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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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六艺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礼即礼节，乐即音乐，射即射骑技术，御即驾驭马车的技术，书为书法，数为算数。还有一种说法将六艺解释为六经，即《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

何谓“礼”
礼者，不学“礼”无以立，《管子·牧民》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自古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上代屡为司礼之官，孔子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现代官方则设立外交部礼宾司( Concierge)负责国家之大礼，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涉外酒店则专门设有首席礼宾司职位（Chief Concierge），负责酒店礼宾事务。正式的首席礼宾司职业资格由国际金钥匙组织认证。

何谓“乐”
有“礼” 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伴奏，古代政府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吏,并负责负责宫中庆贺燕飨之乐。历史记载孔子主要有三位老师，相传曾“ 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师襄, 春秋时期鲁国著名乐官, 孔子的老师之一，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史记》里说他“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唐代的梨园则设立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 现代音乐则早已发展为一种文化产业。

何谓“射”
射，“射”乃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孔夫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杀敌卫国的技术，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的“射艺”包含两个主要运动：射箭和弹弓，春秋时期还发明了弩。其中射箭由于在军事和狩猎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历史上更受人们的重视。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曾经发现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度，在武举制度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等等。如今的“射”艺，其实应该综容古今，包含现代的手枪、步枪、等实弹射击运动，也应该包括古代的射箭和弹弓，射弩。

何谓“御”
御，“御”的范围就是驾驶，但是无论在现代和古代，都包含交通工具的“驾驶学”和政治、领导、和管理学领域的“驾驭学”。中国古代著名的案例包括“赵襄王学御于王子朝”和“田忌赛马”，这说明，驾驭之术不仅仅是一种斗勇，更是一种斗智，包含对某一问题在运筹学、驾驭学、领导学方面的综合最优化。

何谓“书”
书，“书”顾名思义，书画艺术，把书画算作一种技艺就错了，中国的书画不仅是一种高雅技艺，更是一种修心养性的工具和法宝，很多官僚寄情于书画，不仅仅是锻炼技艺，醉翁之意不在酒，留给读者三思吧。
《汉书》首先谈到"六书"的具体名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管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何谓“数”
数，即数学之数，现代已经延伸为“数理化”之数。中国古代数学很早就已经很发达，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古代数学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河图洛书”，如宋朝时期著名大数学家秦九韶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
六艺现代解释：
参考：何谓“大国学论”及其宗旨和意义？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将六艺德性化,六德归之于一心,其学说更具中国文化的回归性.然此说亦存在缺乏对本体的分析的理解,缺乏对孔子的"一贯之道"的疏解等诸多问题.应以马一浮"六艺心统说"为本体诠释之开端,重新梳理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促进六经的现代转化以重振国学。

六艺
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
六艺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五经述解》：“六艺数家或以【诗】代【乐】，缘古人诗以合乐者，实【乐】方正宗也。”[1]

• 礼：礼节（类似今日德育教育）。五礼者，吉、凶、宾、军、嘉也。
  
• 乐：音乐。六乐 ：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
  
• 射：射箭技术。这五种射技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
  
  
  • 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
    
  • 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
    
  • 剡注：谓矢发之疾，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
    
  • 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
    
  • 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
    
    
• 御：驾驶马车的技术。
  
  
  • 鸣和鸾：谓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
    
  • 逐水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
    
  • 过君表：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
    
  • 舞交衢：过通道而驱驰自如
    
  • 逐禽左：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 书：指书法（书写，识字，作文）六书：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 数：数，指理数、气数（运用方法时的规律），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运动规律。《广雅》：“数，术也。”即技术、方法、技巧而已。
  
  

【礼】：礼节。 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乐】：是六乐。六乐：指《云门大卷》、《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套乐舞。古代最早的礼仪性乐舞《云门大卷》。尧时有《咸池》。舜时有《大韶》。孔子自称其听过韶乐，大加赞赏，称其乐舞尽善尽美。禹时有《大夏》。商时有《大濩》。周时有《大武》。这都是古代著名的礼仪性乐舞。 周时保存有完整的这六套乐舞，成为六乐，分别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使用：《云门大卷》用于祭祀天神；《咸池》祭地神；《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祭周始祖姜嫄；《大武》祭祀周代祖先。六乐流传到汉代，只有《大韶》、《大武》二乐。
【射】：军事射箭技术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
【御】：驾驭马车战车的技术 五御：鸣和鸾、逐水曲 、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礼·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艺……四曰五驭。"郑玄注:"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谓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书】：书法（书写，识字，文字） 六书(周礼并未说明，后人的猜测可能是)：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注：转注、假借是识字方法 ，而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方法，其中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
【数】：数术又称术数，是计算、数学的技术。有九章算术。
【相关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从当年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为明末清初当地一位隐士根据一座古庙里的竹简整理译释而来（在古代佛寺属于地主阶级，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参或造佛经），传至前清翰林萧葆君，再通过他修旬邑县志的途径使此消息为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获悉，邵力子当即派秘书郑自毅将《乐经》共三册从旬邑县萧葆君手中接收。这篇报道是《西京民报》分别于1936年12月12日、13日两天由《西京民报》独家刊出的，从报道看《乐经》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没变，而副标题却改成了：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但不管怎么说，省政府马上要将《乐经》印刷出版了，记者称发现《乐经》是“文化界得一至宝”。可就在这个当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乐经》印刷出版的事从此便没了下文。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与南京政府来西安的大员一块儿被张杨两位将军关押，邵力子于事变五天后辞去省主席职务，西安事变解决后，邵力子也离开了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使《乐经》的印刷出版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宝”的消息成了泡影，《乐经》至此又一次与世人擦肩而过，《乐经》原版也从此神秘失踪，成了文化界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部行将付梓的《乐经》原版到底去了哪里，有学者作了这样的猜测，根据《西京民报》12月12日的报道，“《乐经》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变发生时《乐经》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变邵力子被关押，后辞职而离开陕西，《乐经》原版极有可能被邵力子带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报》又改口说“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使得《乐经》原版到底在谁手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果按照第二天报纸的副标题分析，说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将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书郑自毅肯定知道《乐经》印刷出版的事是怎么安排的，《乐经》原版在谁手里他自然最清楚。郑自毅据《西京民报》12月19日：“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氏到事以后，积极召集原任各原属，督促推进凡各事务，连日已均大体入范，每日照常办公，所有各科长及秘书与会计方面各职员，一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动”的报道分析，《乐经》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没受影响，报纸原称：“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行将付梓”。西安事变发生后，省主席易人，《乐经》印刷出版的结果也就成了至今难以破解的谜团。

可能残留于“清华简”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经过两年的清理保护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
清华简中还出现了周代诗篇。据了解，“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也因为焚书坑儒导致失传，就只剩下了五经。专家在对清华简的研究中发现了周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朝后在典礼中饮酒赋诗的资料，有专家认为这是《乐经》的篇目。在竹简中还有一篇编年体的史书，记载着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的历史。竹简中周公的一首诗竟然与《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令人惊奇。
韩非子说儒分八派，其中有仲良氏之儒。陶潜的《圣贤群辅录》说“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 《孝敬·广要道章》记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可见“移风易俗”是儒家论乐的核心观点。
除此之外，儒家论乐还重性情，如郭店简《性自命出》开端就云：“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定）。”古人为何津津乐道“乐与性情”之间的关系呢？“殊不知这乃是儒家论乐的一套基本观点。”李学勤先生主张把郭店简《性自命出》改名，将其“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
乐经中还应该有纯乐理内容，如规定音阶距离大小的“五音”（宫、商、角、徵、羽）和规定音高的十二律（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等。早在《尚书》中就揭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问题，《虞书·益稷》又说“予欲问六律、五声、八音”，其中都涉及到了“音律”问题。《国语》记载了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分别和单穆公、乐师州鸠的对话。与单穆公探讨的是“熔化无射钟，改铸成音律较低的大林（即林钟别名）钟”的可能性；与乐师州鸠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六律”向“十二律转化”的问题，州鸠说，通过在”六律“中插入六个称作为”六间“的”间隙律“，可以得到“十二律”。
《礼记·礼运》篇记有“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 方法。

乐经
《乐经》，书名，《六经》之一。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乐经》。先秦有《乐经》存世。此说不仅见于传世文献《庄子·天下》篇，从郭店楚简中也得到了证实。郭店简《六德》说：“观诸《诗》、《书》则亦载矣，观诸《礼》、《乐》则亦载矣，观诸《易》、《春秋》则亦载矣。”简中另一篇《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
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焚书坑儒中的秦火；另一种是认为，《周礼·春官宗伯章》之《大司乐》为《乐经》；还一种是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
“《乐经》已亡于秦火”观点较为可信，采纳的人也最多。

先秦学术传统久远、深厚。先秦学术在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为主，《周易》、《春秋》后来也成为重要学术”。“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个经学的传统，孔子就是研究经的······中国的经学和子学从来是并行的，经是更早形成的。”[2] 孔子研究乐，修订了《乐经》。
有乐经则有“乐记”。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为《乐经》作有《乐记》，部分收录于小戴《礼记·乐记》之中。《乐经》、《乐记》毁于秦火。秦火之后，《乐经》已不流传，乐官也只能演奏而不能讲出理论，公孙尼子的《乐记》已很难见到。《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所编《乐记》，只是一种辑录的替代品。······这种辑录的《乐记》，在《汉志》中称为《王禹记》，共二十四篇。”
到刘向校书时，才找到真正的《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于是渐归亡佚了。
大明后期时，本省旬邑县直道村内，有布衣隐士文平人又名应熊字梦叶，号抱怀子其人者，年十六岁时，一日雨后，往村外一古庙散步，庙历史不可考，有竹简狼藉地上，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文君遂检藏家中。逾二十年后，文君已学有根底，参阅诸书，始将竹简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为《乐经》全文，遂写释为今文，酌加注解，并另著《周易》蠡测解，无字易义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经载入旬邑县志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经二百余年兵燹，竹简已失。遗著散佚各处，现存之今文《乐经》系平人先生族中后人文尔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没，于十年前送交萧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萧之葆君，字筱梅，为逊清名翰林，现年六十九岁，曾修旬邑县志。志成由县长呈省府拨款付印，萧趁机愿将十余年来保存之《乐经》赠借付印，以广流传。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当即派省府秘书郑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县长）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县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记者昨赴省府晤郑秘书详询接洽情形，据云：萧君住飞云洞中，洞在旬邑县东二十余里之山谷内石崖上，石崖高约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层全为人工凿成，洞之历史业有千余年，据史载唐末彬宁节度使王行瑜称兵犯阙，盘踞此洞，后为李克用所败逃窜宜君一带，又元末御史萧元义在此洞隐居十三年。后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县尹朱纯真统兵据此，后为明许达兵所战败，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为义崖洞。洞之形势奇古已极，自崖下内进一小洞，小洞上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开有窗，此洞为萧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为大洞，为藏书室，再升六丈为最上洞，是厨房，萧君全家均住洞内，每日饮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车运至上洞，萧君每日出入，亦须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将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虽千万人马，亦难闯入。故《乐经》全书被萧君藏在此处颇为牢固，去岁地方不靖，原书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萧君家庭共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长子学业普通，次子文学颇佳，萧君修旬邑县志时，因年迈眼花，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为操觚。萧君在石崖下，仅有地二十亩，每年收粮不过数石，维持一家生活颇为不足，时感断炊之虑。萧君即为名翰林，又保存古书，社会人士对萧君应爱护而救济之。萧君所藏之《乐经》内容既系蚪文译释而来，故内容均人未所见，全书共三册，每册约百页，为大明末年最上纸料，书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为帝曰（即指黄帝）下为师曰（乐师名吕），再下为孔子、颜子解释等等。

战国时代有六经 。《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1] 。李学勤先生明确讲：“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个人不太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先秦经典没有得到一个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实，那时对六经的引用不仅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别不喜欢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庄子，像法家，实际上‘六经’已是当时的基础教材。”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现代的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证，那就成问题了。”超出《论语》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学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
  
• 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
  
• 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
  
  

“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当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一般都叫《春秋》[1] ，“只是鲁国就叫《春秋》，没有加个专名，而晋国、楚国自己加了专名。······《春秋》就是个共名。”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
天开人文，鲁兴《春秋》。《 春秋》这部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被人们称赞的”春秋笔法“。《春秋》最大的特点就是每用一个字，都是入木三分，有褒贬含义。后世很多的人在写作的时候，学习春秋的写作方法，用字用言，字字珠玑。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人文时代的开端，也是儒家文化的先声，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传统是如何来的，不知《春秋》是无法知后世的。《春秋》还是一部那个时代的人性历史。春秋时期，泱泱大国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人们开始有了礼，懂得了仁爱，大智大勇的智慧开始浮现。《春秋》正好记载了这个时代的人性的具体表现以及发展历程，所以说，《春秋》是那个时代的人性历史。

春秋 （春秋经）《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第一部华夏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成为经书比《诗》、《书》、《礼》、《乐》这四经为晚。李学勤先生强调：“我们不说《易》、《春秋》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诗》、《书》、《礼》、《乐》一样早，可是不会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因为他们认为《易》、《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晚年好《易》，他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
《春秋》经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其中成于先秦的较著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
“春秋三传”的侧重是有区别的。《谷梁》、《公羊》两传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左传》则侧重历史细节的补充。李学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谷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谷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但，《左传》里面有学术，《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

“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又为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
汉武帝“独尊儒术”，《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汉代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高于一切学术。中国历代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经列于首。《周易》为“六经”之首，自然也就是群书之首，即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影响极大。历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契机亦多建基于“易经”，两汉经学自不待言，魏晋“新道家”谈玄，亦将其列为“三玄”之一。若无《易经》之启发，“北宋五子”的学问几乎不能成立。
《周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发生了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员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正如国学大师、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所言“：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
总评
《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巨著，历经七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经久不衰，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开创了东方文化的特色，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
《易经》的思想智慧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黄帝内经》是元素论五行文化和阴阳文化结合的典范，解决了大易“医病”的问题；思孟学派的《五行》是德性论五行文化与阴阳文化融汇的渊薮，解决了大易“医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大易医国、医人、医病。
《周易》研究被称为“易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三易》在周朝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的，孔子在得到周易之后爱不释手，《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易经》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为大观。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汉族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与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

《周易》中有多处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还有讼与噬嗑两卦专门讨论法律问题。
第一，君权神授思想。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最集中体现，而这种体现，首先表现在立法权上。“君权神授”必然要求君主为立法的主体，人民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权，法律面前不平等，与之相应的是专制，“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正是这种意思的集中表达。《易传》的根本思想是专制，“法自君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易传》中反而没有对此加以论述。
第二，“刑罚清”与“刑罚中”。
豫卦的下体是坤，上体是震；坤的性质为顺，震的性质为动。上下结合形成顺与动的特点，而顺是动的前提条件。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昼夜交替、四时更替，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先后出现的，这才保证了自然界的正常运转；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必然产物，法律的实施也要依此而行。这应该是自然法思想的最早表述，不过，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出发点是强调一切权利来自于自然，《周易》强调“法权君出”，与人们所讲的自然法完全不同，而是从司法的角度，要求各级官员应仿效自然界的运行特点来执法。
第三，明罚敕法与明慎用刑。
噬嗑“大象”：“先王以明罚敕法。”这是从立法的角度讲的，因为要实现“明罚清”与“明罚中”，前提是“明罚敕法”。也就是成文法或法律的公开化问题，把定罪与量刑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使天下民众清楚明白，知道其可为与不可为之事，尽可能不触犯法律；即使触犯法律，也因为有明文规定而定罪量刑适中，民心折服。以尽量避免执法者的主观随意性，显示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明罚敕法”的重点不在于罚，在敕不在法；在于育民教民，不在于制民刑民，与法家的思想根本不同。这是“为政以德”的延续，主张德教为先，先教后刑，德主刑辅。
第四，息讼思想。
《周易》中专门有一卦———“讼”讲诉讼问题的，但卦义却不鼓励人们争讼，更不教人们如何取得诉讼的胜利。作为一个忠实诚信的人，即使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也应保持内心平静，戒骄戒躁，能不诉讼就不诉讼；如果迫不得已非要诉诸法律时，也要保持冷静，不可采取过激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吉。“终凶”，卦中指上九，上九有终极其讼之象，也就是说，把官司彻底打到底的意思，这种行为无论胜诉还是败诉，皆凶；在《周易》看来，无讼为最理想境界，虽有争讼出现，但经过调解而平息争讼也不错，不听劝解把诉讼进行到底最不好。“利见大人”，需由有德有威望的大人物听讼———即由德才兼备的法官断案，才能息讼；“不利涉大川”，大川是大险大难，这是说，当某人陷入争讼的旋涡时，不可涉险其它危险之事，因为此时的人心浮气躁，运时不佳，涉险其它，很容易出其它问题；“君子以做事谋始”，与“终凶”对应，从另一个角度告戒人们，与其争讼不止，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从事，理顺各种关系，从根本上杜绝诉讼。

经济思想
（一）两仪与经济。
周易在经济上的重大启示，是阴阳两仪的动静观念。依据阴阳两仪的动静观念，人类经济活动总源头太极的第一个创化，是从消费者的主观价值中找出稳定合理的主观价值，其后分别有私有及公共消费财的后续创化。经济学认为，一切最终财货都直接或间接充当生活欲望的手段，凡能满足人类生活欲望的财货便是具有效用。个体的消费理论及资产选择理论，即建基于此。经由交换交易，再加上交易市场竞争性的提高，可衍生出合理稳定的客观价值之创化。客观价值不只可以适用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等微观经济的测量分析，也能适用于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测量分析，宏观经济的客观价值，通常只是微观经济的直接叠加。
由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价值流汇集起来所得到的产业关联价量模型合理的两仪解析，还可印证周镰溪《太极图说护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的“太极动而生阳”。此外，根据厂商的活动、经济环境对厂商无言的弱约定、及厂商对员工有言的强约定，经由就业与投资市场致中和之力的解析，也能指出中和是中华文化的分析观念，不只可以包容均衡，亦可以包容“为道也屡迁”之各种动因。
中华文化中虚实亦是阴阳两仪互动对待概念，可用来说明商品与货币之关系。桑弘羊《盐铁论·力耕》即说：“以末易其本，以虚（货币）荡其实（商品）。”北宋周行己《浮址集》亦说，物为实，钱为虚。元初赵孟颊也说：“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需，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
（二）三才与经济。
《周易·系辞上》：“六交之动，三极（即天地人三才）之道也。”世界受天地人三才之主宰，因而三才是有意志、有意识、有感情的。要主宰就必须有精神作为，因此三才亦有为精神性万事之本的涵义。
经济学假设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每一位消费者追求主观直接效用的极大，就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消费支出预算的客观限制，是精神性的地。同理，社会集体消费追求社会福利的极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政府消费支出预算的客观限制是精神性的地。每一位生产者追求客观利润的极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生产技术限制是精神性的地。
若将消费活动的正而问题再视作天位阳交，政经领导下社会集体消费的正面问题视作人位阳交，生产活动的正面问题视作地位阳爻，然后联立起来，已十足展现出乾卦的卦象。若再将消费活动的对偶问题视作天位阴爻，政经领导下社会集体消费的对偶问题视作人位阴爻，生产活动的对偶问题视作地位阴乏，然后联立起来，则十足展现出坤卦的卦象。八卦以乾坤象征天地，而定上下之位，这就是易经说卦的天地定位。
（三）五行与经济。
《春秋繁露·五行对》论述，五行相生循环是一种生、长、养、收、藏的生产性循环。而由藏再到生，其实就是反者道之动。所以生产活动不与消费、投资活动合理连结，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因果循环。
对于因果循环的五行逻辑推演，一个成功的应用是企业小循环上。任何企业的劳动与资本（或资金）投入是生产活动最基本的投入。因为劳动投入是动因，故主“动”，为阳仪；资本投入是条件，故主“静”，为阴仪。而附加价值计算概念令其有专业经营以提高生产力的能动，故主动与冲刺，为经营理念之阳仪；生产毛额的计算概念可令其有企业分散风险综合理财以力求稳健之另一能动，故主静并求稳定，为对应之阴仪。若将劳动投入之阳仪与专业经营之阳仪结合，其所取之象符合事物实际发展状况，是为实象。劳动投入之阳仪与综合理财之阴仪结合，其所取之象是虚假之象，是为假象。资本投入之阴仪与综合理财之阴仪相结合，是为用象。资本投入之阴仪与专业经营之阳仪相结合，是为义象。

古代中国学者的哲学思考，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得到启发，哲学思辩能力也多数是在对易经的分析阐解和不同意见的争鸣中得到训练和提高。老子将易经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在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揭示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这一思想在易经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命题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易经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辫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
孔子深得易经之道了，最显著者有二：一是关于正名这一政治主张，二是关于举一反三类推思想。在易经的推论规则中，有一条是关于阴阳爻与阴阳位是否一致的“当位律”。这一条思维规律要求在自然递进推演时，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必须与所在位置的阴阳属性进行对照，一般而言，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即“当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顺）事物发展规律，倘若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不当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发展规律，孔子把这一条推演规律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正名”学说。在他看来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应当如同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那样当位才能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局面稳定，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产生不当位思想，孔子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广。
被考定成于战国中期的“周易大传”，是当时学者在总结前人认知易经的成果基础上，对易经卦爻符号体系及卦爻辞所作的一整套注释和阐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大家的思辩成果，也有更多古代优秀哲学家的思辩结晶，正是他们使易经这部古典在哲学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处。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有学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经影响。之后的古代哲学发展每个重要时期，易经思想都充当着轴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经不仅受到学者重视，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如唐太宗的青睐，钦命孔子后裔孔颖达博采众长主编《周易正义》，推动了以易经研究为中心的哲学研究的开展，因此之后不少学者纷纷自注易经。
宋代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等人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译，构造了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创立了被称为“先天学”的理学象数学派；周敦颐根据“易传”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太极图说》；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深入探讨，认为易经的核心是讲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将哲学研究和易经研究更进一步，提出“实道而器虚”的命题，明确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一般原理存于具体事物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杂和纯变和常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推理时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势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变即因时、因地等不同条件而灵活推论。只有把握了这种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碍于彼这易经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用以指导行为，必无往而不胜。
易经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古典著作所不可及的，这可能就是其列为群经之首的根本原因。

从易学发展史上看，先秦易学发展到老孔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其後秦始皇焚书，易以卜筮之书独存，然易学至此盛极而衰。三支易学的这一总趋势，到先秦以下乃由隐而显：透过淮南子，道家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门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占断灾异之学，术数易的趋势明朗化。
《周易》的解释学传统至汉代而一大变。汉代对《易》的解释最重要的学派有三：一是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一是以费直为代表的义理学派，一是以严遵为首的黄老学派。
孟喜、京房之易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经传文，同时讲卦气说，并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利用《周易》讲灾变。费直易学解经多取道德教训之意，用《彖》、《象》、《文言》中所讲的道理发挥《周易》经传文。严遵著《道德经指归》，以《周易》之义解释《老子》。这三家最重要的是孟、京一派的易学。此派易学最重要的是卦气说和纳甲说，将《周易》的卦与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物候相配，和干支、五行相配，将《易》坐实为一个定型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框架的各个部分也可以由其规则推论而知，削弱了《周易》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进行范围广阔的意义诠释的有效性。汉易的象数传统对后世易学影响极大。
魏晋时代的王弼易学则转一方向，尽扫汉易象数学中滋蔓出来的各种学说，恢复义理学传统。他在解释《周易》经文中引入老庄哲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传统，在解易体例上主取义说、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等。这在他介绍注易体例的《周易略例》中有详细说明。王弼非常重视《周易》的解释学传统，如他在《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象”说，主张通过卦象获取卦义，而获取卦义后就可忘掉卦象。这一说法的核心在通过解释学即象以见义，而一义能表现为不同的物象，故象不可拘泥执定。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王弼《周易注》之后一部以义理方法解易的名著，在这部书中，解释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运用。程颐认为，《周易》是对宇宙万物的摹拟，但所要表达的，不是可用数量摹画的外在相状，而是一种道理。世界是一种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周易》也是一部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六十四卦是这个总的道理在各卦所代表的特殊境遇中的体现，虽然代表六十四种境遇，但它经过解释，可以代表天下无尽的境遇。
在《周易程氏传》中，对于易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有很多解读，这些解读主要围绕如何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服务于“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在《周易程氏传》中，从道德形上学的“理”，到践履完成它的工夫“诚”，都有一定的诠释，这不仅充分体现了程颐高度推崇、弘扬儒家人伦道德、王道政治理念，而且还为人们从本体到工夫，从明道到行道，提出了一条非常可行的实现“内在超越”之路径。
朱熹在评论程颐《易传》时说：“《易传》明白，无难看。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字字句句有用处。 ”就是说，《周易程氏传》将《易》来做个载体讲他所见的道理，或者说是借《周易》卦爻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故无一句讲到卜筮，通篇皆在讲事理。朱熹还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这也是说，程颐先熟读六经，尤其于周敦颐处特有颖悟，以此中义理为基础，然后借《周易》发挥所见。不是伊川解释《周易》，而是《周易》解释伊川。
程颐的这种易学观，对王夫之影响很大。王夫之以《周易》为道德训诫之书，就是在程颐这一基调之上继续延伸。朱熹不同意程颐以《周易》为言理之书，作《周易本义》，欲恢复《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后来的易学家从中发挥出道理这一本来面目，强调《周易》的卜筮性质。王夫之吸取了朱熹的看法，不废卜筮而讲道德训诫，重点放在知得卜筮结果之后君子何以自省，何以接受道德教训而避凶趋吉。
现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哲学史研究领域，《周易》一直被视为占筮书而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承认其为传统社会官学典籍，另一方面又弃如蔽履。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中，介绍了《易经》中的‘宇宙秩序’观念”。80年代，《周易》开始为大陆学术界所注意，从中国哲学史研究队伍中分离出专门从事《周易》研究的学术群体，以《周易》流传本及出土《周易》竹书、帛书文本为主，相继出版和发表大量高质量专著、论文；另一方面从逻辑学研究队伍中分离出来的专门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群体，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和分析《周易》，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并在21世纪初，将《周易》的逻辑思想作为中国逻辑史的起点，编写入国家级重点教材，由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为高校研究生教学用书。

《易经》讲道，而对于道讲得最早、最系统的是道家鼻祖老子。辩证法思想萌芽于《易经》体系建立于《老子》。陈鼓应指出：“老子由万事万物的对反现象寻找出它们之间的发展规律，从而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的辩证法——它发端于《易经》而体系的建立则完成于《老子》”。
《周易》的性质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原因在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周易》随着政治变迁、理论需求以及自身地位变化，性质也有所不同。
一：《周易》产生及早期，是一部筮书，为人们提供行动的准则。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落后，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当遭受意外的天灾人祸后，就萌发出借助于神意预知横祸或自己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的需求，以达到趋利避害。基于此，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周易》只是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预测的需要，这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二：经过演化，成为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典籍。
汉代，《周易》的性质有所变化，在保留原有占筮性质的同时得到了充分发展。易学家们克服了大衍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新筮法。焦延寿作《易林》创立焦氏筮法，其弟子京房更胜一筹，对筮法进行了彻底变革，创立纳甲法，因而在汉代筮法趋向完备。
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为《周易》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经过《易传》解释和发挥，其哲理化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周易》遂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典籍。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易》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由原来卜筮之书，而成为官方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之书，被称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思想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了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根据。自此以后，《周易》包含了二重性，一方面在历代统治者加封之下，其理论指导作用日益显露和光大；另一方面，民间术士不断更新，完善筮法体系。一直到今天，《周易》二重性还是十分明显。

编次
《周易》编次在古代十分混乱，各种版本编次存在很大差别。通行的编次是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编次，或后人篡改的朱熹《周易本义》编次，其编次特点经传混合，把《易传》解释《周易》卦爻辞的有关部分放到对应的地方。《易传》中凡属于总论，或者无法分割的部分，放在《周易》古经之后。
古代对《周易》编次的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看来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经传合，另一派是经传异。
战国时，《易传》十篇成书，《周易》经传分离，到汉代，《周易》与《易传》合称《易经》，但《周易》经传是分开的，一段把《易经》分为十二篇：《周易》古经上下两篇，《易传》十篇。
西汉末，费直首次以《易经》解经，经过郑玄、王弼传费氏易，将《易传》分割，附到《周易》古经相应的地方，并在书中称有“彖曰”、“象曰”，这就是如今通行的编次。
唐孔颖达采用了王弼本作《周易正义》，使王弼易本定为一尊，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本编次不完善，还应该把其它传再分，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在王弼本基础上把《序卦》分割，逐条放到每—卦经文之前。也有按照王弼本的乾卦的分法，将《易传》有关部分附到每一卦之后。
　　宋代有许多易学家不同意这种方法，恢复了汉初《周易》十一篇，让《周易》经传不相混杂，如吕祖谦、朱熹等人都是采用了经传分离的编次。朱熹的《周易本义》后经人篡改，次序被打乱，《周易本义》多是被篡改次序的本子。
　　将《周易》经传合，有利于对照传文解释《周易》古经，可以节省时间，这是有利的。但不利的一点是容易使经传不分，特别是打乱了各自的体系，不利于对二者的体系及各自的特点进行研究。而把《周易》经传分开，保持了《周易》经传原貌，克服了以上的缺点，但是，不能直接对应经传读《易》，二者各有千秋。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经》的大学问家很多，如欧阳修、龚自珍。当代学者钱玄同精心考据后认为“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清儒家学者几乎一边倒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康有为则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64卦及卦爻辞）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11]

名称由来
《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
“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一种认为《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英文中The Book of Changes的译文就是取此义。
春秋时，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传》这部史书当中，多次提到“周易”，但从当时人们运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卦爻辞。
战国时，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成书。《周易》和《易传》并称为《易》，如《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荀子》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易”包含了《易传》。
西汉以降，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效仿先秦与汉景帝把道家黄帝与老子的著作称经的做法，也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称为“经”。《周易》和《易传》被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自此以后，《周易》、《易经》、《易》混合使用，有称《周易》，有称《易经》，有称《易》，其实含义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传》，一直沿用到今天，仍然没有严格区分。有的学者为了区分《周易》经传之不同，称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为《周易古经》，称注释《周易古经》的十篇著作（易传）为《周易大传》。
“周”之涵义
具体地说，“周”字，有二义：
①：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
②：指代号，即周朝，古代常称周朝的书为周书，如《周礼》、《周语》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也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因周文王得名。
“易”之涵义
①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
②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
③日月为易，象征阴阳。从文字学看，“易”字的构成是“日”、“月”。“易”上为“日”。

④日出为易。“干”的本义。
⑤易是占卜之名。
⑥变易、变化的意思，指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故此《周易》是教导人面对变易的书。
⑦交易，亦即阴消阳长、阳长阴消的相互变化。如一般太极图所示。有说“易”的甲骨文为象征将一器皿水（或酒）倒入另一器皿之中，以示变换、交易。
⑧易’即是“道”，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系辞传》：“生生之谓易”。
⑨指古代卜筮之书的代名词。《周礼》“太卜”的记载中，有《连山》、《归藏》、《周易》三部筮书称为“三易”，故易是筮书专有名词。
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即是说宇宙的事物存在状能的是：
1.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
2.时时在变易之中；
3.又保持一种恒常。
日月的运行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是“不易”。

周易 （易经）《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汉初刘向校书时《三易》仍存，汉后下落不明），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而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所以自孔子赞易起，中国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先秦有专门讲解易经的经师。
《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成书背景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成书时间
成于西周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认为周初作。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
成于战国
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易传的成书问题，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与苏轼之后，数百年来已经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钱穆、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李镜池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其称易传为孔子所做，若非司马迁之误，就必是汉儒刘歆所伪窜。根据《易传》的内容来看，应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学出现以后的作品，有明显的黄老道家与阴阳家色彩。
成于西汉
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 。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
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 ，“《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 ”郭店战国简本《老子》的面世，证明胡适对顾颉刚的批评是正确的。

《礼记》与《仪礼》有一定关系。《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了《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此类表述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说法无据。“只能说是传本不同，不能用小戴删大戴解释”。 】，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初好治宫室而坏孔子宅，得古《礼》五十七篇于坏壁之中，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朱熹撰有《朱子家礼》一书，他认为“《礼记》只是解《仪礼》”。阮元在《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 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
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而李学勤先生明确说“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本人不太赞成。” 】。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李学勤先生考证发现，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 。
《礼记》顾名思义是礼的记。而“汉人所说的《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把许多不是直接申释《礼》经的文字也收进来了。小戴《礼记》中《别录》列为“通论”的部分，如《檀弓》《礼运》《学记》《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以及《大学》《中庸》《缁衣》等等，尤其如此。”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揖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他的《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礼记》经注诸版本间之关系及其价值，认为现存版本可分两系统，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清代校勘《礼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礼记注疏校勘记》《抚本礼记考异》都未见到余仁仲本及纂图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识十行本众多讹误的由来。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经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类似余仁仲本的别本，十行本与抚本、八行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岳本，应视为这两种系统的混成品，实不足珍重。这种认识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经注、疏汇刻本的基础上附入《释文》而成的通俗概念。

从来礼乐并称。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礼记》之孝道思想是丰富而全面的，既论述了孝之起源、地位与作用，孝与忠、礼、政、教的关系等宏观理论问题，又有关于孝道本身的总体与个别义项和孝行的微观具体论述。据此，笔者认为，《礼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完成了孝道的理论创造并达到其顶峰。得出这样一种评价，就必然涉及如下问题：《礼记》之孝道思想与《孝经》是何关系？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对两书的时代有个讨论，其次，要从对二者内容的比较中探讨它们的关系。《礼记》成书于西汉，但其中各篇写作年代不尽一致，一般认为，《大学》、《中庸》为曾子、子思所作，所以，本文未把上述两篇作为论述之对象。除有些篇章作者、时代有定论外，《礼记》之绝大部分篇章皆为秦汉时期儒者所著，似乎亦成为定论。至于《孝经》的作者、年代，有多种说法，笔者同意为汉代儒者作品之说。由此，可以断言，《礼记》或早于或与《孝经》为同时代之作品。从内容上看，《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甚多，以致梁启超说《孝经》“书中文义皆极肤浅，置诸戴记四十九篇中，犹为下乘，虽不读可也。”（《经籍解题及其读法》）的确，从本文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大量可见《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如：《孝经》：“以孝事君则忠。”《礼记·祭义》：“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经》：“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礼记·丧服四制》：“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礼记·祭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孝矣。”即使是《孝经》以五章专门论述的五等人之孝的思想，也可在《礼记》中看到其理论源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任善：指君王之孝。三德即三老。汉代设“三老五更”之位，以养老人，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养之，因此说，君王之孝在于“任善不敢臣三德”。当然，不可否认，《孝经》作为一篇专门论孝的文篇，较之《礼记》虽在理论建树上没有多少新的创造，但在系统性上、易于传播推广方面，要优于《礼记》。两者同列十三经，在历史上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两者的影响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孝经》不足两千字，专题专论，加之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影响面要大得多，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庶民，均可能读到《孝经》，而《礼记》只能影响有一定儒学文化修养的读书人。但由于《孝经》无限制地将孝道泛化，又一开始即以“经”立论，可能不屑于“形而下者谓之器”之类细微末节吧，倒使孝的好多具体道德要求如本文中所述之“孝行”部分疏于论述。总之，由《礼记》创造，而由《孝经》系统化的孝道理论问题与孝道的普遍原则借《孝经》而得以广泛传播。而《礼记》中之孝行部分则得之于如《二十四孝》、《三十六孝》、《弟子规》、《女儿经》等诸多童蒙与家训之书而予以流传，遂长期影响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与社会交往方式，成为礼仪之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不可低估《礼记》对中国孝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
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初儒生们，在结合汉初实际为汉家王朝制仪、制礼的同时，他们还采掇先秦儒家 礼学 思想的遗文、遗说撰写了一大批礼学论文。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礼学巨著——《礼记[5]》。在《礼记》中，汉儒们不仅编织出了一张从治理国家、求学问道一直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精细周密的礼仪网络，而且还从宇宙观、人性论、历史观的哲学的高度对 礼 的起源、 礼 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可以说，《礼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传统的 礼文化 已走向成熟。
1、《礼记》中烦琐的社会礼仪礼繁体字作礼 ，本义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
2、《礼记》中关于“礼”的哲学理论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不仅结合汉代社会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烦琐而又具体的封建礼仪制度，而且在他们撰写的礼学论文中，还从宇宙观、人性论、历史观的高度对“礼”的本质、“礼”的起源、“礼”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礼”的哲学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礼”是由“数”与“义”两部分组成的，“数”是指具体的礼仪，“义”则是指关于“礼”的哲学理论。与“数”相比较，“义”有着更根本的意义。因此，“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所以，关于“礼”的哲学理论，是《礼记》 礼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早期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袁可立）七岁从塾师受毛诗礼记，十一岁改治尚书，十九补博士弟，为督学衷简肃公所赏拔。”
礼，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礼记[5] 》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庄。”可见礼的作用很大，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而实际上哪个朝代也没有把礼的条文都做到。
反映思想理论性的集中在《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篇，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在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礼记》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2] 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 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秦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请注意：《礼记》郑玄之注仅是原因之一】。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相传礼为周公旦所定，东周时“礼崩乐坏”，孔子重新进行了整理以教育学生，到汉代礼便成为“六经”之一了【请注意：这讲的是《仪礼》而不是礼记】。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礼仪制度、哲学思想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
文学价值
《礼记》全书多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是一部记述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

礼记 《礼记》，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礼仪著作加以记录，编纂而成，共49篇。“十三经”之一。是战国以后及西汉时期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49篇分属于制度、通论、名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等，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汉族哲学思想。
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毂梁》，加上《诗经》《易经》《尚书》《论语》《尔雅》《孝经》，称为十二经；宋、明又增加入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为士者必读之书。
礼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
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2]
《礼记》收集文章出处多源，多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典籍，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又叫《小戴礼记》。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内容
《礼记》 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汉民族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这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有专记某项礼节的，体裁跟《仪礼》相近，如《奔丧》《投壶》。有专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它们是分别解释《仪礼》中《士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的，跟《仪札》关系最为密切。
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
有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王制》《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祭法》《祭统》《深衣》等篇。有侧重记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就是。
有记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等，这些篇大都是托名孔子的儒家言论。
有结构比较完整的儒家论文，如《礼运》《学记》《祭义》《经解》《大学》《中庸》。此外还有授时颁政的《月令》，意在为王子示范的《文王世子》。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扎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联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