由鸠摩罗什传译龙树、提婆中观学，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奠定三论宗的理论基础。主要思想是透过「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涅槃世间」的道理，阐释《般若经》「诸法空性」之义。其传承法统为龙树－提婆须利耶蘇摩－罗什－僧肇－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罗什之後，因北魏太武帝灭佛，宗风不振，经僧朗的复兴，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论的注疏，又著作《三论玄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该宗至唐中叶後，因天台、唯识、禅宗的盛行而趋衰退。台湾研究三论者，以印顺长老最负盛名。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33
唯识宗

关于本宗之传承，于佛陀入灭后九百年，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请于中夜从兜率天降至中印度阿逾陀国之禅堂，说《瑜伽师地论》；无着禀承其说，着《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世亲亦出《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更有所阐明；不久无性亦造论注释《摄大乘论》，又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相继制论以注释世亲之《唯识三十颂》，瑜伽宗风遂披靡全印。唐代玄奘入印，师事护法之门人戒贤，具禀本宗之奥秘。返唐后，翻传本宗经论，弘宣法相唯识之玄旨。受教者颇多，以窥基、神昉、嘉尚、普光、神泰、法宝、玄应、玄范、辨机、彦悰、圆测等为著名。其中，神昉着《唯识文义记》；玄应着《唯识开发》；圆测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等，门人有道证，着有《唯识论要集》，新罗僧太贤从其学，制《唯识论古迹记》，世称海东瑜伽之祖；而窥基绍承玄奘之嫡统，住长安大慈恩寺，盛张教纲，世称慈恩大师，着有《瑜

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本宗之大成。门人惠沼着《成唯识论了义灯》，破斥圆测等之邪义，其下复有道邑、智周、义忠等。智周作《成唯识论演秘》，发扬《成唯识论述记》之幽旨，并注解其难义。此外，《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成唯识论演秘》，合称为唯识三疏。日本之智凤、智雄、智鸾、玄昉等皆出智周之门，均有所承学。其后，以禅及华严等宗勃兴，本宗教势顿衰，宋代以后稍见复兴之迹。至明代，智旭制成《唯识论心要》，明昱作《成唯识论俗诠》，通润作《成唯识论集解》，广承作《成唯识论音义》等。

日本方面，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南寺传；元正天皇灵龟三年（717，一说二年）玄昉入唐，从智周学法，返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北寺传。日本法相宗为奈良时期（710～794）、平安时期（794～1192）最有势力之宗派之一

本宗之传承：释尊→弥勒→无着→世亲→陈那→无性→护法→戒贤→玄奘→窥基

至于法相宗（或瑜伽宗）最主要的经典则为“一经一论”－－《解深密经》与《瑜伽师地论》。其根本经典，根据《成唯识论述记》，则为“六经十一论” ：

A、 六经

1． 解深密经

2．华严经

3． 密严经（又名厚严经）

4．楞伽经

5． 如来出现功德经

6． 大乘阿毗达磨经（最后二经未译成汉文）

B、 十一论

1． 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说）

2． 显扬圣教论

3． 大乘庄严经论

4． 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5． 摄大乘论（以上无着菩萨造）

6． 辩中边论（本颂弥勒菩萨说，世亲菩萨造释论）

7． 分别瑜伽论（本颂弥勒菩萨说，世亲菩萨造释论、此论未传译）

8． 唯识二十论（世亲菩萨造）

9． 十地经论（世亲菩萨造，系解释华严经“十地品”者）

10．集量论（陈那菩萨造、义净译、已亡佚。系因明学之论典、发挥现比二量、及识之三分说）

11．观所缘缘论（陈那菩萨造）

此可知，瑜伽宗的根本经典，其中之六经是佛说；其十一论，则为菩萨说或造，包括弥勒、无着、世亲、陈那等。

最后，从瑜伽宗的根本经典之六经来看（，除了最后二经中土未译外，其余四经（解深密经，华严经，密严经，楞伽经），皆是所谓“性相圆融”，亦即，有性有相，并非纯是法相之学。更有进者，这四部经同时也是性宗的根本经典；尤其是楞伽经，更是禅宗达摩祖师传以印心的（直到六祖改成金刚经）。可见，即使在禅宗的正法眼藏用以印心的，在六祖以前，本是性相圆融、性相不分的。不但性相不分，而且也是显密不分的：因为华严、密严、解深密、乃至楞伽也是显密二教所共尊的。然而其后，以众生根器转钝，不堪受持全体大法，因此分门修学，各擅其长。然而依法之本源与发展来看，此系不得已之事，并非法本有分派，而实系人根器转浅所致：并非法有二种、三种或多种；种种法教实系如来法身之一体；众生不堪全体大法，故别受其部分之法。然其要者，若欲求无上菩提，切莫以自所修学之一部分法，或性或相、或显或密，执摸象之解而言：“这就是如来法的全部！”因而得少为足，甚或是自非他，种种妄想分别，乃至互相攻讦（jié），诤斗、如是即是迷人，枉受辛勤，不入正理.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33
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主要教义有「六相圆融」、「十玄缘起」、「法界三观」等，总称为「如来性起法门」。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以《华严》为所宗，杜顺和尚著《五教止观》，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誉为华严宗初祖。智俨大师撰著《华严经搜玄记》等，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是为二祖。三祖法藏贤首大师，集华严宗的大成，建构以「法界缘起」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曾为武则天宣讲《华严经》，令其心开意解，茅塞顿开，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由法藏所创立。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禅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禅师，倡导教禅一致。会昌法难後，华严宗门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净源重兴，元、明、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民国後，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

律宗

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得名。东晋时陆续传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聪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继而唐朝道宣律师更以大乘教义阐扬《四分律》，撰著律学五大部，创南山律宗。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律宗，怀素所开东塔律宗，合称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独秀，後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时教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与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师的弘传，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律宗乃应运中兴。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馀坛，宝华戒坛名震一时。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师的弘扬，律宗乃存续不衰。

真言宗
　　此系汉传纯正密教，由开元三大士所传之如来正密。非藏传，盖因八大宗派形成或完善在唐代，是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而西藏旧称吐蕃，非我大唐国土。因此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自无其吐蕃之份，不可不知。

密教真言宗因受法身大日如来真实言教的传授，且须经灌顶等入教仪式和秘密传授方可传习，故称密教或真言宗。该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主要教义为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曼荼罗所代表大日如来智德显现的宇宙万有之说；另以一切万法的六大本体，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阐明本自具足如来德性，当身即是大日觉位，修习手结契印，口诵真言，心观大日如来的三密加持，则能达到「即身成佛」，顿证当体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至玄宗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陆续来华，译出弘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後，始形成宗派。该宗传承法系为：

龙树（即龙猛）－龙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惠果－空海。

真言宗在唐会昌法难后即受到严重打击，唐末战乱更是将其彻底毁灭，故真言一脉在中国断绝一千两百年之久。如今，庆幸的是惠果大师有先见之明，故将法脉传给日本空海大师，大师归国后大弘真言密教，并于公元816年在日本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是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场（总本山）。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34
禅宗
　　禅宗的「禅」，即梵语「禅那」的简称，原义是心念的专一。禅宗即因主张以禅为生活中的修持而闻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此思想乃根源於佛陀在灵鷲山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传心」的美谈，此後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承。

南朝时，菩提达摩携付法衣钵东来，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再传慧可，三传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达摩所传《楞伽经》禅法与《般若经》离言绝相之教，进一步开展出「随心自在」的禅修生活，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强调於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其後分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渐悟说，南宗惠能主顿悟说。南宗因神会的力争，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於中唐後独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三系，後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仍能屹立不摇。今日台湾许多道场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为禅宗丛林，其影响之深远可知。

净土宗

　　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得名。根本经论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和《往生论》等三经一论。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愿、行三资粮－－由信发愿，由愿起行。行则包括四种念佛、十六种佛观、发三种心、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其中尤以念佛法门，仗佛愿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称为易行道。
　　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於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乃中国净土的主流，後有北魏昙鸾的弘扬，至唐代道绰、善导承其旨。开元初年，慧日倡禅净双修、戒净并弘的「不舍万行」，承远、法照、飞锡继其说。因此，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善导、慧日三系。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如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明代又举袾宏、智旭，清代举行策、省庵、彻悟及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
　　
　　净土法门不仅禅师力倡兼修，亦为天台、律家所重，又因简单易行，彻上遍下，无所不宜，故流传广远，历代不衰，至今仍弘传兴盛。近代台湾以广钦、煮云、李炳南及妙莲等倡导念佛最具代表性。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37
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人格化体现。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的也积极发展。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直到汉朝后期才有教团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老子李耳（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唐代尊封老子为大道元阙圣祖太上玄元皇帝。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道教教祖老子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以“道”为基点建立道教的神学理论体系；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为道教的核心信仰。注重修炼养生，老子、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坐忘守一等修道方法，被教徒所继承发扬。战国中期的齐国兴盛起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道教，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信仰转变为宗教团体。孔孟的儒家思想被道教所兼容，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墨家尊天明鬼、兼爱互助和科技方术等思想与内容，被道教涵盖；《易经》是道士的基本经典，易学理论渗透到神学哲学、符箓丹道和斋醮科仪各方面；先秦道士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为道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黄老道教的《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东汉丹鼎道派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将易学、黄老、火候三者参合，总结发展了道教的养生炼丹术。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39
魏晋时期，道教分化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和下层民间符水道教。茅山道人葛洪将道教神仙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系，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老庄玄学盛行，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364年，上清祖师杨羲得南岳夫人魏华存授予《上清大洞真经》等天书玉册，传承上清派；同时期，葛巢甫传承灵宝派，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的道教，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继续发展，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得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江南地区流行帛家道、李家道和杜子恭的天师道。
北魏太武帝时期，封建史上第一位被皇帝承认的的天师——寇谦之，称奉太上老君之命，以去除“三张伪法”（张陵、张衡、张鲁）和礼教为原则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道教成为北魏国教，所以北朝历代皇帝都得临坛受道家法箓，老氏之教大行于天下；南朝宋文帝时期，上清派传人陆修静吸收儒家、佛教仪式对南天师道进行改造。寇谦之和陆静修的改革，使道教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南朝梁时期，茅山大宗师陶弘景继续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构建了道教神仙谱系，广大了茅山上清派，使之成为今后的道门正统。
佛教初来中土时有意和道家（道教）保持一致，而最早依傍道术而流行。佛教主要吸收道家义理与道教方术，而后在北魏僧人昙鸾亦曾从道教真人陶弘景学习“长生术”，唐代佛教禅宗思想的确立，也受到当时皇室推崇道教——老庄思想盛行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在南朝只是《夷夏论》、《三破论》等义理争辩。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交流，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
隋朝实行佛道并重政策，隋文帝使用道教名词“开皇”作为开国年号，苏元朗开启了内丹学说，隋朝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
唐朝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搜集晋魏时期隐流、秘传的道书，普传大道。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积极推动道教内部改革，让道教回想黄老的辉煌时代，剔除天师道巫术迷信色彩。发展道家义理，使道教在偏离道家之后，再次对道家的回归。如果说寇谦之对道教改革未完成与彻底，那么唐玄宗时期基本已经完成，道教发展到全盛，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盛唐高道辈出，孙思邈的《千金方》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李淳风的《乙巳占》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的重玄学说发展了道教理论建设，茅山派宗师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的《坐忘论》、《天隐子》、《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宗玄先生文集》、《道德真经广圣义》等提出的修炼方法成为内丹学先驱，道教学者对教义、修炼、斋醮及科学技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法术科仪上相互融合，以终南山少阳派（全真道前身）、茅山宗为道教主流。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41

中晚唐和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兵祸道教相对低迷，中晚唐的统治者延续尊本崇道政策，五代十国也有帝王信奉道教。其中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尊道最为突出，同时也采取了废除佛教的政策。此时一些道教学者为维护道教信仰而不懈努力，上清派杜光庭对老学研究、神仙学说作了总结，修订完善了斋醮科仪；全真祖师钟离权和吕洞宾的《钟吕传道集》促进了内丹学说的兴起；著名高道还有彭晓、谭峭、罗隐和韩国人金可记等。北宋统治者继承了唐朝崇奉道教的政策，宋太祖和宋太宗为此奠定了基础。宋真宗和宋徽宗掀起了两次崇道热潮，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北宋时期符箓道法兴盛，以高道众多的茅山宗实力最强盛。内丹学经过全真教的陈抟、张伯端等真人的发扬而流行，陈抟在易学、黄老、内丹三方面都颇有建树，全真道南宗祖师张伯端的《悟真篇》是修炼术上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经典。

12世纪中原地区，不愿与金朝统治者合作的汉族士人在山东、河北建立了新道教：辅极帝君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继承了钟吕二人的金丹法脉，并以“三教合一”、“全精、全气、全神”和“苦己利人”为特点，并逐渐包容合并了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和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开启了道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与北宋基本一致，宋理宗积极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张继先的“正一雷法”，得到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宠幸。另外，此时还衍生出了王文卿的神霄派、雷时中的天心派、黄舜申的清微派、宁全真的东华派和何真公的净明道等新道派。白玉蟾发展了内丹修炼，创立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金丹南宗。

元朝前期，全真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真人以74岁的高龄，自山东昆嵛山西游35000里，在中亚机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就了“一言止杀”的历史性创举与汉蒙佳话，获得成吉思汗崇奉而呼之为“神仙”，拜之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尹志平、李志长相继掌教，全真道进入鼎盛期，道门兴旺，宫观遍地。元朝统一全国后，全真道南下传教，并与金丹南宗交流丹道。两派有着共同的内丹理论渊源，陈致虚提出的“五祖七真”传承系统得到共识，元惠宗时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为一。真大道也融入全真道。1277年，蒙古人册封张陵及其历代子孙为“天师”，命张宗演“领江南道教事”。茅山宗、太一道、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天心派等符箓道派继续发展，宣扬“儒道合一”“忠孝净明”的净明道也在江西流行。1304年鞑子元成宗扶植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标志着正一道的正式建立。.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42

明朝诸帝都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明太祖推崇城隍和土地，在全国各地建设了成千上万座城隍庙和土地庙；明成祖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对全真道士张三丰及其门派极为尊崇；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都任命道士为礼部尚书；明世宗以奉道为首务，宠信道士，热衷方术，爱好青词，使道教的兴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382年，明太祖设立道录司总理全国道教，并正式罢黜元朝授予龙虎山张氏子孙为“天师”的称号，分全真、正一两种分别管理，标志着道教由官方正式划为全真道、正一道两层次的道教。全真派隐仙张三丰强调“三教归一”，提出了筑基修性、还丹修命的内丹学。[8]  张宇初效仿全真宣扬“三教合一”，申明道统源流、整顿不良道风，竭力将内丹与符箓统为一体，但收效甚微。正一道“嗣汉真人”在民间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到了第46代正一真人张元吉，据《明史》记载：“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事闻，宪宗怒，械元吉至京，会百官廷讯，论处死刑。

明朝道教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和民间化。陆西星、伍守阳发展了内丹学说，使丹道修炼走向民间。罗梦鸿融通佛道创立罗教（无为教），提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受其影响的各种民间宗教雨后春笋般出现。民间宗教最初基本上由道教演化而来，道教思想教义、神仙谱系、丹道法术为其吸收。道教对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末四大高僧都有很大影响，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三一教（夏教）。在文艺领域，出现了大量以神仙鬼怪为主题的神魔小说和戏曲剧目。明朝道教的神仙信仰、伦理道德、科仪方术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供奉老君、玉帝、真武、三官、文昌、关帝、娘娘、城隍、土地等神仙的宫观祠庙星罗棋布于城镇街巷、乡村田野。

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抑制程度较为宽松，雍正是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将正一教主的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以后的清朝皇帝对正一派限制不断加强。鸦片战争后，国家落后衰弱，西方思潮入侵，正一道更是江河日下。清朝正一道地位很低，其中娄近垣是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
全真龙门派方丈大律师王常月祖师，提出了“戒行精严”的修道思想，开创“龙门中兴”，促进全真道复苏。全真道在阐发内丹学方面最是成绩斐然，有闵一得、刘一明、李西月、柳华阳等学者。清朝中后期，吕祖、妈祖、关帝、文昌、财神等各类民间信仰盛行，各种民间宗教也延续了明末的热潮，义和团、黄天教、红阳教、混元教等教派层出不穷。中华民国建立后，取消了正一真人封号和财政支持，新文化运动使道教思想受到极大冲击，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又沉重打击了张天师，正一教衰落得无以复加。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张陵第63代传人张恩溥遗弃正一祖庭龙虎山，随蒋潜逃台湾。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道教学者是全真龙门派居士陈撄宁，他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神仙学”理论，意在促进道教与时俱进。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42
道教认为，道经是三清天尊——三洞教主为拯救宇宙众生，使用自然妙气书写的先哲圣典。道经藏于“七宝玄台”，神仙通过乩仙降笔等方式将经书传授给高道名士，再由他们传播布道于世间民众。道教经典卷帙浩繁，包罗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法术、斋醮科仪、传道弘道与风水推算等各方面内容。

基本经典

四大基本经典	老子《道德经》	《黄帝阴符经》	《周易参同契》	《周易》
道教四子真经	《南华真经》	《通玄真经》	《冲虚真经》	《洞灵真经》

重要经典

早期经典	《太平经》	《老子想尔注》	《上清大洞真经》	《正一经》	《灵宝经》
修炼经典	《黄庭经》	《心印经》	《坐忘论》	《悟真篇》	《化书》
度人经典	《度人经》	《玉皇经》	《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	《北斗经》	《玉枢经》
法术经典	《黄帝内经》	《奇门遁甲》	《皇极经世书》	《麻衣神相》	《果老星宗》
宗师 　　著作	《文始真经》	《抱朴子》	《重阳立教十五论》	《邱祖全书》	《龙门心法》
劝善 　　经书	《太上感应篇》	《关帝觉世真经》	《吕祖说三世因果经》	《文昌帝君阴骘文》	《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
相关 　　经典	《黄帝四经》	《六韬》	《鬼谷子》	《墨子》	《河图洛书》
	《淮南子》	《孝经》	《般若心经》	《吕氏春秋》	《韩非子》
早晚功课	《清静经》	《护命妙经》	《度厄真经》	《心印经》	《八大神咒》
	《诸真宝诰》	《灵官咒》	《邱祖忏文》	《土地咒》	《祝寿文》
	《三皈依》
晚坛 功课	《救苦妙经》	《得道真经》	《拔罪妙经》	《诸真宝诰》	《报恩宝诰》
	《十二愿》	《结经偈》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46
道教是典型的多神教，神系纷繁复杂，神祇数量极多。“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道教主要有四大神系：正统道教神系，民间信仰神系，上古神话神系，神魔小说神系（基本无用）。在道教中，“神”指先天自然化生之圣，“仙”指后天修炼得道之人。人们通常将神、仙二词合用或混用。正统道教之神称为“尊神”，民间信仰之神称为“俗神”，神魔小说中虚构的神仙一般不列在道教供奉范畴之内。

三清三清是道教的最高神与教主：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总称为“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三清三位一体，是“道”的化身。《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元始天尊象征“天地未形，万物未生”的“无极”状态，灵宝天尊象征“混沌始判，阴阳初分”的“太极”状态，道德天尊象征“冲气为和，万物化生”的“冲和”状态。元始天尊造化天地，为龙汉祖劫玉清教主；灵宝天尊度化万物，为赤明中劫上清教主；道德天尊教化世人，为开皇末劫太清教主。道德天尊亦称为“太上老君”，圣人老子是他的第十八个化身。

玉帝

玉皇赦罪天尊是众神之帝，全称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金阙云宫九穹历御万道无为通明大殿昊天金阙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玉帝统御所有仙佛神圣、人龙兽异、妖魔鬼怪，总管三界、四生、六道、十方的一切生老病死、兴衰成败、吉凶祸福。玉帝也是儒教的最高神——昊天上帝，还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最高神——天，民间尊称为上天、苍天、昊天、皇天、天帝、天公、老天爷等。

四御

四御是辅佐玉帝、代天行化的四位天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南极长生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后土娘娘）。统御万天的昊天玉皇上帝、统御万地的后土皇地祇、统御万类的东极太乙天尊青玄上帝、统御万雷的西极勾陈上宫天皇大帝、统御万灵的南极长生大帝、统御万星的中天北极紫微大帝合称为六御（六合），代表宇宙广袤无限的空间。[13] 此外还有东王公、五方五老、三十二天帝等天帝。

诸星曜神

斗姆元君：北斗众星之母，接引众生，超离诸苦
四方之神：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南斗六星君：司命星君，司禄星君，延寿星君，益算星君，度厄星君，上生星君
北斗七星君：贪狼星君，巨门星君，禄存星君，文曲星君，廉贞星君，武曲星君，破军星君
九曜星君，二十八星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琼台女神

王母娘娘：女仙领袖，理宇宙之阴气，养育天地
碧霞元君：泰山女神，掌管人间善恶，普济群生
妈祖娘娘：中华海神，保护航运，尊称天妃天后
九天玄女，百花仙子，送子娘娘，慈航真人，三霄娘娘，骊山老母，紫虚元君，眼光娘娘

文化之神

文昌帝君：掌管功名利禄，护佑文风昌盛；
大魁星君：司职考试功名，庇护独占鳌头[14] ；
天枢上相：姜子牙，张良，诸葛亮，魏征，文天祥，刘基；
中华十圣：酒圣杜康，文圣孔子，史圣司马迁，医圣张仲景，武圣关羽，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茶圣陆羽；
儒家四圣：至圣孔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子，亚圣孟子；
诸子圣人：孙子，墨子，鲁班，邹衍，荀子，韩非子，董仲舒，颜廷利，韩愈，包拯，朱熹，王阳明。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49
道教的常念圣号是：福生无量天尊。

主要派别
根据法术原理，道教可以分为上层丹鼎派和下等符箓派，即全真道和正一道，这也是各种道派经过上千年的分化合流的结果。[20] 全真道亦称为全真教、全真派，是由王重阳于北宋末年建立的钟吕丹鼎道派。全真道建立了传戒和丛林制度，要求道士出家住观修行，不鼓励娶妻，不茹荤饮酒；其教以三教圆通、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21] 其修炼要旨是清静无为，去情去欲，修心炼性，养气炼丹，以含耻忍辱为内修真功，以传道济世度人为外修真行，功行两全，证圣成真，谓之“全真”。经邱处机的推动而壮大了全真道，现为世界道教主流宗派，有龙门派、华山派、清静派、三丰派、老华山派（陈氏堪舆派）、金丹南宗等支派。[22] 正一道正式形成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鞑子册封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以扶乩巫蛊等迷信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正一道士中相当一部分有家室，不住宫观，吃荤饮酒，不守戒规。此外还有许多民间道教派别，如福建三一教、香港先天道、台湾一贯道、韩国天道教、越南高台教、东南亚德教等。

中国道教协会
是全国道教徒联合的爱国宗教团体和教务组织。其宗旨是兴


办道教事业，传扬道教文化，发挥道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道教协会总部位于全真龙门派祖庭北京白云观，中国内地省、自治区一级的道教协会有27个，市、县道教协会300多个。港澳台地区和一些海外国家也建立了很多道教组织。[23] 1912年，北京成立了以全真派为主的“中央道教会”，此为道教界筹划建立近代式教会组织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全国道教界成立了仍以全真道为主流的中国道教协会，此后各地又陆续成立了地方性道教组织。

玄门弟子
道教弟子大致可以分为信士、居士、道士、法师四类，民间道教人士还有方士、术士、隐士等。信士是指没有经历正式的宗教认定仪式的信仰者；居士是指皈依道、经、师三宝并受持全真五戒而获得皈依证的正式弟子；道士是指经受全真冠巾和获得道士证的神职人员；法师是指修习科仪奥秘并在斋醮法事中担当领导角色的全真高戒位和拨过职的道士。[24]

斋醮科仪
在宫观中，人们常常看到道士们身着道袍、手持法器、演奏仙乐、吟唱道曲，在坛场翩翩起舞，这就是斋醮科仪，亦称为道场、法事、科教。“斋”指斋戒洁净，“醮”指祭祀祈祷，斋醮即供斋醮神，以求福免灾，其法为清心洁身、筑坛设供，书表章以祷神灵。斋醮是包罗方技术数、礼仪舞蹈、道具法器、书法绘画、道教服饰和道教音乐的综合艺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斋醮科仪分为阳事和阴事，即清礁和幽醮。清醮有祈福谢恩、却病延寿、祝国迎祥、祈晴祷雨、解厄禳灾、祝寿庆贺等太平醮之类的法事。幽醮有摄召亡魂、沐浴度桥、破狱破湖、炼度施食等济幽度亡之类的法事。另外，宫观道众每逢朔望之日、重要节日、祖师圣诞，都要举行祝寿、庆贺等典礼，这些常行的仪规统属斋醮科仪。在道教官观内，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道士们身着金丝银线的道袍，手持各异的法器，吟唱着古老的曲调，在坛场里翩翩起舞，犹如演出一场折子戏，这就是道教的斋醮科仪。俗称“道场”，谓之“依科演教”，简称“科教”，也就是法事。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49
叩拜礼仪
道教礼仪源自《周礼》，涉及宗教活动、日常生活各方面，包含叩拜、供养、诵经、戒律、服饰等内容。信众对常人行拱手礼或作揖礼，而对神仙、真人则行叩拜礼，以示特别尊敬。道教叩拜方式分为一礼三叩、三礼三叩、三礼九叩三种，其基础是拱手礼和作揖礼。拱手礼亦称为抱拳礼，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礼仪，两手相抱，举于胸前，立而不俯；另一种是左手抱右手，负阴抱阳、蕴含五行，内掐子午诀，外呈太极图。作揖礼动作为：一面躬身，一面抱拳，自下而上，向人行礼。

宗教节日
各洞神仙圣诞、得道之日，皆为道教节日。道教节日既传承上古华夏民俗，又与中国传统节日密切联系。主要节日有：三清节：冬至日元始天尊圣诞，夏至日灵宝天尊圣诞，二月十五道德天尊圣诞。三元节：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七月十五中元节（鬼节），十月十五下元节。五腊节：正月初一天腊之辰（春节），五月初五地腊之辰（端午节），七月初七道德腊之辰（七夕节），十月初一民岁腊之辰，十二月初八王侯腊之辰。诸神圣诞：正月初九玉皇大帝圣诞，二月初三文昌帝君圣诞，二月初六日全真道始祖东华帝君圣诞，二月十九慈航真人（观音）圣诞，三月廿八东岳大帝圣诞，三月初三王母娘娘圣诞、真武大帝圣诞、轩辕黄帝圣诞，三月十五玄坛财神圣诞，三月廿三妈祖娘娘圣诞，四月十四纯阳祖师圣诞，四月十八碧霞元君圣诞，六月廿四关圣帝君圣诞，九月初九斗姆元君圣诞、重阳祖师圣诞（重阳节），十一月十一太乙天尊圣诞。其他节日：正月初五接财神，祭祀祖先清明节，六月十九观音成道，八月十五嫦娥奔月（中秋节），腊月二十三祭灶节（小年）。

道教服饰
冠服：道士平时穿戴的冠裳和免簪帔以及在斋醮仪式中穿着衣帔的总称。早期道教对于冠服之规定甚为简单，从南朝刘宋陆修静起，道士的冠服制度趋向严格，冠服区别愈加明显。据南北朝《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私》卷五，对各类道士的冠服作了明确规定。书称：“服以象德仪形，道士女冠，威仪之先参佩经法，各须具备如本法，不得叨谬。违夺算三千六百。”唐道士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中的道士冠服分类已趋简化，按法派分为六类。

道教称谓
在历史上，随着各朝代文化的影响，道士修行程度和教理造诣，以及担任的教职，配以相关的称谓，择要简述如下：方丈：对道教十方丛林最高领导者称谓，亦可称“住持”。方丈是受过三坛大戒，接过律师传“法”，戒行精严，德高望重，受全体道众拥戴而选的道士。监院：亦称“当家”、“住持”。由常住道众公选，为道教丛林中总管内外一切事务者。当监院大任者，必须才全智足，通道明德，仁义谦恭，宽宏大量，弱己卫众，柔和善良，明罪福因果，功行俱备。知客：负责接待参访及迎送宾客，《三乘集要》记载：“知客应答高明言语，接待十方宾朋，须以深知事务，通达人情，乃可任也。高功：指那些德高望重，精于斋醮科仪，善于踏罡步斗，沟通神人，代神宣教，祈福消灾，拔度幽魂，主持斋醮法会的道士，是经师的首领。道人：最初与方士同义，最早出现于《汉书·京房传》。道教创立后，道人一词曾专指道士。南北朝时代，则以道人专指沙门，而区别于道士。唐朝以后，又以道人泛指有道术之人，或指道士。道长：是当今教外人士对出家道士的尊称，而不是职称。法师：精通经戒、主持斋仪，度人入道，堪为众范的道士，叫法师。精通道法，能养生教化，为人师表者叫法师。炼师：起初多指修习上清法者，后泛称修炼丹法达到很高深境界的道士。祖师、宗师：各道派的创始人曰祖师；各派传道的首领称之为宗师。真人： 通常尊称那些体道大法，道行高深，羽化登仙的道士。黄冠：早期道教徒崇尚黄色，故世人根据道士衣冠颜色，称道士为黄冠。羽客：亦称“羽士”、“羽人”。以鸟羽比喻仙人可飞升上天，引申为神仙方士，进而专指道士。后世道士多取以自号。先生：道士的尊称或谥号、赐号。居士：信奉道教的俗家信众。
道教不仅明文规定了各种修持戒律，也在祀神、修真、拜师、斋醮、参访、饮食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禁忌。
四不吃：道教徒不吃四种肉食——牛肉、乌鱼、鸿雁、狗肉，因为牛、乌鱼、鸿雁、狗分别代表忠、孝、节、义。
道不言寿：道教重生恶死，忌讳询问年龄，所以问老道长高寿是不礼貌的行为。
戊不朝真：道教逢阴历天干为“戊”之日(戊子、戊戌、戊午、戊寅、戊申、戊辰)，不烧香、不诵经、不朝拜，不建斋设醮。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52

鲁迅曾作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

学术思想

郭沫若认为：“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道教作为传承道家思想的主力，先后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在哲学上，道教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在古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32] 儒道互补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概括。宋朝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术思想源自高道陈抟，程朱理学将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儒家纲常名教结合构建了“天理”哲学体系。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处处把“良知”说和内丹学相比拟，充分汲取了道教玄学理论和修养方法。 两千年来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不断地进行互动。东汉时期佛教被人们视为黄老道的支派，南北朝时佛教的传播借助了老庄玄学的影响，禅宗的宗旨方法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密宗的修行方法大量借鉴了神仙方术。

政治经济

道教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清静无为是治国和修身的通用原理。细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汉朝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仁宗盛世，明朝洪武之治、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些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与西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每当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就会“天下自正”，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发达，出现太平盛世。

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统治服务，祈求国家长治久安，秦皇汉武热衷神仙方术，唐宗宋祖尊崇扶植道教，明朝盛行崇道之风；另一方面，民间道教经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从汉末黄巾起义、南北朝李弘起义，到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义和团运动，各种起义络绎不绝，“替天行道”成为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道教与兵家有渊源关系，兵家军事谋略和道教修炼法门相互影响，《道德经》、《阴符经》常被视为兵书，“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奇用兵”等思想被兵家研究应用，奇门遁甲等道术也在军事中实践使用。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52
文学艺术

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奇异方术、逍遥精神、贵生伦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道教的自然情怀、浪漫主义深深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南北朝以来的《搜神记》、《酉阳杂俎》、《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与道教密切相关，唐宋传奇《枕中记》、《太平广记》等包含大量的道教元素。唐诗受道教渲染形成了古奥华丽的风格，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十分突出；明清小说包括四大名著都蕴含道教神学思想，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此外还有独特的道教文学形式被衍生出来，如李白的游仙诗、明朝盛行的青词，以及《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当代流行的修真小说以丹道为主题，玄幻小说、盗墓小说、仙侠小说也与道教紧密相连。 “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追求写意、神似、自然的风格和神韵。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赵孟頫、黄公望、祝枝山、徐渭、朱耷、郑板桥等书画家都是道教徒，其作品深受道教思想浸润。道教音乐的曲调、唱腔促进了音乐戏曲的发展，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都充分汲取其营养。天人合一思想、风水堪舆道术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建造。

国民性格

道教对国人的性格心理、伦理道德和民族凝聚力的塑造是无与伦比的。周作人认为：“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道教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激励国人刻苦磨练、知行合一，为求道得道而努力探索、不懈奋斗；道教贵生乐生、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求真务实的品性；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形成了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中华文明经久不衰。 “仁义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准则，道教既奉行“尊道贵德”，又提倡“忠孝仁义”，把道德践履作为修仙条件，积极推广传播各种劝善书，对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道教大力宣扬始祖轩辕黄帝，使得海内外华人都尊黄帝为祖宗，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和战胜一切困难的民族凝聚力。

民间信仰

许地山认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道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道教对民间信仰的一些内容进行吸收、改造，并将其重返民间来深刻影响民间信仰。道教积极“收编“民间俗神、吸取神话传说，纳入道教神仙谱系，如盘古、女娲、关公、妈祖、观音等，使民间信仰融入浓厚的道教色彩。 道教影响着明清时期兴起的民间宗教，各种民间宗教的最高神“无生老母”源自《道德经》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真空家乡”的世界观借鉴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修炼方法来自于道教内丹学，并承袭了道教的信仰方式和组织形式。中国的民俗基本上是属于道教的，道教信仰深深积淀在传统民俗里，影响着信仰习俗、祖宗崇拜、节日习俗、娱乐习俗和方术活动。本命年拜太岁，祭祀先人烧纸钱，春节祭灶王、贴对联、放鞭炮、接财神、拜天公、闹元宵，这些习俗都起源于道教。 道教与各种方技术数都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思想基础，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辅相成，道教的理论、神仙、法术、科仪深刻影响着玄学方术。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55
墨家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杨墨本是硬币的两个面，故杨墨互补，然古往今来人们都以孟子“距杨墨”的一般思维方式评价杨墨，这是有失公允的 。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一些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中的一些有益观点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墨子（生卒年不详），名“翟”（dí），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人”（有争议，一说山东人，一说河南鲁山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曾担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历史背景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55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三表：墨子提出的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三表即①“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记载的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为依据。②“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众人的感觉经验为依据。③“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期墨家分化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但是根据考古发现最后一代在晚清出现，抗夷而全部灭亡。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最后一代钜子留下遗书，此位钜子只剩两名弟子，一外放一内传，外放弟子远行立业，内传弟子封闭了此隐灵秘府。
春秋战国时期ˇ百家争鸣ˇ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创立者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墨翟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
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子想大大改变周的制度。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57
批判儒家

• 儒家不相信天地鬼神，结果“天鬼不悦”。
  
• 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底层民众的财富和精力。
  
• 儒家“盛为声乐”，一直的迷信礼乐治民，“为之过也”，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 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荒废此生。
  
• 儒家钻伦理学的牛角尖。行为滑稽。用辞不当。还自高自大。不可一世。
  
• 儒家“亲亲有术”，是包装着重亲的皮，因人废行。只对关系好的亲戚判定其为亲戚。分析：第1、2、3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的出发点。孔子代表一些传统的力图通过周礼的改良等方式来安定社会的统治者的思想，而墨子反映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第4点是属于墨家的误解，儒家所说的命，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天人之分”。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认同人有自由意志。“天人合一”。但是到了荀子一脉，儒家强调先尽力而为，最后才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种“知命”。已经远离了其原始意义，含有豁出去的意思。
  
  

尽己所能的作为，掌握天命为我所用，哪里还有五十而知天命而退含义。
第5条，实在是冤枉儒家了，儒家不是自认为自己可以骄傲而骄傲，而是真诚的以为自己掌握了究极真理而引发的道德狂热，殊不知这个世界本是矛盾的，既有道德规范下允许的一种道德，是正确的。也有道德规范不允许的其他道德，也是正确的。
第6条，孔子认为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
这一条至关重要，和第五条关系紧密相关。
存在一种人，他不是完全的尊尊亲亲的儒家，同时，他对亲友尊上又不是墨家的血亲礼同。这种人，两者中”合理“部分取出，同时两者的不”合理“的成分剔除。按今天话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其理解的亲疏贵贱乃是，对朋友讲求一分为二的对待。对真心相待不计较得失的朋友是采取儒家对外标准对待，明知互相利用的朋友采取墨家标准，不敢有对外之不悦之色，亲而内疏之，为了显示自己亲切，会把本该给予真心相待的朋友的部分转移到明知利用的朋友身上，为了发泄自己的委屈，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待本来亲切的朋友的虐待理由。”他是外人”，即对他好必须是亲人，非亲人，对他好是恩惠。通过建立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最终实现了：既通过对假朋友友好，获取了不该得到的利益，又通过合理化排斥真朋友，发泄了受了获取利益的委屈。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不正巧解亲亲疏疏的杰作之一吗？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58
显学之争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
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
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从政治角度考虑，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
从执行的现实操作角度考虑，儒家的“仁“，是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内容强调血缘关系，领导关系，先后关系“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孟子认为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两套方案。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交相利”，是要利益的爱。
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孟子因此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
宋明以来至今，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
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
所以孙诒让怀疑孟子的可靠性，他说：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
回答：兼爱是病急乱投医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
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回答:都是书呆子，义与利本来就是两个概念，两回事。既有冲突又有重叠。而且儒家老祖宗孔子半步论语，无非是让学生不吃亏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回答：墨家理解的命和儒家理解的命完全是两回事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回答：孔子只说敬鬼神而远之，没说敬天而远之，墨子说儒者不尊天明鬼。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战国晚期评价
不会玩文雅的辞藻。只知道干巴巴的写出文章的大意，这种愚夫之见，恐怕只有役夫的墨家会做吧？
劳苦烦身，墨子独能，奈天下何？如果真像墨家苦行僧似得生活。人生岂不是很枯燥？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0:59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
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兄慈、子弟孝、尊长友、年幼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兼爱同样是用了建造和平，平息惨斗。儒家对此目的其实也是支持的，兼的内容重点在劝爱且禁恶。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用三纲五常，礼，恕等等儒家理论来支持。恕就是禁止讨厌，礼就是劝进善心。不过换个名词。方便儒家独尊罢了。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墨子提出正义的战争与不正义的战争，认为正义战争是诛，并不反对。
尚贤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恒者，老旧也。指原先的周朝世袭制
:《左传》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由于时局动荡，巫文化的衰败，很多世袭贵族腐朽无能，大诸侯对分封制的敌意更加强烈，民间也开始要求变革原有的不平等旧制度，取消大夫士的特权，墨子出于贱人，提出民虽下贱也不可以薄。薄，鄙薄，薄待，薄礼。
尚同
孔子死后，儒门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
同一道德字眼，同一人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而且不是直接否定道德，是从口诛笔伐的内容本身弄字眼，把口诛笔伐的做法变成顺乎道德的个人权利。譬如：把不劳而获说成是劳心者治人
由于有缝隙可钻，有利可图，一人振臂，文人阶级一哄而起。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
墨子认为是诡辩造成这种思想混乱局面。提出大统一口径，并惩罚这种利用倾危缴绕之辞，谋私利的作家。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书同文，车同轨。
以天子的口径为标准，大一统思想与口径，阻止礼崩乐坏的蔓延的同时顺便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天志
墨子认为，工匠建造总是需要一个单位尺度作为计量，能工巧匠能够完全刻画无误，不巧者虽不能完全无误，但依尺度动作，效果仍然良好过单靠自己个人能力，主观的自由探索。
所以墨子提出要按章办事，按照章程来操作。仁，内也，是心的感觉；义，外也，是外在的标准。
墨子认为”天“是有人格的，高贵且聪明，天之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应以天为尺度计量自己的行为。墨子认为天是无差别的博爱，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所以人必须兼爱。最后一级一级的统一为兼爱整体，以兼爱的做法废除一切战争与学术矛盾
明鬼
希望以神鬼之说使君主警惕，杀无辜者得不祥，不可以因为一些怒气而杀害臣民的生命。所以和无神论者一样的不相信巫术，不信有命运，却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
非命
否定命运的存在，认为世界是公平的，赖其力者得其生，不赖其力者不得其生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不存在命运这种安排人的富贵、生死的意志与偶然，一切都是人自作的，必然且合理。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废除大型音乐，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节用
认为贵族浪费，过度享受导致老百姓群起为盗。观察到万物节则阴阳和，以此劝说贵族，节约开销
节葬
农村把家庭的大量财富浪费在葬礼筹办，请客吃饭，周朝的厚葬，对贵族是小事一桩，对穷人则要倾家荡产，还不能劳动生产。废除远古留下来的葬礼习俗，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儒家后期对墨家思想进行了部分的吸收改造，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用其他理论予以构架。如荀子也反对宽恕恶人。互相学习借鉴的结果。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0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于战国中后期。在自然观方面，对物质，移动和时空关系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摒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并把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上，发扬了墨子重视实践的特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义，利也”的著名论断，突出了利，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范畴。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具体地点有争议），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自称为“贱人”。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

教育内容：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0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这三种知识来源中，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传闻”又多不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1
在高居庙堂寻欢作乐的儒士，严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飘然物外游戏人间的道士身后，总有一群身着简朴衣裳的墨者，为了天下安宁，万民福祉，冒着诸侯国的通缉和大军的兵锋，劳作、奔走在华夏大地之上。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
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
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解释：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
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
车，是木头做的，（但是我们）乘坐车（驾上），（我们）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
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我们也）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
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
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
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
桃树的果实是桃子
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2
话说公输班（鲁班）为楚国造了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墨子昼夜不停赶到楚国，力图阻止战争。于是，墨子与公输班这两位奇才，在楚国宫廷里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公输班攻，墨子守，以鲁国民间不成文的工匠隐语作为规则，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次挫败了他的进攻。公输班技穷智竭，投械认负。面对墨子的高超智慧，以及数百墨家弟子在宋国严阵以待的现实，楚王不得不哀叹：“无攻宋矣。”
二人攻守战的详细情形，言辞精约的《墨子》中没有记载，但是，从墨子与其大弟子禽滑厘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隅。
禽滑厘问墨子：“当今世上进攻的方法不外乎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请问老师，如何防守这十二种进攻?”
针对以上各种攻城方法，墨子分别提出破解良方，内容极为详尽。墨子特别强调“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守城防御“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而“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此外，墨子还对战斗中的各种技巧、防御装备的制作方法作了说明。比如战斗中旗帜的运用，可按五色代表不同的军令内容。向弓箭手队伍发出的号令也分多种。他还对城内防御工程的建设、武器装备的准备及使用细节、岗位设置规律等做了详细讲解。

在韩非子之时，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可惜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的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
现在看来，墨家学派的《墨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科学启蒙的著作。它比阿基米德掌握杠杆原理要早两个世纪，与欧几里得一样对几何学进行了朴素且严密的定义，可是它并没有取得《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史上那样彪炳史册的地位。它也没有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这不能不令人嗟叹。
墨子谈兼爱，可惜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版图吞并时代，统治者只看中他的守城术。墨子谈科学，可惜人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蓍草龟甲。墨子崇尚技术发明，可惜在夸夸其谈的仕人眼里，这些不过是“匠人之作，奇技淫巧”。
有一点十分令人疑惑：秦汉后，为什么墨家未能够如同儒道法家一样流传于世？墨家学派曾有过辉煌的时光。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将儒学与墨学相提并论。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即杨朱学说，专家认为是早期的道家学说）则归墨”，孟子在他的著作里常以刻薄的语言非难墨家，从反面证明了墨子作为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已获得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近世哲学史大家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盖二人所代表之学派皆具有甚深的社会背景，及甚大的社会势力也。……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
然而，到了秦汉之交，墨家已急趋衰微，墨子的影响日渐减小，墨家学派几经支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2
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由于它是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辩逻辑。其逻辑思想和体系主要反映在《墨经》一书中。
基本内容：后期墨家逻辑以辩为核心，其中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和由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
辩：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具有论证的性质，《墨经》把辩定义为“争彼也“，即把辩看作是关于“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的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之争，而且认为辩必有胜者和负者，并要求分清胜负。辩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
辩具有名、辞、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对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理解，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后期墨家逻辑中的名是用来摹拟、称谓事物的所然与所以然之性质的，《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这样的名就具有概念的性质。名又是言词（命题）的构成元素，因而也具有语词的性质。后期墨家首先从概念外延上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达名“相当于范畴，如“物“；“类名“相当于普遍概念，如“马“；“私名“是限于对某一个体事物之称谓,包括专名或姓名,相近于单独概念。后期墨家还从概念的内涵上把“名“分为相当于具体概念的“形貌之名“和相当于抽象概念的“非形貌之名“，以及相当于时空概念的“居运之名“和“量数之名“，等等。
辞是用来表达人们思想上的断定的。《小取》说：“以辞抒意“，所以“辞“又是构成推理的要素，即用作前提、结论或论证的论题。如《小取》把“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种直接推理叫做“比辞而俱行“,把论证叫做“立辞“。辞有时与“言“通用,言辞是对事物的陈述，它是由名构成的。后期墨家还提出了“尽“、“或“、“假“、“必“，即全称、选言、假言、必然等命题形式，尤其对词项在命题中的周延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它认为，肯定命题的谓项是不周延的，“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而否定判断的谓项是周延的，“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后期墨家对辞的矛盾关系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揭示，如将“辩“限于一对矛盾命题的一是一非之争，在“止“式推论中提出用特称否定命题反驳全称肯定命题和用全称否定命题反驳特称肯定命题等。
后期墨家逻辑强调“以说出故“，即通过说的方式以明确“立辞“的根据和理由。《经下》诸条有“说在......“字样，接着极简要地标出理由或例证，然后在《经说下》加以解释，这就是“以说出故“形式的运用。后期墨家把知识按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种。说知源于亲知和闻知，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间接推理之知。《经说下》举例说，已亲知室外之物的颜色是白的，又闻知室内之物的颜色与室外之物的颜色相同，由此就可以推出室内之物的颜色也是白的。后期墨家还从当时的辩论中，总结出多种推论形式，主要有：具有选言性质的“或“、具有假言性质的“假“、相当于直言推理的“效“、相当于复杂概念推理的“侔“、相当于对当关系中矛盾命题之间推理的“止“，以及“辟“、“援“、“推“等一般类推。
故、理、类三物：后期墨家认为立辞必须明故、理、类三物，“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故是指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经说上》将“故“分为“大故“和“小故“两种。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则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它们相当于假言命题的前件或直言推理中的小前提。“理“即“法“，有规律、模式、本质之意。“类“是指类之同者。故、理、类三物即是立辞必须明确“辞“，明确论题或结论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和条件，又必须明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的一般规律，还必须知其类同者。这三物既是后期墨家逻辑推理论证的原则，也是其推理论证的基本形式，即由故、理、类三物而推出“辞“的基本过程和形式。
逻辑规律：后期墨家对逻辑的基本规律也有比较明确的论述。在同一律方面，《经说下》中指出，“正名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认为“彼“之名只能指彼之实,“此“之名只能指此之实,彼此之名都不能既指彼又指此。这是后期墨家的“正名“原则，从中揭示了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它还十分重视同一律的应用，提出了“通意后对“的原则，即在辩论中必须先明确概念（通意），然后才能论辩（后对）。
后期墨家也把“辩“定义为争论一对矛盾命题中的是非。如针对同一动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就叫做“争彼“。后期墨家指出，这样的争彼是“不俱当，必或不当“的，也就是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相当于矛盾律的内容。后期墨家曾用矛盾律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论点的逻辑谬误。例如，《经说下》在批驳“言尽悖“之谬误时指出，如果“以言为尽悖“这个命题为真，则表明存在着并不荒谬的言论；如果这个命题为假，也表明有些言论不是荒谬的。因此不管怎么说，这个命题都是不正确的。
后期墨家还揭示了排中律的内容，指出“谓辩无胜，必不当“，即认为矛盾命题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
逻辑谬误：后期墨家对推理论证中的谬误问题作了仔细研究。《小取》指出，事物有相同的性质，但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相同；事物的现象相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一定相同等等。因此，对譬、侔、援、推这些论辩方式运用不慎,或作为公式到处搬用,就会出现“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的谬误。后期墨家把侔式推论的谬误，分为①“是而不然“，即肯定的前提是正确的，肯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②“不是而然“，即否定的前提是正确的，否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同时还规定了“异类不比“的类推原则。对此，《经说下》举例说，如果提出木头与夜间哪个更长，智慧与粮食哪个更多，爵位、亲属、操行和物价哪个更贵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荒谬的。
影响：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见印度逻辑史）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秦汉以后，这份宝贵的遗产长期被忽视。晋朝时，鲁胜虽曾作《墨辩注》，但仅存其"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孙诒让、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谭戒甫等人才开始把墨辩逻辑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后期墨家逻辑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3
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法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汉书》说“法家者流，盖出自理官。”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也进入到一个“注重人事”、“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那里，传统的神权观念和神权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冲击、批判，“礼”思想、“法”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士”阶层出现，私学大兴。这些“士”阶层有文化知识，有政治谋略，有军事才能，他们的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士人的活跃，奠定了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此后，个人著书立说蔚然成风，道、法、名、兵、阴阳、农、杂等学派相继出现，形成了空前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人们手中已经有很多书籍，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整个社会的文化、科学水平得到普及和提高。
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铁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体家庭得以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4
齐法家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

三晋法家
在我国，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社会变革时期的一次思想上的大辩论，这次大辩论基本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儒、法两家围绕对待“礼”和“法”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晋大地，从中华法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著者李悝，到“礼法并重、邢德并举”的荀况，再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并且提出权力制约理论的韩非，以及吴起、商鞅、慎到等。其法治精神和法治思想共同构成三晋法家文化的精髓，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战国时期，法家主要划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6篇。《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在经济上，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普遍推广，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铁器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但不普及，进入战国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经离不开铁工具。《管子》里谈到：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生产工具方面的变革和广泛使用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同时，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现了“私田”。随之而来的是，私田不断增多，土地逐渐可以交换、甚至买卖，井田制渐趋瓦解。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转变，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耕作代替了犁耕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封建个体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工商食官”的局面逐渐破坏，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商人。他们的行业很多，有铁工、木工、纺织、洗染、刺绣、制陶等。内部分工还很细，有专做鞋、帽、农具、炊具、车子以及专做葬具的。战国时期，参与商品交换的种类繁多，商品交换的地域也相当广，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业、商业繁荣的结果，城市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5
秦汉

战国、秦朝时期，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朝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强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

从出土文献资料看，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

东汉末年，随着士人群体意识的自觉以及曹操父子政治方略的转变，儒家失去了正统地位。玄学在魏晋200多年中一度取代儒家占据正统地位。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史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南北朝时期统一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推崇法家。博士公孙表献上《韩非子》一书，劝他用法制管理臣下。他对韩非的集权思想非常赞赏。

外法内儒

隋唐时期法家继续发展，唐朝的科举中也设有法家科目。宋朝时期儒家全面上位。在后来的历史中，偏好法家理念治国的人还有诸葛亮、隋炀帝杨广、王安石、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张居正、清世宗胤禛等。但大部份获得好评的帝王都是兼擅采用法儒二家理念治国者，如汉武大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清圣祖玄烨等。可见法家的脉搏仍然存在，法家在许多重要历史时刻都顽强地表现了自己，如诸葛亮治蜀、永贞革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时期。使历史一次次向前迈进。

近代新法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奄奄一息的清朝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清日甲午战争中清方的失败和日俄战争日方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国人全盘西化的决心。西方政治经济理念几乎被生吞活剥的引入。这时的清国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现，相对于西方的法治，沦于满清的中国也有过主张法治的思想，那就是法家。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8]

民国时期对法家思想复兴贡献最大的是陈启天，他甚至将韩非子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并列，认为韩非子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贡献有如亚氏对西方政治学的贡献；他在《先秦法家的国家论》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他说：“近代中国已进入世界的新战国时代，似有产生新法家的必要。”陈启天还著有《商鞅评传》、《韩非子校释》、《张居正评传》、《中国法家概论》等著作。民国时期出版的关于法家的著作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今天新法家建设的宝贵资料。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6
制定法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同时韩非子还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使少数作恶的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小部分作恶的人）去除恶。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

循名而责实
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好利恶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治道不法古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7
法术势结合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在《非法非人治》中提到：“法之卫意，在乎君政，政之所为，在乎一道”。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6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重“法”，申不害则重“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
慎到是法家中强调“势”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进行活动。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参验”的方法，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这种把“参验”作为判别知识真伪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对春秋战国之际进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封建国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到了西汉以后，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学的体系中，德刑并用，成为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但是，先秦法家对以后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7
法布于众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韩非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依法办事
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其权威性。法家坚决反对在“法令”之外讲仁爱、道德，韩非子明确指出：“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他认为，“任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正所谓“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刑无等级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象说明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皆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法律稳定
“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壹法”、“一尊”。“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这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

儒家撰文诋毁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在封建专制社会，一切用法来衡量和判断。
法家既有反对世袭制的商鞅，那些权贵是不会甘心受法律约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最后都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也有支持世袭制，反对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慎到，在宋朝礼教日趋严密的情况下，自然不允许这种言论继续延存，有学者指出，始皇下令焚书，并无多大影响性。而事实上，自南北朝以後，由于儒学趋于显贵，历宋、元、 明、清各代，每经一次兵火变乱，公馆藏书，就随之作一次大量的销毁。儒者作为既有之得利者，不再发展与儒学体系相违背的理论存在，以至于即使儒家内部之得势者也是寥寥无几。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20]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己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法家的“强国强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8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都是“□民”。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政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8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动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愚民政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政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8
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人性观
法家伦理思想中最具主题色彩的就是相关人性论的主张。在法家看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从传承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法家的人性论观念是对荀子人性恶思想的承续。荀子的性本恶思想主要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的无法满足状态，他在《荀子·性恶》说：“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他认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的财产占有欲和好利之心。《荀子·荣辱》中写道：“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同时还认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荣而恶辱，从尧舜到庶民百姓没有什么差别，而人世间最值得荣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权利。《荀子·王霸》里谈到：“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认为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尽合理的，这就应该借助于开展深入的社会实践来矫正，即‘化性起伪’。法家先驱及代表人物或先于荀子谈到了或在荀子之后拓展了这一人性论思想。《管子·禁藏》说：“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的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商君书·算池》里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这种生存需要，因此，每一个人在利弊之间都要趋利避害。《商君书·算池》：“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这种人本性论应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经济上就是追求田宅。《商君书·错法》中指出了统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论实现自己的统治，“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的人性论，部分的受了荀子的性恶论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韩非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他以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每个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韩非举出了社会上的溺婴习俗说明这一已经演化为自私自利的思想。《韩非子·六反》：“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认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韩非子·难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总之，法家人性论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等价交换在人们利益上的反应，也为法家法治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具有历史进步性。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09
诚信观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自古至今中国的先哲们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如何讲诚信，他从两个方面做了阐释。首先他重诚信，把诚信纳入德行的范畴。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管子·枢言》）。“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明信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他分别在《管子·权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废》中指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吴起靠诚实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吕氏春秋·慎小》记载：“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有描述：“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诚信观念，崇尚信，宣扬信，首先，他为功利而信。《韩非子·难一》有记载：“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不必无兽；以诈谕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也。’”第二，韩非不吝美言，颂扬诚信美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高调赞美了晋文公以诚信将卫国的事情。“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原之食竭力尽矣，君故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0
义利观
法家先驱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从物质生活中寻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对“义”的决定性意义。不仅如此，法家还认为道德观念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韩非在《五蠹》篇中论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法家坚持人们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的物质基础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时，人们就会行仁义、讲道德。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民众而物寡”、“争于气力”的时期，仁义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于地”、“名出于战”，韩非也明确提出“务力而不务德”，否则国家将面临贫穷落后甚至是亡国的危机。法家认为儒家所谓的“爱人之心”实际上是“伤民”，而儒家那套繁杂的仁义礼节不但于民无益且有害，是暴政的发端。而法家坚持，利乃是人们的行为的唯一动因，这既是社会事实，也是社会应该倡导的原则。
这与法家好利、自为的人性论思想一致，并由其沿袭而来。商鞅提在《商君书·开塞》中指出：“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总之，在法家看来，人性好利，人与人之间也是纯粹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利”则是人的一切行为和交往的唯一动力。在这种义利观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们也触及到了公和私的话题，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们主张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为大；“私”当然是指受君主统治的群众。商鞅在《商君书·修权》断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为“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须“任贤举能”，而不是“任人唯亲”，这样才能达到公正、公平，才不会引起争议和争夺危害君王的统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弃私也。”韩非《韩非子·饰邪》里也指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意在为了维护“人主之公利”，必须去私利、私欲。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1
名家
名家” 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按，“名”就是指称事物的名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实”就是“名”所指称的事物。名家之所以被称为“名家”，就是因为他们同样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最先围绕“刑名”问题，以研究刑法概念著称；以后逐渐从“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实”研究。围绕“名”和“实”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辩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奇特，按汉代司马谈所言，是“控名指实”，“参伍不失”，因此，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论辩又流于“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以主张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合同异”的惠施曾说出以下十个命题，而天下辩者更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可千里。
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五：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六：南方无穷而有穷。
七：今日适越而昔来。
八：连环可解也。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十：泛爱万物，天下一体也。

合同异之辩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同物不同号，同号不同物的主张 。
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1]
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
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
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
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是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2
《指物论》乃公孙龙子的认识论，篇中讨论了认识的特点以及认识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为文以同一词兼表不同概念，判断中常省略主词，推理中又常省略前提、隐藏结论；其结构则为提出论题、自我辩驳、自我答辩。由於其辞曲折，其论诡谲，致使全篇晦涩难懂，遂成千古之谜。
原文：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无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与为指？”
名家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与上古礼官。成文法公布之后，社会上出现了类似律师一类人，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由于这些学者专门从事名词概念的探讨，因此称他们为“辩者”。汉代学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他们称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的邓析，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来的名辩思潮，发展到战国中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使旧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现的概念还需要社会的公认。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上十分普遍，急需解决。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在三晋便出现专门研究“名实”问题的学派--名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虽然是宋人，但其主要活动在魏国，任魏相十余年。公孙龙是赵人，主要活动在赵国，为平原君门客。三晋名家的产生，在政治上是要维护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变法改革的成果，即为新的封建秩序正名。这从惠施与公孙龙的政治活动中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公孙龙的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了稷下名家倪说的影响，我们将在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高潮部分还要论及。而战国末的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则是总结了从孔子、杨朱、墨子、邓析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成为先秦名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着重于名词概念的辨析，对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同时，他们在自然科学上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特别是惠施和后期墨家。惠施和公孙龙代表了名家的“合同异”和“离坚白”两大派，而后期墨家则对这两大派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物质粒子（“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后期墨家认为“中”（中心点）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顶上的湖泊边沿看，山和泽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睨”是侧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 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4
杂家
杂家，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皆以道家思想为主，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纪昀在《杂家类叙》中则认为「杂之广义,无所不包」。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指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杂家的代表人物，一是淮南王刘安（《淮南子》），另一是编撰《吕氏春秋》的吕不韦。杂家在历史上并未如何显赫，虽然号称“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 现代科学越来越细化，“杂家”这称号，现在基本上说的就是此人没有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的意思。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是以道为本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而今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子》、《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4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的思想，同时以道为主，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淮南子
《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编著的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又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多家思想，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道”“气”等的学说和观点，同时还包含和保留了许多自然科学史的材料。

尸子

尸子二十二篇，早佚。清代所行辑本共四种：震泽任兆麟本，元和惠栋本，阳湖孙星衍本，萧山汪继培本。汪本晚出，能参校三本。本书据汪本点校，附录诸家评论，并近人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卷十七《尸子》校语九条。
主要思想为发展的宇宙观。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学、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观内容，论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与“域” ，《墨经》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国哲学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但只有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他说： “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5
黄老道家是战国中后期的显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曾说各家皆是”务为治者“，都致力于服务君王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服务“王治”治世，为它们学派存在的基本原则，而各家哲学中以道家最为完美，对各家治国王治之道无所不包没有不贯通的。江瑔有一个说法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其得道家之正传，而所得于道家亦较诸家唯独多者，则惟杂家。盖杂家者道家之宗子，而诸家皆道家之旁支也。惟其学虽本于道家，而亦旁通博综，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说：故世名之曰杂家。此不过采诸家之说以浚其流，以见王道之无不贯；而其归宿固仍在道家也。”（《读子卮言·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章》）这里指出了所谓“杂家”和“道家”的密切关系。[2]蒙文通说 : “司马谈说的道家 , 显然是杂家 , 这就是黄老。 ” 吴光说 : “战国末期 …… 各派思想家都试图以某家思想为基础 , 杂糅别家思想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 于是所谓 ‘兼儒墨 , 合名法’ 的 ‘杂家’ 出现了 , 总结性的思想史专著也出现了。有的即使不属 ‘杂家’ , 其著作中也明显地吸取了别家的思想资料。 ”，“被后人视为‘杂家’ 的 《吕氏春秋》 , 被称为 ‘若散乱无家’ 的 《鹖冠子》 、 被埋没二千多年的 《黄老帛书》 , 也就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产生了。从古代思想史发展的自身逻辑来说 , 黄老之学也是战国末期百家合流趋势的产物。 ”台湾学者陈丽桂亦说 : “黄老思想是以道法思想为主 , 而撷采各家的君术。战国时期的法家 , 如申不害、 慎到、 韩非诸人 , 都深带黄老气质。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与班固 《汉书 · 艺文志》 或称之为 ‘道家’ , 或称之为 ‘杂家’ 。 ”老子的思想不是庄子的出世无为，有治大国的方法；也有专门论述治小国的方法。说老子消极是明显受了老庄并称的误导。
老子的积极思想体现在他的大一统思想等等思想中，道家大一统思想博大精深是天下一统的历史大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成熟的鲜明标志。道家的大一统思想集中地也是最初、最原本、最精要地反映在《老子》中。由于《老子》以至道家的大一统思想建立在具有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之上因而强有力地渗入意识领域成为当时以至以后中华民族世界观、社会观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所谓老子的大一统思想 ,指老子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 ,从“自然”之“道”(天道 )推及人和社会之“道”(人道 )的认识体系。“道”是核心 ,一切皆统一于“道”,并在“道”的规范下演变发展。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 ,主张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 ;在社会政治思想上 ,着眼于中国自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 ,探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对立的根本原则 ,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规劝和改良使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天下”复归到“道治”的境地。
当庄子还在宋国的隐居处发表避世、游世、出世的高论时，东方的齐国、楚国，道家正发生着划时代的变革；老子哲学中积极入世的思想基因，已吸收诸子百家的营养，已成长发育成极具“攻击力”的黄老学派，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领数千年风骚。道家到庄子成为道家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之间，于庄子同时或早的道家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即是稷下黄老之学。从现有的文献看，道家的传播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方面。北方方面又分为以三晋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齐国的黄老学派一支，其共同特点是以“道”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明显的“入世”倾向。南方一系则为庄子代表，发展《老子》去“欲”之说，进而将“长生久视”的取向扭转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遥”，表现出明显的“出世”倾向。而黄老成为在先秦道家中形成的不同于庄子学派的另一类的道家流派，故常被称为新道家。黄老学派继承发扬老子积极无为、身国同治、大一统等思想并运用到人文世界中，以道家为基调于百家王治之道无所不贯，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故又被称为杂家。纵观《吕氏春秋》 、 《淮南子》全书 与《黄老帛书》 的黄老道家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是继《黄帝四经》、《管子》之后黄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它们促使黄老学派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6
一、贵生:适欲得情
秦道家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对压制欲望,主张顺导情欲。
　　在道家重生、尊生的共同点上,秦道家提出人如何对待情欲的问题。吕氏春秋学派作《情欲》篇劈头便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认为面对情欲,不必回避;也不同意“寡欲”的主张,而强调“六欲皆得其宜”(《贵生》)。这主张不同于原始儒、道对情欲之一味采取克制的态度,颇有助于个性的发展。
　　在治身与治国的两大课题上,秦道家主要目的虽在治国取天下,但却强调治身为先、为本,故《吕》书《十二纪》开卷便列示《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先己》诸篇,言治身之道,强调“凡事之本,必先治身”。
　　秦道家继承庄子之重视个体生命而提出“贵生”之说。“贵生”、“重己”要在形神之养,这是道家各派的共通点。故而秦道家也谈到养生之道,必使饮食得宜,精气流动,“精神安形”,得以延年益寿(《尽数》)。人活在世间,“莫不欲长生久视”。而“长生久视”之道,要“神和”(《本生》)、“安性”(《重己》)。这也是道家各派的相同处,但“安性”就必先“顺性”,顺性则需顺导情欲,在这一人性基点上,就突显出秦道家的特点了。
　　首先,秦道家肯定情欲是与生俱来的,并认定“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12章)。以此老子要人“寡欲”,这主张影响到庄、孟①。但秦道家却认为耳目之欲五声、五色,乃人情之常;无论圣与凡,七情六欲乃人之所同然。秦道家生动地举例说明情欲顺与逆的不同效果:“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木卷,而牛恣所以之,顺也。”(《重己》,下引同)这生动的例子,晓谕人不当逆欲而行。“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以此,秦道家首要提示吾人当正视情欲的正当性,并由顺欲而提出“适欲”的主张。
　　在《贵生》篇,秦道家进一步明快地提出“六欲得宜”的主张:他们引子华子之言:“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并对子华子的话给予新的诠释:“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这些话都说到人的心坎里,比起原始儒家以无欲克己,板起脸孔说圣人之教,要更为合情合理。人有欲,欲要有所顺②,但秦道家并没有走向纵欲的路子,他们一方面提示吾人当正视欲的需求及其正当性,同时由顺欲而提出“适欲”的主张。
　　“欲有情,情有节”,《情欲》篇认为情欲之动,必自贵生出,“由贵生动则得其情”,“得情”之说,与庄子后学任情、达情(“任性命之情”、“达性命之情”)相通。我们读历代道书与儒书,寡欲、无情或恶情,甚而以性禁情之声,不绝于耳,颇有压抑个性的沉郁感,而秦道家适欲得情的主张,颇有助于个性的张扬。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6
二、动静相养主动说
　　秦道家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生命之动出。
　　主虚静是为道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秦道家则于动静相养中提出主动说。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有无相生、虚实相涵、动静相养。“动”、“静”作为哲学一对范畴,和“有”、“无”一样,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一般人都知道老子主静(如谓“静为躁君”),但忽略他是以动静相养为前提。如《老子》15章说:“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句名言意谓动极宜静、静极宜动,这是动静相养的最佳说明。而老子重视“动”的一面,常为人所忽视,如他认为道体是恒动的(“反者道之动”、“周行而不殆”),他说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都说明“动”的重要性。然而,无论如何,老子之主静,已深入人心,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以主静为最①。
　　秦道家以其朝气蓬勃之势,在老子动静相养而主静的思维中,提出主动说。他们从精气之流动与会聚作论证。精气是一切生命的本原,精气之流动与会聚使一切生命焕发光辉,《尽数》篇说:“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这里继承《内业》的精气说,但跨过稷下黄老静心以集气的主静观,而由气体之恒动以论证生命之动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尽数》)秦道家由客观事物之“动而愈出”,说到生命需在动中维系其动力,在动中发挥其创造机能。
　　《达郁》则由人体生命的运行畅通,申论国政民意之宜流传畅达。精气郁结则恶疾滋生,自然界现象亦然,所谓“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国政亦有郁结:“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为政的决郁之道,在于广开言路,要人民“敢直言而决郁塞”。这是秦道家主动说延伸到现实政治层面的义涵。
三、崇乐———道之乐以和心行适
秦道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提倡乐教。
　　在礼乐文化领域里,秦道家突破了原始道家的局限,开辟了宽广的园地。
　　老庄对于礼乐是采取潜移默化的“不言之教”;老子论乐有其辩证观点,一方面直陈其流弊,另方面隐说其深义。但论者多只注视前者而罔顾后者。
　　老子说:“五音令人耳聋”。这话广为人所引述,但他另外所说“大音希声”一类的话,却罕为人所论及。而秦道家则从老子论乐的正面义涵,加以扩充、提升。如老子谓:“音声相和”(2章)又说:“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35章)。秦道家遂从老子“希声”之“大音”与“听之不足闻”的“乐”,提升而为道家的乐论,并将老子“音声相和”引入乐的教化作用。秦道家论乐,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等篇②,而《大乐》为其代表作。
　　一般学者多以《大乐》等论乐之作属儒家作品。陈奇猷先生却认为这些乐论是“乐家者流之言”,而非儒家之作。因为“儒家重乐,在于乐之实用”而不在乐论③。事实上,我们只要阅览一遍原文,就可一目了然,《大乐》之作,在内容上全属道家思想。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6
四、历史文化感:古典文化之援用与发挥
秦道家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
　　在道家各流派中,秦道家思想独具开创性,他们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开创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而且在语言风格及其所突显的人格风范上也是独树一帜的。黄老道家在思想内涵上显然不及老庄的开创性,他们和孔孟一样,述而有作,无论齐道家或秦道家,其祖述老子却能掌握时代精神而援礼法以入道,如此为老学开辟了广大的伦理空间与法制领域。他们的特长乃在于具有宽厚的涵容性。黄老道家之述而有作,即在“述”中采撷百家之长,此即今人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在“述”中表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历史文化感,这方面的特点在秦道家的著作中尤为显见。
　　齐道家已有倡导诗、礼、乐的言论,如《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但从现存的文献中未见其体现的具体情况。在吕不韦的特殊地位与眼光所支持下编撰的《吕氏春秋》中,体现出秦道家不仅具有试图统一政局分裂的历史感,更且怀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
　　老庄行文立意,不依傍古人,不攀援诗书,确与儒者论说习惯不同,但论者莫不以为道家无读经传统,亦不尽然;学者多以经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为儒者所独专,实属偏见。事实上,《诗》、《书》、《易》等古经为先秦诸子之公共文化资产,墨子、庄周无不熟读经书。汉武之后,官方独尊儒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经学思想生命遭儒生长期禁锢窒息,幸赖魏晋新道家(如王弼之以老庄思想注《易》等)赋予经学以新生命,而《吕氏春秋》、《文子》与《淮南子》则为其先行者。《吕氏舂秋》之援引《诗》、《书》、《易》以为助证,开道家与经学关系之先河,这在道家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故而详引例证如下:
　　(一)《贵公》阐发治道尚公,谓“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引《老子》“大匠不”之意,谓“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本文另一名言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篇中将孔子和老子并举,认为老子的心胸能包容天地,评价高于孔子,而称赞“老聃至公”,并引《老子》二章“成而弗有”句,以示“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本篇除了引老子言论外,篇首便引《尚书·洪范》:“无偏无党,……无偏无颇……。”此引《尚书》文意以加强秦道家尚公的主张。
　　(二)《先己》谓欲治国家当先治身,本篇二次引《诗经》以为助说。一次引自《曹风·尸鸟鸠》,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再次引《简兮》(亦见《大叔于田》),谓“《诗》曰:‘执辔如组’……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并引孔子与子华子之言为说。本篇强调治身要在蓄养精气,并谓如行无为之治,则“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这都是黄老的言论,故本篇作者属秦道家黄老派。
　　(三)《务本》论先公后私,与《贵公》、《去私》篇旨相同。本篇徵引《诗》、《书》、《易》以申说公而后私意旨,其引《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以论“三王之佑,皆能以公及私矣”。复引《诗经》:“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大雅·大明》),以言为臣无二心,当“知本”。本篇谓“本在于民”,引《易经》:“复自道,何其咎,吉。”(《小畜·初九》),以言本在民,固本而动,则吉。
　　(四)《谕大》即从事于大义。引稷下道家季子言论谓:“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以言士人当从事于大义。本篇二引《尚书》以为助证,一引《夏书》:“天子之德广运……乃武乃文。”(《尚书·大禹谟》)“广运”,以喻事大。再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此为逸《书》)以申论“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
　　(五)《慎人》阐明遇时、遇人且须谨于人事之意。本篇与《首时》、《遇合》等篇同属黄老尚时之作,篇中引《小雅·北山》以言遇时而慎于人事。
　　(六)《慎大》阐明“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之义。篇中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再引《周易·履卦》:“履虎尾,朔心朔心,终吉。”晓喻戒惧从事,以化险为夷。本篇继承《易》、《书》审惕之志而提示“于得思丧”之旨,这方面亦为儒道相合之处。
　　(七)《君守》论述君上宜守清静无为之道。篇中引《尚书·鸿范》谓:“《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阴骘下民”即荫庇安定下民,此处引《鸿范》之文以证《老子》守静而能发挥其动出的效果;“不出于户”、“不窥于牖”是阴覆安定,“知天下”、“知天道”则是“所以发之”。
　　(八)《适威》意谓君主立威宜适度,不足专恃。用民当依人之情性,并以仁义、爱利、忠信待民。文中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此引《周书》说明君主宜善待百姓,百姓就会亲和君主;否则就会视君主如仇敌。
　　(九)《知分》意谓“达乎死生之分”。本篇阐发“知分”之士,当据义行事,豁达处之。本篇论述晏子能安然果敢而行义,并引《诗》以明志。(引文见《大雅·旱麓》:“莫莫葛,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
　　(十)《行论》篇旨言时势不利,则事仇以求存,等待事便时成而举事,则功可成。文中一引《诗经》,述文王审慎事上以图存(引《大雅·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再引《诗经》论齐泯王骄横而致败(引逸《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这诗句与《老子》第三十六章义同)。
　　以上实例,足证《吕氏春秋》知识群对古典文化的喜好与探研,他们习于徵引古代经学,以助其伸张经世立意而为说,这同时也反映了秦道家具有深沉的历史文化意识。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17
五、弘扬士节
秦道家思想的第五个特点是高扬国士独立特行的风范。
　　先秦诸子多属“士”的阶层,故而莫不以士的立场发愿。至老子始标示“善为士者”的理想人格,或以“君子”、“大丈夫”期许,自后孔、墨继之,并对士人有诸多寄望。重士之风,乃春秋战国时代智识阶层涌现之时势使然;重士言论,并非儒者独有现象,道、儒、名、墨各家皆然,唯各家所标示的人格型态互有差异,乃属同中之异。即或庄子言士,与老子也有差别。庄子那种“恣纵而不傥”(《庄子·天下》)的风格,所谓“乎其未可制”(《大宗师》),这种高迈昂视的性格,为后学发展而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让王》)的高士,这种型态为孔儒所不苟同。而秦道家则接受《庄子》所倡言的耿介之士,转而要求统治者接受这群抗颉朝政、不拘于俗的异议分子,《士节》便倡言“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这里所说的士人,前段显然融合了墨、孟士人的性格,而“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则是《庄子·让王》所倡导的。接着《士节》说:“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这里呼吁贤主要礼贤下士,吸纳体制外的异议分子到体制中来。这样的贤主,是黄老学者理想中的君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正是黄老派的重要主张。《谨听》也要求当今治者“礼士”,包括寻求这类体制外的异议人士。其言曰:“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于四侮之内,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报更》也同样认为“士其难知,唯博之则可,博则无所遁矣”,并要求世主对待高士(“堪士”)“不可以骄恣屈也”。秦道家的这类言论,与黄老帛书《黄帝四经》正相吻合。
六、贵众说
秦道家思想的第六个特点是提出贵众之说。
　　春秋战国之动荡不安,祸根来自统治阶级。由于制造问题与解决问题端赖上层,故诸子多目光朝上提出诤谏、建言。在诤谏、建言中出现民本思想。而诸子中墨派立场较关注“农与工肆之人”(《尚贤》)。老子已强调施政要“以百姓心为心”(49章),并说“高以下为基”(39章),这就是要以百姓的愿望为愿望,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秦道家一方面上承老子“高以下为基”的思想,同时采纳庄子物各有所长的观点,并直接继承齐道家田骈“用众”的主张②。
　　《用众》篇表达了秦道家难能可贵的贵众说。其贵众说有以下几项特点:
　　一是取长补短之意。《用众》谓:“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这些话正反映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黄老道家采众说之善的特长。《用众》还譬喻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这种掇取“众白”以成裘的方式,也正是《吕氏春秋》作者那种涵容并包的风范的表现。《不二》篇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它论述了老聃、孔子、墨翟、列子、田骈等十家学说的精华,就是从诸子的长处着眼,从而主张“齐万不同”③,以匡正百家争鸣时“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的缺点。
　　二是提出“众知无畏乎尧舜”的特殊看法。《用众》说:“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秦道家强调众勇、众力、众视、众知所汇聚的力量之强大作用,这主张在道家或诸子中是极为特别的。借用今日的话说,诸子不免都有“优异分子”的倾向,例如主张教化成德的孔子就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众人(小人)只像是随风吹动的小草。到了孟子,这个观点更上一层楼,他对人治夸大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认为圣王一出现,一切问题都可得到解决。孟子对于尧、舜、文、武一类“圣王”的个人作用之无限上纲,和《用众》“众知无畏乎尧舜”的主张,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纠正了儒家神化统治者个人功能的夸张性。同时,秦道家的贵众说也弥补了老庄思想中浓厚的个体意识。
　　贵众说的第三个特点是提出“君之立出乎众”的超时代意义主张。在古代,王位的取得及君权的来源等问题,总要染上天意授受一类的神话,即使在孔、孟思想中都不免透露出这痕迹。宗法世袭制行之已久,弊害显见,墨子对儒家主张的宗亲血缘政治做出猛烈的批评,如谓“骨肉之亲,无故富贵”(《尚贤下》),仅仅缘于“骨肉之亲”,连白痴都肆居高位而享特权,因而禅让说的提出实已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挑战。战国黄老对王权的更替原来就有相当新颖而具突破性的主张,例如慎子便曾说出政权可以更易,国君可以改换的话;再如稷下道家作品《白心》篇出现以武王伐纣媲美政权篡夺的言论⑤。在稷下黄老的这种思想空气下,即使连孟子也曾说过这类出格的话。这些言论在当时都是富有“革命性”的意见。秦道家则进一步对君位来源及君民关系提出如此言简意赅的观点,《用众》说:“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己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这里,提出两个十分根本性的主张,一是君位出于民众的说法;另一是民为本君为末的观念。后者比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更跨进一步,而君民为“本末”关系之说,这观念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显然,《吕氏春秋》这种超时代的主张和秦始皇的理念根本截然对立,这类主张便足以使吕不韦招致杀身之祸。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0
农家
农家，又称“农家流，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奉神农为祖师，祖述神农，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由于儒家轻商农汉朝中期以后农家迅速衰落。《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出处：五代 颜仁郁 《农家》诗：“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 宋 陆游 《岳池农家》诗：“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
产生背景
许行（约公元前390-前315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其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其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来，①他应是楚国人。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许行考》中认为，许行即是墨家禽滑的弟子许犯，而杨伯俊《孟子译注》则认为钱说并无确凿证据。
《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当是许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关于农家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等篇，以及《淮南子·齐俗训》。
农家在战国时地出现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至于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学说，在当时也能有存在的条件，墨子、杨朱和许行正是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但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各不一样，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异。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从孟子对许行的大肆攻击也可以看出，许行代表着当时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势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视。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0
代表人物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 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许行两点主张之一。还有便是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这一主张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思想。
由稷下学者们集体编撰的《管子》一书包含各家的思想学说，一般认为，其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重点记述了农家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01.顺民心，忠爱民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02.修饥谨，救灾荒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03.农本商末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 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银之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处于饥寒之中的百姓来说毫无价值。
其次，农家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家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这也开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又是一个进步。

著作
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1
总述
农业生产必须依赖阳光、雨水等天气和气象条件，还要有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如何使这些自然生态条件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这就需要人发挥体力和智慧，根据自然条件对农作物进行恰当的管理。“天-地-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三维结构，它对于农业生产缺一不可。《淮南子》中曾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因群生逐长，五谷繁殖。”

上应天时
“天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生态条件，它为农作物的成长提供了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条件。农业生产本身是有一定的季节节律，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是四个基本的环节，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所以人们只有把握“天时”，才可能把握住“农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
人们首先要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通过制定历法等手段，做到“知时”。其次，人们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实在的收成。
《吕氏春秋》的作者就认为，一年中的“天时”和“农时”是稍纵即逝的，必须牢牢把握，所以人们生活的节律也要服从于农业的季节节律。

四季农时
春季是农作物的播种、萌芽季节，应做好土地规划和整治工作，确定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整修沟渠，匡正阡陌，保证用水；保护幼苗等。
夏季是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应加强田间管理，驱逐野兽；锄杂草，干后烧掉，就雨水肥田；各种官吏要巡视农业生产，劝民劳作等。
秋季是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应进行秋收，搞好冬藏前的准备工作；加强水利建设，以防秋涝；官员要根据土地状况制定农业税；做好国库的收入工作等。
冬季是农闲时节，应收藏粮食，做好保管工作；为来年作准备，进行选种，维护农具等。
《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野老》十七篇。六国时，在齐、楚间。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国》十六篇。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赵氏》五篇。不知何世。
《汜胜之》十八篇。成帝时为议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
右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2
纵横家
纵横家，《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后因称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者为“纵横家”。 纵横即合纵连横。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出自《资治通鉴·周显王三十六年》“ 张仪者， 魏人，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 ”。 胡三省 注引 汉 应劭 《风俗通》：“鬼谷先生 ， 六国 时纵横家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这里指游说开合有度、纵横自如。没有不可以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不会成功的事情。
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


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其在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越的。
纵横家人物多出身贫贱，在最艰苦的投机倒把下是一种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他们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合纵六国，佩六国相印乃后世策士夸张，苏秦当时是合纵五国，佩齐、赵、燕三国相印），联六国逼秦废弃帝位；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唐雎机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尝封地；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不仅完璧归赵，而且未曾使赵受辱。
纵横之士智能双全，有不乏仁义之辈，其人其事若鉴于当代，亦必可使受益者非唯浅耳。
纵横家(以《鬼谷子》为代表)的哲学观，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纵横家的道家思想体现在其纵横“裨阖”的社会活动之中;纵横策士们在道家思想的指导下，力求“变动阴阳”，从而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

从战国七雄的确立开始，到公元之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若除去楚国早在公元前六七一年就已称王之外，这段时期，若从魏国惠王在公元前三七零年称王起，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统一中国止，共历时二百多年。这个时期的纵横家的发展，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战国七雄确立的初期，各国虽都纷纷称王，但立国尚未稳固，大都忙于巩固内政，而无力外战，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还不太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众弱联合以攻伐一强的合纵运动为主。代表人物是惠施、公孙衍。
第二阶段：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愈激烈，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迅速而频繁，纵横家的作用更加重要，影响也更为巨大。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形成了东西方各以齐秦为核心的两大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合纵连横的盟主在齐秦的之间变换，双方都企图通过合纵连横运动有效地遏制对方的兼并战争，阻止对方的过分强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合纵连横运动适应着各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形势迅速而复杂的变化，而达到了高潮。这个高潮在整个纵横家发展历史中，是第一个高潮，其标志一是产生了众多的纵横家代表人物，最为著名的有苏秦、张仪、陈轸、楼缓、郭隗、虞卿、甘茂等人；二是纵横家的行为模式基本形成，而其思想与文化的内容也发展成熟，终于确立起独具特色的纵横家思想及学术流派。
第三阶段，战国时期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兼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秦国由于成功地实行了纵横家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为特点的新的连横政策，经过长期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发展成为最大的强国。秦国的统一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纵横家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个阶段纵横家发展的特点是以秦国纵横家的连横运动为主。这一阶段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范雎、蔡泽。
汉代刘向在校刊整理《战国策》时也高度评价了纵横家的作用与影响，他说：“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倒。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书录》)。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3
关于纵横家的思想在《韩非子》中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但纵横家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对“纵横”这一概念的系统解释。在《鬼谷子》中“纵横”概念只出现了三处，在《鬼谷子·捭阖第一》中说：“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第二处在《鬼谷子·飞箝第五》中：“可箝而纵，可箝而横。”，第三处在《鬼谷子·忤合第六》中：“乃可以纵，乃可以横。”对于“纵横”的解释主要还是根据《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行人之官”，主要从国际关系、国家强弱与方位等等有关方面来解释的。
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此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若此不查则必游说而不成。对纵横谋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纵横家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他们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或拉拢或分化，事无定主，说无定辞，一切从现实的政治要求出发。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其思想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知其诸侯为人而定说辞，及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其次在游说过程中，当先观其反应，见机行事，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是非，若同则继续，若非则当补遗误，而后以飞箝之术或以利诱，或以害说，探其实情，此为游说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苏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传》。
《张子》十篇。名仪，有《列传》。
《庞?爰》（庞援）二篇。为燕将。
《阙子》一篇。
《国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邹阳》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氏》一篇。
《庄安》一篇。
《待诏金马聊苍》三篇。赵人，武帝时。
右从横十二家，百七篇。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高度赞扬中国的纵横家，认为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七十年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就深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甚至有人称基辛格是现代的苏秦、张仪。当今世界形势颇似春秋战国，虽不能出现以纵横术主宰世界历史发展，但也可为辅，影响世界格局。用之无害，不用可惜。日本学者、企业家大桥武夫把《鬼谷子》用到经营活动中，写出了一部鬼谷子应用实例，取名《"兵法"与"鬼谷子"》，可见《鬼谷子》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且已从单纯的外交领域走入更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4
阴阳家
阴阳家是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哲学流派，齐国人邹衍是其创始人，阴阳家的学问被称为“阴阳说”，其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阴阳学说是汉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称阴阳家的学问“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古代大家与近代学者多认为阴阳家源于道家，近代出土竹简《三十时》等证实早期阴阳家著作其中有大量道家色彩[1]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
阴阳家思想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建构了规模宏大的宇宙图式，尝试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华夏民族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律学和医药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国时期，有一支专门主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学派，被称为“阴阳家”，史学家一般以齐国人邹衍(驺衍)、驺奭为创始人。
阴阳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阴阳说”和“五行说”。
“阴阳说”是把“阴”和“阳”看作事物内部的两种互相消长的协调力量，认为它是孕育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这和道家创始人老子所秉承的构成世界的概念“道生阳，阳生阴，阴阳生八卦，太极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相同。
“五行说”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不断循环变化”的理论发展出“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研究阴阳五行说，能从天体的运行的计算来制订历法，掌握世间万象。到后来，发展出专门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天文家”、研究历法的“历数家”后与“五行家”相结合。
在蒙昧的科学洪荒时代，为了避免灾厄，人们总是希望能预先得知天地变迁的异动，“阴阳五行说”的出现将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其代表典籍就是自周朝流传至今的《老子》、《文子》、《黄帝四经》、《列子》、《庄子》、《易传》、《鹖冠子》、《管子》、《黄帝内经》、《三十时》、《阴阳家佚书辑本二种》等。
"阴阳"的主导思想是以五行决定政治，概念最早见于《老子》、《文子》、《黄帝四经》、《列子》、《庄子》、《易传》、《鹖冠子》、《管子》、《黄帝内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即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一百多家，将阴阳家列入“九流十家”；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最为著名的学派不过有几十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
台湾岑压王在2005年发表的《先秦兵阴阳家问题探论》[2] ，是研究先秦兵阴阳家的专文。作者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兵书》中兵阴阳家书籍的复原，探讨了兵阴阳的定义和具体内容，认为兵阴阳家只是任宏校理兵书时以书籍特色来分类的方法，并非真正是兵家的一个流派;兵阴阳家与仪式、祭祀、卜笼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其源头却来自于黄老道家，军礼和兵阴阳家也存在着内在关系。文章探讨了先秦兵阴阳家的基本理论，认为兵阴阳家所用符号系统并非全然迷信而有其合理的成分。而兵阴阳家没落的原因，则包括体系牵涉广泛，学之不易，事涉迷信，战争收效有限以及兵器与战法不断更新等。该文还探讨了兵阴阳与天文、物候、气象、医学间的相互影响。绍岑文主题明确，搜集了较为丰富的史料，是兵阴阳家研究的重要之作。但作者对兵阴阳家的相关概念及关系未做细致梳理，探讨不够全面深入。田旭东《“兵阴阳家”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兵书四种之一:兵阴阳家的学术风貌》，从《汉书》所著录兵阴阳文献分析入手，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将兵阴阳家的具体内容归纳为兵忌、龟兆占验(含龟占、日月星气占、五音占、式占)、风角、刑德、辟兵五类。她认为兵阴阳家与阴阳数术家和道家学派之中的黄老之学有密切关系。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6
何为阴阳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

阴代表女人、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男人、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字括之。

约略而言，战国道家对阴阳思想贡献甚多，而关尹子和墨家则大大地发展了五行思想。相对于战国儒家之于五行思想的贡献而言，战国道家对五行思想的发展大为逊色，但道家对阴阳五行所持的基本立场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①。

载籍所记，当时不少著名学者都学黄老之术，并不是夸大的。阴阳数术一派侈言天道，接受道家的影响，实在是意料中的事  。

阴阳家

阴阳家出于道家。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礻几）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其术皆此类也。”邹衍是战国中期稷下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学说伪托黄帝,说明邹学即战国中期的黄学。但这里的邹学显然为汉人所伪托,因为司马迁说其“先序今以上至黄帝”, “今以上”是指汉武帝。不过,其主要理论“阴阳”、“五德终始”说确属黄学思想 。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具体来讲,又叫“五德相胜”说。对此, 《吕氏春秋·应同》记载较详:“凡帝王(者) 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虫寅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

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相并,还有一种“五色帝”说,即——白帝、赤帝、黑帝、黄帝等传说。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对此有所谈及:“孙子曰:‘[ 黄帝南伐赤帝至于□□( 这里的“ □”均为原简缺字, 下同。——引者) ] ,战於反山之原,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 □年]休民, □,赦罪。东伐□帝,至於襄平,战於平□,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 □年]休民, □,赦罪。北伐黑帝,至於武隧,[战於□□,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年休民, □,赦罪。]西伐白帝,至於武刚,战於[ □□,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这里的“五色帝”说也属黄学思想。汉武帝封禅时,曾在“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焉。”

又, 《淮南子·览冥训》载：“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仇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塾搏,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这是关于黄帝用“正律历”以治民的传说。关于“正律历”说,汉初统治者也一直在实行, 《史记·张丞相列传》载,文帝时张苍以明此被升为丞相：“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至于为丞相,卒就之。”

此外,《汉书·郊祀志》还载:武帝“封禅”时,一些学者认为,古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帝亦当上封(禅),[上]封(禅) 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後黄帝接万灵明庭。”这是汉初与黄帝有关的“封禅”和对黄帝的偶像崇拜。

由此可见,先秦至汉初的黄学,除《黄帝四经》外,至少还应包括“阴阳”、“五德终始”、“五德相胜”、“五色帝”、“正律历”、“封禅”说,和对黄帝其人的信仰等。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6
五行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凡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将人体的一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附表一张，可见文末。

中国的伟大中医就是含有五行说，形成一个中医体系。

五行相生含义：

木生火，是因为木性温暖，火隐伏其中，钻木而生火，所以木生火.

火生土，是因为火灼热，所以能够焚烧木，木被焚烧后就变成灰烬，灰即土，所以火生土.

土生金，因为金需要隐藏在石里，依附着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有山必生石，所以土生金.

金生水，因为少阴之气(金气)温润流泽，金靠水生，销锻金也可变为水，所以金生水.

水生木，因为水温润而使树木生长出来，所以水生木.

五行相克含义：是因为天地之性

众胜寡，故水胜火. 精胜坚，故火胜金. 刚胜柔，故金胜木.

专胜散，故木胜土. 实胜虚，故土胜水.

五行生克制化宜忌：

金：金旺得火，方成器皿.

金能生水，水多金沉；强金得水，方挫其锋.

金能克木，木多金缺；木弱逢金，必为砍折.

金赖土生,土多金埋； 土能生金，金多土变.

火：火旺得水，方成相济.

火能生土，土多火晦；强火得土，方止其焰.

火能克金，金多火熄；金弱遇火，必见销熔.

火赖木生,木多火炽；木能生火，火多木焚.

水：水旺得土，方成池沼.

水能生木，木多水缩；强水得木，方泄其势.

水能克火，火多水干；火弱遇水，必不熄灭.

水赖金生,金多水浊；金能生水，水多金沉.

土：土旺得木，方能疏通.

土能生金，金多土变；强土得金，方制其壅.

土能克水，水多土流；水弱逢土，必为淤塞.

土赖火生，火多土焦；火能生土，土多火晦.

木：木旺得金，方成栋梁.

木能生火，火多木焚；强木得火，方化其顽.

木能克土，土多木折；土弱逢木，必为倾陷.

木赖水生,水多木漂；水能生木，木多水缩.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7
思想

阴阳思想作为抽象概念，主要源于《老子》、《文子》、《黄帝四经》、《列子》、《庄子》、《易传》是百家思想的发源之地，地球到今天才被世人看到，上古时期的先哲们脑海里只有天地，阴阳，昼夜，四季，晴明，地球的另外一面是对立的，对立的结果则必有阴阳，我为阴则对立为阳，我为阳则对立为阴，寻找道的过程就是寻找人类起源的过程。

在自然观上，利用《老子》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九州只是整个宇宙世界的一部分，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下面还会谈到）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五德

又称"五德转移"。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

为"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后来的挂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梁任公在其《饮冰室文集·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谈到阴阳学说之害时曾提到：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可见阴阳家其要）等，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干。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没落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阴阳家学派在魏晋以后已不复存在。

阴阳家是战国时主要学派之一。以提倡阴阳五行学说为宗旨，故名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或“五行家”。《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战国末齐国的邹衍。庄子将之定义为气所包含的矛盾对立要素，“阴阳，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阴阳本指事物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面，“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阴阳家则把阴阳矛盾作用引起的变化神秘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战国时五行说相当流行，有相生相胜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和“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观点。阴阳家以五行为五德，认为历史朝代的嬗变即遵守五行相生相胜之道，是为‘五德终始说’。司马迁称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五行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历史朝代的更替，如夏、商、周三代之变，就是金(商)克木(夏)、火(周)克金，秦汉统治者均以此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寻找根据，对后世特别是汉代有很大影响。《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作为一个学派，阴阳家魏晋以后已不复存在。《汉书·艺文志》着录阴阳家著作“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阴阳家的学说内容。而阴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则是具体化了自然世界对于人事的影响。这种想法，还可以在黄历或是农书、农历里看到。

---

作者: 宋行止    时间: 2016-3-19 11:29
小说家

小说家 (哲学)，诸子百家的其中一家，其书现在多已亡佚。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西汉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其事迹多已散佚。据《史记》、《汉志》所载，虞初于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衣使者。而在《郊祀志》有载：「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
虞初虽为西汉人，其功於小说家者为汇编丛谈之小说。据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可见虞初在整编小说上的地位。
虞初著有《虞初周说》，内容为其所辑小说之汇编，篇类近千，非汇编而何。然卷帙浩繁，尤易散失，故其书亡佚亦早。

据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古中国小说家所著之书，今多已亡佚，故其学说，已难考查。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撮了今已亡佚的古书《七略》所录，将十五本著作编入“小说家”的名下，并以自己的理解作注解。分别是：
书名 篇章数目 班固与唐侍郎颜师古，在艺文志上的注解

• 《伊尹说》 二十七篇 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 《鬻子说》 十九篇 后世所加
  
• 《周考》 七十六篇 其周事也
  
• 《青史子》 五十七篇 古史官记事也
  
• 《师旷》 六篇 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 《务成子》 十一篇 称尧问，非古语
  
• 《宋子》 十八篇 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 《天乙》 三篇 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
  
• 《黄帝说》 四十篇 迂诞依托。
  
• 《封禅方说》 十八篇 武帝时。
  
• 《待诏臣饶心术》 二十五篇 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 也，不 知其姓，武帝时时诏，作书，名曰《心术》。”
  
•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 一篇 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 《臣寿周纪》 七篇 项国圉人，宣帝时
  
• 《虞初周说》 九百四十三篇 （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 《百家》 一百三十九卷
  
• 
  
  

---

欢迎光临 |江汉朝宗|古风·演绎·江湖 (http://www.jianghancz.com/)

Powered by Discuz! X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