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整理】中国古代官场漫谈

本文为整理手打，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卷自《资质文献》部分摘录/华文出版社2010.6、《趣说古代官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9、网络部分来源。

一、繁文缛节

官箴•••••••••••••••••••••••••••••••••••••••••••••••••••••
名帖•••••••••••••••••••••••••••••••••••••••••••••••••••••
官服与礼节•••••••••••••••••••••••••••••••••••••••••••••••
官场礼仪•••••••••••••••••••••••••••••••••••••••••••••••••
拜门与拜把子•••••••••••••••••••••••••••••••••••••••••••••
酒与扇•••••••••••••••••••••••••••••••••••••••••••••••••••
清谈•••••••••••••••••••••••••••••••••••••••••••••••••••••
跪拜之礼•••••••••••••••••••••••••••••••••••••••••••••••••
归隐•••••••••••••••••••••••••••••••••••••••••••••••••••••

待续

官箴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为官的或者官场的警箴，它分为多种形式，包括皇帝对大臣们的训诫，官府中立着的戒石铭、行署衙门里挂着的各种戒匾，以及官员们自己制定的为官的箴言等等。
      皇帝对大臣的训诫有很多，但这些训诫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让臣子们做到尽忠职守，对皇帝忠心不二。像当年的唐太宗就曾训诫大臣，让他们做到“知而必谏”，意思就是压迫大臣们勇于指出皇帝所犯的错误，使皇帝可以及时改正。明神宗也曾下诏书训示群臣：“从今往后，你们必须赤胆忠心，行使好自己的职责，做好分内的事情，不要总怀着私心，想着如何欺瞒朕。”说到底，这些箴言不过是为了皇帝更好的控制大臣罢了。
      很多官府都有戒石铭，为的是提醒官员应该如何行事，自五代以来，州县衙门的门前一律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就是要求官吏做到奉公守法，不可肥己残民。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防止出现汉唐时期的宦官之祸，特意携一铁牌悬于宫门之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是对宦官的警示。实际上，这些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虽然有流放、杖责、枭首、弃市、甚至剥皮等多种方式惩戒贪官，但是贪赃枉法者依旧前赴后继，络绎不绝，这对戒石铭无疑是一种讽刺。
      在很多的古装电视剧里都可以看到行署衙门的大堂挂着各种匾额，大多都是“明镜高悬”、“为官清廉”、或者“执法如山”之类，这些也是属于官箴的一种，但是真正按照这个执行的官员实在少之又少，除了狄仁杰、海瑞、包拯等个别人物，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秉持着“千里为官只为财”，把“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作为自己真正的官箴，早已把匾额上“爱民如子”等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此看来，官箴只不过是表面形式而已，根本无法起到真正约束官员道德行为的作用。

名帖

《红楼梦》中有一节提到在贾敬过生日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寿礼来”，其中提到的名帖就如同今日的名片一样，用于互相通报姓名。最早的名帖起源于秦汉时期，那时候还没有纸张，名帖都是由竹简制成的，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在拜会他人之时用于通报，西汉之时称之为“谒”，东汉之时称之为“刺”，到了汉代以后，由于造纸术的出现和改进，世人就开始慢慢使用纸做名帖了，这时，它还被称之为“名纸”，“名”，“刺”，上面写着自己的籍贯和姓名，有人还会写上自己的官爵，江西曾经出土过一个汉代的名刺，上面写着“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这应该是一个叫做吴应的郎官生前所用到的名刺。

到了唐宋时期，名刺逐渐被一种叫做“门状”的东西所替代，门状本是下属见上司所呈的公状，状纸呈上之后，必须由上司“状后判引，方许见”。到了唐武宗时期，李德裕当宰相，一些喜欢趋炎附势的官吏在拜见他时，都觉得“旧刺礼轻”，把这种公状用在李德裕的私人宅邸之中，后来竟逐渐流行起来，在一本叫做《游宦纪闻》的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份门状：“医博士程昉：右昉谨祗候参节推状元，伏听裁旨，牒件如前，谨牒。治平四年九月，医博士程昉牒。”

到了明清两代，逐渐的出现了所谓的“手本”。手本是一种门生见老师或者下属见上司所用的名帖，一般用绵纸六页折成，外加底壳，下官见上级的时候，用的是青色底壳的手本，门生见老师的时候，则用红绫做的底壳。
名贴除了通报姓名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庆贺和拜客。逢年过节时，官吏们在互相庆贺之时，自己一般是不去的，他们会让仆人代替自己去投贴，这种用途有点类似今天所用的贺卡，拜客的时候，“用三寸红纸，拓木刻姓名”，再让仆人拿着名帖去请，就像自己亲自去了一般。如果对方收下了你的帖子，就代表对方接受了你的邀请。清朝的崔灏在他所著的《通俗编》一书中提到：“京城士大夫贺正…..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用梅笺裁为小贴….各门遍投之，谓一曰片子”。

古代名片，都要自己亲笔手书，以示敬重。北宋时，苏东坡、黄庭坚、晃补之、张文潜等一代名流，也都是自己手书门状、名帖。古人重文墨，一帖名纸，往往就是一帖书法杰作。故早在北宋，就出现名帖收藏家，并将所藏选刊刻石。《游宦纪闻》等书中，谈到《元佑十六家墨迹》，就是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中国最古老的贺年片，即秦观贺正旦的名帖，就是这样被流传后世的。

在官场上，名帖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供那些阿谀奉承之徒讨好权贵之用。明朝奸臣严嵩当权之时有很多人去拜访他，这些人用红绫做成名帖，用金子在上面做字；在张居正做宰相的时候，有人拿着织锦做成名帖，用大红色的绒做字去拜见他。名帖上的名堂非常多，光自称就有很多种，有人自称是“门下小厮”，有的则写上“渺渺小学生”等。明代著名的历史剧《精忠旗》中就有这样的情节， 有天，秦桧的奸党何铸、罗汝楫、万俟卨要一起拜谒秦桧，共商与金兵议和之事。他们名帖上的具名，一个写“晚生何铸”、一个写“门下晚学生罗汝楫”，一个写的是“门下沐恩走犬万俟卨。”何铸见了自叹弗如道：“约定一样写‘官衔晚生’，为何又加‘门下晚学’、‘沐恩走犬’字样？这样我又不济了！”由此可见奉承巴结之徒的丑陋面目。

官服与礼节Ⅰ

官服既是封建等级差别的体现，又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
在秦代以前，高级官员的朝服上绣有十二种花纹，有日、月、星、龙、山、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通称“十二章”，“日”即太阳，太阳当中常绘有乌鸦，这是汉代以后太阳纹的一般图案，取材于“日中有乌”、“后羿射日”（《淮南子·精神训》等）等一系列神话传说。

“月”即月亮，月亮当中常绘有蟾蜍或白兔，这是汉代以后月亮纹的一般图案，取材于“嫦娥奔月”（《归藏》、《淮南子》古本、张衡《灵宪》）等优美的神话传说。

    “星”即天上的星宿，常以几个小圆圈表示星星，各星星间以线相连，组成一个星宿。
    “山”即群山，其图案即为群山形。
    “龙”为龙形。
    “华虫”，按孔颖达的解释，即是“雉”，“华虫者，谓雉也。……雉是鸟类，其颈毛及尾似蛇，兼有细毛似兽”。（《礼记·王制》孔颖达疏）。

“宗彝”，即宗庙彝器，作尊形。
    “藻”即水藻，为水草形。
    “火”即火焰，为火焰形。
    “粉米”即白米，为米粒形。
    “黼”是黑白相次的斧形，刃白身黑。取其断。
    “黻”是黑青相次的“亚”形。乃正反两弓相背的图案。

以上十二种图案，各有其象征意义。按照历代注疏《周礼·春官·司服》的封建学者们的解释，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龙，“取其能变化”；华虫，“取其文理”（即取其五彩的外貌）；宗彝，取其忠孝，因有的绘成虎与猿形，虎，“取其严猛”，猿，取其“智”；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养人”（即取其滋养）；黼，取其“割断”（做事果断之意）；黻，取其“背恶向善”（见《周礼·春官·司服》贾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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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章图案

到了秦代，帝王崇信五行之说，因老子有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人性若水，天下何愁不太平。故以为得水德，所以官服皆黑色，汉代承袭了秦代的服制，也以黑色为尊。直到北周时才出现了“品色衣”，周书·宣帝纪》：“﹝ 大象 二年三月丁亥﹞诏天台侍衞之官，皆著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品色衣制度起始于北周，形成于唐朝，宋元明清沿用时，只在局部做了一些小的调整。

隋朝统一全国后，一方面努力推行汉族形成已久的服饰制度，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北族服饰对当时形成的影响。隋炀帝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隋朝官服制度，“文武官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皆用绯、绿”，这样一来就对帝王将相的衣服作出了规定命令百姓不许身着黄色衣物，从这时起，黄色便成了皇室专用色。

唐代的服饰博采众家之长，但大体上还是沿用隋朝的制度，官分九品，三品以上着紫色，佩金鱼袋，四品深红，佩银鱼袋，五品浅红，佩银鱼袋，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皆无鱼袋。着紫穿红者便是身居高位者，而穿青色衣着者，官卑职微。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江州司马青衫湿”句，便有遭贬后官职卑微之意。那些穿红着紫的达官贵人经常出入朝廷，于是人们便以红色作为发达的标志，而达到紫色便是位居皇帝之下的高官了。所以时人便以“红得发紫”来代替那些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人。

官服与礼节Ⅱ

宋朝官员的服饰开始时仍然沿袭晚唐的服饰制度，直到新制颁布后，才逐渐将服饰分为祭服、朝服、常服、时服，戎服以及丧服。但是服饰制度却明确规定：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服饰，不同的等级也有不同的服饰要求。最典型的还是当属官员的朝服和公服。

宋朝官员的朝服沿袭了唐代官服的特点，朱衣朱裳，里面穿着白色罗中单，外面扎系罗料的大带，身上挂着锦绶、玉佩、脚上穿着白绫抹黑皮履。朝服的样式是统一的，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没有禅衣和锦绶上的图案体现级别变化。官员穿着朝服的时候，必须戴进贤冠貂蝉冠和獬豸冠。不能戴别的冠，更不能不戴冠。进贤冠的梁数也有所增加，最高的有五梁冠，最低的有二梁冠。手里要拿着笏（手板）。

宋代官服中最有特色、最有创新的是男子的首服——幞头。无论是皇上还是文武百官，除了参加祭祀典礼的时候需要戴冕冠之外，一般都戴幞头。幞头分为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一共五种。幞头的名称很多，有交脚幞头、曲脚幞头、宫花幞头、牛耳幞头、玉梅雪柳闹鹅幞头等。官吏上朝面见皇上时带的幞头大多是直脚的，有一尺多长的帽翅，这种幞头还有一个名字叫“交头接耳”。据说，这是皇帝防止臣子上朝时交头接耳而设计的。

这种幞头是方形的，上面有一折，幞头背后的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只脚。这个时期的幞头已经完全脱离了隋唐时期巾帕的形式，而变成一种帽子。由于幞头变成了帽子，并成为文武百官的规定服饰，所以这个时期的一般文人雅士，又恢复起古代的幅巾制度，以裹件为雅，称为“高装巾子”。当时的巾子常以名人的名字命名，如“东坡巾”、“程子巾”、“山谷巾”等。东坡巾相传是名士苏东坡所戴的巾，是用乌纱做成的两层的幅巾，前后左右各折一角，形状似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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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东坡巾的苏东坡

宋代官服中有明确等级之分的配饰主要有腰带和鱼袋等。腰带一般分为前后两部分，一部分钻有圆孔，用来穿扣针，两端用金银作为装饰，名字叫“紽尾”。穿戴时两端的紽尾必须朝下，表示对皇帝的臣服。另一部分缀有一列“銙”，区分等级的标志，銙的形式以方形为主，其次是圆形。佩戴数量根据官位而定，具体的名称根据它的质地来确定，如金銙、玉銙等。銙的质料在宋代因为等级的差别而有不同，有玉、金、银、犀、铜、铁、角、

石、墨玉等。如帝王的革带叫“排方玉带”，把四个方形的玉饰，五个圆形的玉饰嵌在腰带上，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也使用玉带，四品的官员佩戴金饰革带；五品、六品的官员使用黑银饰的革带；其余的小官小吏使用黑银饰或犀角饰的革带；一般的文人使用铁脚饰物装饰的腰带。穿戴的时候，銙的一面要佩在腰后，因为当时的礼服袖子都非常大，穿这种衣服时，双手一般不能垂下，只能交叉在胸前，否则衣袖就拖在地上了。所以，把銙放在腰后不会被大袖挡住，人们从背后就可以识别身份。

　　宋代规定，穿紫衣者（高级官吏）带金鱼，穿绯衣者（中级官吏）带银鱼，都系在带上而垂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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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晚归图》中幞头袍带的赴任官吏和短衣缚袴的随同差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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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乐图》中辽人乐部仍着北宋幞头宽衫官服的绛员

宋代军队平时防卫巡逻作战，常穿战袄、战袍。官兵作战时通常要穿铠甲。铠甲表面缀有金属薄片，用来保护身体。宋代有一种特别的铠甲——纸甲。康定元年诏令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副。它是用一种特别柔韧的纸加工的，叠三寸厚，在方寸之间钉有四个钉，雨水淋湿后更为坚固，铳剑难以穿透。仪卫军的甲衣，粗帛为面，麻布为里，用青绿颜料画成甲叶图案，加红锦边，红皮络带，前胸绘有人面二目，自背后至前胸缠有锦带，并由无色彩。

朱元璋在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以后，建立了大明帝国，他先禁止了穿胡服，然后又下诏要求“衣冠悉如唐代形制”，也就是在这时，代表着官位区分的补子制度出现了，“补子”是一种装饰在官员常服前胸、后背处的绣品，一直沿用及清朝、朝鲜王朝、越南黎朝至阮朝、琉球国官员服装上。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补子图案：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除此之外，还有补子图案为蟒、斗牛等题材的，应归属于明代的“赐服”类。

一些舞、乐、工、吏杂职人员也可用杂禽、杂花补子，如正月十五的"灯景"补子，五月的"五毒艾虎"补子等。明代逢上元灯节，内臣宫眷皆须穿戴灯景补子蟒衣，以应节令。刘若愚《明宫史》称: “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霄”，内臣内眷，皆穿灯景补子蟒衣。补子一般用织造和刺绣两类方法制成，但在织造方法中主要又分两种，一是缂丝，另一是织金或妆花。

清代继续沿用了明代的补子，内容在大体上没有变化，图案在各个品级之间略有区别，通常是：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清代时，已经完全废除了品色衣制度，只在帽顶和补子上做出区分，清代官服一般情况下都是蓝色的，只有在庆典之时才改用绛色，一般情况下外褂都是红青色的，但在国孝和守丧期间要改用黑色。

官场礼仪Ⅰ 南北分君臣 东西别尊卑

       中国向来讲究礼仪，高低、贵贱、尊卑、泾渭分明，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注重，官场中更是注重礼制，不能乱制，自古以来便有“南北分君臣，东西别尊卑”的说法。

古书中时常可见“南面称帝，北面称臣”，南面即坐北朝南，面向南方，北面则反之，这是古代官场的定制。历史上的尧与舜，是两位传说中的贤
明君主。《庄子·天道篇》说，“明此以南向，尧为之君也；明此以北向，舜为之臣也。”又《孟子·万章》上说“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由此可以看出：当尧当君王时，他是坐北朝南的，舜则坐南向北。当尧禅位于舜后，尧则要率领诸侯们坐南向北见舜了。

古人这种君王坐北朝南，臣子坐南朝北的观念，是由伏羲氏先天八卦为基础推演出来的。帝王，又称天子，处于乾位，对着南方。按阴阳五行原
理，则南方属火，火为阳；北方属水，水为阴。天子坐北朝南，就可“镇阴压邪”，“向明而治”，达到“政治通明”。君王坐北面南，臣子朝天子就必须向北而拜，由此，“南面”发展成为君主称帝执政的代称，“北面”则为称臣之换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被历代帝王视作不可动摇的信条。南

面为尊，北面为卑，这是帝王与臣子在朝廷上的座次礼制，而官场中普通官员之间的座次尊卑又有所不同。这在堂室制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古代官员起居办公的房屋一般为堂室结构，坐北朝南，前堂后室。堂和室同建在一块地基上，台阶多少也根据主人地位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堂和室上面为同一个屋顶所覆盖，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为堂、墙内为室，隔墙上靠西边有窗，靠东边有门，堂和室就此相通，因此古人有“登堂入室”之说。堂东、北、西三边有墙，东墙叫东序，西墙叫西序，南边无墙，临着庭院，堂的中间，一般有两根大立柱。堂是议事、行礼、办公的地方，不住人，而平时的饮食起居都在室内，因此室内的座次尊卑显得十分重要。

在室内，最尊的座位是背靠西墙向东而坐；其次是背靠北墙向南而坐；再次是背靠南墙向北而坐；最卑的是背靠东墙向西而坐。《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到鸿门宴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南向侍。”“以东为尊”之例，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其实不甚准确，在室内固然如此，这时的室指的是堂外的地方，如露亭，军帐中。在堂上和在室内的座次尊卑是有所区别的，不是以东向为尊，而是如淩廷堪所言“堂上以南向为尊。”《仪礼》一书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乡饮酒礼》中对其堂上座位的安排就可以看出“堂上以南向为尊”了：主人在东墙前面向西而坐，主宾坐在北墙的窗户和门之间，向南而坐。次要的客人坐在西边，面向东。堂上东向位是客位，可是这位置在客位中也不算最尊，最尊的是户牅之间南向而设的宾席。历代的衙门都朝南当街开，官老爷总是高高地坐在大堂北墙下的宝座上，面向南方，审问要犯，以显示其尊严。
在堂室中，准确的座次尊卑应该是：“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还有个特点，那就是离最尊者越近，相应的也越尊，越远，也就越卑。《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母等中秋夜在凸碧山庄赏月，“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官场中，官员们除了在堂室中表示座位尊卑外，在日常生活中还以左右表示座次尊卑。

宫廷上百官朝见皇帝，全都向北叩头，官职高的尊贵，应居上位，官职低的卑贱，自然应处下位，至于左与右孰尊孰卑，几千年来各朝却不尽相同，时而左为上，时而右为上。周代时候尚左，《左传》、《国语》中经常提到，古车乘三人，帅居左，御者居中，力士居右。《左传·成公二年》记载：蔡景公，许灵王同坐车，由于景公为侯，灵公为男，按爵位排序蔡侯理应居许男之上，故蔡景公坐在左边。以礼贤下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也是“虚左而迎侯生。”到了秦汉时，官场中就又尚右了，以右为尊，右丞相的官职就比左丞相高。史书记载吕后执政时，陈平由左丞相升为右丞相。后来周勃诛灭吕后族党，功高，陈平主动让贤给周勃，退居左丞相。唐宋以后，除元以外，都恢复周礼，尚左，“凡官阶之序，曰左右，不称右左。”明朝还规定：凡是一品官见公、候、驸马，一品官居右行礼，公、候、驸马居左答礼；二品官见一品也是一样，三品以下照仿。清代一般以满人提任左职，汉人一般任右职，吏部左右侍郎，满人为左，居二品，汉人为右，居三品，因此并排而坐时，左职坐在左边，以示尊贵，右职只好屈居其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