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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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③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竹林宴】李白《流夜郎至江夏》诗：“恭陪竹林宴，留醉与陶公。”又《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一：“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

【竹林欢】萧统《咏山涛王戎诗二首》之一：“山公弘识量，早厕竹林欢。”

【竹林游】萧钧《晚景游泛怀友》诗：“一辞金谷苑，空想竹林游。”储光羲《仲夏饯魏四河北觐叔》诗：“东篱摘芳菊，想见竹林游。”

【竹林会】李峤《饯骆四二首》之二：“人追竹林会，酒献菊花秋

。”储光羲《奉和韦判官献侍郎叔除河东采访使》：“超超青云器，婉婉竹林会。”

【竹林兴】綦毋潜《送郑条拜伯父》诗：“奉料竹林兴，宽怀此别晨。”

【竹林狂】辛弃疾《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词：“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

【竹林笑傲】沈约之《复挽于湖居士》诗：“竹林笑傲今陈迹，抚榇江皋涕泫然。”

【七贤】卢纶《秋夜同畅当宿潭上西亭》诗：“圆月出山头，七贤林下游，梢梢寒叶落，滟滟月波流。”李商隐《垂柳》诗：“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七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籍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嵇康被害后托付子女于山涛，山涛亦不负旧友。王戎自幼聪慧，功名心较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各散东西、分崩离析。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3]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残酷，导致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生命，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嵇康
嵇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
三国曹魏时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三十九岁。
嵇康善文，工于诗，风格清峻。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其人格魅力令他在当时亦属名士，被袁宏称为“竹林名士”之一，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在他身上集合了政治人物、文化人物等多重属性，后世学者对他的解读也趋于多元化。

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其祖先本姓奚，住在会稽上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其曾祖父后为躲避仇家，迁徙到谯国的铚县（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并改姓为嵇。 嵇康的父亲嵇昭，字子远，官至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嵇康有兄长，名嵇喜，早年即以秀才身份从军，志在用仕，后官至太仆、宗正。
嵇康年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幼年聪颖，博览群书，学习各种技艺。成年后喜读道家著作，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然不注重打扮。后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为妻，因而获拜郎中，后任中散大夫。[8] 嵇康与长乐亭主育有一儿一女（其子即嵇绍）。他常修炼养性服食内丹之事，弹琴吟诗，自我满足。
嵇康崇尚老庄，曾说：“老庄，吾之师也！”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著《养生论》来阐明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赞美古代隐者达士的事迹，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做官。
嵇康曾经游于山泽采药，得意之时，恍恍惚惚忘了回家。当时有砍柴的人遇到他，都认为是神仙。到汲郡山中见到隐士孙登，嵇康便跟他遨游。孙登沉默自守，不说什么话。嵇康临离开时，孙登说：“你性情刚烈而才气俊杰，怎么能免除灾祸啊？”嵇康又遇到隐士王烈，一道入山中，王烈曾得到石头的精髓饴糖，便自己吃了一半，余下一半给嵇康，都凝结为石头。又在石室中见到一卷白绢写的书，立即喊嵇康去取，而嵇康便不再相见。王烈于是感叹道：“嵇康志趣不同寻常却总是怀才不遇，这是命啊！”
大将军司马昭欲礼聘他为幕府属官，他跑到河东郡躲避征辟。司隶校尉钟会盛礼前去拜访，遭到他的冷遇。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离开选官之职时，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坚决拒绝为官。
吕安之妻徐氏貌美，被吕安的兄长吕巽迷奸，吕安愤恨之下欲状告吕巽。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全门第清誉。但吕巽害怕报复，遂先发制人，反诬告吕安不孝，吕安遂被官府收捕。嵇康义愤，遂出面为吕安作证，触怒大将军司马昭。此时，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陷害嵇康，将吕安、嵇康都处死。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嵇喜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从前袁孝尼（袁准）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广陵散》现在要失传了。”（《广陵散》并不是嵇康独作）说完后，从容就戮。海内的士人，没有不痛惜的。司马昭不久后才意识到错误，并深为后悔。 谢万将其列为“八贤”之一。[1] 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嵇康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音乐
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作“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炀帝曾将弹奏“九弄”作为取仕条件。

书法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后人称其书法“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集，群乌乍散”。

绘画
嵇康善丹青，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俱已失佚。

文学
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诗歌和散文。其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律诗为多，占一半以上。 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张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1924年，鲁迅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卷中。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除校、注外，还收集了有关嵇康的事迹、评论材料。

书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吕长悌绝交书》
赋	《琴赋》、《酒赋》、《蚕赋》、《怀香赋》
论	《养生论》 、《释私论》 、《管蔡论》 、《明胆论》、《声无哀乐论》、 《答难养生论》 、《难自然好学论》 、《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解宅无吉凶摄生论》
琴曲	《风入松》、 《长清》 、《短清》 、《长侧》、《短侧》
其他	《琴赞》 、《灯铭》 、《卜疑》 、《家诫》 、《太师箴》 、《圣贤高士传赞》 、《春秋左氏传音》
诗	《杂诗 》一首、 《幽愤诗》一首 、《酒会诗》七首 、《叙志诗》二首 、《游仙诗》一首 、《六言诗》十首 、《答二郭诗》三首 、《与阮德如诗》一首 、《重作四言诗》七首 、《思亲诗》一首 、《赠兄喜秀才入军诗》十九首

养生嵇康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
《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当时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
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例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二、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
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嵇康自己也身体力行，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曾说：“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

狂放任性
嵇康旷达狂放，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幼年丧父，故而经常放纵自己，“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成年的他接受老庄之后，“重增其放，使荣进之心日颓”。在懒散与自由里孕育着嵇康的狂放和旷达。
嵇康年轻时傲世，对礼法之士不屑一顾。向秀曾叙述其与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钟会陷害嵇康时，给其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鄙视权贵
钟会身出名门，是钟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年少得志，十九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但是嵇康拒绝与其交往。但钟会对年长其两岁的嵇康，却敬佩有加。《世说新语》记载：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 显赫后的钟会再次造访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觉得无趣，于是悻悻地离开。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他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对此记恨在心。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曹氏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

隐于竹林
嵇康回归自然，超然物外得自在，不为世俗所拘，而又重情谊。《文士传》里说嵇康“性绝巧，能锻铁”。嵇康爱好打铁，铁铺子在后园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下，他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打铁累了，就跳进池子里泡一会儿。见到的人不是赞叹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就是夸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晋书·嵇康传》写道：“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他在以打铁来表示自己的“远迈不群”和藐视世俗，这是其的精神特质的体现。

仗义执言
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吕巽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拍案而起。嵇康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痛骂吕巽一顿。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证朋友的含义。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入监狱。

嵇绍不孤
嵇康临死前，将自己的儿女托付给了山涛，并且对自己的儿子嵇绍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一说“巨源在，汝不孤矣。”）嵇康死后，山涛对待嵇绍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没有辜负嵇康的重托，一直把嵇绍子培养成才。这就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

阮籍阮籍（公元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家庭背景
阮籍的父亲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籍的族父阮武，也是阮籍的族兄，是位学问渊博，通达之士，是阮籍的知己兼老师。阮籍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阮熙，做过武都太守，他的儿子就是与阮籍同入竹林的阮咸，阮籍的妹妹史书上少有记载，故不知其名。阮籍有一子一女，子名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

少年时期
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阮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正始时期
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242）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椽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247）前后，阮籍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军，阮籍婉言拒绝之。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注：关于阮籍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军，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阮籍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阮籍没有做曹爽的参军。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竹林时期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嘉平三年（251）是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阮籍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阮籍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阮步兵”。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 在阮籍的自述诗《咏怀诗》中“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可以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自己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在很多方面阮籍甚至尊崇儒家的一些学说，比如儒家的伦理孝道。
阮籍在社会政治观上主张“自然”排斥名教，想建立道家所说的“无为”、“无君”的社会。在哲学观上，阮籍赞同老庄的“达”的观点，认为“达’‘的根本途径或基本方法即为“齐物”。
正始时期的阮籍强调天与人的统一，竹林时期的阮籍则以自然排斥名教。阮籍思想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对天人之“关系”的理解不同，而且也表现为对其本身“意蕴”的规定不同。

咏怀诗
阮籍的《咏怀诗》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
阮籍《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

论说文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式所迫。
对魏晋玄学
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对于阮籍来说，他并不是不重视玄学的理论，例如，《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玄论之作。除了表现在玄学理论一面外，事实上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纵放、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受阮籍等人的影响，在两晋一代，特别是元康之世，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肉体的纵情享乐。

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其“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咏怀诗》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

对曹雪芹
阮籍作为一种“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人格典型，他身上确实可以看到阮籍的影子。再例曹雪芹倾慕阮籍。曹雪芹字“梦阮”（另说号“梦阮”），这“阮”应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的诗句，用阮籍（世称阮步兵）青白眼的轶事来称赞曹雪芹不肯随波逐流的傲世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赠诗揭示了曹雪芹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与阮氏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孙，敦诚曾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诗中“奇气”的评价颇为传神，建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到了《红楼梦》，的确体现出“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了。汉魏之际，曹氏与阮氏关系密切，阮籍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边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关怀。当然，曹雪芹“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模。

醉酒避亲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就想和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详见《晋书·阮籍传》）

青白眼

阮籍不经常说话，却常常用眼睛当道具，用“白眼”、“青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但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蔑视礼法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阮籍遭丧母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文王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阮籍啸台
阮籍啸台，也叫阮籍台，是晋代阮籍舒啸处。遗址在今开封尉氏县城小东门南城墙上，东临城壕，西濒东湖，南北皆为干部家属院住宅。啸台创建于何时，年代不明，县志上都载有多篇题咏，啸台诗句和部分记述。
据记载，阮籍啸台原“高15丈，阔2丈，有层3楹”，在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和民国四年（1915年）曾多次重修，可惜在日寇进犯尉氏时被毁。而今，阮籍啸台看来更像一座土堆，或者是遗落在闹市中的土岗，其上杂树丛生。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往往复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后人十分尊重阮籍，苏轼等名人曾经登啸台赋诗。如今，阮籍啸台已成为尉氏县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深圳建锦绣中华景观时曾来函索要阮籍啸台的照片，该古迹现已载入《中华历代名人名胜典》。福建阮姓人士已建议在尉氏召开世界阮姓联谊会，百余名各界知名人士已联合倡议举民力重修阮籍啸台。

山涛山涛（205年—283年3月3日），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三国曹魏及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
司马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司马炎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未几，卒，谥曰康。 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山涛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山涛前后选举百官都选贤用能。在武帝下诏罢除天下兵役时，认为不应该废除州郡武备，他的论点很精湛，众人都认为“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后来天下混乱，州郡无力镇压，果如山涛所言。

早有识度
山涛的父亲山曜，官至宛句县令。山涛早年丧亲，家中贫困。少年时即有器量，卓尔不群。喜好《庄子》、《老子》，常隐居乡里，掩盖自己的志向才能。与嵇康、吕安为友，后又遇阮籍，常在一竹林中交游，志趣契合，为莫逆之交。嵇康后来因得罪司马氏而被治罪，临死前对儿子嵇绍说：“有巨源在，你就不会孤独无靠了。”
山涛四十岁时才入仕途，最初担任郡里的主簿、功曹及上计掾。后被举为孝廉，又被州里征辟为河南从事。
一次，山涛与石鉴共宿，夜里起来用脚踢一下石鉴，对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在睡！知道太傅（指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何用意吗？”石鉴回答说：“宰相多次不上朝，给他个尺把长的诏书让他回家就是了，你何必操心呢！”山涛说：“咄！石生不要在马蹄间来往奔走啊！”于是丢弃官符而去。公元249年（正始十年），司马懿果然发动高平陵之变，诛灭了曹爽集团，山涛于是归隐不问世事。
颇受重用
山涛的从祖姑山氏是司马懿夫人张春华的母亲，因而可以见到司马师，司马师说：“当世的吕望是想做官吧！”于是命司隶校尉举山涛为茂才，授任郎中，又转任为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
很久以后，被拜为赵国相，迁为尚书吏部郎。司马昭写给山涛的信说：“足下任职清明，高雅之操超群出世。顾念您家中贫乏，现在送去钱二十万，谷二百斛。”
魏主曾赐司马师春服，司马师转赐给山涛，又因山涛母亲年老，赐藜杖一根。山涛晚年与尚书和逌交好，又与钟会、裴秀亲近。因钟、裴二人争权夺利，山涛不偏不倚，处于中间，二人都从山涛那里得到好处而对他无恨。后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
公元264年（景元五年），钟会在蜀作乱，司马昭准备亲自西征。当时曹魏的宗室都在邺，司马昭对山涛说：“西边的事我亲自去处理，后方的事诚心委托于您。”让山涛监视诸位宗室的动静，以本职行军司马，拨给亲兵五百人镇守邺。
同年，受封为新沓子。转为相国左长史，统领别营兵。司马昭认为山涛是乡闾中素有德望的人，于是命司马炎拜见他。司马昭将儿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平日又看重司马攸，曾经问裴秀道：“大将军（指司马师）开国建业，未成而亡，我只是继承他的事业，所以想要立司马攸为世子，以归功于兄长，如何？”裴秀认为不可。又以此事问山涛，山涛回答说：“废长子立少子，违背礼制，是不祥的。国家的安危将由此事决定。”于是才定下以司马炎为世子，司马炎为此亲自拜谢山涛。
公元266年2月8日（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司马炎受禅即位，建立西晋，任命山涛代理大鸿胪，护送陈留王曹奂返回邺城。
治理有方
泰始（266年—274年）初年，加职奉车都尉，晋爵为新沓伯。羊祜执政时，有人要陷害裴秀，山涛厉言正色保护裴秀，因此不合权臣之意，出任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
冀州风俗鄙薄，无推贤荐才之风。山涛鉴别选拔隐逸之士，查访贤人，表彰或任命三十多人，都显名于当世。山涛因此受到百姓士人的仰慕推崇，当地风俗也为之改变。

侍母极孝
又转任北中郎将，督邺城守备事。后入朝为侍中，迁尚书。因母亲年老请求辞职，武帝下诏说：“您虽然想要奉养老母，然而职务有上下公私之分，家中早晚有人侍奉医药，您应当暂割情爱，以兴一心在公之德。”山涛决心辞官，表疏上了几十次，武帝很久才答应了他的要求，授议郎衔返回府第。武帝因山涛清贫俭约，无法供养家人，特别供给每日膳食，加赐床帐被褥。礼遇厚重，当时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公元274年（泰始十年），被任命为太常，因疾病没有就职。适逢母亲去世，于是返回乡里。
当时，山涛已年过七十，守丧超过常礼，亲自背土堆坟，亲手种植松柏。武帝下诏任命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以母丧身病为由辞让，表章情意恳切，此时武帝皇后杨艳去世，山涛于是勉强扶持还洛阳。为诏命所逼迫，勉强就职。前后荐拔的人遍及京师和州郡，都是有用的人才。

屡求逊位
咸宁初年，转任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又授职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山涛因自己年老多病，坚意辞让，于是上表陈情。上章表数十次，很久没有就职理事。
尚书左丞白褒奏山涛违诏。武帝说：“山涛因病自求辞职，只是没有听从他的要求罢了。如山涛用人不当而坐罪是可以的，何必上下动手，颠倒轻重呢？不得再追究此事。”山涛内心不安，于是上表谢罪说：“自古以来行王道者守正而已。陛下不能因为一个老臣而改变国法，臣有何心向皇上陈辞。请照白褒所上之表处置，以显示不枉刑法。”武帝又下手诏说：“白褒所奏是虚妄的，我所以未追究他的责任，是我不喜欢动辄发怒，您是明智而有度的人，哪能介意呢！应当就职理事，不让他们再上章表就是了。”
山涛决心引退，因为堂弟媳发丧，返回外舍。武帝下诏说：“山仆射近日暂时出居，因有所操劳而未还，这不是我坐侧席而待贤的意思。现派遣丞掾奉旨告谕，若身体尚未康复，便坐舆车抬回府寺。”山涛辞让不能获准，无奈之下才就职理事。

山公启事
山涛再次任选职十余年，每逢官位有缺，总选又几位备用的人，看到诏旨倾向于某一人，然后才明言上奏，先将武帝所想用的人提出，所以武帝所想用的人，有时没有先提出来，众人不了解详情，认为是山涛凭自己的意愿用人。有人在武帝面前说山涛的不是，所以武帝亲手写诏告诫山涛说：“用人的标准是有才，不遗漏疏远孤贱而有才的人，教化才能遍行于天下。”而山涛还是照样行事，一年以后，众人的意见才平息。山涛所荐拔上奏的人物，列名成册，当时称为《山公启事》。 他前后选举百官都选贤用能，只有用陆亮，是武帝诏命所任用的，与山涛意见不一，山涛争辩而武帝不听。陆亮不久也因为贪污受贿而被罢免。
山涛在朝处于各派之中，晚年时正值杨皇后亲党专政。山涛不愿用杨氏，多次讽谏武帝，武帝虽领悟其意而终究不能改正。后来，山涛因年迈病重，上疏告退说：“臣年近八十，苟延残喘于旦夕，若对国家还有毫末之益，怎能留余力于盛世。迫于衰老，不能再负重任。当今四海无事，天下思从教化，从民心而行无为之政，百姓自能正己。只是应当崇尚风教以使民俗归厚罢了，陛下又有何事可做。臣耳聋目昏，无力奋进。君臣父子之间无须掩饰，因而直陈愚情，希望答应臣的请求。”于是摘下帽子，赤脚徒步送还印绶。
武帝下诏安慰山涛，山涛上表苦苦求退，武帝又下诏不许。尚书令卫瓘上奏说：“山涛因有小病，久不履职。频繁下诏，还不服从诏命。朝中议论以为这样不能成全他的高尚之节，也违背在职为公的要求。若山涛病情沉重，也不宜居官位。可免去山涛官职。”武帝下诏给卫瓘说：“山涛有德操，素为众望所归，而深心退让，十分恳切。故连续下诏，必求改变他的主张，以匡扶朝廷，弥补缺漏。主事者不明诏书深意，反而加以曲解，这有损于崇贤之风，给我加上轻贤无德之名，怎能给远近之人做出表率呢？”山涛不得已又就职理事。
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武帝在杜预、张华的支持下决意伐吴，贾充、荀勖等人不同意伐吴，坚持他们的意见，武帝大怒，贾充立即脱帽认罪。山涛退朝回来和别人说：“古人云，‘只有圣人能做到内外无患，假如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就必然有内部的忧患。’以晋目前的情况来看，放着吴作外部威胁，难道不是良计吗？”

精论武备
太康初年，迁任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职如前。山涛因年老身病坚决要求辞职，武帝亲手写诏说：“您的道德为世人楷模，况先帝已识您的高远之志。我将依靠您以使风俗淳厚，您为何要舍弃朝政以求高名呢！我的至诚之心还不足以使您明白吗？为何上表的言论是那样恳切。应当及时自勉，以慰我深切之望。您不改变引退之志，我将卧不安席。”山涛又上表坚意辞让，武帝不许。
吴国灭亡，天下一统之后，武帝下诏罢除天下兵役，表示海内平安无事，州郡都解散军队，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小郡设五十人。武帝曾在宣武场讲武，山涛当时有疾病。武帝下诏乘坐人拉的辇车跟从。山涛当时与卢钦讨论用兵之本（卢钦已于平吴前去世，或许是记载错误，武帝于咸宁年间也曾在宣武场讲武）。认为不应该废除州郡武备，他的论点很精湛。
时人都认为山涛虽然不学孙武、吴起的兵法，但其论兵暗与兵法合，武帝称赞道：“真是天下之名言啊！”但不能采用。在惠帝永宁年间后，多次发生事变，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无军备而不能制止，于是导致天下大乱，果如山涛所言。

位列三司公元282年（太康三年），被拜为司徒，山涛又坚意辞让，武帝下诏说：“您年迈而德高，是朝中元老，因而授给台辅之位，但您崇尚谦让之远名，反复推辞，令我心中忧虑。您应该坚持始终，辅助我呀。”
山涛又上表说：“臣侍奉天朝三十余年，对德政教化无毫厘功效。陛下私心爱臣不已，枉授三司之任。臣听说德行薄陋而位高，力量少而责任重，这样导致上有败坏国事之祸，下有损伤家庙祖宗之咎。希望陛下念累世君臣之恩，乞求骸骨以归故里。”武帝下诏说：“您辅助朝政，保护治理皇家，匡扶之功，为朕所依赖。司徒之职，实掌国家教化，因而敬授予您，以满足群臣百姓之望，怎能只顾谦让而贬低自己呢！”武帝下令不准山涛再上章表辞职，使者把印绶交给卧病在床的山涛。山涛说：“将死之人，怎能玷污官府呢！”于是卧病乘车归家。

清贫而终
公元283年（太康四年），山涛去世，终年七十九岁。武帝下诏赐棺木朝服各一具、衣一套、钱五十万、布百匹，以供丧事之用，策命追赠司徒的蜡印紫绶、侍中的貂蝉及新沓伯的蜡印青朱绶，以太牢礼仪祭祀，谥号康。
将要下葬时，又赐钱四十万、布百匹。司徒左长史范晷等上奏说：“山涛旧宅第仅有屋十间，但子孙众多，容纳不下。”武帝于是为山涛家建了住宅。

堪公夫人

山涛的妻子韩氏，和山涛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山涛做官之前，家徒四壁，但韩氏从来没有怨言。有一天，山涛对她说：“娘子啊！你暂且忍一忍现在的饥寒，我日后定当位列三公，只是不知道到时候娘子你是否做得来三公夫人哩。”等到山涛显贵之后，仍正派节俭，虽爵同千乘之君，但不养婢妾，俸禄赏赐，都散给亲戚故人。

我度为胜

当时，山涛和嵇康、阮籍一见面，就情投意合，好得像一个人。韩氏觉得山涛和这两位的交往超出了寻常的友谊之情，于是问他怎么回事，山涛就说：“眼下能做我的朋友的，就只有这么两位了。”这句话更激起韩氏的好奇心。她对丈夫说：“我也想看看他们，可以吗？”有一天，嵇康和阮籍又来了，韩氏就劝山涛将两个人留下来住宿，并给他们准备了好酒好肉。然后，韩氏不但把自己家的墙钻穿了，还一直看到天亮时分才回来。

后来，当山涛问起韩氏的观看感受时，韩氏坦直地对他说：“你呀，你呀，才智情趣比他们差远了！不过以你的见识与气度和他们交朋友，还差不多！”山涛大约有点吃醋，听到这话总算找到一点自尊，就说：“是啊，是啊，他们也总认为我的气度胜过他们啊！”

悬丝尚书

当初，陈郡人袁毅

曾为鬲令，性贪而行污，以贿赂公卿而求美誉。也送给山涛丝百斤，山涛不想要拒绝接受而于别人不同，于是收下藏在阁楼上。后来袁毅的事被揭发，用槛车送京师廷尉受审，凡受贿的人都被检举。山涛就取出丝交给办案的官吏，丝上积满尘土，封条印章未动。

八斗方醉

山涛饮酒八斗才会醉，武帝想试他的酒量，准备了八斗酒让山涛喝，而暗地又添一些酒，山涛喝八斗就不再喝了。

璞玉浑金

王戎盛赞山涛道：“山涛就像未经琢磨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一样。人们往往都欣赏玉和金光彩夺目的外表，而对未经琢磨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却不知道它们内在的高贵质地。”

每饷恒少

晋武帝每次赏赐东西给山涛，总是很少。谢安便以此事问子侄们是什么原因，谢玄答道：“这应该是由于受赐的人要求得不多，才使得赏赐的人忘了给与得很少。”

阁东大牛

山涛由于受到器重，并且在朝廷中有威望，年纪已过七十岁，还照旧担当重任。一些权贵家子弟，如和峤、裴楷、王济等人都一起给他歌功颂德。于是有人在阁道的柱子上题道：“阁道东边有大牛，和峤在牛前，裴楷在牛后，王济在中间挑逗纠缠不得休。”有人说这是潘尼干的。

向秀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另着《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与嵇康关系最密，同时又通过嵇康结识了东平人吕安。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年（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

暮年岁月

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向秀本传或言，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注未成便过世，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向秀曾经主张无为政治，然而他所主张的无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如东汉末的徐庶——其母为曹操所拘，不得已进入曹营，但他不发一言，不献一策，以沉默来对抗强权，向秀也是这样。细读《思旧赋》，那种刻骨的痛却在昭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改节自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文化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在当时他却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哲人、大文豪。其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他到洛阳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难养生论》为向秀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并非其真实意识表示。
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马昭在杀了嵇康以后，还要威逼向秀吞下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隐居吗，怎么不学人去采薇了呢？向秀为保命计，只得顺其意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但他内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在强权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尘一样轻忽。
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光扬天下，被郭象将文稿窃取，“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了。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因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例了。

哲学
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18），《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意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刘伶刘伶（约221年-300年），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州）人，魏晋时期诗人。
曾为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的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平生嗜酒，曾作《酒德颂》，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蔑视传统“礼法”，是竹林七贤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
魏正始年间，刘伶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他们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刘伶今唯存《酒德颂》文一篇，《北芒客舍》诗一首。

家庭背景刘伶西晋著名的名士组合“竹林七贤”之一，刘伶身高不到一米五（《晋书》载“其，身长六尺”，据《中国古代计量史》换算而得之），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参军时期
刘伶为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的参军时， 协助治理“领军都督幕府”事务。但身处统辖千军万马的总指挥部机关，需要给全军做表率的人，他却天天蓬头垢面不讲卫生，衣服也不好好穿，行为还吊儿郎当。

晋朝初年
晋朝初年，刘伶入朝，他不趋炎附势，力陈己见，宣扬无为之化的主张，为朝廷所不容，同僚均被擢为高官，唯独他被逐出朝门。为排泄郁闷，他常借酒消愁，久而久之，嗜酒如命，不能自已。

泰始二年
公元266年（晋武帝泰始二年），朝廷派特使到杜康村请刘伶再次入朝为官。而刘伶不愿做官，听说朝廷特使已到村口，赶紧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脱光衣衫，朝村口裸奔而去。朝廷特使看到刘伶后深觉其乃一酒疯子。从此，刘伶彻底与朝廷绝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

文章行文轻灵，笔意恣肆，刻画生动，语言幽默，不见雕琢之迹。本文既是魏晋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刘伶自身的写照；也蕴涵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 刘伶在《酒德颂》：“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意思是说：“只是沉湎于杯酒，不知道其他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对世事的态度，思想超脱世俗、蔑视礼法的鲜明态度。

杜康造酒刘伶醉
某天，刘伶路过杜康酒坊门前，抬头看见门上有副对联，写道：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写着：不醉三年不要钱。
对于一向好酒的刘伶来说，这还了得。于是就进去喝了三碗，结果一回到家就醉了。三年后，刘伶酒醒了，见如此好酒，就喝开了，左一碗，右一碗，一口气一连喝了一百零八碗。夫人见状也喝了杜康的酒，于是一起从此长眠。孩子们便和杜康一起，把刘伶夫妇埋进地里，还立下了一个墓碑。上面写着：刘伶之墓。
转眼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天，杜康来到了刘伶的坟上，挖开坟墓，推醒了刘伶夫妇，引着他们飘遥踏云而去。从这以后，杜康就成了酒神，被造酒人供奉为师祖。而刘伶，也变成了品酒大师，所以民间才流传着这么一句佳话，就是“杜康造酒刘伶醉”。

刘伶醉酒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着把剩余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嗜酒如命
竹林七贤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着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着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他的家庭是很穷困的，但他并不以为意，反而嗜酒如命。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纵酒放达
任建威参军期间，有一次刘伶忽然来了兴致，竟然在官邸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饮酒。有几个客人来访，他也不赶紧把衣服穿上，还继续光着身子喝。客人见他如此不雅，就讥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反驳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子，房子就是我的衣裤，你们进我的房子就是钻到我裤裆里来了，谁让你们钻进来的？”

王戎王戎（234年－305年7月11日），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白沙埠镇诸葛村）人。西晋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
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历任吏部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因事被免，又改任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在荆州拉拢士人，颇有成效。又被征召为侍中，迁任光禄勋，后拜吏部尚书，因母亲去世离职。惠帝即位，迁太子太傅，转中书令，加光禄大夫，再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事务。
元康七年（296年），升任司徒。王戎认为天下将乱，于是不理世事，以山水游玩为乐。司马伦杀张华等，王戎因是裴頠的岳丈而被免。又起用为尚书令，再迁司徒。后张方劫持惠帝入长安，王戎逃奔陕县，于永兴二年（305年）六月初四（7月11日）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谥元侯。

早而夙慧王戎出身于魏晋高门琅玡王氏，祖父王雄，在曹魏官至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官至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
王戎自幼聪颖，神彩秀美。据说能直视太阳而不目眩。裴楷称赞他说：“戎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六七岁时，在宣武场看表演，当时猛兽在栅槛中咆哮，众人都被吓跑，只有王戎站立不动，神色自如。魏明帝曹叡在阁上看见后，称赞王戎是奇童。[4]
王戎曾与同伴在路边玩耍，见道旁有结满李子的李树，其他人争相去摘，只有王戎不动声色，别人问他为何如此，答曰：“树在道旁而多果实，果实必定是苦的。”验证之后，果然如此。

清识所赏
王戎与王浑的朋友、年长其二十四岁的阮籍交好。时阮籍与王浑同任尚书郎，每造访王浑时，与王浑见一面就离去，和王戎交谈，很久才出来。便对王浑说：“濬冲清虚可赏，和你不是一类人。与你说话，不如与阿戎说。”王浑去世后，他的故吏赠钱百万助丧，王戎辞而不受，因此而显名。 钟会评论说：“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王戎身材短小，性格坦率而不注重仪表，为人健谈，善于提出话题，并能抓住谈话的要领。一次，众名士一起到洛水边游玩，回来的时候，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裴頠）擅长谈论名理，滔滔不绝，志趣高雅；张茂先（张华）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王戎）谈论季子（季札）、张子房（张良），也议论高超而玄妙。”王戎就是这样受到鉴识者的欣赏。他曾与阮籍饮酒，当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座，阮籍因为酒少，不给刘昶斟酒，刘昶没有表现出遗憾的样子。王戎感到奇怪，隔日问阮籍说：“他是怎么样的人？”阮籍回答道：“胜过公荣的人，不能不和他一起饮酒；如果不如公荣，就不敢不一同饮酒；惟独公荣可以不和他一起饮酒。”王戎常与阮籍作竹林之游，王戎有一次曾经后到。阮籍说：“俗人又来败坏我的兴致。”王戎笑着说：“你的兴致也太容易败坏了！”

阮咸阮咸（生卒年不详），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县）人。三国至西晋时期文学家、音乐家、官员。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并称“竹林七贤”。阮咸是阮籍之侄，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孙。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生平放浪不羁。阮咸也是著名的音乐家，精通音律，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作有《三峡流泉》一曲。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晋始平太守。魏武都太守阮熙之子，步兵校尉阮籍从子，阮瞻、阮孚之父。晋人所称的“竹林七贤”之一，是七人中最少受关注的一位。存世的阮咸生平事迹甚少，散见于世说新语、晋书和一些类书中。[1]
阮咸年龄比王戎稍长，在竹林七贤中是第二小的。阮咸少有夙惠，曾与叔父阮籍一同饮酒宴游。历仕散骑侍郎.山涛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评之曰：“（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晋武帝以其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为由不用。
阮咸为人放诞不拘礼法，为当世所讥。阮咸私幸其姑母家的鲜卑婢女。后来阮咸的母亲去世，阮咸服丧，姑母也要回夫家去。起初姑母答应将此婢女留下，但离开时又私自把她带走了。当时阮咸正在会客，闻之借客人的马去追。追上后还穿着丧服与婢女共骑一匹马回来，说：“人种不可失”。阮孚即阮咸与此婢之子。
七月七日，按当时风俗，阮氏各家都把华贵的衣物拿出来晾晒。唯独阮咸在庭院里褂了一条寒酸的布犊鼻裈。别人问他，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阮咸不喜与人结交，只喜与亲族一起饮酒弦歌取乐，尤其与从子阮脩意气相投。曾与族人群聚饮宴，不用普通的酒杯饮酒，而是把酒盛在大瓮里，几个人围坐在瓮前相向而酌。此时有一群猪也来寻酒喝，阮咸便跟在猪群的后面共饮。
阮咸善弹琵琶，精通音律。据说阮咸改造了从龟玆传入的琵琶，后世亦称为阮咸，简称阮。中书监荀勖常与阮咸讨论音律，自叹弗如，由此嫉恨在心，迁阮咸为始平太守，故后人称之为阮始平。阮咸后以寿终，有二子阮瞻、阮孚。
阮咸曾作律议（见《世说·术解》）。但其著作无一流传至今。
阮咸虽然看起来有些疯癫，但也有非凡的本领。虽然他的诗文没有传下来，但他的音乐才华却是非常高的。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
如果说，嵇康是当时的操琴名手，那么阮咸就是当时的琵琶大师。
阮咸是一件纯正的中国古老弹拨乐器，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载，汉武帝将公主嫁与西域乌孙王，出嫁前怕她途远思念，特令工匠参考琴、筝、筑、箜篌等乐器而创制了一种形状似满月的乐器供公主解闷。跟据它的形状，人们常用“揽月入怀”来形容其弹奏。这种乐器与其它具有相似演奏手法的弹拨乐器被统称为“琵琶”或“汉琵琶”。
武则天在位期间，曾有人在古墓中得一铜琵琶，人们认为这正是晋朝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所作的乐器，加上阮咸本人善弹此琴，从此这种乐器就被称为“阮（咸）”。而“琵琶”这个名字，就让位给了一种来自西域的乐器。以人名命名一种乐器，在中国音乐史上，仅有“阮咸”一个。
阮至今已发展为包括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及倍大阮等的乐器组。他们音色圆润柔和、醇厚丰满、细腻流畅、韵味深长。阮不仅承载了几千年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传统，而且其醇厚的音响特点更能表达当代人的情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听阮咸，在一片清幽静谧的竹林深处，手握一杯清茶、氤氲热气，依依馨香。弄琴者，信手弹拨，青翠欲滴的音符从指尖泻出，凉凉的渗在心间，那悠然，怎一个惬字了得。
且去听吧，那颤抖着的琴音，正好触到了你的弦，那就让你的心一同发出声音……
且去醉吧，那弦音凝结着透人的灵气，让你在云水相伴的竹林幽世中清心涤尘…
且闭上眼睛，让喜与悲皆化作如秋水一般的平静与清凉吧。
阮咸，一种纯正的中国古老弹拨乐器，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它那清澈、圆润、典雅的声音仍象竹林中的清泉一样，滋润着听众的心灵。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据《琴史》记载：阮咸的儿子阮瞻“亦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长幼贵贱，皆为弹之。”他甚至可以整天为人弹奏而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