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古国（除西夏）

转自360DC图书馆

大理——飘扬着儒雅的佛号

     大理是中国宋代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一带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自立为王，国号为大理，1094年国中权臣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段正淳改国号为后理。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大理国大力推行汉族文化，用僰（bó）文说话，用汉字书写。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仅存的硕果。此外，大理的壁画和木刻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大理盛行佛教，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的“释儒”（又称“儒释”）。可说大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历史与传说中的段氏家族
　　
　　在著名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的著作中，多次出现过大理国，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在书中，大理国是由段氏王朝统治，人民儒雅宏文，衣冠谈吐都和中原汉人没什么分别。那么，我国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个段氏王朝呢？一灯大师与段誉又是否确有其人呢？

　　金庸在小说中是这样解释段氏家族的出身的，说段氏祖先原本是凉州武人，也就是说段氏家族是十六国时期北凉第一任国君段业的后裔。北凉灭亡后，段氏家族出逃，下落就不得而知了。究竟小说中叙述的是否正确也就无从考证。但是，在我国的云南确实存在过一个段氏皇族，建立了大理国。《唐书?世系表》中说：“段姓出武威”。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段氏自称先世是武威郡（凉州）人”。那么，段氏家族是怎样繁衍生息并迁徙到武威的？小说中对段氏家族的描写与现实中存在过的大理段氏家族是否相吻合呢？这些要从段姓起源谈起。

　　我国在很早的史书中就有对段氏家族的来历、渊源的记载。《史记?郑世家》记载了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郑武王姬掘突建立了郑国。他迎娶了申女武姜为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后来的郑庄公，另一个是叔段。郑武王死后，郑庄公继位，而叔段却很不满，仗着自己母亲的宠爱，就造反夺取王位。但是，郑庄公对叔段早有防备，叔段打败，远逃到现在的河南地区，不再以姬姓作为自己的姓氏，改姓段。这就是段氏的来源。段氏族人最早一直生活在河南的附近地区，后来不断向外迁徙，并流入西北。唐朝的林宝编著的《元和姓纂》中记载了在西汉文帝时有一个叫做段仰的人，任北地都尉，他的后人段贞任武威太守，段氏子孙开始在武威繁衍。汉朝的段贞任武威太守后，段氏家族在凉州大地上大展身手，为造福地方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武威籍历史名人中的段颖、段煨、段承根、段荣、段韶、段达、段秀实等都曾在历史上创建过丰功伟业。段氏是武威历史上有名的九大姓之一，立堂号为“武威堂”，郡望为“武威郡”、“京兆郡”。

　　那么段氏家族又是怎样散布到云南地区的呢？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在《姓氏寻源》里说：“段氏有出辽西者，本鲜卑擅石槐之后，晋将段匹郸里也。支南蛮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裔孙赁人朝拜为云南刺史，本出武威。”他在文中指出，武威的段氏子孙在魏末受到朝廷调遣被派往云南做官。从这时起，云南开始有了段氏家族。

　　从段氏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大理国段氏出自武威，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描绘的段氏同样也出自武威，所以，这两个段氏家族应为同一源头，只是小说中的段氏家族根据情节的需要做了调整。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段氏家族是以大理的段氏王为原型来塑造的。

　　段氏在云南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是在南诏统治时期。在传说中，段氏家族的在云南的第一位英雄名叫段赤城。他曾杀死巨蟒，被当地白族崇拜为“本主”，也就是地方保护神的意思。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真实性不可考证。

　　在历史上，段家为南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贪暴，对那里的少数民族“棠魔蛮”族进行残酷剥削，一斗盐就要换他们的一头牛。少数民族不堪压迫，与南诏大将段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取得了今红河州南部及文山州的地盘。可以说，段家为南诏创下了丰功伟绩。此后，段氏家族一直都在南诏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

　　公元902年，南诏的末期，朝廷权臣作乱，段氏家族趁机夺取了政权。从此，段家飞黄腾达的日子来临了。

　　在真实的大理段氏王朝中，并不存在小说里的一灯大师、段誉等拥有绝世武功的高人。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在大理国中，第十六位国君名叫段和誉，小说中称为段誉，第十八代国君名叫段兴智，小说中称为段智兴。

　　大理灭亡之后，段氏家族也渐渐的衰落了下去。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大理后，就在这里设置了官府，而原本的大理国皇室则成了元世祖的管家，并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后来，大理的段氏家族有发展分裂成几个支系，有的留在原籍，有的迁移到了陕西的雁门关，还有的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

大理的变迁
　　
　　大理的开国之君是段思平。他是“乌蛮”贵族，是南诏国的通海节度使，手握重兵，很有实权。南诏的最后一个国君舜化贞驾崩后，清平官郑买嗣趁机发动政变，杀戮南诏王族800人，自立为君，改国号为长和。长和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仅过了3年就灭亡了。长和国的权臣杨干贞杀死了国君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君，改国号天兴。但是，赵善政只是个傀儡国君，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在他称帝几个月之后，就被杨干贞废掉。杨干贞自己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大义宁。这个人虽然阴险狡诈，很会卖弄权力，但是却没有什么治国方略，而且为人十分贪婪，对百姓横征暴敛，不得民心。当时，大义宁国上上下下都掀起了反杨的运动，国家政权摇摇欲坠。

　　段思平见大义宁国内大乱，就在通海培养自己的势力，等待机会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他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拉拢了乌蛮三十七部贵族，又得到了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的支持，力量大增。据说，段思平能够出兵建国还要归功于一支神戟。《南诏野史》中记载，段思平有一天化装成猎人去联络武装力量，夜晚在一户农家投宿。这户人家藏有一支神奇的戟，似乎专门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那天晚上，刮起了大风，那杆戟竟然自己跑了出来，来到段思平的房间。段思平很是惊讶，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就赶忙带着神戟走了。在后来的战争中，段思平使用这杆神戟指挥千军万马，杀敌无数。

　　公元937年，段思平趁大义宁政权危难之机，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武装力量向大义宁发起了强大的进攻。大义宁的军队不堪一击，段思平没用多长时间就灭掉了大义宁。之后，段思平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在羊苴（xié）城。大理国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建立的政权。

　　大理这个国号还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南诏野史》说段思平在进兵时，找不到渡口过河，正在危难之际，遇到了一个“披缨浣纱妇”给他指点迷津，并且叫他建国后把国家命名为“大理”。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在史书中，记载了段思平取大理作为国名的用意。他改国号为“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稳定统治基础，富国强兵。在我国古代社会，“理”与“治”是一个意思，“大理”就是“大治”的意思。对于这个国号，还有一种说法，“理”是彝族的自称。那时，“理”和“宁”是一音多写，大凉山彝族至今还称自己是“宁”或“宁惹”，彝区称为“宁木”。

　　段思平建国后调整、治理了国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更易制度，损除苛令”，使政权逐步得到巩固、人民得到休养，使经济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封赏帮助自己登位的功臣，段思平分封诸侯。各诸侯都世袭领有封地，在诸侯领地内，当地诸侯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也各有家臣效忠。他在全国设首府、二都督、六节度，共八个地方政权，有“云南八国”之称。在大理国的发展前期，这种分封制稳固了统治基础，发展了经济，大理国进一步强大起来。大理国的疆域十分广大，是今天云南省面积的将近3倍，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大理沿用了南诏的政治制度，王称骠信，下设清平官，有坦绰、布燮、久赞、彦赞，彦赞是大理增设的，清平官下有“九爽”的官职。

　　在几位皇帝的努力下，大理国的国力与日俱增。《桂海虞衡志》中的八个字可以充分的说明大理取得的成就，“地广人庶，器械精良”。经济的发展源于农业的发展，那时的统治者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再加上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先天的优势，使大理的农业与中原地区水平基本相当。元初郭松年到大理，见到了“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禾麻蔽野、溉田千顷” 的景象。大理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并产良马，每年都有数千匹精壮的马匹被运到内地贩卖。

　　大理由于交通四通八达，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十分频繁，边境的互市榷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瓷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随着贸易的增多，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也被带到了那里。宋徽宗时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大理王”。此外，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达带动了手工业的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与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是大理国闻名天下的特产。冶炼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闻名天下的云南刀“吹毛透风”。

　　但是这种繁盛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理国就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段思平所分封的诸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的统治，但是也给后世的帝王们带来了统治危机，诸侯据地自雄、王室力量极大削弱。各封建主和其他民族的一些贵族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滇池地区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区的杨氏家族，就发展成了东、西部的两大霸主。他们与“大理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至发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地步。

　　公元1063年，杨允贤公开叛乱。大理的第十二位国君段思廉无力平乱，只好请诸侯高智升出兵相助。高智升虽然平定了杨允贤的反叛，但却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据了整个鄯阐府辖境。段思廉虽然不情愿高家这样做，可是碍于高氏家族的强大势力，只能顺水推舟封高智升为鄯阐（shàn chǎn）侯，并且还不得不把国王直辖领地的一部分“赐”给高智升，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杨允贤虽然反叛失败，但是杨家的势力却并没有因此而衰弱。公元1080年，杨义贞再度发动政变，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广安皇帝”。杨义贞的称帝危及到其他被封诸侯尤其是高家在整个大理国的地位。鄯阐侯高智升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再次平叛，4个月之后就把篡位的杨义贞打败，高家的势力趁机发展到洱海地区。由于段廉义无子，高智升便拥立他的侄子段寿辉段为大理王。高智升表面上拥立段氏为王，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宰相，把鄯阐侯的位子传给儿子高升泰。这样，高氏就成为大理国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诸侯，几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国政权的辖区。大理国的重要官员，也几乎为高氏家族垄断，号称“一门之盛，半于大理”。

　　段寿辉仅仅当了一年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就被高家父子废除，段正明被另立为大理国君。段正明在位时，对高氏家族十分谦让，博得了他们的好感，因此做了14年的皇帝。但是，野心勃勃的高升泰一心只想着当皇帝，于1094年废段正明，自立为皇帝，改国号“大中国”。高升泰篡位后，遭到其他封建主和其他民族部落领主的反对，尤其是“乌蛮”三十七部反对最为强烈，他们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国”的统治。高升泰仅仅做了两年皇帝就一命呜呼了，临终前，他告诫子孙“我之立国，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国仍还段氏。慎勿背我。”他的后人也很听他的话，在他死后就把皇位又还给了段氏家族，立段正淳为国君。

　　段正淳复国后，依旧大权旁落，高氏家族依然掌握实权，世袭宰相，称“中国公”。高家极力扩充实力，通过分封子弟占据了大片领地。高泰明的堂弟高祥明，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居然赠送给段正淳农奴32000户，皇帝接受臣子的馈赠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大理国在内部受到诸侯割据困扰的同时，周边的一些其他民族的部落贵族，也纷纷开始趁机作乱，反抗起大理的统治来。“乌蛮” 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在混战中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些么徒”部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建立“自杞国”。“邛（qióng）部”的贵族扩充武装，“闭其境以专利”，自称“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金齿百夷”贵族叭真，兼并了周围各部，建立“景陇金殿国”。大理国形成了“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大理国就这样在内部的统治危机与部族的叛乱中国势疲敝，逐渐走向衰落。蒙古灭金之后为了对南宋形成两面包抄的夹击战术，决定先征服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领率领10万大军，分兵3路进攻师南下，长驱直大理国入，大理国内各部落纷纷投降。同年十二月，蒙古攻陷大理城，大理末代国君段兴智弃城而逃。1254年，蒙古大军活擒段兴智，存续300余年大理国灭亡。

儒雅飘香的佛国
　　
　　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经常会出土一些制作精美的佛教用品，如佛像、宝幢等等。1919年，在昆明地藏寺遗址修建公园时出土了一尊佛顶尊胜宝幢。宝幢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构图造型精美，人物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当时的日本人称它为“中国绝无仅有之杰作”，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赞道：“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为惊异，滇中艺术，此其极品也”。1978年，云南文物工作者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发现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宝物，大理国时期的五色舍利塔模。这座塔模制作技艺精湛，将金、银、铜、铁和琥珀五种不同的质地完美地组合起来，浑然一体。五色舍利塔是佛教用品，是用来装敛过世高僧的舍利的用品。

　　在云南地区为何频频出现佛教用品？这与大理国佛教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舍利是指高僧入灭火化后的结晶物。佛教一向十分重视对舍利的供奉，大理国也不例外，因此才会屡次出现会出现精美的宝幢。
　　佛教在那一地区是在南诏时传入的，大理时期佛教逐渐发扬光大，最终到了全民信佛的地步，佛教发展成为大理的国教。大理的统治者把佛教与汉族的儒学充分的结合起来，把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融为一体，用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巩固统治。那时，读书人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被称为“释儒”。这些释儒不仅可以在寺庙内讲经求法，可以到朝廷内做官，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大理国是一个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国家。

　　开国皇帝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元朝的郭松年编著的《大理行记》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从这里足可以看出大理的佛教盛况。就连张胜温所做的《大理画卷》都是以佛教为主要题材的。大理的佛教的繁盛以佛经、佛寺、佛雕的发展和佛雕技艺的精湛为代表。

　　大理国写本佛经是我国佛教文化的珍宝，是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佛经的内容涉及经、论、仪轨、注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是研究白族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佛教的发展使佛经成为一种十分紧缺的资源，于是抄写刻印佛经就成为当时的文人、儒释的重要活动。为了显示自己对佛教的信仰真诚，他们耗费大量心血用手抄写卷帙浩繁的佛经。这些制作精美的佛经除了用于平时讲经颂佛之外，由于装帧的精致还成为赠送亲朋的精美的艺术品。但是，由于佛经是用人工抄写的，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时间的磨损以及战乱，到现在这种写本佛经留存的已经十分稀少了，因此弥足珍贵。

　　大理写本佛经不仅是佛教界的瑰宝，还是研究大理历史、书法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佛经不仅可以修正现在人们对大理认识的一些错误观点，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南诏大理国经卷的发现与敦煌藏经相媲美，称其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佛寺是大理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著名的佛寺有无为寺、崇圣寺、宏圣寺、感通寺等。在大理国故地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大理佛寺佛寺50余座。崇圣寺是大理国佛教发展到巅峰的标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佛都。

　　无为寺是大理国的皇家第一寺，位于环境清幽的苍山兰峰之麓，始建于唐朝，在大理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寺庙为东西向，由大门、过厅、大殿、南北厢房所组成，隐于松柏之中。无为寺有八景：晒经坡，传说唐僧取经路过此地，曾在这里晒经书，驻跸台，无世祖忽必烈片大理时，曾在附近驻兵停留，还有来衔桥、翠华楼、阁老岩、玉磬碑、汪清泉、香杉树。元末明初，大理段氏总管段功之女段宝姬在无为寺畔建兰苑隐居。

　　在大理留存下来的佛教雕刻艺术品中，以石钟山石窟最具代表性。石钟山石窟又称“剑川石窟”，位于云南省大理的石宝山上。 这里的佛教雕刻集中反映了密宗佛教与当地民族宗教信仰相融汇的特点。在石窟中的佛陀、菩萨、明王、大黑天神等的造型上，想象丰富、生动逼真、气度非凡。石窟雕刻技艺娴熟，以高浮雕为主，辅以线刻和浅浮雕，手法时而宁静温和，时而强劲勇猛，既有曹衣出水之细密，又有吴带当风之灵动。此外，在石窟中还留存有大量的大理国佛教绘画，如《菩萨图》、《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等石钟山石窟是研究大理宗教、社会、历史和民俗的重要资料，是我国众多佛教石窟中的璀璨的明珠。

出家的国王
　　
　　大理国的宫廷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气，就是出家。据历史记载，从公元937年大理建国开始，一直到公元1253年大理王朝灭亡的22位皇帝中，竟先后有10位出家做了和尚。这10位帝王中，除了第二代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逊位的，其他9位都是自愿放弃江山社稷出家的。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实在是我国帝王史上一缕独特的风景。

　　在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帝王史中，除了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和清朝顺治皇帝外，就再也没有帝王有过这样的举动。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4次皈依佛门，都因群臣的苦谏仍然归座龙椅。顺治皇帝因心爱的皇妃去世而悲痛不已、看破红尘而出家。

　　传说大理国这些做出惊人举动的帝王分别是第８代国王段素隆、第９代国王段素贞、第11代国王段思廉、第13代国王段寿辉、第14代国王段正明、第15代国王段正淳、第16代国王段和誉、第17代国王段正兴、第20代国王段智祥。

　　为什么坐拥江山美人的帝王会甘愿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财富去做整天吃斋打坐、念经颂佛的和尚呢？纵观这些皈依佛门的国王，是在大理国佛教的盛行的大前提下出家的，与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不过他们出家的原因又各不相同，具体原因分为在争权中失败被废为僧、政权不稳被迫出家、人心相背被迫出家。可以说，这些国王出家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避祸。

　　如公元946年，在位仅有一年光景的段思英被废为僧，就属于大理国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争斗中一次典型的夺宫之变。据《滇史》记载，“思英性暴戾，居丧淫戏无度，多变易文德年制度”。段思英因性情暴戾、淫戏无度、变易旧制而被废，不得不出家当了和尚。其中变易旧制又是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他继位后，将其母亲杨氏桂仙封为“榆城宣惠圣国母”。这时推崇杨氏势力的信号，显然与段思平以董姓为重要依靠的方针有悖。董氏是段思平改朝换代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代表人物是段思平的军师董迦罗。大理建国后，董迦罗成了大权在握的相国。段思平死后，段思英受到了董氏势力的威逼，企图抬高杨氏势力的地位，势必引起以董氏势力为首的各政治势力的不满。这时，董迦罗自然与好友段思良结成了利益联盟，逼宫退位。

　　段和誉是大理的第十六代帝王。他并不像小说中塑造的那样是一位多情的风流才子，从政绩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优秀帝王。段和誉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就到点苍山龙苑拜师于天台山云游到大理的高僧六铉（xuàn）法师。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认真刻苦，为以后的帝王之路铺平了道路。段和誉26岁时继位，年纪轻轻的就曾几次平定三十七部的叛乱。他还采取了缓和的外交政策，与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宋朝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往来关系。在他的统治期间，大理国多次向宋朝进贡，献礼献乐，博得了宋朝统治者的欢心，也因此而得到许多赏赐作为回报。宋徽宗为了表彰段和誉，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云南节度使、大理王。在对内的政策上，段和誉勤政爱民，十分同情社会底层百姓的痛苦，仁慈治国、减轻徭役赋税。因此，那时大理境内的人民都十分拥护他。在经济上，段和誉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就这样，大理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定了，国力也走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段和誉还是一位十分宽宏大量的帝王。有一次，部将高智昌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当面指出他的错误并且辱骂他，可是，段和誉身为一国之君并没有以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来惩罚他。在高智昌死后，段和誉为表彰其功绩，还大办佛事为其超度亡灵。高智昌手下的两名军官因为怀恨段和誉而趁机刺杀他，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被段和誉擒获。令人佩服的是段和誉并没有雷霆大怒，把这两个叛贼施以酷刑，反而认为他们的举动是忠于主人的义举，释放了他们。这两名刺客后来自杀，段和誉又下旨为他们修建“义士冢”。

　　在段和誉的长达39年的统治时期内，国家政治稳定，外无战事，经济繁荣。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在自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激流勇退，选择出家作为人生的最终归宿呢?这与他的儿子们有着重要的关系。

　　段和誉有4个儿子。这四个人的品性与他们的父亲却相差深远。为了争夺皇位，他们明争暗斗，甚至会在朝堂之上就大打出手。这四个皇子每人都有自己的势力集团，把整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段和誉对这几个儿子的行为很是失望，萌生了退位的打算。在他当政的第39年发生的一件事坚定了他退位的想法。那一年，在大理国的上空一颗彗星滑过夜空，整个朝廷都被这件事震动了。那时，彗星是灾星的代表，一旦出现，国家就会发生、严重的灾难。段和誉见到彗星之后，也认为这是国家的不祥之兆，就决定退位，把国家交给早就日思夜想当皇帝的儿子管理。他十分信奉佛教，便决定退位之后皈依佛门。这样不仅可以落得个耳根清净，还可以使国家的繁盛不葬送在自己的手中。此外，这样做还可以修行，为下辈子积德。就这样，段和誉把皇位传给段正兴。他出家后法号广弘，终年94岁，是大理国最高龄的国王。

　　出家的大理国王们虽然不再是一国之君，但是待遇却远非普通的和尚可比。崇圣寺是大理国王们出家的专用佛寺，其建筑金壁辉煌，高僧殿里排列的九位出家为僧的大理国国王塑像。野史记载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由此可见，国王们虽然出家，但是仍旧是帝王级别的待遇。

割耳而葬与祀典文化
　　
　　2001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大理东南的苍山上空雷声滚滚、乌云密布，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临了。一位进山采药的彝族老汉见山雨欲来，赶紧找避雨的地方。他知道，这座山上有许多天然形成的山洞，经常被高高的青草覆盖起来。这些山洞正是绝妙的避雨场所。老汉在草丛中细细的寻找着，果真如他所料，一个洞口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向洞内望了望，只见里面漆黑一片。但他已顾不得许多，因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老汉点燃了一只火把，壮着胆子往里走了进去。当火把的光亮照向山洞的深处时，一片金灿灿的光芒射了出来。老汉很是纳闷，凑上前去查看。他发现那些耀眼的光芒是从墙角一些金黄色的罐子里发出来的，原以为是一些陶罐。但当他将这些罐子细细观察一番之后，发出了惊愕的表情。老汉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不顾外面的倾盆暴雨，跌跌撞撞的跑出了山洞。原来，墙角的那些罐子都是都是由黄金做成的。回到家后，不知是因为暴雨的原因还是受到了惊吓，老汉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老汉为什么对从天而降的财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反而出现这样怪异的举动呢？这都与当地流传的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

　　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大理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死后都有一种奇特的丧葬制度。他们不像其他的帝王那样死后埋葬在华丽的陵墓里，并且陪葬着众多的金银珠宝。这些国王对自己的后事是这样安排的，将死者的耳朵割下来装在一个精美的金罐子里，存放在只有后世帝王才知道地址的秘密山洞中，然后再将遗体火化。传说藏着国王金瓶山洞可以穿过苍山、达到苍山的另一面。

　　那位误入山洞的老汉看到里面金光闪闪的金罐子，很快就想到了家乡的这个古老传说。他的死很可能与这些金罐子有关。在他病重的那几天里，曾经在昏迷之中模模糊糊的与自己的后人说起了这件事。于是，苍山中果真藏有大理国王的金瓶的事情就这样传开了，并很快传给了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和考古学家。当他们听说老汉的传奇经历之后，马上就决定去查找那个山洞。因为，在史书里确实记载着大理国王割下双耳，藏于金瓶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后世的祭奠。只要后世的国王们拿出秘密山洞中的金瓶就可以祭奠前世的国王了，而不用大费周折。但是，随着老汉的去世，山洞再一次消失了。无奈之下，考古专家们只得组织了大规模的考古队对整个苍山进行全面的勘查。

　　既然国王把金瓶看作是贮存自己灵魂的地方，金瓶的地位就相当于陵墓，因此肯定会特别的隐秘。据史书记载，只有继任的国王一人才知道山洞的秘密，就是王后以及死去国王的其他亲人都不知道。在安放国王的金瓶时，为了保密，有很多人丧命。继任国王首先派一批人把金瓶储存收藏好，当这些人做好墓葬的一切事宜之后，就会被全部杀掉，这样山洞的地点以后就是个永远的谜了。大理国王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后事如此简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大理只是个地方王朝，国力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没有足够的实力为每一位国王修建大型的王陵；原因之二，可能与大理的独特风俗习惯有关。大理远离中原内地，信奉佛教，时兴火葬，也就没有必要为保存尸骨而修建豪华的陵墓。

　　据历史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证明，大理时期，那里的人们无论身份地位高地都普遍实行火葬。这与中原及其他地区那个时代流行的土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大理国时期三百多年的统治中，考古学家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土葬的陵墓。但是，由于死者身份地位的不同，火葬罐的材质也不同。普通百姓一般只是一个陶土烧制的罐子，只有在贵族的墓葬中人们才能见到精致的火葬罐。国王们因为了显示身份的显贵，他们的火葬罐则应该是用黄金打造的。

　　考古队将整个苍山勘查了两遍之后，都没有发现那个传说中的山洞。但是，他们在勘查过程中对苍山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他们发现苍山的峰麓下面，前面有上下两个平台，两个平台之间有个通道，而这样的地形只有在古代的大型祭祀场所才能够见到。因此，专家们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大理国王的祭奠仪式所在的场所。每到国王的忌日，后世的国王都会从山洞中取出金瓶，举行祭奠活动。

　　2004年冬季，又有一支考古队伍来到了苍山的脚下，准备对这里再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古挖掘。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挖掘，考古队员终于清理出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土坑。这些土坑之所以能引起考古队员的注意是因为里面都埋放着一块大石头。这种在土坑中埋放大石的做法是古代的一种建筑手段。他们先在坑中放上石块，然后再以石块为地基，在上面安置木桩。而这种特殊的建筑手段正是大理国所独有的建筑方法。既然存在大理的建筑遗迹，那么就很有可能存在存放国王灵魂的金瓶的山洞。

　　考古学家们针对以前的考古中发现的两级平台进行重点发掘。当他们从第一阶平台的取泥土勘查时，果然发现里面有一层层不同的土质，这样的情况只有人工夯筑的土层才能出现。 在对第二层平台进行勘察时，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瓦砾的残片，上面有着一些特殊的花纹。经过专家鉴定，这些瓦砾正是大理国的遗迹。这些建筑遗址都显示了地面铺有一层一尺见方的绿釉砖。从这些典型的建筑特点，再加上各方面信息、资料的综合分析，专家们认为这里应该是大理王陵。

　　各种迹象都表明，大理国王的金瓶是存在的，神秘的山洞也是存在的。那个深藏不露的山洞就是王陵的地点。 也许大理国王的王陵只是一个普通的洞穴，也许洞穴中也只有些国王们的黄金火葬罐，但是这个神秘的王陵却是大理王国300多年历史的见证。

　　除了独特的割耳而葬，大理国还有一种特殊的风俗——祀典。

　　祀典就是祭天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早在上古时期，那时的统治者伍怀氏就在泰山上进行祀典仪式。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道：祀典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无怀氏曾封泰山。
　　大理的许多国王都曾举行过盛大的祀典仪式。在苍山的《敕封点苍照明镇国灵帝位碑》中，可以窥见当时祀典盛况的一斑。大理国段氏王朝奉行“天人和一、政教合一”的施政方针。举行祀典的皇帝出于政治需要，为昭示天下，为提高皇帝的威望，为了标榜段氏王朝“永镇山川”的功业，为了提高皇族的政治地位、巩固王权，为了粉饰太平，为夸示中原，都希望祀典后，国家安宁、五谷丰登，四海升平，帝业永固，永镇山川。祀典成为标榜皇权的一种重要手段，以敬“天地君亲师”为途径。因此，可以说祀典也是大理国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是对人们思想的一种教化。大理国的祀典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封禅形式，一种政教合一的盛典礼仪。古代大理国的祀典经过历代帝王都有许多创新，到后来“祀”的仪式往往重于“典”的仪式。这是因为他们“天在上，地在下，龙在上，风在下”的天地观、世界观、价值观造成的。他们把“天、地、人”融入了封建的祀典仪式上，以庄严、至尊至上的祀典活动来呼应三山五岳。

　　大理国举行祀典仪式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苍山，在那里还专门为了祀典而建筑了一座宏伟的苍山神祠。苍山在大理国心目中是一座神山，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之地。此外，洱海边的“天镜阁”、“珠海阁”、“浩然阁”和“水月阁”也是帝王们经常举行合祭天地仪式的场所。那时，统治者为了极力宣扬自己的统治地位，祀典仪式都办得极为隆重。在举行祀典仪式时，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要参加，马就要动用千万匹，要从下面的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中抽调才能够满足供奉神明的需要。祀典的举行，要耗费大量资财，是需要良好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大理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冶铁技术都比较发达，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以往大大改善，已经接近中原地区的水平。

　　除了皇帝举行隆重的祀典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群体也举行盛大的祀典仪式，这个群体就是高僧，以大理国出家的国王最为典型。大理国总共有10位皇帝由于各种原因而出家，尽管出家之后他们以僧人自居，但是手中还是握有很大的权力。这些高僧举行的祀典往往都在他们的出家之地崇圣寺，每年春秋举行两次。“驻马寻幽入梵官，空阶铃铎响天风。波风远映三干顷，雪里高悬十九峰”便是形容高僧祀典盛况的诗句。

大理大事记
　　
　　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灭掉了大义宁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为羊苴城。
　　
　　公元1147年，段和誉把皇位传给段正兴后出家，从此，大理国开始走下坡路，国势日衰。
　　
　　公元 1063年，洱海地区的杨允贤叛乱，掀起了大理国内乱的序幕。
　　
　　公元1080年，杨义贞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广安皇帝”，高智升借平叛之机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成为大理国实际的掌权者。
　　
　　公元1094年，高升泰废大理国王段正明自立魏王，从此，段氏家族在大理的统治暂时告一段落。
　　
　　公元1096年，段正淳复大理国，开始了大理中兴。
　　
　　公元1253年，蒙古大军南下，开始侵扰大理国。
　　
　　公元1254年，蒙古大军活捉段兴智，大理灭亡。

前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文明流传到了今天，也有许多文明在前进的道路上突然消失。当我们的目光在关注亚特兰蒂斯、玛雅、特洛伊、庞贝等外国消逝了的古国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的境内也曾经存在过许许多多的小国。他们中有的还创造出了辉煌的历史。这本来也属于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页，却很少有人去探寻、了解。
　　 当我们不断地遗忘、丢弃的时候，我们所遗忘的、所丢弃的，正在被西方人视为无价之宝。一千年前，无数打着探险队旗号的外国盗贼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他们夺走了不知多少珍贵文物。但也正是他们，帮我们找到了许多传说中的古国。这不能不说是对国人的一大讽刺。
　　中国是个有史学传统的国家。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史家就写出了《尚书》、《国语》《春秋》、《左传》、《战国策》等著作，记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使我们能够对祖先的生活有所了解。从司马迁写下《史记》后，中原王朝历代都有史书传世。
　　 但可惜的是，由于古代中原人的偏见以及交流不便的限制，有关古国的记载得非常少，而且残缺不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史书是专为中原王朝而编纂的。每一部史书，都长篇累牍、细致入微地记述了当时统治王朝每位国王、每位有名大臣的生平。而对于周边的附属古国，史官们不了解，也不屑了解。对于那些古国的记述是非常粗略的，是很不全面的。正因为如此，有些古国已经完全消失，根本不为人所知了。这让今天的人们形成了很大的误解，以为中国仅仅是“中国”。而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不仅仅包括中原国家，还包括那些先后出现的古国。我们今天的疆域，正是由古代中原王朝及其周边国家连接而成的。
　　 对古代中原王朝周边古国的不了解，直接导致了我们对那些古国文明的无知和轻视。这正是上个世纪初外国文物盗贼能够轻易从中国境内古国遗址中盗取宝藏的原因。
　　 我们正在失去的不仅仅是古国遗址中的文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古代也曾经是个多政权国家。每一个曾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古国，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去发现它们、解读它们、记录它们。
　　 已经消失了的古国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历史还有很多，那正在微风中消散的浪漫传奇和神话也还有很多。如果你对这一切产生了希望了解的兴趣，那么，请你继续读下去。这本《消失的古国》，讲述的正是那些曾经在华夏天空留下闪亮一瞬的古国的历史与传奇。
　　 这里有“开国何茫然”的古蜀，有楼兰姑娘沉睡的大漠，有马背国家的金戈铁马，有西域佛国的梵音唱晚。它们有的曾经和华夏民族同时起步，有的曾与中原王朝有过恩怨缠绵…——上古传说中的蚕从，武侠小说中的大理段氏，佛教典籍记载的大德高僧，史家铁笔下的中原儿女……
　　 本书收录的18个个曾经存在过的古国，当然不是全部，但可以代表全部。字里行间倾注着编纂的心血，希望它能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
　　 5000年的文明已经成为昨日，残存的遗迹和古老的传说在讲述着曾经的灿烂辉煌。古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血脉的相连却让我们彼此关注。打开古国的历史，千年的叹息将在你心中回荡。

古蜀国——神话的国度，现实的传奇
　　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这些帝王名号怪异，史料匮乏，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蚕丛，鱼凫，传说里的古蜀王
　　诗仙李白在一生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一首《蜀道难》中，有这样一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鱼凫，说的是什么呢？“开国何茫然”又是什么意思呢？
　　蚕丛，又称蚕丛氏，传说中是上古时代蜀国首位称王的人。据说他是位养蚕专家，“蚕丛”即由此而来。蚕丛的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的左边是斜着分了叉的。最早他居住岷山石室中，为了养蚕，率领部族从岷山迁到成都居住。在夏桀十四年，夏桀派大将军扁攻打蚕丛和有缗氏，于是蚕丛跟有缗氏献上美女。夏桀被美女迷惑，竟然退兵。西周时期，蚕丛被其它部落打败后，蚕丛的子孙后代，都各别逃到姚和雟（两地于今四川西昌一带）。这时，又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重新统一了古蜀国，此人就是鱼凫。
　　李白的这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的就是蚕丛、鱼凫两位国王建国的事情。因为两位国王先祖是谁、如何由何而来、如何建国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叹曰为“开国何茫然”。
　　那么，古蜀王国是真实存在的吗？有关古蜀初期蚕丛和鱼凫两代的记载，只有史料中的寥寥数十字而已，他们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人呢？
　　成书于晋代、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的《华阳国志》中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按照历史的记述，上古时，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古康青藏大高原的古羌族支派。公元前5世纪前后，他们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
　　蚕丛的家系为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据说他巡行郊野时常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呼为“青衣神”。
　　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蚕丛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
　　夏商之际，第三代蜀王鱼凫成为国王，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朝与古蜀国之间曾经爆发多次战争，因此商王才会进行占卜，向上天询问吉凶、对策。

鱼凫执政的时期，正是商王朝接近灭亡的时候。因为与商朝不合，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在伐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古书《尚书》记载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古蜀国的军队起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说，古蜀国军队出战时，都是载歌载舞，用悠长宛转的嚎叫增添军威，用请神明附体的舞蹈仪式来增添勇气。而这嚎叫与怪异的舞蹈，无疑也是对敌人的一种威慑。
　　尽管当时与商朝频频发生战争，古蜀人的生活却未受影响。因为巴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既有险可依，又有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藏、成群的野生动物。
　　与古蜀国联系最密切的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和巫耋人。远古的羌人在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以后，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四川盆地食盐缺乏。据猜测，第一代蜀王蚕丛之所以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成为纵目，可能就是因为缺盐而患甲亢造成的。羌族的池盐远在千里之外，又有重山阻隔很难运送，只能依仗巫、巴之盐。
　　从蚕丛到鱼凫时代，古蜀人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回食盐。巫耋和巴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在贩盐利润的分享上，巫、巴间也存在矛盾。巫耋的盐产量高于巴人，而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古蜀国的食盐供给。为此，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古蜀王鱼凫一面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以阻止巫、巴的纷争，保证长江盐运畅通无阻一面暗中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避免古蜀国的食盐供给因巫巴之争而间断。这支队伍在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据说石垒纵横8行，共64垒。有人认为，古蜀国的营垒被后人误认为是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
　　在了春秋初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望帝杜宇手中。
　　杜宇也是一位活在传说中的古蜀王，而且比以前的古蜀王更具传奇色彩。传说，杜宇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成了蜀国的国王，被尊称为“望帝”。望帝当国王的时候，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教导老百姓怎样种植庄稼，叮嘱人民要遵循农时，搞好生产。他热爱百姓，因此百姓对他十分拥护。
　　那时蜀国经常闹水灾。望帝也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水患。有一年，忽然从河里逆流漂来一具男尸。人们见了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河流上的东西总是顺流而下，怎么这个尸体却是顺逆而上？好事者便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开口讲话，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因失足落水，从家乡一直漂到这里。望帝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
　　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深受其害，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蜀国人口锐减了一大半。鳖灵受望帝的委任，接受治理洪水的任务，他带领民众治理洪水，打通了巫山，这样水流就从蜀国流到长江，使水患得到了根除，蜀国人民又可以安居乐业了。杜宇十分感激，自愿把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然而，鳖灵统治下的古蜀国在鳖灵的子孙手中很快就灭亡了，古蜀国从此消失。望帝杜宇悲伤而死，死后化为杜鹃，整日在林中哀啼。于是，后人的诗中便有了“望帝君心托杜鹃”的凄美词句。
　　从蚕丛、鱼凫，直到望帝、鳖灵，史书与神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人们相信古蜀国是存在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古蜀国存在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被找到吗？
　　20世纪，答案揭晓了。

三星堆，古蜀国辉煌的证明
　　1929年的春天，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具有浓厚的古蜀国地域特色，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也“惊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三星堆文明”。但是，时逢乱世，这一代的考古发掘被一推再推，几乎被遗忘。
　　1986年，对广汉境内文物的发掘工作终于展开了。考古工作者就在广汉三星堆一带发掘出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引起了世界轰动。这些遗址被称为“三星堆文明”，经考证，属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传说中的古国原来真的存在，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就是有力遗址的证据。而且，按照规模来看，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都城。
　　三星堆文明的一个奇特之所在处，就是这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此之前，在殷墟一带也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鼎、盆等，但没有一件青铜面具。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面具，几乎全是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没有下颏，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仔细观察这些青铜面具，两只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这种面具的脸型与现代当地人大相径庭。它代表了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尊细而高的青铜铸成的人像，其相貌和青铜面具的特征相同，穿着一件燕尾服式的袍子，赤着脚，站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铜像身高170厘米左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青铜时代青铜像。铜像两手一高一低，呈握东西状。但该铜像出土时，手中没有发现握有东西。而且，如此细高的铜像在站立时，手中稍有负重就会倾倒。专家推测，这个铜像的神情和手势，像是一个不同于平常人的巫师，应是在祭祀中用到的道具。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3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其中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看着眼球突出眶外的青铜像，联想到传说中上古时代“纵目”的蜀王蚕丛，人们不仅猜测：这难道是对蚕丛相貌的夸张吗？这是否意味着蚕丛确实存在呢？
　　除面具和人像之外，三星堆文物中还出土了金杖、青铜神树、象牙等。金杖长达142厘米，上面雕刻有精美、神秘的纹饰，以及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还压有一只箭状物。另外，杖上还刻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青铜神树也让人惊讶，树高近4米，共3层，分为枝，每个枝头上站立有一只鸟。据考证，这些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代表太阳的神鸟。繁茂的树枝、果实及花朵、尾在上头朝下攀援在青铜神树上的神龙，让人们在惊叹之后常会引起这样的思考：古代蜀人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造型艺术铸造这件充满了神奇想象力的青铜神树，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呢？
　　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既有明显的古蜀国文化的痕迹，又有浓郁的西亚和其它地域文化的特征。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物品，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都非常接近。这种带有“杂交”特征的青铜文化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有明显不同。
　　从一些陶器酒杯极似欧洲同期出土酒杯外形看，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一大批精美、神秘的珍稀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连串历史之谜也接踵而来。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是什么？是氐羌人、濮人、巴人、东夷还是越人？三星堆展现出的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还是兼而有之？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是哪个年代留下的？是商代、商末周初、西周还是春秋战国？它是祭祀坑、墓葬陪葬坑还是器物坑？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从规模来看，三星堆无疑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这里为何被废弃了呢？
　　三星堆文明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发现也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以前，有人认为在古蜀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三星堆的发现毫无疑问可称之为重大发现，它完全可与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重大发现相提并论。
　　世界考古学界公认，对古文字的解读与破译属于重大的科学难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被解读破译出来的古文字仅剩玛雅文字等两三种，而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古蜀文字也属于其中之一。不仅仅是目前无法破译，而且以前也根本没有见过，叫不出名字。
　　三星堆文明及其出土文物的神秘之处，让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以致不少外国媒体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这种说法自然虚无缥缈但三星堆文明不合理的神秘又不能不让人“胡思乱想”。我们只知道它是古蜀国人创造出来的，除此之外简直一无所知。谜底，在何时才能揭晓呢？

金沙遗址，走近古蜀国的金钥匙
　　2001年2月8日。一个初春的下午，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一群工人正在蜀风花园大街的工地上汗流浃背地施工。突然，有人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了异样：大量白色的骨状物，还有一些石人、圆形石器和一些铜器等，便高声的喊着：“挖到宝物了!”只见断壁上挂着一些白色的骨质物，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人们猜测着：是不是挖到古墓了。
　　施工人员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得到消息后，考古发掘人员立即赶到。很快，他们就从遗址中清理出珍贵文物多达1000余件，绝大部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文物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yuàn）、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可能是代表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
　　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该是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它们在风格上与三星堆文物相似，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那么，金沙文明是不是创造了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离开三星堆之后创造的呢？从时间上看，完全有这个可能！。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具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与在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米多的青铜立人相比，它们虽然高矮差别悬殊，但造型极其相似：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东西。仅仅这两个青铜立人，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奇怪地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几乎全部集中遗址中的祭祀区。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青铜器，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地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
　　种种迹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金沙遗址是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
　　金沙遗址告诉我们，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原来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灭绝，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展着。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晚期张仪筑“成都城”，但金沙遗址表明成都早有城市存在，却不为后人所知。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古蜀国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金沙，已经是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平方公里以上。同时，随着附近宫殿遗址的被发现，金沙曾是古蜀国的国都这一猜测也被证实。
　　金沙遗址曾是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然而，这样一个繁盛的王国的首领到底属于传说中古蜀王的某一位，还是另有其人？为何史料中竟无人提及？
　　古蜀国和古蜀人到底来自何处，千古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前，人们曾发掘出宝墩文化遗址。宝墩文化是一种石器文化，而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先民的生产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石器发展到青铜器，这两种不同水平的文明是如何过渡的呢？从时间的延续性和文物特征的相似性上，已经可以确认金沙遗址直接承接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先后都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古蜀国为什么要将都城从三星堆迁到金沙呢？
　　最为怪异的是，如此辉煌的金沙古城，为什么没有被任何一部史书记载？为什么史书中有古蜀国的信息，却没有它的城市的描述呢？
　　在历史上，对于古蜀国，西汉史学家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八个字掩盖了历史真相，在人们的心目中，巴蜀之地是蛮荒，是不毛，是瘴疠弥漫的地狱，是虎狼横行的边陲。
　　幸好，逝去的古文明一个个被发现了，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消失的古国景象也像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我们的眼前。事实告诉我们，成都平原也是一个文明之花长久绽放的土地，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生活。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人，源自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是与华夏族的祖先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他们在成都平原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早期城市，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在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的养育下，古蜀人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发展着畜牧业，从事着工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蜀国。在这个国度里，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被传说赋予神秘的力量。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古蜀国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同时期黄河流域文明大不相同。古蜀人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背面比正面长，像长着尾巴一样；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古蜀国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使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像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发型与古蜀政坛的风云变换
　　古蜀国人的政治生活是怎样的，在众多遗址被发掘之前，没有人知道。人们只是通过传说知道有古蜀国的存在，知道有几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古蜀王曾在这里领导他的臣民。而其中的细节，无从猜想。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斑以窥全豹的机会。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种青铜人头像，一种留着长长的辫子，一种则把头发盘在脑后。在古代，不同民族的发型一般是不相同的，在三星堆出现的这两种青铜人头像，难道也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吗？留着不同发型的青铜人头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唯一的线索是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提供的。1986年，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数十件青铜人像：有断为两半的青铜大立人，也有只残存头部的青铜人头像。在青铜器时代，青铜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些青铜人无疑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在能辨认出发型的64件青铜人像中，发型只有两种：一种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考古学上称之为“辫发”；一种头发卷起来，用笄系在脑后，叫做“笄发”。三星堆人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的“笄发”花样颇多，有的在头顶上扎了个蝴蝶结，有的把头发盘在前额像羊角一样高高耸起，青铜大立人梳的就是“笄发”。当以祭祀坑为单位统计他们的发型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号祭祀坑辫发铜像有9个，笄发的有4个；二号祭祀坑有辫发的铜像则是38个，笄发的是13个。为什么祭祀坑中“辫发”铜像与“笄发”铜像数量不相等呢？
　　要了解两种铜像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就必须想弄清哪些民族爱留辫发，又有哪些民族爱梳笄发。但是，辫发和笄发是古人经常梳理的发型，单凭发型，想确定古人的身份都难上加难，何况要确定青铜人像的发型所代表的含义！
　　不过，青铜人的姿态却泄漏了“秘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常显示出神秘的气息，几乎全部跟宗教有关：那身着华丽服饰、高高站立在祭祀台之上的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仪式之中；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的青铜立人，似乎正在云蒸霞蔚中飞翔；青铜神坛上的四个大力士，身着太阳彩衣，手中紧紧攥着一根神秘的树枝。这些铜像无一例外，都是“笄发”的，他们无疑都从事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职业。
　　那些梳着辫发的青铜人像，神情则闲适、安逸得多。因为身躯已经毁坏，很难从中看出更多细节。但从表情来看，他们与笄发青铜人像是不同的身份。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属于古蜀国哪个阶层？既然是青铜雕像，那么，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必然不会是平民与奴隶。有人认为，跟那些与祭祀有关的笄发青铜像不同，辫发青铜像代表的是一个世俗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掌握政治权利，也就是王权。他们是一个世俗而显赫的阶层，是3000多年前古蜀国统治阶层的缩影。
远古古代，国家权力并不是统一的，这与原始社会的影响有关。在原始社会，最大权利的拥有者是主持祭祀仪式、负责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并不负责管理氏族的日常生活，不去做带领成员狩猎、指挥战斗等“琐事”。受原始社会的影响，早期奴隶社会的统治阶层一般也分为宗教与王权两个部分。青铜人像的两种发型无疑透露了古蜀国内部的政权模式：笄发铜像代表的是一个神权阶层，控制着古蜀国人的精神，充当着人与神灵的联系者与媒介；梳辫发的人们则奴役着古蜀国人的身体，驱使他们劳作、征战。按这种猜测来看，古蜀国的政权是一分为二的，两个阶层中，一个占有所谓的神权，另一个则把王权收入囊中。
　　那么，这两个阶层各是什么身份呢。
　　按照常理推测，远古时代，掌握至高无上的王权的，应该是土著民族，而掌握神权的，则可能是实力强大、让土著民族不得不做一些让步的外来民族。也许，这个外来民族就是来自于中原！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3000多年前，一支来自中原的民族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明。经过了几次接触，古蜀国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中原民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被古蜀国人毫不排斥地接受了。他们担当起了古蜀国的巫师。古蜀国统治者用青铜为他们锻造出一种虚无而神秘的力量。中原民族取代了古蜀国本土巫师，攫取了古蜀国的神权，古蜀国中出现了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的情况。
　　祭祀坑中，辫发铜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笄发铜像。但数量与权力的分享是没有太大联系的。这些青铜人像中，有4个戴着黄金面罩，这也许代表着两个阶层之间的秘密协议。青铜时代，青铜固然珍贵，但黄金更为贵重。这4个青铜人像应该代表了古蜀国的最高权力。他们中两个梳辫发，两个梳笄发，数量恰好相等，似乎是制作者在刻意维持某种平衡。
　　在出土的一把金杖上，刻着这样一幅神秘的图画：4根羽箭平行射穿两颗人头，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则是两只展翅的飞鸟。有人认为，两颗人头代表着梳笄发和梳辫发两个阶层，鱼和鸟是它们各自的图腾，羽箭则相当于誓言。这可能是两个阶层刻下的契约，代表者庄严和肃穆的誓言。
　　然而，神权与王权终究不能长期分庭抗礼。对权利的渴望注定会让两个分享神权和王权的民族爆发冲突。这种事并不罕见在商朝早期，商王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决定着卜筮权，假借鬼神的意志聚顶国家的方向。他们被所有臣民尊敬、信仰，是比商王还有权力的统治阶层。商王武丁继承王位后，王权才慢慢压过了神权，贞人才逐渐消失。商朝的情况跟古蜀国不会有太大区别。因此，可以这样猜测：在某一个时期，古蜀国的王权和神权是分属两个阶层，互相依存的。但慢慢的，拥有世俗世界最高地位却要向拥有神权者低头的王族们不满的情绪日益严重。他们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的权力更大呢？！
　　那么，权欲进一步膨胀的王权拥有者展开行动了吗？这个猜测正确吗？三星堆遗址没有给我们答案。但这个答案在金沙遗址中找到了！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但人头图案却从两颗变成了一颗。权力拥有的两者间，是不是有一个消失或衰落了，剩下的一个成为古蜀国真正的统治者？金沙遗址确实也找不到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了，只剩下辫发铜像，王权拥有者们似乎不仅继续掌握着古蜀国的王权，还得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神权。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小铜立人，梳着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一样的辫子，腰间插着一根短杖。他头上戴着象征着太阳的高冠，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依稀有笄发铜像的影子。
　　古蜀人在一场灾难中逃离三星堆，来到金沙，而这个过程中，王权拥有者趁乱抢夺了神权。
　　历史的真相也许就是是这样。

　一个古汉字背后隐藏的神秘古蜀国历史
　　        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上曾刻有这样一个汉字：弓鱼。“弓鱼”这个字是会意字，早已经从日常用字中消失。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它的读音在今天已经失传，它所隐藏的信息以及产生的原因也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弓鱼”字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除此之外，以前并未在其它器物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人们以为“弓鱼”字只属于弓鱼国时，这个字却在另一块土地上出现了。
　　        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雕刻着许多图案和花纹，其中包括这样一个图案：一张弓，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金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刻在金器上的图案，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古人就是用图案、符号来记录部落中发生的大事的。那么，一张弓箭与一条鱼的组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符号是文字的前身。如果把“弓”与“鱼”组合在一起创造汉字，恰好就是“弓鱼”字。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弓鱼”字与古蜀国金杖、金带上的图画是有神秘的联系的。那么，为什么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弓鱼国是西周的诸侯国之一，比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晚了数百年。弓鱼国遗址中也曾发掘出青铜人像，不同的是这尊青铜像被安放在墓室中，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却被埋入了祭祀坑。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弓鱼国会不会是古蜀国人的分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似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场意外的大火也许是古蜀国与弓鱼国联系之谜的解。
　　        有人猜测：3000多年前某个深夜，火焰产生的热浪与浓烟将熟睡中的古蜀国人惊醒。他们逃出屋子，发现国都中央的宗庙正在被熊熊大火吞没。惊慌的人们纷纷赶去救火。然而，火势已经形成，不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扑来的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巍峨的宗庙在烈火中轰然倒塌，房梁与瓦砾砸在神案上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上。
　　        大火渐渐熄灭了。古蜀国人在宗庙的废墟中巡视，发现这里已彻底被烧毁，到处是还冒着青烟的断壁残垣。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乌有。祖先流传下来的祭祀用具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用来呼唤、祭祀神灵的神器已被烧毁，在古人的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只能像垃圾一样抛弃掉。这不是臆断。古代历史上，许多古老的部落常常会丢弃自己认为已经不灵验的祭祀品。大火被理解成神的责罚，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古蜀国人不打算继续使用。于是他们在河畔挖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到地下。
　　        三星堆文物的祭祀坑起源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这是有根据的。古时，两国交战，战胜者会焚烧战败者的宗庙，但对战败者宗庙中的宝物却不会毁弃，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抢夺对方的福祉。这才造成了特洛伊被希腊联军彻底摧毁的悲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伐燕，获得胜利的齐宣王就毁掉了燕国宗庙，把燕国宗庙中的圣物运回本国。古蜀国在三星堆留下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不是敌人所为。而且，对于埋葬祭祀用品，古蜀国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如果是战胜国所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用心地做这件事。
　　        如果古蜀国在三星堆都城的宗庙是毁于大火，那么，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出现在别处，便也可以解释了。
　　        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古蜀国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了他们的土地被神诅咒了，变成不祥之地了。要继续过幸福的生活，就应该离开这块土地。但是，该向哪里迁徙呢？仓猝之间，人们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他们一部分要去成都平原定居，另一部分则执意要向中原迁徙。
　　        最终，持不同意见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一场盛大而凄凉的告别仪式或厮杀后，他们分别踏上了自己的旅途。向往成都平原的那一支，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文明。而远上陕西的古蜀国人则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矿，也必须得到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古蜀国人建立了弓鱼国
　　——一个对当年的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
　　        定居中原乐土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这为弓鱼国带来了一段和平、安详的生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临近的矢国、夌国之间一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政治婚姻最终也不能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弓鱼国远离衰落。
　　        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对峙。从弓鱼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不难看出当时的弓鱼国人生活的窘境。渭水南岸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然很多，但都非常小，制作简陋，呈现出衰败的气息。到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行踪已经逐渐模糊。此时的弓鱼国也许已经国破人亡，或者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在一座有王室规模却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具芦苇包裹的骨架，死者颈部有条痕迹，明显是被缢死。许多人相信，这个被缢死的古人，或许就是弓鱼国最后一位国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流落到陕西的古蜀国人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感叹。当然，历史的正文有时会被误读。也许，古蜀国与弓鱼国之间的联系并非如今人猜想的那样。是对是错，也许要交给时间与科学来证明了。

曲终人散，辉煌过后的古蜀国国破家亡
　　        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年，中国大地上一片宁静，只由定居成都平原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战争的乌云在两国人民的头上翻滚着。时逢乱世，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这一年，秦国率先向古蜀国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南郑展开了激战。南郑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南郑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是一场攸关双方生死的重要战争。
　　        早在鳖灵统治下的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进军到了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当时是古蜀国的领地。公元前451年，秦人决意收复南郑。他们突然发动进攻，一举拿下南郑，让古蜀国手忙脚乱。古蜀王不能容忍失败，也不能容忍自己统治的地方被敌人掌握。他集结兵力反扑，可秦国早已在这里筑起了坚固的城墙。这场战争持久惨烈，足足用了10年，古蜀国才将南郑艰难收复。
　　        获得了胜利的古蜀国人沉浸在了极度的骄傲中，骄傲自满让他们失去了进取的欲望，10年大战的消耗也让他们不愿再去冒险。收复南郑后，古蜀国并没有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普通领土。他们并没打算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在他们看来，拥有四川盆地这样的天府之国，已经足够了。
　　        大约在公元前361年前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次变法曾因秦国贵族的反对而导致秦国一片混乱。这也许是最后的彻底打败秦国的最好机会，但古蜀国没有任何行动。
　　        商鞅的变法见效了。他本人虽然因为变法得罪了贵族而被车裂，但他施行的改革措施已经形成了滚滚洪流，谁也不能逆转了。秦国变得强盛起来。
　　        而在古蜀国的东边，楚国比秦国更早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在楚国施行变法。吴起的下场与商鞅如出一辙，但他的变法也与商鞅一样，成为没人能改变的趋势，使楚国也慢慢强大起来。
　　        变法的成效并非立竿见影，这是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而且，在初期，变法甚至会让国家产生一定程度的衰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蜀国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它的势力已经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庞大的版图似乎给古蜀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其实，古蜀国的胜利都并非正面交锋，不能算是强大的证明。但古蜀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非常满足。
　　        在各国先后开始施行变法的时候，古蜀国内也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重大行动。不过，这个行动不是非励精图治以求逐鹿中原的变法，而是古蜀王正忙着将开明王朝历代祖先的坟墓迁到成都来——他们原本已经入土为安，却迁到了新都城来。对于迁地重葬的祖先，古蜀王高度重视，斩杀了许多奴隶，作为殉葬祖先的人牲。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了，在古蜀王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一血当年之耻了。楚国的大军挥师西进，很快占据了古蜀国的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巴国的毁灭并没有让古蜀国人心生警觉。相反，古蜀王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命军队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楚国的残渣剩饭让古蜀国王心满意足，他并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楚国已经享受到了变法的好处，秦国也不甘人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对古蜀国的肥沃土地一直有着占有欲。秦人开始谋划如何动手了。
　　        古蜀国地势险要，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再强大，采取硬攻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秦惠王便想出一条妙计。他命人雕刻五头石牛，悄悄运倒秦与古蜀国的边境上，并叫人每天在石牛屁股后面摆上一堆金子，有派人散播谣言，谎称石牛是神物，每天能拉一堆金子。贪婪的古蜀王听到这个消息，眼见真的有人每天到石牛屁股后面收金子，便一心要得到这些神牛，托人向秦王索求。秦王假意拒绝了一番之后，终于答应了。石牛很重，很大，蜀道又那样崎岖，如何才能把“宝贝”搬回国内而不损坏呢？当时蜀国有五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古蜀王就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石牛运回来。五丁力士奉命开出了一条通往国都的坦途，将所谓的宝贝带回国都。古蜀王兴高采烈地等了许久，也不见石牛拉出半两金子，终于知道自己是受愚弄了。他派人去指责秦惠王言而无信，把石牛运了回去，以免留在国内让自己蒙羞。
　　秦王本来就是要借此机会上古蜀国为自己开一条进攻的方便之门，计谋已经成功，自然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扩大通往古蜀国都城的道路，他又使出美人计，托人向蜀王讲：“石牛粪金这件事，我也是受到了下人的欺骗。如今让你们也上了当，我非常内疚。我国有位美貌的女子，是人间绝色。为了表示王牌致歉的诚意，如果古蜀王喜欢的话，我愿意把她嫁给古蜀王。”古蜀王本是好色之徒，听了使者的转告欣喜若狂，立即命五丁力士再到秦国去一趟，顺便将道路弄得更宽、更平，将美人安安稳稳地接回来。五丁力士领命阔路修道，到了秦国，带着秦王所说的美女返回。传说，在返回的路上，经过梓潼，力士们忽然看到一条大蛇正向一座山洞钻去。五丁力士好奇心起，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往外拉，企图把蛇杀死。但蛇很大，几人拽了半天，巨蛇才一点点地从山洞里拖了出来。力士们正高兴，忽然刮起大风，地动山摇，大山崩塌下来，转瞬间，五个壮士和那个美女都被压死了。

古蜀王听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他做梦也想得到那位美女，不料美梦还是没能实现。古蜀王亲自到发生事故的山上悼念美人，唏嘘不已。
　　        蜀道已彻底畅通。而在此之前，古蜀王有一次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没想到秦惠王大胆赴约，蜀国军队的实力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万事俱备，只差出师的名义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公元前316年，巴蜀风云再起，古蜀王率大军向苟延残喘的巴国进攻。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无奈之下，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
　　        知道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此时的秦军，再也不是以前与古蜀军不相上下的军队了。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古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太久。古蜀军溃败，古蜀王也在战场上丢了性命。秦军顺利攻占古蜀国都城。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俘获巴王，巴国也灭亡了。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了。古蜀国，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辉煌文明，在曲终人散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空留下一只只杜鹃在曾经是古蜀国的丛林里泣血哀啼。
　　        古蜀人自从鳖灵建立开明王朝以来，一直奉行奴隶制。战国早期，封建制开始萌芽，古蜀国内却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坚守着古老的传统。商鞅、吴起的变法分别让秦、楚成为强国，锋利的铁器开始用于铸造兵器，两国成了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古蜀国与秦、楚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的对抗。经受了改革和竞争磨砺的中原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古蜀文明因为停滞不前，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古蜀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3000年，黄帝娶蜀山氏的女子为妃，生下蚕丛。蚕丛后来成为古蜀国开国之君。
　　
　　        夏商时期，鱼凫成为古蜀王，率领蜀人从茂汶盆地东迁至广汉平原。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进入奴隶制社会，鱼凫是古蜀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商朝末期，古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在古蜀国境内爆发的洪水。鳖灵出色地完成了人物。望帝因此禅位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公元前451年，秦国进攻古蜀国，夺取战略要地南郑。10年之后，古蜀国又将南郑夺回。
　　       
　　        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进攻巴国。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巴蜀。古蜀国从此灭亡。

东胡——曾让匈奴畏惧的强权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它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从有史记载以来，东胡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春秋战国时曾打败燕国，秦末，曾向匈奴进行敲诈、勒索。
　　       
　　东胡人起源之谜
　　        东胡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周秦两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今内蒙古东部，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一面和草原上的各族不断互相融合，一面又不断迁入中原与汉族融合，最后都融入汉族之中。因此东胡实际上是汉族祖先的一个主要支系。
　　        东胡之称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篇》，有“东胡、黄罴（pí）”的记述。东胡与屠何、孤竹、令支等族当时是并存的。这些古老民族在战国以后都已经被燕所并。由此可见，这一记载不会晚于战国。《逸周书·王会篇》中又说“正北有……匈奴……东胡……”，孔晁注解说：“东胡，东北夷”；又说匈奴、东胡是“北狄”的别名。《山海经·海内西经》也说：“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大泽据考证是今天内蒙古的达来诺尔。东胡在大泽东，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其中的夷人应为居住在今辽东一带的东夷。《管子·小匡篇》载：“（桓公）中救晋公，擒获王败胡貉（hé）、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其中胡貉应该指的是东胡。《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晋公文初立，欲修霸业，……内迎周襄王，居于雒（luò）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也应在春秋时期，因为春秋以后，山戎已经不见于史。
　　        这些有关东胡的记载，都证明东胡是周代活动在近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一个古族。东胡族何时建立国家文献中没有更多的记载可说明。但从《史记·匈奴列传》提到燕将秦开曾在东胡做人质、及东胡以有王的记载，可推断出东胡在战国时就已经建立了国家，因此同时也形成了东胡民族。
　　        关于东胡的起源，文献记载简略而且混乱。
　　        唐代尹知章称：东胡的祖先是屠何族。但这个说法与《逸周书》、《管子》等书记载的东胡与屠何并列的史料是矛盾的。按书中的记载来看，东胡与屠何应该是曾同时存在的两族，屠何的活动范围在今天的辽西一带，东胡则在今天的东蒙古一带。屠何不可能是东胡的祖先。
　　        有人则认为，春秋时的山戎是东胡的前身。到了战国时期，山戎改称为东胡。按这种说法，“东胡”这个名字之名最早应该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但从《逸周书》的记载来看，东胡之称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山海经》也记载了东胡的出现，时间早于战国时期，《史记·匈奴列传》及《逸周书》更将东胡与山戎并列提及。因此，东胡与山戎也应改是并列的两族。山戎的活动范围在今天的大凌河流域上游，东胡则在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流域。齐桓公大败山戎后，东胡一度南下，占领了原属于山戎的地盘。后来，由于受到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攻击，东胡北退千里，又退回西拉木伦河流域。在这个时期，山戎族可能有部分融入了东胡，但不能说山戎就是东胡的祖先。
　　        还有人说，东胡的祖先是土方民族。这个说法是近年才提出的。但土方的确切方位一时还难以定论，也没有更多足以证明土方是东胡之祖先的史料。
　　        此外，有人认为东胡祖源与武庚建立“北殷”有关；有人则说东胡族人是商末周初箕子东赴朝鲜时留下的遗民；还有人提出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
　　        相对而言，这些观点中，东胡族的祖先源自殷商氏族较为可信。
殷商部落以玄鸟为图腾，最初居住在燕山以北的蕃和砥石地区。蕃和砥石，就是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是殷商氏族兴起之地。而这个地域正是后来东胡族活动的地区。殷商部落从史料记载的第一位首领开始，一共经历了14代首领，期间迁徙了8次，到建立商朝的汤在位时，殷商部落定居在了今天的河南安阳。这之间的8次迁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很有可能在殷商部落决定迁徙的时候，有一部分成员并没有离开。进入中原的殷商部落迅速被农耕文明同化，而留在故土的殷商遗民却还过着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习俗没有多大改变。中原人再次遇见这些殷商遗民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是殷商血脉，以为他们和匈奴、山戎等民族一样，是蛮族。匈奴当时自称为胡，东胡族因为居住在匈奴民族的东方，因此就被称之为东胡。
　　        东胡族在商代初年就居住在商王朝正北，西周初年居住在周王朝的北方正东。春秋时期，东胡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到了战国时期，东胡又从晋、燕之北向东、向南扩张，势力所及已达燕的北部及其东北的广阔地域，即今北京市密云县以北的滦河中上游、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西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
　　        东胡人崇尚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水、火等自然万物，以熊，虎、鹿、狼等动物为图腾。在游牧生活和祭祀活动中，东胡人创造出了以“旋转”为主要动作的舞蹈体系，这种舞蹈一直被后人称作“胡旋”。东胡人还善长制作烤制食品，特别是“烤肉”“烤饼”等食品，一直流传至今。现代烧饼就是由东胡人善长烤制的“胡饼”演变发展而来的。
　　        由于主体是游牧民族，狩猎、放牧的生活使东胡人民风剽悍，崇尚武力和战争，经常通过战争掠抢财富和奴隶。虽然比中原文明的发展迟缓了一些，但在战国前期，东胡人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东胡人铸造的铜剑、铜镞、铜刀、铜戈、铜盔，不但有很高的工艺价值，而且非常锋利实用，特别是铜制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和长剑，堪称当时的战争利器。尤其是东胡人的牛角弓，由硕大的牛角和牛筋、鹿筋制造，既短小，又强硬有力，杀伤力极强，配以用雕翎、红柳杆、青铜箭头制成的羽箭，轻便灵活，非常适用。这种角弓羽箭，一直到唐、宋时期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之一。《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国民谣，形容东胡人的形象说：“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帽子很大，像个簸箕，使用的青铜剑，竖在地上长度可以顶到下颏。当时，东胡人带着这种可以遮风挡雨的箕形大帽，骑着高头大马，手挥长剑，腰悬牛角制成的短弓，经常袭击燕、赵、齐等国。向中原人展示了他们的骑兵和骑兵战术。强悍的兵种和有效的战术立即被中原人学习、推广，灵活的马战就这样取代了笨拙的车战。
　　        因为不断的发展、兼并，到了周朝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东胡已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个部落联合体，其中有活跃于东北部的以鱼猎为主的民族，有活跃于中部的游牧民族，有活跃于西部和南部游牧、农耕兼有的民族。
　　        东胡强盛之时，有“控弦之士十余万”，以每户五人出一个能骑善射的控弦之士计算，东胡强盛时的人口达到70万左右。
　　        在近800多年的过程中，东胡人始终生存在以蒙古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通过与中原各国发生的磨擦，，双方加深了解，相互融合的过程加快，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
　　        当然，说东胡人与殷商部落同祖同源，目前也是个假说，尚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支持。不喜定居、不喜墓葬的东胡族留下的遗迹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从有限的蛛丝马迹中找到历史的真相。

秦开破东胡，中国将东北收入囊中
　　        战国时期，今天中国首都北京辖区内的密云地区原属于燕国管辖，地处燕国东北部。它是中原出入东北、内蒙地区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特殊，是边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中原地区经过东周时的诸侯纷争之后，进入了七雄争霸时期。多年的战乱使中原各诸侯国无暇他顾，北方游牧民族变得异常活跃，密云地区就成了他们南下的必经之路。所以，密云地区就成为拥有此地的燕国与北方游牧民族较量的重要战场。
　　        当时，在燕国之北的正是强大的东胡。趁燕国先后几代国君软弱可欺，东胡族迅速占据了密云一带。籍着这个通路，东胡人横行无忌，大肆劫掠燕国财富和百姓。燕国边境受东胡的威胁，百姓纷纷逃离故土，昔日繁华的村落一片荒凉，杳无人烟。
　　        东胡不可一世的风光，一直持续到燕昭王姬职即位为燕国国君。
　　        姬职是周召公第38代孙。当年，燕国本也是个大国。王位传到燕王哙手里时，燕王哙听信谗言，要学习尧舜，竟然把王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燕国将军和在韩国作为人质的姬职立即讨伐子之，燕国发生大乱。齐国趁机借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打进燕国，差点将燕国灭掉。
　　        姬职平定内乱后，即位为燕昭王。他眼见昔日强大的燕国已经沦落为七雄中最小的诸侯国，很不甘心，立志要使燕国强大起来。积极物色治国的人才，以求复兴燕国。
　　        人才的获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燕昭王于是亲自登门向老臣郭隗挺询问该怎么做。
　　        郭隗（wěi），沉思了一会，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但请允许我先说个故事。古时有个国君喜爱千里马，派人到处寻找，三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方有匹名贵的千里马，就在国君拿了重金去购买。不料，侍臣到那里时，千里马已经病死了。侍臣不敢空手而回，便拿出一般的钱把马头买了回来，把马头献给国君。国君大怒，说：‘我要你买活马，谁叫你花钱买没用的马头？’侍臣回答：‘外面人听说大王肯花钱买死马，自然会有人把活马献给大王。’果然，国君重金买死马的消息一传开，大家都想，死马况且都花这么多钱去买，何况活马！不出一年，国君得到好几匹千里马。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座精致的豪宅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各国有才干的人见燕昭王诚信招募人才，纷纷赶来求见，其中最有名的是赵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
　　        于是，燕昭王与赵国、韩国、魏国、秦国联合发兵，由乐毅统率，攻打齐国。乐毅善于指挥，五国人马士气旺盛，齐国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赵、韩、秦、魏的将士打了胜仗，各自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不想再打下了。乐毅却不肯罢休，率领燕国军队一直打下齐国都城临淄。
　　        消除了齐国的威胁之后，燕昭王继续励精图志，国力大盛。经他的努力，燕国已经可以与东胡开战了，只是需要选一个能够率领燕军打败东胡的将领。
　　        不久，秦开从东胡逃回来了。秦开是燕国名将。燕国为与东胡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曾将秦开送往东胡做人质。秦开为人精明，有计谋，富于作战经验，久经沙场。在东胡做人质期间，他表面上对东胡人百依百顺，取得东胡人的赏识和信任，暗中观察、研究东胡的政治、军事、礼俗及山川地势，对东胡各方面情况了然于胸，特别是对东胡军队的作战特点、作战方法一清二楚。
东胡大事记
　　
　　公元前302年前后，赵国武灵王在位时，东胡人经常对赵国进行侵扰。赵国当时以车战为主，常被人健马疾、精骑善射的东胡人打败。为此，赵武灵王实行改革，实行“胡服骑射”——学穿胡人窄袖紧身的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技术，用骑战取代了车战。东胡人最先创建的中国骑兵兵种从此传入中原。
　　
　　公元前273年，即赵惠王二十六年，一度臣服于赵国的东胡反叛，占领了赵国代郡。赵国于是发兵反击，攻占了东胡的领地欧代。
　　
　　公元前315年前后，燕国被东胡击败。燕王将名将秦开当作“人质”，送往东胡质押。秦开得到了东胡人的信任，熟悉了东胡的内部情况，后来逃回赵国。领兵击败东胡。东胡人被迫退回了科尔沁草原中、东部。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发生了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东胡王认为匈奴软弱可欺，先派人索求了冒顿妻子、良马，又打算讨要两国边境的土地。冒顿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遂兴兵伐东胡。东胡人不备，打败，东胡国就此灭亡，分出乌桓、鲜卑两支。

匈奴——征战草原的传奇王朝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自西周起，匈奴开始威胁中原王朝，战国末期赵将李牧曾大败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北击匈奴，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汉武帝时，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后匈奴分裂为两部，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北匈奴逐渐西迁，从此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徙居漠北，炎黄一脉兴起
　　原始社会时期，黄河、长江流域分属两大部落联盟，一支为长江流域的九黎族联盟，以牛为图腾，首领就是蚩尤；另外一支则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族联盟，以龙为图腾，首领是炎帝。
　　中国古代神话中说，神农帝就是炎帝，是炎帝部落的领袖。那时，黄帝所在的部落不过是华夏族的一支小部落而已，因为居住在最北，环境极为恶劣，人丁稀少，实力很弱。后来，黄帝成了族长，鼓励全族习武，民风彪悍，在华夏族中逐渐强大起来。
　　最终，黄帝部落不再服从炎帝部落领导，并击败了炎帝部落，成为了华夏族的新领袖。神话传说中的祝融、共工大战，就是从此演化出来的。
　　黄帝成为华夏族的首领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华夏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汉族人的先民。
　　华夏族得以发展后，黄帝不再安于黄河流域，开始南侵九黎部。当时，九黎虽然不如华夏族发达，但他们已经有了青铜武器。中国古代神话中多次提及说，蚩尤有八十一个铜头铁臂的兄弟，其实这里的铜头铁臂就是说那时的九黎部已经掌握了冶炼技术。在被九黎部连续九次击退进攻后，黄帝吸取经验，总结了战略战术，最后终于击败了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
　　黄帝的部落此时得到的更广阔的空间，周围也再没有别的民族的威胁了，便对周围的民族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不压迫、不奴役，而且将当时小的部族都分封了国主。当时的炎帝、九黎等被击败的部族除了大部分被黄帝一支所融合外，剩下的部分和一些小的落后部落被分为了蛮、夷、狄、戎四部。
　　蛮，是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今天苗人的先族。中国神话中说黎人被击败后居住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其实真正的黎人都迁到了南方的广密的森林中；夷，是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就是后来的殷商部落；狄，一部可能是鞑靼（dá dá）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有名的中山国，就是这个部族的一支；戎，可能是一支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的分支或其与黄种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经过漫长的游牧生活，周朝时，大部分狄戎部落游离于中原之外，相互间不断兼并，渐渐形成了匈奴民族。
　　匈奴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说是鬼方、混夷、獯鬻（xūn yù）、荤粥、猃狁（xiǎn yǔn）、胡等的异译。“匈奴”一词，汉语的意思直译为“人”、“土民”，意义为“天帝之子”。匈奴单于给西汉皇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王国维认为，“匈奴”二字快速连读，就发“胡”字的音，而“胡”这个字在匈奴人心目中即为“天之骄子也”的意思。
　　匈奴的首领叫做单于（chán yǘ），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汉书》说，单于姓挛鞮（dī），其国民称之为“嶿（ru）黎孤涂单于”。而匈奴语把天叫做“嶿黎”，把子叫做“孤涂”，单于则是广大的意思。由此可见，单于就是天子的意思。
　　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就已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他们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来逐步移居漠北。匈奴所属的各氏族和部落，各有各的领导者，各自分散定居，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
　　开始时，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的匈奴人，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都是孔武有力的骑兵。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都是战士。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山西一带，并逐步推进，将势力扩展到“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
　　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人，主要居住在黄河西北的苦寒之地，南有燕、赵强国，东有月氏、东胡，西北则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月氏、东胡都是匈奴当时不能战胜的强国，燕、赵虽不如匈奴强大，但由于匈奴曾斩杀了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周幽王，北方诸国有了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观念，全部联合起来一起抵御匈奴，因此，匈奴无法向中原发展。当时的匈奴，可谓是夹缝中求生存，处境艰难，过着并不风光的生活。
　　这个时候，匈奴族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首领——冒顿（mòdú）单于。如果没有这个人，匈奴可能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就已经被灭亡了。
　　冒顿的父亲是匈奴人的单于，叫做头曼。在秦国灭六国时，头曼单于曾经趁乱攻击中原，占据了陕西河套一带。后来秦朝建立，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出击，打败匈奴，匈奴国力大衰。头曼单于行事随意，对亲情并不看重。他与后妻阏氏（yān zhī，汉代匈奴称其君主的妻妾为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出于对后妻的宠爱，头曼便想立幼子为下任单于。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除掉长子冒顿。父亲无缘无故要杀儿子，肯定会招来议论，头曼单于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他派冒顿到强国月氏当人质，随后立刻派兵袭击月氏，想激怒月氏，假月氏人之手除掉儿子。
　　不料冒顿有勇有谋，见事情不妙，先抢了月氏人的战马，孤身一人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不仅没害到儿子，反而得罪了强国，陪了大量的财物才平息了战争。这样一来，很多人都对头曼单于产生不满，冒顿更是怀恨在心。
　　有心机的冒顿没有立即表现自己的不满。他发明了一种响箭，后人称之为鸣镝（dí），射出去时会发出尖利的声音。冒顿自己的下属颁下军令说，自己用鸣镝射哪里，大家就必须一起向哪里射箭，违令者斩。计划在循序渐进地进行着。冒顿先是在狩猎时将鸣镝射向猎物，有手下没射，就会被砍头；后来，冒顿又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又有手下不敢射，同样被杀了；再后来，冒顿竟然将鸣镝射向自己的妻子，有些手下不敢射了，又被给杀了。见识了冒顿的手段，手下只要一见鸣镝，都不敢犹豫了。最后，冒顿将鸣镝射向父亲头曼的坐骑，手下全部响应，把头曼的坐骑射成了马蜂窝。这样，冒顿确定手下没有问题了，便在一次同头曼游猎的时候，将鸣镝射向了头曼。理所当然地，头曼立刻就被儿子的手下乱箭射死。冒顿除掉了父亲，成为新一代单于。
　　冒顿成了单于后，没有致力于战争，而是竭力为匈奴创造能够发展的环境。。
　　冒顿的妻子阏氏当时是漠北有名的美女，东胡的国王听说后，就派使者来索要阏氏。冒顿单于问众人：“阏氏这么美丽，能送给东胡吗？”手下人都说：“阏氏是单于的妻子，绝不能给。东胡人实在无礼，我们应该去攻打他们！”冒顿笑笑，说：“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焉能因为女人而伤了两国的和气？送他好了！”于是，匈奴人的王后就这样被送给了东胡。后来，东胡国王听说冒顿有匹千里马，又派使者来索要。众人都说不能给，可冒顿依然送给了东胡。东胡因此对匈奴颇为轻视，而冒顿就借着这个机会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使匈奴逐渐强大起来了。

匈奴崛起，横行中华数百年
　　        在冒顿的手中，匈奴的实力日益增强了。隐忍多年的冒顿开始了对东胡的反攻。
　　        在匈奴和东胡的交界处，有一块非常荒芜的土地，叫做瓯脱，没人居住。东胡看上了这块地方，又派来使者，让冒顿单于这块地方也送给东胡。冒顿的一些手下有了前边的例子，以为单于惧怕东胡，又觉得那块地方不要也罢，就讨好说：“瓯脱那么荒凉，没人愿意住，东胡要送给他们好了。”冒顿大怒，把说“可以送”的手下都杀了，然后说：“女人、马匹不足惜，土地却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送人？！”说完，他立即发动大军攻打东胡。此时的匈奴已经非常强大，东胡却一直没把匈奴放在眼里，轻敌大意，结果被匈奴杀了个措手不及，东胡也就这样灭亡了。消灭东胡之后，冒顿单于又率大军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王，北降丁零、浑庾，一统大漠南北。匈奴人迅速统一了蒙古草原，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统一草原后，匈奴已经是中国大地最强大的势力了。此时，楚、汉之争也已经结束。刚刚从废墟中爬出来的汉朝羸弱不堪，冒顿开始带领匈奴人袭击中原。他们入侵山西，围攻首太原。汉高祖刘邦从未见识过匈奴人的厉害，不知深浅地率领大军赶去救援，反被匈奴人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上，七天七夜不得脱险。后来，多亏陈平献上计策，刘邦派人贿赂匈奴阏氏，声称如果匈奴再不退兵，汉朝就要将公主嫁给冒顿为妻。匈奴阏氏怕汉朝真的嫁公主过来，动摇自己的地位，力劝冒顿退兵。刘邦这才从白登之围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公主嫁给单于为妻，正如以后诗人们所哀叹的：可怜的“鹧鸪”嫁给了草原的“野鸟”。迫于匈奴的压力，不得不数次派公主和亲，连汉朝人自己都觉得屈辱。
　　        然而，事还不算完。冒顿单于自从汉高祖刘邦遣使和亲，并承诺每年送大量絮、缯、酒米、食物等做礼物，倒也很满意，没有再为难汉朝，一连数年没有发兵侵扰，但冒顿也因此骄傲起来，认定汉朝软弱可欺。
　　        不久，刘高祖病死了，汉惠帝继位，吕后垂帘听政，并且大肆封赏吕氏一族，弄得西汉朝廷乌烟瘴气。
　　        冒顿单于觉得西汉正是孤儿寡母执政之时，有机可乘，应该有所动作。但与刘邦盟誓在先，冒顿也不想被人说成背信弃义之徒。机智的他决定激怒汉朝，让他们首先动武，然后自己在一举击溃对方。
　　        于是，冒顿单于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汉朝都城长安，呈给吕后。吕后拆开一看，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一个枕边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这个荒凉的地方。我最擅长骑马打仗，麾下拥有精兵猛士三十万。现在，我来到边境，很想深入你们中原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了，想必你也是空闺难守。我们两人，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都是寂寞之人。你何不来与我相见呢？咱们结秦晋之好，鱼水之欢，这一定会是让你我都高兴的事！”
　　        身为皇太后，吕后是个母仪天下的人，身份至尊至贵，冒顿这封信，言语极尽猥亵、挑逗，是对吕后最大的侮辱。吕后大怒，召大臣商量对策。樊哙（kuài）挺身说：“臣愿意率领十万精兵，扫平这些不知深浅的蛮子。”大将季布立即表示反对，说：“当年高帝统领四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樊哙当时也随从出征了。结果，先皇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那时候，樊哙根本没能力解围。当时百姓还作了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gòu）弩’。现在歌谣未绝，兵士受的伤刚刚愈合，樊哙却吹牛说用十万大军就能打败匈奴，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了吗？我觉得，匈奴人本来就是禽兽，他对咱们说好话，不值得高兴，他对咱们进行侮辱，也不值得生气。总之，是绝不可以出兵的。”季布说匈奴人是禽兽，声称他们说什么都不必介意，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话罢了。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刘邦白登之围的事上上下下都知道，连刘邦带40万大军都差点全军覆没，现在朝廷实力不如当时，谁还能与匈奴抗衡？吕后也明白这个道理，只好忍气吞声，给冒顿单于回了封信。
　　        吕后的回信，原文并未记入史册，据说内容是这样的：
　　        “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赐下信件，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单于雄伟，正在盛年，老妾得单于垂青，本应立即前往侍奉。可惜我年近七十，色衰神弱，牙齿头发都脱落了，走路也不方便了，要是让我见了您，我自己羞惭不说，也污了单于您的眼睛。因此，我只好违背单于的召唤了。谨献上后宫美女三十名，锦帛十万匹，御用精米八十万斛，精酿宫酒百石，敬请大单于笑纳。”
　　        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后人不得知。但是，仅凭史书中没有记载吕后的回信这点看，就足以证明回信的内容确实是有伤国体人格了，甚至或许比人们猜测的更不堪。
　　        一代皇太后，遭到被视为“蛮夷”之族的匈奴单于如此调戏，既不敢发兵也不敢指责，反而卑辞厚币，曲意逢迎，足见当时匈奴的强盛了。
　　        击败了强敌的匈奴人，恰好赶上了中原王朝衰弱的时期，这既是冒顿单于的功劳，也是一种幸运。在冒顿单于的手中，匈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公元前174年，冒顿病故了。儿子老上单于和孙子军臣单于先后继承了王位。这两位单于继续奉行冒顿单于制定的政策，仍与西汉和亲；又以汉人中行说为军师，学会中原的先进文化，因此政治、经济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匈奴贵族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匈奴的实力也开始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死了，他的弟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的儿子逃到汉朝，被汉朝收留。伊稚斜单于对此大为恼火，屡屡发兵侵扰汉朝边境。汉武帝派卫青等人率10余万大军反击，获胜，次年再次出兵，战果不凡，但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却全军覆没，赵信也投降了匈奴。
　　        赵信本来是匈奴人，后来投奔汉朝，在汉朝做官。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因为赵信熟悉汉军、汉地，就对赵信着意笼络，封他为“自次王”，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企图利用他对付汉军。
　　        不知进退的伊稚斜单于并没有认识到，现在的汉朝已经不是当年“打落门牙和血吞”的汉朝了。他还以为对方是软弱好欺负的，他还想重现当年冒顿单于的风光。错误的认识，让他和匈奴付出了惨重代价。

屡战屡败，匈奴人远遁他乡（一）
　　
　　西汉初期，中亚大陆是属于匈奴的。深以被匈奴人凌辱为耻的汉武帝下定了决心，决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匈奴人彻底击溃。
　　在行动之前，他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企图从后方进攻匈奴。但是，定居新乐土的月氏人已经满足了新占领的地域，不再怀念故土。而且，他们曾被匈奴人杀得惨败，不敢再与对方交手了。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汉武帝还是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很幸运。虽然没有外援，他手下却猛将如云。大将军卫青，足智多谋，是不可多得的帅才；骠骑将军霍去病，是骁勇善战的奇才，天生是匈奴人的克星。飞将军李广，数十年威震匈奴；其余的将领，也都是经验丰富、各有所长，领兵打仗各有一套。仰仗着文景之治留下的深厚家底，依赖着猛将名臣群策群力，汉武帝对匈奴人的惩罚开始了。
　　当时，匈奴正在今天的北京一带发起习惯性的袭击。西汉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人击败。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甘肃一带赶走，原本占据这里的两支匈奴小部落——浑邪部和休屠部，不再向单于称臣，转而归附汉朝。公元前119年，卫青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风中逃遁，1.9万匈奴人被消灭、俘虏；霍去病从上谷出发，深入外蒙古近1000公里，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其境内的山头上举行了庄严的祭神典礼。
　　匈奴人刚被赶回外蒙古，汉武帝就着手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以防匈奴卷土重来。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有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可以观月氏故地动静和保证丝路的畅通。
　　西汉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匈奴人本该进行反击。但由于被一系列内战所削弱，他们没能进行反抗。当时的匈奴，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为了多得统治权，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得到了汉宣帝的支持。由于西汉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在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单于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西汉公主联姻。
　　被打败的郅支单于，率部向西逃到今天的俄属突厥斯坦。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威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匈奴的盟邦。这一支匈奴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成为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但是，西汉没有给郅支单于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西汉校尉陈汤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震惊天下的誓言，率军在一次近乎玩命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击了郅支单于，并砍掉他的头。
屡战屡败，匈奴人远遁他乡（二）
　　
　　
　　在这一突发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单于迁到威海边的匈奴人在史书中消失了。直到公元4世纪末，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匈奴人的踪迹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匈奴人进入欧洲时，离开蒙古草原的家园已经有00多年了。这300年间，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详情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往日的不可一世使匈奴人成了落水狗。那些曾被匈奴侵略、奴役的民族在匈奴人过境时献上了最猛烈的“欢迎”。匈奴因此不得不继续西迁，寻找新的生存家园。其间，他们在中亚地区停留了大约200多年的时间。最后一次离开时，匈奴人把老弱留在当地，选精壮继续西征。
　　匈奴人在顿河草原一带打败了阿兰人，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当时，在他们的西面，是两个日尔曼人的部落联盟：一个是第聂伯河以西至德涅斯河以东的东哥特人联盟，另一个是德涅斯河以西至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西哥特人联盟。在西哥特人联盟的西南方，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土。
　　公元375年，匈奴人在他们的巴兰姆巴尔单于的带领下，开始大举向东哥特人的领地进攻，拉开了中古欧洲史上持续了200多年的民族大迁徒的序幕。东哥特人从没有见过骑马作战的人，从没有见过那样迅猛的攻势。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东哥特王由于无法保住家园而引疚自尽，他的臣民向西逃窜直至多瑙河边。这些惊恐的日尔曼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沿途打击所经过的西哥特人部落，把他们连根拔起，驱赶到更向西的地方。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也同样打击邻近的各日尔曼部落。战争的恐惧迅速蔓延到了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那里。匈奴人的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尔曼部落都给驱动了起来。当时，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记载称：“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
　　虽然败给了西汉，但匈奴人的军事能力还是超过了欧洲的日尔曼蛮族和罗马人。他们作战时发出混乱的震天呐喊，作战机动性异乎寻常，优良的骑射技能使得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而近距离搏斗时，他们根本不顾及自身的安全，当敌人企图躲他们的利剑时，他们就扔出一张网把敌人套住，使其动弹不得。
　　在匈奴人的驱赶下，日尔曼人疯狂逃向罗马帝国境内。来避难的西哥特人数量非常多，管理这些西哥特人的罗马官员趁机肆意役使和侮辱日尔曼人，最终迫使日尔曼人奋起反抗。罗马皇帝瓦伦斯在日尔曼人的反抗中被打死。后来，罗马大将狄奥多西勉强镇压了这次起义，并成为新的罗马皇帝。临终前，他将罗马分为东西两部分，遗赠给他的两个儿子。这样，自公元395年开始，就有了相互独立的东西罗马帝国之分。西罗马首都仍然是罗马城，东罗马则建都于君士坦丁堡。
　　日尔曼人被匈奴人驱赶出来以后，也变成了四处游荡的侵略者。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横冲直闯，甚至多次攻陷、洗劫著名的罗马城。在前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日尔曼王国相继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起来。
　　日尔曼人在四处点火，匈奴人却并没有趁火打劫。在给予欧洲人第一次沉重打击后，他们停留在多瑙河沿岸一带，以大匈牙利平原一带为中心，在中欧地区建立了一个匈奴帝国。他们常常作为罗马人的同盟军出手相助，作为回报，东罗马帝国每年要供给匈奴人一定的财物。后来，匈奴人的力量更强了，东罗马人不得不每年交纳一大笔供俸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匈奴人在故乡战败，却在异域取得了更大的辉煌。而将匈奴人带上巅峰的，是一位简直只能以神话来形容的人物——匈奴王阿提拉。

上帝之鞭——匈奴大帝阿提拉的传奇一生(一)
　　
　　匈奴人彻底震撼整个欧洲的崛起，是在阿提拉登基成为匈奴王之后。
　　公元433年，阿提拉与兄弟布来达一同从叔父罗阿斯手中继承了匈奴帝国的王位。那一年，阿提拉27岁。3年之后，阿提拉谋杀了布来达，独掌匈奴帝国大权。与历代匈奴王相比，阿提拉更具雄心，更富于侵略性，而且才智超群。他统治下的匈奴帝国，是匈奴人拥有政权历史的最后一章，也是最辉煌的一章。他使罗马人蒙羞，使日尔曼人丧胆，具有令欧洲人沮丧而无奈的强大力量，以至于他和他的匈奴铁骑都被称为“上帝之鞭”。
　　关于阿提拉本人的记载，西方史书上有些贬损，但也能从中看到其真实的一面。
　　据说，阿提拉曾自称拥有战神之剑，所以他的部下晋见时，如若正面直视他则必须同时后退，否则自己的眼睛会被战神之剑烧坏。阿提拉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却能容忍部下的奢侈。他的臣民都对他非常惧怕，凡见到他必向他欢呼以示敬畏。在西方历史传说中，阿提拉极为残暴凶狠，做尽了劫掠城市的恶行，身上集中了极端的邪恶，婴儿被他看见都会死去。阿提拉的相貌也令人不敢恭维。据记载，他身材矮胖，双肩很宽，短粗的脖子上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有粗硬的黑发和稀疏的胡须，鼻子扁平，一双黑眼睛锐利而阴鸷。毫无疑问，鼻子扁平，黑眼睛，黑头发，是东方人的形象。尽管经过了00多年的迁徙，匈奴人并没有因为与其它民族通婚而失去原来的体征。
　　阿提拉当政时期，匈奴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定居的民族，不再是原来的游牧民族。大匈牙利平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匈奴人放牧马群。所以，阿提拉不得不发展步兵团来弥补规模远不如祖先的骑兵力量。他的军事力量极为庞大，能够实施包围和攻城等大型军事行动，而其它的蛮族军队则望尘莫及。
　　阿提拉称王两年后，就逼迫东罗马交纳更多的供俸。公元447年，阿提拉率军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狄奥多修斯二世乞降。阿提拉不仅得到了东罗马往年欠交的贡金，还得到了一个新的价值2100镑黄金的年贡，同时被赠予多瑙河以南面积可观的领土。这次战役，使东罗马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史书记载说，匈奴人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血流成河。他们抢劫教堂和修院，遍杀修士与修女……他们彻底摧毁了色雷斯，使其不可能再恢复过去的旧貌了”。获得了对东罗马的狂胜后，阿提拉放过了臣服的东罗马，把目标转向西面。西罗马是他要征服的新猎物。
　　那时，西罗马帝国因为与日尔曼民族的数十年的战争，实力大大减弱，而日尔曼人的实力却在崛起。在匈奴帝国最为强大的情况下，罗马人与日尔曼人都想拉拢匈奴人以制服对方。而阿提拉则利用西方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周旋，施展自己的政治报负。对于阿提拉来说，打击东罗马不过是一个前奏，彻底占领高卢地区才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在随后的几年里，阿提拉作了充分的准备，并获得了足够的理由。所谓高卢地区，主要包括内高卢和外高卢两部分。前者指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波河流域地区，公元前3世纪始就己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后者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
　　争夺高卢的决定性的战争发生在今法国香槟省境内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史称“沙隆之战”。这是中古欧洲史上一场著名的战争，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双方投入兵员之多，伤亡之惨重，在那个时代是空前的。
上帝之鞭——匈奴大帝阿提拉的传奇一生(二)
　　
　　引发沙隆之战的，是一桩婚姻。
　　公元449年，西罗马皇帝的妹妹霍诺莉娅与宫廷侍卫的私情被发现，受到其母干涉。那宫廷侍卫被处死了，霍诺莉娅被送到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囚禁。这位公主显然不愿意这样度过自己的余生，而且也对心上人的惨死怀恨不已。情急之中，她派人给西哥特王西奥多里克送了一封信，称若能被解救则宁愿将自己许配给对方为妻。而充满戏剧性的是，霍诺莉娅同时也给阿提拉送去了一枚戒指和一个口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西奥多里克以此为由，直杀入东罗马，大肆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得到东罗马的巨额“劳军费”后才退兵。
　　西哥特人走了，阿提拉的威胁还在。东罗马皇帝令人买通阿提拉身边的侍卫，想用行刺解决对手。阿提拉挫败了这个了阴谋，却仍派人给东罗马皇帝送去重礼，并捎口信说：“你我都出身于贵族，但你的行为使你失去了继续保持这份头衔的资格，而我却以我的功绩保留了荣耀。我们因此可以分出高下了。”东罗马皇帝再次屈辱地向匈奴人交纳大量的黄金，想躲过浩劫。
　　阿提拉并未罢休，他要求霍诺莉娅的哥哥把把包括高卢在内的一半西罗马割让给他作为嫁妆。他率领数十万大军越过莱茵河，宣称要履行婚约，迎娶霍诺莉娅。关于匈奴大军的具体人数，各种史书记载不一，从30万到70万的说法都有。匈奴大军越过莱茵河以后，迅速占领了美茨（在今德国境内），紧接着，包括莱姆斯、美茵兹、斯特拉斯堡、科隆、沃姆斯和特里尔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大城市都遭到了抢劫和焚毁。扫清了莱茵河流域的障碍之后，阿提拉率领他的士兵们包围了奥尔良。
　　匈奴人猛烈的攻势不仅使西罗马危在旦夕，而且更直接地威胁着那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日尔曼国家的安全。罗马大将阿埃丘斯受命组织了一支同样强大的联军迎击阿提拉。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埃丘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
　　公元451年9月20日，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联军在沙隆展开决战。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超过100万。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精骑风驰电掣般冲向西罗马联军的中央，以楔形深深插入。西罗马军团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但匈奴大军没有继续直冲，而是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阿提拉对战局洞若观火，他知道西罗马军团抵挡不住匈奴人猛烈的攻击，但联军中的西哥特人兵强马壮，是个劲敌，如果能将其歼灭，就胜券在握。局势没有按照阿提拉的计划发展，强悍的西哥特人抵挡住了匈奴大军的攻击，他们用含不畏死的冲击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匈奴人被压了回去，尤其匈奴左翼的东哥特人，因为抵挡不住西哥特铁骑的冲击率先败逃。东哥特人的逃跑引起了连锁反应，整个匈奴大军迅速崩溃，被重整旗鼓的西罗马联军杀了个人仰马翻。沙隆会战到此分出胜负。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
　　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退。在欧洲大陆无往不利的匈奴人最终没将罗马纳入自己的版图。
　　连年的战争和疾病消磨了匈奴人的实力，匈奴帝国元气大伤。公元453年的一天，匈奴王阿提拉与年轻漂亮的日尔曼少女伊尔迪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是在美酒与欢歌狂舞中度过的。当晚，醉熏熏的阿提拉带着新娘入了洞房。次日清晨，人们却惶恐地发现，可怜的新娘倦缩在床角发抖，阿提拉在酩酊大醉中被自己的鼻血呛死了。
　　在阿提拉的葬礼上，匈奴人割断头发，刺破脸颊，用鲜血悼念他们的国君。阿提拉的棺材分为3层：最外层是铁，第二层是银，最内层是金，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为了安葬自己伟大的王，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的水，把阿提拉的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下，然后再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都被处死，以使后世的盗墓者得不到线索。阿提拉的坟墓在何处，至今仍是个未解的谜。
　　阿提拉死前并未立下传位于哪个儿子的遗嘱。他的突然死亡所造成的巨大的权力真空，令他的儿子们和党羽迅速陷入了内讧和争夺。
　　公元454年，匈奴帝国内的东哥特人和其它日尔曼部落起兵造反，阿提拉的儿子们无力对付这种局面，帝国迅即瓦解了。从此以后，东哥特人定居在潘诺尼亚，匈奴人则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俄罗斯南部地区，渐渐融合于其它民族。他们后来信仰了基督教，学会了农业，并作为一个势力又继续存在了几百年。7世纪时，东罗马皇帝还招募过匈奴士兵同波斯人打仗。
　　匈奴帝国崩溃不久，深受匈奴西迁影响的西罗马帝国也彻底走向了绝路。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攻占了罗马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开始。
　　匈奴人西迁，将日耳曼蛮族赶出丛林，匈奴的铁骑和日耳曼强悍的入侵引发了欧洲的巨大动荡，并使煊赫一时的罗马帝国走向分裂、衰弱，直至灭亡，欧洲从落后的奴隶时代进入了封建时代，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