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结剧目0
荆湖路
44 岁
68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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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战争中稳固后方,鼓励曹操待机突击。建安五年袁绍举军南下,双方相持于官渡。由于曹操兵少力薄,人们以为操必败无疑,故许都以南各郡县纷纷响应袁绍,军中不少将领也暗中与袁绍通消息。《三国志·赵俨传》载:“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同书注引《魏略》说:“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笺记,通意于绍。”此情此景,确可谓“四方瓦解,远近顾望”(38)。这种危局若不迅速稳定下来,曹操必然军心动摇,自行溃败。这一重任又落在了留守许都的荀彧肩上。他首先平息朝臣的反曹情绪,进而加强对谯郡、颖川等地的控制,平息叛乱,稳定前线的军心。如阳安郡守李通为支援前线,“急录户调”,赵俨上疏荀彧,以为“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操之过急,“必致寇害”,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致使“上下欢喜,郡内遂安”(39)。由于荀彧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措施,从而逐渐平息了地方叛乱风潮使曹操得以坚守官渡前线。
官渡之役,袁、曹相持约有半年,袁绍兵多粮足,而曹操缺兵少粮,相持既久,曹操难以固
守,想退师许昌。荀彧得其信,以为事关生死存亡,立即回信说两军相峙,“先退者屈”,“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40)。后来的事态证明了荀彧此策的正确性。不久,曹操得许攸的情报,以奇兵袭乌巢,一举击溃袁绍。曹操后来坦言:“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自百,臣众怯泪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41)官渡战后,曹操又想退师,荀彧劝其坚持河南防线,以免袁绍死灰复燃,酿成后患。曹操从之,终于建安九年(204)攻克冀州全境。曹操后来说荀彧“建此三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他又称荀彧自人幕以来功勋卓著,“天下之定,彧之功也”(42)。直到东晋初,王导还说:“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43)这说明荀彧的辅佐之功是世所公认的。
五、余论:关于荀彧之死
作为东汉末大姓名士的领袖,荀彧全力辅佐曹操,可谓尽忠尽责。但随着北方的渐归统一,曹操开始图谋甩掉汉献帝这个包袱,经营自己的天下。这对荀彧来说是极其残酷的,意味着他寄希望于曹操恢复东汉王朝之旧貌的愿望彻底破灭。建安十七年,董昭劝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曹操正在谋取东汉王权,故荀彧极力阻止曹操进爵,以为“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44)。荀、曹从此失和。荀彧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在有关士大夫名节的问题上绝不会让步。他不会像孔融、祢衡那人嘻笑怒骂,更不会像董昭那样与世浮沉。汉献帝的存在是他维护名节的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已无可退却,这便决定了他坚决反对曹操进位而不妥协。从曹操方面来说,其进位已是水到渠成,他后来虽说自己甘做周文王,但必须为其子孙代汉做准备。这便决定双方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以名节自持的荀彧与握有生杀权柄的曹操相抗,其结局必然以悲剧告终,就在这一年,荀彧在寿春仰药自尽。此后,曹操又杀了杨修、崔琰等名士,迫使大姓名士让步。及至汉魏易代之际,王朗、华歆和陈群等名士只有随声附和,扮演劝进的二臣角色。
俗谚云:“盖棺论定”。荀彧一生虽多有坎坷,但功绩卓著,以死守汉臣名节,似应早有一公允评价。但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云:“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据卢弼《三国志集解》卷10,袁宏、杜牧、王应麟等均持有类似看法。这实际上把曹魏代汉视为僭逆,其罪孽尽在荀彧辅佐曹操,显然有失偏颇。与此相反,范晔、司马光等通达的史学家则对荀彧称赏有加,肯定其历史业绩,与今天的历史主义态度多有切合处。确实,荀彧一生高自标榜,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一以贯之,“乃心王室”,这是他助曹平天下的原始动机,也是铸就他人生悲剧的症结所在。清代学者赵翼对此体悟颇深,可谓文若之知音,故将其评论照抄如下,以作本文之结:……献帝遭董卓之乱后,四海鼎沸,强藩悍镇,四分五裂,彧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臣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业。其劝操迎天子之论,可知彧欲藉操臣汉之本怀,且是时操亦遽未有觊觎神器之心。及权势已极,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锡,则非复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已怀僭妄而终不肯附和,姑以名义折之,卒见忌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其白于天下矣!(45)细读此论,静心体味,荀文若之死非复无益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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