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

(1)散曲分为小令和套曲两种形式。

(2)每首散曲都有曲牌，且属于一定的宫调。

(3)各自曲牌在字数 、句数、平仄 和用韵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规定。因此，每首元曲的前面都冠有类别名、宫调名、曲牌名和曲题名。

小令

所谓小令又叫“叶儿”，其名称源自唐代的酒令。单片只曲，调短字少是其基本特征。但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则是由数支小令联合而成，此等小令应该是同题同调，内容相联，首尾句法相同，每首小令可以单独成韵，最多可以达百支。《录鬼簿》记载乔吉有咏西湖的【梧叶儿】百首，是重头小令之最长者。

套数

至于"套数"，又称“套曲”、“散套”或“大令”，是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其定制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全套必须押韵相同；二是有【尾声】；三是同宫调的两个以上的只曲连缀而成。套曲以其较长的篇幅表达相对复杂之内容，或抒情，或叙事，或抒情叙事兼而有之。

小令和套数是散曲的两种主要形式，一为短小精悍，一为富丽雍容，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带过曲。带过曲是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如【雁儿落带得胜令】【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曲牌最多不超过三首。带过曲属于小型曲组，与套数比，容量小的多，且没有【尾声】。他只是小令与套数之间的特殊形式。

关系

散曲与戏曲虽然不同，但却有密切关系。明代评论家王世贞认为元曲是由早先的"词"变化而来的。自从金朝与元朝入主中国以来，所使用的胡乐嘈杂，凄紧缓急变化迅速，以往的词难以合拍，于是就创作了"新声"。可见，散曲是随着北人入主中原而来，并流行于市井巷陌，以後被文人吸收，成为一种专业创作。

散曲之题材多样，从大量的作品中可以体悟到深远的道家与道教的思想意义。首先，在田园山水题材作品中，"道法自然"的精神可谓充盈于其间。散曲作家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寄托自己幽远情趣，让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其次，在咏物题材中，作者运用诸多意象，以点缀仙境，抒发慕道情怀。复次，在咏史题材中，作者通过纵向的追溯，歌咏隐修道人宁静的生活，反映了烟波钓叟的审美情感。在艺术表达手法上，与道门情趣有关的散曲以烘托空寥、淡泊之意境见长，其风格自然质朴，耐人寻味。

前期散曲创作的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书会才人作家。如关汉卿及其著名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以及小令【双调·沉醉东风】。这类作家无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自我价值的认定，或是道德修养等方面都与传统文士大相径庭，并大多具有放荡不羁的精神风貌，而在表象之后蕴含的确实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

第二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这类作家不像上类一样比较彻底的抛弃了名教礼法和传统士流风尚，而是不敢信失落，力图重现传统文人价值。白朴，马致远是代表作家。其中马致远的散曲最为鲜明突出，被誉为“曲状元”。

第三类是达官显宦作家。主要有北京人卢挚，洛阳人姚燧等。

散曲大盛于元，这和语言以及音乐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元代民族交融，人口流动频繁，语音、词汇与唐宋时代相比，已有许多变化；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传入中原，也使与音乐结合的诗歌创作在格律上有所改变。正如王世贞在《曲藻· 序》中所说的：“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人、小贩、手工业者的生活喜好，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也需要产生更能表达时代情趣的诗歌体裁。这一切，是使诗坛萌发一种新花的土壤。（文章来源：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六编绪论第三节)

而元代大量文人参与散曲的写作，使之成为一种繁盛的文学样式，原因固然也有多种，譬如它的新鲜感，它和杂剧的亲缘关系（许多散曲家同时也是杂剧作家）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元代文人摆脱了对政权的依赖而与市民社会接近，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束缚时，散曲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表达其思想情感的工具；他们的世俗化的、纵恣而少检束的人生情怀，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像王和卿的名作《醉中天·咏大蝴蝶》：

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蝴蝶这一诗词文学的常见意象，在这里作为文人放狂的个性的象征，得到夸张、诙谐的表现，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作者情绪的欢快奔畅的律动。通常，蜂蝶采花是男女风流情事的暗喻，但这首曲子给人主要的感受，毋宁说是生命力的扩张。

它和传统诗词中常见的矜持、蕴藉实是大异其趣。(元代文学通论) （文章来源：章培恒《中国文学史》第六编第三章第一节）

1．散曲的地位：

元代除了诗词依然处于“正宗”的位置外，诗坛上又涌现出一种新样式，这就是散曲。它与传统的诗词分庭抗礼，代表了元代汉族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2．散曲兴起的渊源：

散曲兴于何时已难以确考，但它产生于汉族民间的俚俗歌谣是无疑的。

3．散曲兴起的原因：

散曲盛行于元代，这和语言以及音乐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元代民族交融，语音词汇与唐宋时代相比，已有许多变化；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传入中原，也使与音乐结合的汉族诗歌创作在格律上有所改变；此外，城市经济的发展，通俗文学兴起，也需要产生更能表达时代情趣的诗歌体裁。这一切，构成了散曲兴盛的土壤。

1．散曲的内涵：

散曲之所以称为“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剧本中使用的曲，粘连着科白、情节。

2．散曲的体制：

小令和套数是散曲最主要的两种体制，前者短小精悍，是单个的只曲；后者富赡雍容，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子按照一定的规律联缀而成的组曲，它们各具不同的表现功能。此外，散曲体制中还有一种带过曲，属小型组曲，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

3． 散曲的风格：

　　（1）在语言方面，既注意一定的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
　　（2）在艺术表现方面，它比近体诗和词更多地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3）散曲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押；曲中还可以增加衬字，这使得散曲趋向口语化、俚俗化，起到了使曲意明朗活泼、穷行尽相的作用。

元代的散曲作家，约有两百多人，存世作品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套数四百七十余套。以元仁宗延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北方。元前期作家依其社会身份，可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书会才人作家。以关汉卿、王和卿为代表，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生命意识，创作题材多涉及男女恋情。这类散曲以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王和卿的[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最为出名。
　　2．第二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他们向往实现传统文人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因而叹世归隐就这类作家创作的主旋律，以白朴、马致远等人为代表。尤其是马致远，被誉为“曲状元”，也被视为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小令写得俊逸疏宕，别有情致。如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28字就勾勒出一幅秋野夕照图，特别是首三句不以动词作中介，而连用九个名词勾绘出九组剪影，交相叠映，创造出苍凉萧瑟的意境，映衬出羁旅天涯茫然无依的孤独与彷徨。全曲景中含情，情景交融，隽永含蕴。周德清《中原音韵》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它“寥寥数语, 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3．第三类是达官显宦作家。他们的作品多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大夫思想情趣，在艺术上偏于典雅一路，俚俗的成分较少。这一类作家以卢挚、姚燧为代表。卢挚的[双调·沉醉东风]《秋景》、姚燧的[中吕·醉高歌]《感怀》等均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与前期散曲作家多为北方人不同，后期散曲作家的主体基本由南方人构成，因而散曲的创作中心也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后期散曲创作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化，题材不断被开阔，表现领域得到极大扩张，使诗坛出现了诗、词、曲并立的格局。哀婉蕴藉的感伤情调代替了前期的激情喷发，逐步成为散曲创作的主流，风格从前期的豪放为主转为清丽为主。
　　这一时期成就较大的作家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等，代表作品有张可久的[黄钟·人月圆]《春晚次韵》、乔吉的[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等等。
　　这一时期重要作家还有张养浩，他的散曲多寄情林泉，但也不乏关怀民众之作。如[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百姓苦。”此曲为张养浩晚年在陕西赈饥时所作，它最为人称道的，是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八个字，鞭辟入里，振聋发聩，使全曲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辉。
　　但到后期，散曲作家竭力雕琢词句，追求典雅工整，向诗词的写法靠拢，散曲便失去了鲜活灵动的特色，走向衰微。

散曲作为继诗、词之后出现的新诗体，显然流动着诗、词等韵文文体的血脉，继承了它们的优秀传统。然而，它更有着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

散曲与词一样，采用长短句句式，但句式更加灵活多变。例如，词牌句数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不能随意增损。而散曲则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突破规定曲牌的句数，进行增句。又如，词的句式短则一两字，最长不超过11字；而散曲的句式短的一两个字，长的可达几十字，伸缩变化极大。这主要是由于散曲采用了特有的”衬字”方式。所谓衬字，指的是曲中句子本格以外的字。如[正宫·塞鸿秋]一曲，其末句依格本是七个字，但贯云石的《塞鸿秋·代人作》，末句作“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变为14字了。这本格之外所增加的七个字，就是衬字。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同时，在艺术上，衬字还明显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例如关汉卿的《不伏老》套数，[黄钟尾]一曲，把“我是一粒铜豌豆”七个字，增衬成“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这一来，显得豪放泼辣，把“铜豌豆”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

传统的抒情文学诗、词的语言以典雅为尚，讲究庄雅工整，精骛细腻，一般来讲，是排斥通俗的。散曲的语言虽也不乏典雅的一面，但从总体倾向来看，却是以俗为美。披阅散曲，俗语、蛮语（少数民族之语）、谑语（戏谑调侃之语）、嗑语（唠叨琐屑之语）、市语（行语、隐语、谜语）、方言常语纷至沓来，比比皆是，使人一下子就沉浸到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氛围之中。散曲的句法讲求完整连贯，省略语法关系。较少见直接以意象平列和句与句之间跳跃接续等诗、词中常见的写法。因而，散曲的语言明显地具有口语化、散文化的特点。

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

散曲有审美取向上当然并不排斥含蓄蕴藉一格，这在小令一体中表现得还比较突出，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崇尚的是明快显豁、自然酣畅之美，与以含蓄蕴藉为审美取向主流的诗词大异其趣。任讷对散曲的这一审美取向作过精彩论述：“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弛、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散曲往往非但不“含蓄”其意，“蕴藉”其情，反而唯恐其意不显，其情不畅，直待极情尽致酣畅淋漓而后止，上举关汉卿《不伏老》套数[黄尾钟]一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杂剧
杂剧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汉族传统艺术形式。最早见于唐代，那意思和汉代的“百戏”差不多，泛指歌舞以外诸如杂技等各色节目。“杂”谓杂多，“百”也是形容多；“戏”和“剧”的意思相仿，但都没有今天“戏剧”的意思。到了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三段各一内容，互不连贯。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汉族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汉族传统艺术形式。杂剧的体裁，首先是一本四折的形式，这是受宋杂剧演出时分为四段的影响，四折之外又可以加两个“楔子”。杂剧有三个构成部分：宾白、唱词、科介。三者交相配合，推动剧情的发展，刻画人物的性格。
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早的汉族戏曲种类。以其发展衍变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又可分为宋杂剧、金院本和元杂剧。就其音乐──北曲来说，则是一种早期的以曲牌体为特色的重要声腔系统。它吸收、融合了汉族传统艺术的优秀成果，对当时的南戏和明代以来南北各种地方声腔剧种给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汉族戏曲艺术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杂剧的音乐，有些直接取自宋大曲，有些则来源于汉族民间小曲。但宋大曲一般只取唐大曲的一部分，称为“摘遍”；宋大曲的结构也已远较唐大曲简单。
北宋以后，杂剧既有随南宋南迁的，也有为金所继承的，金继承的宋杂剧也称院本，性质上与宋杂剧却没有区别。北宋末南宋初，也就是12世纪，南方也产生了一种与宋杂剧不同的戏曲南戏，又叫戏文，又因为产生地在浙江温州，所以又叫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南戏完全表演故事，结构可随故事变化，不象宋杂剧基本由三段构成。南戏音乐以南方流行的小曲、歌谣为主，大概后来受到宋杂剧的影响，也采用唱赚、词调和大曲的部分曲调。南戏虽不讲究宫调，时间久了却也自然形成了集曲成套的规律，曲牌联接已有一定次序。在南戏的舞台上，一般角色也可歌唱，因此便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各种形式，音乐的路子显得开阔了。

杂剧有三个构成部分：宾白、唱词、科介(表情及动作）。三者交相配合，推动剧情发展，刻画人物性格。“白”有韵白、散白；还有“带云”、“背云”、“内云”等名目，各起串联唱词、交代内心活动、人物间交流的作用。元杂剧是一种歌舞剧，因而“科介”包括人物动作、表情、武打、歌舞以及音响效果等内容。唱词是杂剧中重要构成部分，在音乐上采用联套方式，由同一宫调的数支曲子组成，一折一套。至元代后期才出现南北曲联套的形式。曲的排列有一定格式，但又有多样的变化，要求每一支曲子的音乐前后必需衔接。曲文要协律，符合曲牌规定的格律，平仄要和协。押韵以当时北方话为准则，方式为全套通押一韵，但可四声通协，韵字亦可复用。此外，曲文中可加衬字，并可利用丰富的对仗形式：偶句对、鼎足对、连璧对、隔句对、连珠对、隔壁对，等等，增加曲文的修辞色彩。
脚色即行当。元杂剧基本脚色有4类：旦（女性角色）、末（男性角色）、净（刚烈豪强及滑稽人物）、杂（其他杂色），每类更有细致的区分。由正旦或正末扮演主要角色，故剧本有旦本、末本之分。元杂剧的音乐北曲，是形成于北方的一种重要的曲牌联套体声腔系统。它继承了由来已久的传统音乐艺术，包括唐宋以来的歌舞音乐(如大曲和转踏)、说唱音乐（如鼓子词、唱赚和诸宫调）、歌曲（如曲子词、汉族和北方兄弟民族的民间歌曲）等。其中，既有丰富多彩的腔调积累，又有严谨独具特色的结构形式，以及精湛的歌唱艺术和器乐演奏。通过几百年无数艺人的探求和实践，才完成北曲这一声腔系统的艺术创造。

杂剧的名称在晚唐时已经出现，到了宋代，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繁盛，市民阶层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东京（今河南开封）出现了集中演出各种伎艺的瓦肆、勾栏，为戏剧向综合艺术发展提供了条件。宋杂剧是在继承歌舞戏、参军戏、歌舞、说唱、词调、民间歌曲等汉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融合、发展而产生的。当时，杂剧在宫廷中的演出，虽穿插于诸般伎艺之中，但已具有独立演出的性质。在汉族民间瓦肆，杂剧为经常搬演的节目，中元节演《目连经救母杂剧》可连演7、8天，观者倍增。可见当时杂剧作为戏曲形式已在汉族民间广泛流传。
南宋，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杂剧又盛行于临安（今浙江杭州）等地，它在诸般伎艺中已居于首要地位。当时，在北方与宋对峙的金，则有院本（行院所用剧本）流行。金院本与宋杂剧在体裁、演出形式、脚色分工等方面大致相同，其不同在所用曲调（曲牌）方面。
据王国维统计现存院本名目689种中，所用曲调以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民间歌调为多，而在宋官本杂剧中所用曲调则以大曲、法曲和词调为多。在形式方面，金院本较宋杂剧有所丰富和发展，出现了某些新的形式。同时期的南方温州杂剧虽名为杂剧，但实为南戏。元统一中国，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集中了大量财富、人力（包括各色优秀艺人）和文化艺术珍宝。文人因备受鄙视而绝意仕进者，常与杂剧艺人共同进行创作，从而使元杂剧在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繁盛起来。南北统一后，元杂剧逐渐流传于江南临安等地。
元初到元大德年间（1279～1307），元杂剧发展至鼎盛时期，大都以及各地的杂剧演出非常活跃，作家辈出，名作如林。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不朽作品，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和呼声。著名演员有珠帘秀、天然秀、侯耍俏、黄子醋等，盛极一时。元代末年，政治黑暗，经济衰微，北方重灾，更由于科举恢复，文人转趋仕途，以及南方传奇兴起等原因，元杂剧又渐趋衰落。
明初，杂剧进一步宫廷化，代之而起的有体裁简短的短剧和专唱南曲或兼用南北曲的南杂剧，其中虽有少数较好的作品，如徐渭的《四声猿》等，也终于不能挽回杂剧衰亡的命运。至此杂剧艺术已在中国戏曲音乐的继续发展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元杂剧的音乐 元杂剧结构相当严谨，一本戏基本上可以分作4折；这种分折结构符合于戏剧情节发展的起、承、转、合的一般规律。4折之外，还有短小的具有开场或过场性质的楔子作为补充。与唱腔有关的脚色分行是由宋杂剧和金院本发展而来的，而分工更为明确、细致。
元杂剧演唱的原貌，已不可见，只能从历史记载、曲谱、昆曲中的北曲以及戏曲文物中了解到它的基本情况，大致说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① 就其音乐风格来说，前代曲家一致认为它具有浓郁的刚健雄浑的风格色彩。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又与以下所举曲调构成诸因素密切相关。用七声音阶，多四度以上的上下跳进，并有其常用的特性音调，形成高下跌宕的旋律特点。这和北方语言的声调、语调有关。剧词用韵以北方语音为准，分平、上、去三声（入声分别并入这三声），每折为一套曲，其所用曲牌均用一韵。它的节奏质朴紧促，具有“促处见筋”的效果。句间灵活自由地加用衬字；句尾常使用底板，以增强唱腔的动势。
此外，字多腔少的词曲结合形式易于突出词情。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运用，形成它闪赚顿挫的唱腔特点。它的板式比较自由，板数无定，下板的位置也不固定。节拍有散板、一眼一板、三眼一板3种，其速度相对较南曲为快。
② 曲式结构──曲牌和曲牌联套（套数）。元杂剧一般由4折1楔构成，每折用1套曲，一剧有4大套曲，以体现音乐结构与戏剧结构的一致性。其曲式结构复杂严谨，主体部分的曲牌基本上有3种形式：即不同曲牌相联接的缠令形式；两种曲牌交互联接的缠达形式和同一曲牌变化反复的么篇形式。这些形式在具体按腔时容许有所变通。
③宫调运用。元燕南芝庵的《唱论》有十七宫调之说。稍后的周德清则说宫调“一十有二”。而今存元杂剧本中标明曲牌所属宫调，只有五宫四调，即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等9种宫调。元杂剧一戏4折、每折各用一宫调（楔子同于其前、后折）。根据现存北曲曲谱来看，宫调分类的意义并不在调高和调式方面。套数的类别确实是称做宫调。这种“宫调”分类，仍具有规范同类曲谱相近的调域和大致的音域，或表示有同类曲谱存在着共有的某些特性音调的性质，因此能为创造新腔或利用原有曲牌并为实际演唱提供方便。借宫和犯调等突破宫调规范的新的手法，也使曲牌的表现力得到丰富、扩展。
④演唱形式和演唱艺术。元杂剧受诸宫调的影响，其全剧或1折，由主要角色主唱，有比较集中的大段唱腔，以刻画主要人物或叙述事件。除主唱者外，其他角色一般只有宾白。其结果，一方面固然可以充分发挥歌唱艺术在戏曲中的作用，提高主唱者的演唱水平；但另一方面，次要角色在演唱上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也限制了同主要角色的情感交流。因此，后来的剧本也为次要角色安排一些唱腔。
关于杂剧的演唱艺术，如歌唱方法、格调、节奏、歌声、声韵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元燕南芝庵著《唱论》一书中有比较简赅的记述。
⑤ 器乐伴奏。不少人认为北曲的主要伴奏乐器为弦索，但从现在遗存的典箱、壁画、砖雕中所见却只有笛（或有筚篥）、鼓、板，大致同于唐之鼓架部及宋教坊四部中的鼓笛部。因此，有人认为戏曲唱腔伴奏加用筝、琵琶、三弦等弦乐器是较后的事。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话本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技艺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学形式。话本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用通俗文字写成，多以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为题材，是宋元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今存《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等。宋代“说话”（说书）人的底本。也称为“话文”或简称“话”。
周朝已经出现讲故事的说唱文学，如《荀子·成相篇》一文，被认为是当时民间的讲唱文学。三国时代已经出现过“徘优小说”，将表演与说唱于一体，可能是说话艺术的雏型。唐代“说话”已在宫庭中流行。话本小说到了宋朝达到颠峰，宋朝的话本能兴盛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两大主因：

• 文言小说的没落
  
  

• 唐代传奇是文言小说的高峰，但到了宋代，通俗文学已普遍习惯用白话文体创作，以白话文为主体的话本便趁势兴起。
  
  

• 说唱艺术的繁盛
  
  

• 宋代流行的娱乐──“说话”，原意即为讲故事，又加上唐代变文的影响，有说有唱，诗词说论兼具，由于此一表演的兴盛，其内容的原稿底本自然受人重视。
  
• 话本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原只是师徒的“说话”的书面记录。并不是让人看的书面著述，原为口语体，现改编成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了。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众多的官吏和士兵，还聚集着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形成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各种民间伎艺都向城市汇合，以适应新的城市居民的文化需要。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等大城市里，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的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类似后代的戏院），分别上演杂剧、诸宫调和“说话”等各种伎艺。南宋时，“说话”通常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家。
  “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非常广泛，举凡爱情、公案、神怪，以及历史故事等，几乎无所不包。“小说”题材包括胭脂、灵怪、传奇、公案等，现存45篇。
  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说经，其原意是演说佛书。今存的宋元说经话本，只有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作品，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或断为宋刊，或疑为元刻。至于“诗话”一体，王国维在所作“跋”语中说：“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
  
  
• 如元稹诗注所说的《一枝花话》和敦煌写卷《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原卷写作“画”）本》。话本（见宋元话本）在宋代逐渐盛行，开始有刻本流传。话本一般指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人的底本，但傀儡戏、 影戏、杂剧和诸宫调的底本， 也称作话本（据《都城纪胜》及《西厢记诸宫调》）。后来还有人把明清人摹拟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也称为话本。又有人只把小说家的底本称作话本。话本多数以叙说为主，中间穿插一些诗词，也有以唱词为主的。明代人则称为评话或词话。元代以前的话本留存不多，讲史家的话本一般称作“平话”，如《新编五代史评话》等，传世的还有《大宋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小说家的话本多称作“小说”，如元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现存残页)和清平山堂刻本的《六十家小说》等，见于记载的篇目达一百四十多篇，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还有称作“诗话”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话本本来是说话人演讲故事的底本，往往只是略具梗概的提要，编印成书，就成为一种通俗读物，形成一种特殊的体裁和风格，代表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发展阶段。明清人摹仿话本体裁而写作的短篇白话小说，近人称为“拟话本”；讲史类的作品则称为“演义”。
  
• 从上古时代开始，广大民众就利用劳动的余暇时间，口头讲述神话、传说与故事，以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公元八世纪的唐朝中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在民间叙事文学的基础之上，陆续产生了一些讲唱艺术。唐朝讲唱艺术有讲经、论议、变文、说话、俗赋、词文等，每一种都形成了特定的体制。其中「说话」一词乃是讲故事的意思，这种艺术形式以散说与念诵为主，以歌唱为辅，后代称做「说书」。
  现在不少人笼统地把讲唱艺术称做「说书」（或称「说话」），但严格说来，说书只是讲唱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些单纯唱曲的讲唱艺术，不能纳入说书的范围。
  据现存文献，"话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唐《韩擒虎话本》，该文篇末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之语，有学者据此认为“画本”即“话本”，“画”“话”系同音假借；也有学者认为“画本”一词中的“画”在唐宋时为图画之意，因后来说唱文学摆脱变文的影响不再配图时，“画本”一词就转化为“话本”了。然“话本”一词至今仍未有较为统一的意见。而文体意义上的“话本”“拟话本”概念，最早是由鲁迅先生提出来的。
  
  
  

章回小说
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种， 是分章回叙事的白话小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是其主要特点。是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讲史说的是历史兴亡和战争故事，如《金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说话人不能把每段故事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话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从 章回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说”、“看官”“且听下回分解”等字样，可以看出它和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宋元长篇话本已具有章回小说的雏形。长篇话本篇幅较大，为讲述方便，实行分卷分目，每节标明题目、顺序，这是小说最早的分回形式。经长期演变完善，至明末，章回小说的体例正式形成。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用工整的偶句（也有用单句的）作回目，概括这一段落的基本内容。《三国演义》便是典型的章回小说。明清至近代，中国的中长篇小说普遍采用章回体的形式。现当代的一些通俗小说也仍在沿用此种形式。

题目
章回小说的每一回合的标题往往是一个对仗工整、整齐划一的概括性词句，比如《三国志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立首功”，都能极好地概括出每一回大致上的内容。这也符合了当时民间艺人为了吸引听众而使用这样的标题来点明内容。标题一般也比较简略，使人通俗易懂。

内容
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章回小说往往分成三大类，即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怪异。大多数的章回小说都是历史演义，顾名思义，这类的章回小说都是以历史为基础而编写出来的，但为了使小说内容精彩，制造一定的矛盾，为了突出某一人物的英雄特色或者是一特定的主题，作者都会大都是写得“三分实，七分虚”。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中，把曹操的奸诈狡猾、嫉贤妒才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之中有些内容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曹操在历史上所做的功过一概不提，而极力去描摹诸葛亮的神通广大，甚至记叙了一些该人未曾做过的事件。这是章回小说的特色，能够极力渲染一些英雄豪气，是一种艺术手法的体现，中国章回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往往会把二者混淆起来，而真正要了解历史，还是应该去读特定的史书。
章回小说到明代中叶，小说的回目正式创立，标明“李贽评吴观明刻本”的《三国演义》，改240回为120回，它的时代虽难断定，但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刻本《水浒传》，已取消了卷数，直接标目为“回”，又加上了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等，都分回标目，只是有的回目用单语，有的回目上下句往往对仗不工。明末清初，回目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自此以后直至近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普遍采用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并常为文人创作和加工的短篇话本所采用。 经过宋元两代的长期孕育，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水浒传》等。这些小说都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说话和讲史艺人补充内容，最后由作家加工改写而成。它们比起讲史有很大发展，其中人物和故事的核心虽然是历史的，但更多的内容是后人所创造，篇幅比讲史更长了，主要是供读者阅览的，而且明确分为若干卷，每卷又分为若干节，每节前面有一单句目录，如“刘玄德斩寇立功”。到了明中叶，章回小说的发展更加成熟，出现了《西游记》、《金瓶梅》等。这些章回小说故事情节更趋复杂，描写更为细腻，内容和“讲史”已没有一定的联系，只是体裁上保持着“讲史”的痕迹。这时章回小说已不分节，而明确地分成多少回，回目也由单句发展成为参差不齐的双句，最后成为工整的对句。如明嘉庆后出现的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它们把嘉庆本《三国演义》的两节合并成一回，两节的节目作为回目的两句。起初两句不是对偶的，到了毛宗岗修改《三国志演义》时，为了“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就把“以参差不对，错乱无章”的回目改为对偶整齐的二句。

章回小说的开头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引首类、楔子类、缘起类。引首类与话本的入话、头回非常相似，以诗词、议论、小故事引入小说正文；楔子类以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为代表，指在小说开头借助于神话、故事等叙述方式来阐释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一类开头；缘起类以《红楼梦》为代表，这一类开头主要是介绍作品的创作缘起，注重从结构的全局去把握作品的总体。本文从文体渊源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开头模式化的成因。首先，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有着共同的文体源头——说书艺术，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文章分析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对章回小说开头方式的影响；最后，文章还指出八股文对章回小说的深刻影响。

引首类

这一类开头类似于话本小说的入话、头回。小说开篇先有一首或几首诗词，有的小说在诗词议论之后，再叙述一段或几段与小说正文相类或相反的故事，从而引出小说正文。更多的小说并未注明引首，而是直接用诗词议论开头，我们也将其归入此类。以诗词议论开篇是绝大多数章回小说惯用的手法，这是受话本小说入话的影响。诗词议论可以点明主题，概括全文的大意；可以烘托某种情绪，抒发一定的感慨；也可以论说作品主旨，进行劝诫。

引首类开头中的叙事部分，往往是与正文内容不相干的小故事，仅因其题旨与正文相似，其功能都是为了引起正文，称其为引子，再恰当不过。尽管绝大多数引首的性质同话本小说入话、头回的性质相同，但明人用引首而不用话本现成的体制名词入话、头回称呼它，体现了明人试图建立章回小说体制思想的初步尝试。

楔子类

楔子类指的是在小说开头借助神话故事等叙述方式来阐明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一类开头。虽然仍有头回的痕迹，但其故事的内容已不再是与正文无关，而是与正文的思想、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楔子类加强了章回小说开头与正文之间的关系，使开头与正文成为血肉相连的整体，充分发挥了小说开头的结构功能和寓意功能。有一种楔子是作者把自己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刻感悟，用寓意的形式表达出来。此外，还有一种用梦作楔子来暗示作品情节及内容寓意的开头。这样的楔子无论是迷信的、神话性质的因果解释，还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比、梦境与隐喻，这类楔子摆脱了引首类直接说教的作法，体现了作者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缘起类

这一类开头主要是介绍作品的创作缘起，注重从结构的全局去把握作品的总体，已摆脱了话本体制的影响，其代表作是《红楼梦》。在第一回里，作者既交待了创作缘起：“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又交待了《石头记》一书的来历：“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还略述了创作原则：“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不仅如此，他还借甄士隐的梦，捏造了一个神瑛侍者、绛珠仙草前世情缘、后世还泪的神话故事，以之来解释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有情无分的爱情悲剧。如此详尽地交待关于创作缘起的一切有关事宜，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

章回体小说由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由于“讲史”很难在一两次“说话”中把一段历史兴亡争战故事讲完，“说话人”就分次连续讲述，每次“说话”前用题目向听众提示本次主要内容，这就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我们阅读章回小说，经常可看到“话说”“且说”和“各位看官”字样，这就是章回体小说与“话本”之间承继关系的体现。经宋元两代长期的积淀，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章回体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到明代中期，章回小说更趋成熟，出现《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清代，章回小说继续发展，《红楼梦》是其艺术高峰。由于章回体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强的中国民族特色，一直是中国读者所喜爱的文学样式。现在我们较为常见的明清及近代章回体小说，大致有文言体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方言体章回小说，如清代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全文多用吴方言；弹词体章回小说，如陶贞怀的《天雨花》；排偶体章回小说，如清代陈球的《燕山外史》等。
设计理念
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者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塑造、评价人物，表现、设计不同的价值人生，从而形成不同的价值人格。尽管章回小说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人生，但是，群体人格和个体人格仍然构成了章回小说最为基本的人格模式。《三国演义》、《水浒传》强调的是群体人格，在这两部作品中，价值人格集中体现为伦理人格，以传统道德为轴心的社会价值构成了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三国演义》主要通过对统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人格要求；《水浒传》则主要通过对被统治者之间及其和统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描写，表达了作者的人格追求。《儒林外史》、《红楼梦》注重的则是个体人格基础上的人文追求。在这两部作品中，价值人格集中体现为个体人格和人文人格的统一，以具有人文精神的自我价值构成了新的人格理想。《儒林外史》主要通过杜少卿等形象的塑造，以及传统文化中人文因素的发扬，表现了作者新的人格理想。而《红楼梦》则通过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创造和新的人文精神的探索，表现了作者对人文人格的追求。

价值
章回小说不仅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设计并表现了相应的价值人格，更重要的是，还通过价值人格与社会现实，以及不同价值人格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价值人格的毁灭及其毁灭的原因和过程。一方面，章回小说通过价值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及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价值人格的探索和社会的批判；同时，又通过不同的价值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新的价值人格的赞美和对传统的价值人格的批判。正是通过悲剧性冲突的描写和悲剧成因的揭示，章回小说充分显示了其社会批判意义和伦理批判意义。

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是一个早已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并得以普遍深入探讨的课题。近代，王钟麒就通过章回小说的当代观照，高度肯定和评价了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他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认为，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一曰愤政治之压制”，因为“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作为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古代小说的创作“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危，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二曰痛社会之混浊”，因为“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为；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作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明清章回小说“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亵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

诗话诗话，是一种论诗之体。诗话概念上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诗话，是诗歌故事；广义的诗话，是中国诗歌鉴赏、诗歌批评的主要著作形式。这种诗话体式，是中国诗歌繁荣发展的产物。肇始于百代诗话之祖——钟嵘《诗品》，成于欧阳修《六一诗话》。(参见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诗话学》与《比较诗话学》等著作)
①中国古代评论诗歌、诗人、诗派，记录诗人议论、事迹的著作。写作诗话之风，始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盛行于宋代。明、清两代作者也很多。《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辑集了历代重要诗话著作。
②中国古代的一种说唱艺术。有说有唱，韵文、散文并用，韵文大都为浅近通俗的七言诗赞。现存最早的作品是宋元时期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评论诗歌、诗人、诗派以及纪录是人议论、行事的著作。写诗话之风，宋朝最盛，明清两代次之。最著名的有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清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著作。“诗话”还是古代说唱艺术的一种。宋、元时印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作品，它的特点为韵文与散文并用。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形式。诗话的萌芽很早，象《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论作赋、扬雄评司马相如赋；《世说新语》的《文学》、《排调》篇中谢安摘评《诗经》佳句，曹丕令曹植赋诗，阮孚赞郭璞诗，袁羊调刘恢诗；《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于王粲、曹植、鲍照等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评论；《颜氏家训》的《勉学》、《文章》篇中关于时人诗句的评论和考释，都可以看作是诗话的雏形。钟嵘的《诗品》，过去有人看作是最早的一部“诗话”著作，清人何文焕编印《历代诗话》即以此书冠首,但严格地说,它还不是后世所说的诗话。唐人大量的论诗诗，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偶题》，李白、韩愈、白居易等的论诗诗等，则是以诗论诗的一种形式。唐代出现的《诗式》、《诗格》一类著作等，更进一步接近了后世所说的诗话。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话著作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最后一部是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

宋代
诗话正式出现在宋代。第一部诗话是北宋中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这以后，诗话成为评论诗人诗作、发表诗歌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形式。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现存完整的宋人诗话有42种；部分流传下来，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而成的有46种；已佚，或尚有佚文而未及辑者有50种，合计138种。
宋代诗话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早期的诗话以记事为主不过不同于一般的记事笔记它所记的都是有关诗人和诗作的琐事轶闻。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自序中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就说明了它的宗旨在于集琐事，资闲谈。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也同样如此。后来，诗话的范围不断扩大，除记事外，逐渐增加了考订辨证、谈论句法一类的内容。南宋初许□在《彦周诗话》自序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就是对当时诗话内容的概括。诗话的再进一步发展，是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关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问题，加强了它的理论批评性质。这方面成就较高的诗话有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特别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不仅对当时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流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且提出了作者对于诗歌创作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纲领性意见。其中如“别材”、“别趣”说，“兴趣”说（见兴趣说），“妙悟”说等，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曾有不少人对宋代诗话持否定态度，认为诗话兴而诗衰。个别人如袁枚甚至认为宋代诗话简直不屑挂齿，题诗谓“我读宋诗话，呕吐盈中肠。附会韩与杜，琐屑为夸张”《题宋人诗话》。但这实际上是不公正的。宋诗话中津津乐道地记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禅喻诗”等说法，以及其他方面的琐细杂事固然为数很多意义不大，但它毕竟保留和记录了那个时代关于诗歌创作问题的许多直接间接的史料，其中也不乏理论批评方面的精辟见解，这些，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诗话在宋以后，继续有所发展。金元两代，除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外，较有价值的是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明代诗话中，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谢榛的《四溟诗话》、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王世懋的《艺圃撷余》、胡应麟的《诗薮》等，也都有一些较好的见解，曾程度不同地对诗歌创作发生过影响。清代诗话在理论批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对沈德潜强调封建纲常的格调说大加讥贬，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它并且针对以翁方纲为代表的提倡学问诗等主张，强调诗歌创作要出自真感情，有不少可取的意见。其他如赵翼的《瓯北诗话》、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近代林昌□的《射鹰楼诗话》反映了反帝爱国的时代精神，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大力地鼓吹“诗界革命”并保留了许多关于“诗界革命”的史料，都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明清时期，词话、曲话等形式也在诗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例如李渔的《李笠翁曲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其中《李笠翁曲话》和《人间词话》，在理论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前者对戏曲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好的或精到的分析是戏曲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后者则在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此外还有总论诗、词、曲、赋、文的，如刘熙载的《艺概》，也颇多创见。这些词话、曲话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形式。
诗话、词话、曲话等的一般特点是：多数并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取胜而常常以三言五语为一则发表对创作的具体问题以至艺术规律方面问题直接性的感受和意见。而它们的理论价值，通常就是在这些直接性的感受和意见中体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