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六艺

一、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多篇写祀文王、祀天地，可从中了解祭礼；《小雅·鸳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26] ，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27]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 。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以后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泛流传。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密切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作家纪贯之（？~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诚的译本被评价为信、达、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 。日本当代学者于二十世纪70年代成立日本诗经学会，出版会刊《诗经研究》。

尚书

《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民族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历史文献。是《三坟五典》的可考记录。
《尚书》列为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古文25篇经宋代以来的考异争论总体认为是东晋人的伪作。
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摒弃25篇伪作，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虽说文字大体古奥迂涩，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1]
刘起釪的《尚书学史》认为《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的事。
《尚书正义》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马王堆帛书易《要》篇，孔子就是称《书》为《尚书》的。“《要》篇中正是孔子称《尚书》，所以《书》纬和郑玄之说不为无本。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些散文，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2] 李学勤先生指出：“《尚书》本为古代《历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传统观点认为：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尚书》所遭劫难颇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
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
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4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
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
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
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

《尚书》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该书要旨：
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
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
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有三种分类法：
四种说：典、训诰、誓、命；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7]
六种说：典、谟、训、诰、誓、命；来自“可能是孔安国所撰”的古文尚书序。
十种说：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
1、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注释】
选自《尚书· 尧典》。克：能，能够。俊：才智。德：美德，道德。九族：从自己的高祖至自己的玄孙九代。睦：和睦。平：分辨。章：彰明。百姓：百官，周朝之前普通平民有名无姓[9] 。协：协和。万邦：众民族。
【译文】
公正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百官的善恶。百官的善恶辨明了，又使各诸侯国协调和顺。
【赏析】
上下和睦，百姓安居乐业是儒家思想的理想社会。这段话以颂扬帝尧的功德，强调“和”的重要性。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说的就是人人友爱，家庭和睦，才能万事兴盛。以家见国，以小见大，道理相同。试想，如果家族和睦，国家上下一致和睦，团结一心，肯定社会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家和先需人和，要求人人修养道德，友好相处，谦让有礼，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以仁德感化对方。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
2、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注释】
选自《尚书· 尧典》。静言：静又写作“靖”，巧言。庸：用。滔：通“慆” ，怠慢。象恭：外表好象恭敬。
【译文】
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敬，实际上对上天轻慢不敬。
【赏析】
这句话是尧帝对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的评价。尧帝意欲选拔接班人，让大臣们推荐人选，当有人举荐共工时，尧帝发 表了如此意见，也说明尧帝审慎地选贤任能，重视德才兼备的 选拔人才态度。他的任人唯贤的思想品德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句话为后人经常引用，以指那些花言巧语，面目伪善，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无稽之言勿听……
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注释】
选自《尚书·大禹谟》。稽：考证，验证。弗询之谋：不询问众人的谋略。庸：用。
【译文】
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赏析】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两句话的意思和“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告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道听途说，轻信妄言，凡事都要深入调查，以事实为根据，善于听取众人意见，集思广益，认真分析参考。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被不实之言所蛊惑，不会因刚愎自用而决策导致失误，造成不良后果。
4、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注释】
选自《尚书·大禹谟》。克勤于邦：指为治水的事业竭尽全力。克俭于家：在家生活节俭。
【译文】
能为国家大事不辞辛劳，居家生活俭朴。
【赏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勤俭作为修身治国治家的美德。古人以能否克勤克俭，是关系着国家强弱，存亡的大事，鼓励人们，竭尽职守，勤奋工作，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当然在现代文明的今天，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不可能无视于生活的享受，但前提是不铺张浪费。
5、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注释】
选自《尚书·太甲中》。惟，唯；明，目明，喻监察是非；聪，闻审谓之聪，听到的都思辨之
【译文】
能看到远处，才是视觉锐利；能听从好话，才是听觉灵敏。
【赏析】
古人用能看远才是明察秋毫，善听好话，才是耳朵灵敏作比喻，鼓励人们注重自身修养，永不懈怠。不论是治国，还是个人 都强调的是道德品质修养，要勤奋学习，诚心求道，时刻躬身自反，检讨自己言行，胸襟宽广，善于听取意见，不要时常享乐和懒惰，用诚信、仁厚的美德赢得事业的成功。
6、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注释】
选自《尚书·盘庚上》。纲：网的总绳。紊：乱。若：像， 好像。
【译文】
就好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理而不紊乱。
【赏析】
这句话是盘庚责备在位的官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傲慢无礼，贪图安逸，不愿奉献。用“网”“纲”作比喻，自己为“纲”，群臣是“网”，说明主次有序，强调不能目无君令，破坏规矩。以生活中浅显易懂的例子比喻，道出了主次秩序，有条不紊的深刻寓意。常用的“有条不紊”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7、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注释】
选自《尚书·旅獒》。仞：八尺为一仞。亏：缺少。篑：盛土的竹器。
【译文】
譬如堆垒九仞高的土山，只差一筐土，还是不算完成。
【赏析】
以堆山为喻，告诫人们修养品德应自强不息，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作为君王就要敬慎德行，只有为仁行善，以德化服人民，才能得到民心，只有勤奋为政，德行很盛，才能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做人也是如为学求道，修养道德就像堆山一样，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中途停止，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如果坚持不懈，永不止步就会终有成就。古人的话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8、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注释】
选自《尚书· 周官》。允：诚信，信实。怀：归向。
【译文】
用公正消灭私欲，人民就会信任归向执政者。
【赏析】
《周官》是诰令，这句话就是《周官》中的一句，号召大小官员认真工作，谨慎发令，言出即行，周公心之公正除去私欲，位尊不当骄傲，禄厚不当奢侈，修养恭敬勤俭美德，不可行使诈伪，此赢得人民的信任。做到这些，人民才会心悦诚服。勉励官员兢兢业业，勤劳政事，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清白不污，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

《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的，应该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只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如今亡失殆尽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结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张霸投入狱中，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为开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给朝廷。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却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用的便是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找出来。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作用今天，学者已在先秦典籍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尚书》引文，其中《礼记·缁衣》中一条引文相当重要，我们不妨在此作一对照。又因《郭店楚简》中也有《礼记·缁衣》一篇，有关引文一并列出。《礼记·缁衣》：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商书·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郭店楚简·缁衣篇》： 《尹诰》员：“隹尹躳及汤，咸又一惪 。”在《礼记·缁衣》篇中，郑玄在“《尹吉》曰”下的注为：“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这一判断为郭店楚简所证实，楚简简文原字“从言从収，収亦声。由上告下曰诰，用双手捧言，以示尊崇之义。収也是声符，収音失去韵尾-ng，就读如告。”(廖名春《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这样，“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在先秦本中是出现在《尹诰》中而不是《咸有一德》一篇中，而《咸有一德》篇名就取自该句引文，这就令人怀疑《尹诰》的篇名是否在流传过程中因为某种原因丢失了。为了补上这一篇名，才根据文意从残存的文句中拮取一句作为篇名。换句话说，传世《咸有一德》篇名并非先秦本所有。因为，传世《尚书》有伪作的嫌疑，这一篇名的出现仍有可能是梅本的作伪者所加。但《史记·殷本纪》中的一条记载，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史记·殷本纪》中在叙述了成汤代夏以后，引了一段“汤诰”，然后就提到了“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这一段文字也见于传世《尚书》的书序中。《史记·殷本纪》的这段记载将《咸有一德》篇名的出现大大提前至孔安国同一时代。显然，司马迁的这一记载的原始资料是“从安国问古文”那里得来的(《汉书·儒林传》)，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在孔安国所献的版本中《尹诰》一篇的篇名已经缺佚了。从《史记·殷本纪》所载“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判断，《明居》很可能也是《尚书》的一篇，但《明居》不见于今古文两家，可见此篇也属于亡佚之列。两汉今古文学派关于《尚书》篇目一直争得不可开交，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孔安国所献的版本并未全部包括当时已知的篇目。换句话说，孔安国所献版本和先秦《尚书》对比已经有所缺损。传世《尚书》中的《书序》提及的篇名计有八十篇，孔氏所献的篇数加上今文显然不足此数。当然传世《书序》是否真的源自孔子，仍是一个待证的问题。至此，我们可以判断，孔安国所献版本并非完本，而是有缺损的。司马迁在提及“孔氏有古文尚书”时也以“其家逸书”称之，可作上述推断的旁证。同样也有缺损的孔氏藏本能令刘向父子认为孔氏本较今文本更为完善，说明孔安国曾对残篇断简作过补缀，《咸有一德》篇名的出现就是证据之一。顺便指出一点，在《书序》中，《咸有一德》一篇仅作“伊尹作《咸有一德》”，而不象其他各条均有一简短概述。传世《书序》中，仅《咸有一德》、《明居》、《无逸》、《立政》四篇如此。其中《明居》无正文，而《无逸》、《立政》为今文篇目。
《逸周书》是百篇之余，是孔子删《书》的百篇之余。“逸周书”之名，最早为许慎所用[5] 。“‘逸周书’就是失传了的《周书》，‘逸’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师说，‘绝无师说’”。 清华简中发现的《祭公》、《皇门》见于今本《逸周书》。《祭公》、《皇门》、《程寤》“这三篇如果按着我们现在的分类，就是《逸周书》。”

礼记 《礼记》，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礼仪著作加以记录，编纂而成，共49篇。“十三经”之一。是战国以后及西汉时期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49篇分属于制度、通论、名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等，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汉族哲学思想。
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毂梁》，加上《诗经》《易经》《尚书》《论语》《尔雅》《孝经》，称为十二经；宋、明又增加入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为士者必读之书。
礼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
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2]
《礼记》收集文章出处多源，多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典籍，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又叫《小戴礼记》。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内容
《礼记》 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汉民族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这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有专记某项礼节的，体裁跟《仪礼》相近，如《奔丧》《投壶》。有专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它们是分别解释《仪礼》中《士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的，跟《仪札》关系最为密切。
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
有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王制》《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祭法》《祭统》《深衣》等篇。有侧重记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就是。
有记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等，这些篇大都是托名孔子的儒家言论。
有结构比较完整的儒家论文，如《礼运》《学记》《祭义》《经解》《大学》《中庸》。此外还有授时颁政的《月令》，意在为王子示范的《文王世子》。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扎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联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 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秦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请注意：《礼记》郑玄之注仅是原因之一】。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相传礼为周公旦所定，东周时“礼崩乐坏”，孔子重新进行了整理以教育学生，到汉代礼便成为“六经”之一了【请注意：这讲的是《仪礼》而不是礼记】。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礼仪制度、哲学思想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
文学价值
《礼记》全书多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是一部记述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

早期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袁可立）七岁从塾师受毛诗礼记，十一岁改治尚书，十九补博士弟，为督学衷简肃公所赏拔。”
礼，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礼记[5] 》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庄。”可见礼的作用很大，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而实际上哪个朝代也没有把礼的条文都做到。
反映思想理论性的集中在《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篇，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在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礼记》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2] 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从来礼乐并称。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礼记》之孝道思想是丰富而全面的，既论述了孝之起源、地位与作用，孝与忠、礼、政、教的关系等宏观理论问题，又有关于孝道本身的总体与个别义项和孝行的微观具体论述。据此，笔者认为，《礼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完成了孝道的理论创造并达到其顶峰。得出这样一种评价，就必然涉及如下问题：《礼记》之孝道思想与《孝经》是何关系？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对两书的时代有个讨论，其次，要从对二者内容的比较中探讨它们的关系。《礼记》成书于西汉，但其中各篇写作年代不尽一致，一般认为，《大学》、《中庸》为曾子、子思所作，所以，本文未把上述两篇作为论述之对象。除有些篇章作者、时代有定论外，《礼记》之绝大部分篇章皆为秦汉时期儒者所著，似乎亦成为定论。至于《孝经》的作者、年代，有多种说法，笔者同意为汉代儒者作品之说。由此，可以断言，《礼记》或早于或与《孝经》为同时代之作品。从内容上看，《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甚多，以致梁启超说《孝经》“书中文义皆极肤浅，置诸戴记四十九篇中，犹为下乘，虽不读可也。”（《经籍解题及其读法》）的确，从本文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大量可见《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如：《孝经》：“以孝事君则忠。”《礼记·祭义》：“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经》：“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礼记·丧服四制》：“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礼记·祭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孝矣。”即使是《孝经》以五章专门论述的五等人之孝的思想，也可在《礼记》中看到其理论源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任善：指君王之孝。三德即三老。汉代设“三老五更”之位，以养老人，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养之，因此说，君王之孝在于“任善不敢臣三德”。当然，不可否认，《孝经》作为一篇专门论孝的文篇，较之《礼记》虽在理论建树上没有多少新的创造，但在系统性上、易于传播推广方面，要优于《礼记》。两者同列十三经，在历史上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两者的影响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孝经》不足两千字，专题专论，加之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影响面要大得多，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庶民，均可能读到《孝经》，而《礼记》只能影响有一定儒学文化修养的读书人。但由于《孝经》无限制地将孝道泛化，又一开始即以“经”立论，可能不屑于“形而下者谓之器”之类细微末节吧，倒使孝的好多具体道德要求如本文中所述之“孝行”部分疏于论述。总之，由《礼记》创造，而由《孝经》系统化的孝道理论问题与孝道的普遍原则借《孝经》而得以广泛传播。而《礼记》中之孝行部分则得之于如《二十四孝》、《三十六孝》、《弟子规》、《女儿经》等诸多童蒙与家训之书而予以流传，遂长期影响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与社会交往方式，成为礼仪之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不可低估《礼记》对中国孝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
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初儒生们，在结合汉初实际为汉家王朝制仪、制礼的同时，他们还采掇先秦儒家 礼学 思想的遗文、遗说撰写了一大批礼学论文。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礼学巨著——《礼记[5]》。在《礼记》中，汉儒们不仅编织出了一张从治理国家、求学问道一直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精细周密的礼仪网络，而且还从宇宙观、人性论、历史观的哲学的高度对 礼 的起源、 礼 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可以说，《礼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传统的 礼文化 已走向成熟。
1、《礼记》中烦琐的社会礼仪礼繁体字作礼 ，本义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
2、《礼记》中关于“礼”的哲学理论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不仅结合汉代社会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烦琐而又具体的封建礼仪制度，而且在他们撰写的礼学论文中，还从宇宙观、人性论、历史观的高度对“礼”的本质、“礼”的起源、“礼”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礼”的哲学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礼”是由“数”与“义”两部分组成的，“数”是指具体的礼仪，“义”则是指关于“礼”的哲学理论。与“数”相比较，“义”有着更根本的意义。因此，“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所以，关于“礼”的哲学理论，是《礼记》 礼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礼记》与《仪礼》有一定关系。《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了《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此类表述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说法无据。“只能说是传本不同，不能用小戴删大戴解释”。 】，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初好治宫室而坏孔子宅，得古《礼》五十七篇于坏壁之中，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朱熹撰有《朱子家礼》一书，他认为“《礼记》只是解《仪礼》”。阮元在《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 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
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而李学勤先生明确说“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本人不太赞成。” 】。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李学勤先生考证发现，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 。
《礼记》顾名思义是礼的记。而“汉人所说的《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把许多不是直接申释《礼》经的文字也收进来了。小戴《礼记》中《别录》列为“通论”的部分，如《檀弓》《礼运》《学记》《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以及《大学》《中庸》《缁衣》等等，尤其如此。”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揖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他的《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礼记》经注诸版本间之关系及其价值，认为现存版本可分两系统，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清代校勘《礼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礼记注疏校勘记》《抚本礼记考异》都未见到余仁仲本及纂图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识十行本众多讹误的由来。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经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类似余仁仲本的别本，十行本与抚本、八行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岳本，应视为这两种系统的混成品，实不足珍重。这种认识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经注、疏汇刻本的基础上附入《释文》而成的通俗概念。

周易 （易经）《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汉初刘向校书时《三易》仍存，汉后下落不明），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而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所以自孔子赞易起，中国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先秦有专门讲解易经的经师。
《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成书背景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成书时间
成于西周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认为周初作。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
成于战国
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易传的成书问题，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与苏轼之后，数百年来已经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钱穆、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李镜池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其称易传为孔子所做，若非司马迁之误，就必是汉儒刘歆所伪窜。根据《易传》的内容来看，应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学出现以后的作品，有明显的黄老道家与阴阳家色彩。
成于西汉
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 。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
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 ，“《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 ”郭店战国简本《老子》的面世，证明胡适对顾颉刚的批评是正确的。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经》的大学问家很多，如欧阳修、龚自珍。当代学者钱玄同精心考据后认为“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清儒家学者几乎一边倒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康有为则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64卦及卦爻辞）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11]

名称由来
《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
“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一种认为《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英文中The Book of Changes的译文就是取此义。
春秋时，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传》这部史书当中，多次提到“周易”，但从当时人们运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卦爻辞。
战国时，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成书。《周易》和《易传》并称为《易》，如《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荀子》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易”包含了《易传》。
西汉以降，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效仿先秦与汉景帝把道家黄帝与老子的著作称经的做法，也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称为“经”。《周易》和《易传》被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自此以后，《周易》、《易经》、《易》混合使用，有称《周易》，有称《易经》，有称《易》，其实含义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传》，一直沿用到今天，仍然没有严格区分。有的学者为了区分《周易》经传之不同，称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为《周易古经》，称注释《周易古经》的十篇著作（易传）为《周易大传》。
“周”之涵义
具体地说，“周”字，有二义：
①：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
②：指代号，即周朝，古代常称周朝的书为周书，如《周礼》、《周语》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也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因周文王得名。
“易”之涵义
①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
②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
③日月为易，象征阴阳。从文字学看，“易”字的构成是“日”、“月”。“易”上为“日”。

④日出为易。“干”的本义。
⑤易是占卜之名。
⑥变易、变化的意思，指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故此《周易》是教导人面对变易的书。
⑦交易，亦即阴消阳长、阳长阴消的相互变化。如一般太极图所示。有说“易”的甲骨文为象征将一器皿水（或酒）倒入另一器皿之中，以示变换、交易。
⑧易’即是“道”，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系辞传》：“生生之谓易”。
⑨指古代卜筮之书的代名词。《周礼》“太卜”的记载中，有《连山》、《归藏》、《周易》三部筮书称为“三易”，故易是筮书专有名词。
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即是说宇宙的事物存在状能的是：
1.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
2.时时在变易之中；
3.又保持一种恒常。
日月的运行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是“不易”。

《易经》讲道，而对于道讲得最早、最系统的是道家鼻祖老子。辩证法思想萌芽于《易经》体系建立于《老子》。陈鼓应指出：“老子由万事万物的对反现象寻找出它们之间的发展规律，从而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的辩证法——它发端于《易经》而体系的建立则完成于《老子》”。
《周易》的性质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原因在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周易》随着政治变迁、理论需求以及自身地位变化，性质也有所不同。
一：《周易》产生及早期，是一部筮书，为人们提供行动的准则。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落后，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当遭受意外的天灾人祸后，就萌发出借助于神意预知横祸或自己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的需求，以达到趋利避害。基于此，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周易》只是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预测的需要，这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二：经过演化，成为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典籍。
汉代，《周易》的性质有所变化，在保留原有占筮性质的同时得到了充分发展。易学家们克服了大衍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新筮法。焦延寿作《易林》创立焦氏筮法，其弟子京房更胜一筹，对筮法进行了彻底变革，创立纳甲法，因而在汉代筮法趋向完备。
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为《周易》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经过《易传》解释和发挥，其哲理化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周易》遂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典籍。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易》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由原来卜筮之书，而成为官方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之书，被称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思想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了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根据。自此以后，《周易》包含了二重性，一方面在历代统治者加封之下，其理论指导作用日益显露和光大；另一方面，民间术士不断更新，完善筮法体系。一直到今天，《周易》二重性还是十分明显。

编次
《周易》编次在古代十分混乱，各种版本编次存在很大差别。通行的编次是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编次，或后人篡改的朱熹《周易本义》编次，其编次特点经传混合，把《易传》解释《周易》卦爻辞的有关部分放到对应的地方。《易传》中凡属于总论，或者无法分割的部分，放在《周易》古经之后。
古代对《周易》编次的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看来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经传合，另一派是经传异。
战国时，《易传》十篇成书，《周易》经传分离，到汉代，《周易》与《易传》合称《易经》，但《周易》经传是分开的，一段把《易经》分为十二篇：《周易》古经上下两篇，《易传》十篇。
西汉末，费直首次以《易经》解经，经过郑玄、王弼传费氏易，将《易传》分割，附到《周易》古经相应的地方，并在书中称有“彖曰”、“象曰”，这就是如今通行的编次。
唐孔颖达采用了王弼本作《周易正义》，使王弼易本定为一尊，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本编次不完善，还应该把其它传再分，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在王弼本基础上把《序卦》分割，逐条放到每—卦经文之前。也有按照王弼本的乾卦的分法，将《易传》有关部分附到每一卦之后。
　　宋代有许多易学家不同意这种方法，恢复了汉初《周易》十一篇，让《周易》经传不相混杂，如吕祖谦、朱熹等人都是采用了经传分离的编次。朱熹的《周易本义》后经人篡改，次序被打乱，《周易本义》多是被篡改次序的本子。
　　将《周易》经传合，有利于对照传文解释《周易》古经，可以节省时间，这是有利的。但不利的一点是容易使经传不分，特别是打乱了各自的体系，不利于对二者的体系及各自的特点进行研究。而把《周易》经传分开，保持了《周易》经传原貌，克服了以上的缺点，但是，不能直接对应经传读《易》，二者各有千秋。

从易学发展史上看，先秦易学发展到老孔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其後秦始皇焚书，易以卜筮之书独存，然易学至此盛极而衰。三支易学的这一总趋势，到先秦以下乃由隐而显：透过淮南子，道家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门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占断灾异之学，术数易的趋势明朗化。
《周易》的解释学传统至汉代而一大变。汉代对《易》的解释最重要的学派有三：一是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一是以费直为代表的义理学派，一是以严遵为首的黄老学派。
孟喜、京房之易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经传文，同时讲卦气说，并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利用《周易》讲灾变。费直易学解经多取道德教训之意，用《彖》、《象》、《文言》中所讲的道理发挥《周易》经传文。严遵著《道德经指归》，以《周易》之义解释《老子》。这三家最重要的是孟、京一派的易学。此派易学最重要的是卦气说和纳甲说，将《周易》的卦与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物候相配，和干支、五行相配，将《易》坐实为一个定型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框架的各个部分也可以由其规则推论而知，削弱了《周易》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进行范围广阔的意义诠释的有效性。汉易的象数传统对后世易学影响极大。
魏晋时代的王弼易学则转一方向，尽扫汉易象数学中滋蔓出来的各种学说，恢复义理学传统。他在解释《周易》经文中引入老庄哲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传统，在解易体例上主取义说、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等。这在他介绍注易体例的《周易略例》中有详细说明。王弼非常重视《周易》的解释学传统，如他在《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象”说，主张通过卦象获取卦义，而获取卦义后就可忘掉卦象。这一说法的核心在通过解释学即象以见义，而一义能表现为不同的物象，故象不可拘泥执定。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王弼《周易注》之后一部以义理方法解易的名著，在这部书中，解释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运用。程颐认为，《周易》是对宇宙万物的摹拟，但所要表达的，不是可用数量摹画的外在相状，而是一种道理。世界是一种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周易》也是一部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六十四卦是这个总的道理在各卦所代表的特殊境遇中的体现，虽然代表六十四种境遇，但它经过解释，可以代表天下无尽的境遇。
在《周易程氏传》中，对于易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有很多解读，这些解读主要围绕如何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服务于“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在《周易程氏传》中，从道德形上学的“理”，到践履完成它的工夫“诚”，都有一定的诠释，这不仅充分体现了程颐高度推崇、弘扬儒家人伦道德、王道政治理念，而且还为人们从本体到工夫，从明道到行道，提出了一条非常可行的实现“内在超越”之路径。
朱熹在评论程颐《易传》时说：“《易传》明白，无难看。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字字句句有用处。 ”就是说，《周易程氏传》将《易》来做个载体讲他所见的道理，或者说是借《周易》卦爻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故无一句讲到卜筮，通篇皆在讲事理。朱熹还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这也是说，程颐先熟读六经，尤其于周敦颐处特有颖悟，以此中义理为基础，然后借《周易》发挥所见。不是伊川解释《周易》，而是《周易》解释伊川。
程颐的这种易学观，对王夫之影响很大。王夫之以《周易》为道德训诫之书，就是在程颐这一基调之上继续延伸。朱熹不同意程颐以《周易》为言理之书，作《周易本义》，欲恢复《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后来的易学家从中发挥出道理这一本来面目，强调《周易》的卜筮性质。王夫之吸取了朱熹的看法，不废卜筮而讲道德训诫，重点放在知得卜筮结果之后君子何以自省，何以接受道德教训而避凶趋吉。
现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哲学史研究领域，《周易》一直被视为占筮书而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承认其为传统社会官学典籍，另一方面又弃如蔽履。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中，介绍了《易经》中的‘宇宙秩序’观念”。80年代，《周易》开始为大陆学术界所注意，从中国哲学史研究队伍中分离出专门从事《周易》研究的学术群体，以《周易》流传本及出土《周易》竹书、帛书文本为主，相继出版和发表大量高质量专著、论文；另一方面从逻辑学研究队伍中分离出来的专门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群体，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和分析《周易》，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并在21世纪初，将《周易》的逻辑思想作为中国逻辑史的起点，编写入国家级重点教材，由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为高校研究生教学用书。

古代中国学者的哲学思考，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得到启发，哲学思辩能力也多数是在对易经的分析阐解和不同意见的争鸣中得到训练和提高。老子将易经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在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揭示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这一思想在易经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命题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易经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辫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
孔子深得易经之道了，最显著者有二：一是关于正名这一政治主张，二是关于举一反三类推思想。在易经的推论规则中，有一条是关于阴阳爻与阴阳位是否一致的“当位律”。这一条思维规律要求在自然递进推演时，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必须与所在位置的阴阳属性进行对照，一般而言，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即“当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顺）事物发展规律，倘若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不当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发展规律，孔子把这一条推演规律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正名”学说。在他看来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应当如同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那样当位才能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局面稳定，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产生不当位思想，孔子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广。
被考定成于战国中期的“周易大传”，是当时学者在总结前人认知易经的成果基础上，对易经卦爻符号体系及卦爻辞所作的一整套注释和阐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大家的思辩成果，也有更多古代优秀哲学家的思辩结晶，正是他们使易经这部古典在哲学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处。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有学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经影响。之后的古代哲学发展每个重要时期，易经思想都充当着轴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经不仅受到学者重视，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如唐太宗的青睐，钦命孔子后裔孔颖达博采众长主编《周易正义》，推动了以易经研究为中心的哲学研究的开展，因此之后不少学者纷纷自注易经。
宋代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等人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译，构造了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创立了被称为“先天学”的理学象数学派；周敦颐根据“易传”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太极图说》；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深入探讨，认为易经的核心是讲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将哲学研究和易经研究更进一步，提出“实道而器虚”的命题，明确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一般原理存于具体事物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杂和纯变和常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推理时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势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变即因时、因地等不同条件而灵活推论。只有把握了这种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碍于彼这易经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用以指导行为，必无往而不胜。
易经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古典著作所不可及的，这可能就是其列为群经之首的根本原因。

《周易》中有多处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还有讼与噬嗑两卦专门讨论法律问题。
第一，君权神授思想。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最集中体现，而这种体现，首先表现在立法权上。“君权神授”必然要求君主为立法的主体，人民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权，法律面前不平等，与之相应的是专制，“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正是这种意思的集中表达。《易传》的根本思想是专制，“法自君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易传》中反而没有对此加以论述。
第二，“刑罚清”与“刑罚中”。
豫卦的下体是坤，上体是震；坤的性质为顺，震的性质为动。上下结合形成顺与动的特点，而顺是动的前提条件。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昼夜交替、四时更替，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先后出现的，这才保证了自然界的正常运转；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必然产物，法律的实施也要依此而行。这应该是自然法思想的最早表述，不过，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出发点是强调一切权利来自于自然，《周易》强调“法权君出”，与人们所讲的自然法完全不同，而是从司法的角度，要求各级官员应仿效自然界的运行特点来执法。
第三，明罚敕法与明慎用刑。
噬嗑“大象”：“先王以明罚敕法。”这是从立法的角度讲的，因为要实现“明罚清”与“明罚中”，前提是“明罚敕法”。也就是成文法或法律的公开化问题，把定罪与量刑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使天下民众清楚明白，知道其可为与不可为之事，尽可能不触犯法律；即使触犯法律，也因为有明文规定而定罪量刑适中，民心折服。以尽量避免执法者的主观随意性，显示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明罚敕法”的重点不在于罚，在敕不在法；在于育民教民，不在于制民刑民，与法家的思想根本不同。这是“为政以德”的延续，主张德教为先，先教后刑，德主刑辅。
第四，息讼思想。
《周易》中专门有一卦———“讼”讲诉讼问题的，但卦义却不鼓励人们争讼，更不教人们如何取得诉讼的胜利。作为一个忠实诚信的人，即使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也应保持内心平静，戒骄戒躁，能不诉讼就不诉讼；如果迫不得已非要诉诸法律时，也要保持冷静，不可采取过激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吉。“终凶”，卦中指上九，上九有终极其讼之象，也就是说，把官司彻底打到底的意思，这种行为无论胜诉还是败诉，皆凶；在《周易》看来，无讼为最理想境界，虽有争讼出现，但经过调解而平息争讼也不错，不听劝解把诉讼进行到底最不好。“利见大人”，需由有德有威望的大人物听讼———即由德才兼备的法官断案，才能息讼；“不利涉大川”，大川是大险大难，这是说，当某人陷入争讼的旋涡时，不可涉险其它危险之事，因为此时的人心浮气躁，运时不佳，涉险其它，很容易出其它问题；“君子以做事谋始”，与“终凶”对应，从另一个角度告戒人们，与其争讼不止，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从事，理顺各种关系，从根本上杜绝诉讼。

经济思想
（一）两仪与经济。
周易在经济上的重大启示，是阴阳两仪的动静观念。依据阴阳两仪的动静观念，人类经济活动总源头太极的第一个创化，是从消费者的主观价值中找出稳定合理的主观价值，其后分别有私有及公共消费财的后续创化。经济学认为，一切最终财货都直接或间接充当生活欲望的手段，凡能满足人类生活欲望的财货便是具有效用。个体的消费理论及资产选择理论，即建基于此。经由交换交易，再加上交易市场竞争性的提高，可衍生出合理稳定的客观价值之创化。客观价值不只可以适用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等微观经济的测量分析，也能适用于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测量分析，宏观经济的客观价值，通常只是微观经济的直接叠加。
由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价值流汇集起来所得到的产业关联价量模型合理的两仪解析，还可印证周镰溪《太极图说护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的“太极动而生阳”。此外，根据厂商的活动、经济环境对厂商无言的弱约定、及厂商对员工有言的强约定，经由就业与投资市场致中和之力的解析，也能指出中和是中华文化的分析观念，不只可以包容均衡，亦可以包容“为道也屡迁”之各种动因。
中华文化中虚实亦是阴阳两仪互动对待概念，可用来说明商品与货币之关系。桑弘羊《盐铁论·力耕》即说：“以末易其本，以虚（货币）荡其实（商品）。”北宋周行己《浮址集》亦说，物为实，钱为虚。元初赵孟颊也说：“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需，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
（二）三才与经济。
《周易·系辞上》：“六交之动，三极（即天地人三才）之道也。”世界受天地人三才之主宰，因而三才是有意志、有意识、有感情的。要主宰就必须有精神作为，因此三才亦有为精神性万事之本的涵义。
经济学假设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每一位消费者追求主观直接效用的极大，就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消费支出预算的客观限制，是精神性的地。同理，社会集体消费追求社会福利的极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政府消费支出预算的客观限制是精神性的地。每一位生产者追求客观利润的极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生产技术限制是精神性的地。
若将消费活动的正而问题再视作天位阳交，政经领导下社会集体消费的正面问题视作人位阳交，生产活动的正面问题视作地位阳爻，然后联立起来，已十足展现出乾卦的卦象。若再将消费活动的对偶问题视作天位阴爻，政经领导下社会集体消费的对偶问题视作人位阴爻，生产活动的对偶问题视作地位阴乏，然后联立起来，则十足展现出坤卦的卦象。八卦以乾坤象征天地，而定上下之位，这就是易经说卦的天地定位。
（三）五行与经济。
《春秋繁露·五行对》论述，五行相生循环是一种生、长、养、收、藏的生产性循环。而由藏再到生，其实就是反者道之动。所以生产活动不与消费、投资活动合理连结，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因果循环。
对于因果循环的五行逻辑推演，一个成功的应用是企业小循环上。任何企业的劳动与资本（或资金）投入是生产活动最基本的投入。因为劳动投入是动因，故主“动”，为阳仪；资本投入是条件，故主“静”，为阴仪。而附加价值计算概念令其有专业经营以提高生产力的能动，故主动与冲刺，为经营理念之阳仪；生产毛额的计算概念可令其有企业分散风险综合理财以力求稳健之另一能动，故主静并求稳定，为对应之阴仪。若将劳动投入之阳仪与专业经营之阳仪结合，其所取之象符合事物实际发展状况，是为实象。劳动投入之阳仪与综合理财之阴仪结合，其所取之象是虚假之象，是为假象。资本投入之阴仪与综合理财之阴仪相结合，是为用象。资本投入之阴仪与专业经营之阳仪相结合，是为义象。

“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又为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
汉武帝“独尊儒术”，《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汉代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高于一切学术。中国历代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经列于首。《周易》为“六经”之首，自然也就是群书之首，即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影响极大。历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契机亦多建基于“易经”，两汉经学自不待言，魏晋“新道家”谈玄，亦将其列为“三玄”之一。若无《易经》之启发，“北宋五子”的学问几乎不能成立。
《周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发生了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员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正如国学大师、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所言“：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
总评
《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巨著，历经七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经久不衰，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开创了东方文化的特色，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
《易经》的思想智慧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黄帝内经》是元素论五行文化和阴阳文化结合的典范，解决了大易“医病”的问题；思孟学派的《五行》是德性论五行文化与阴阳文化融汇的渊薮，解决了大易“医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大易医国、医人、医病。
《周易》研究被称为“易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三易》在周朝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的，孔子在得到周易之后爱不释手，《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易经》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为大观。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汉族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与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

春秋 （春秋经）《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第一部华夏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成为经书比《诗》、《书》、《礼》、《乐》这四经为晚。李学勤先生强调：“我们不说《易》、《春秋》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诗》、《书》、《礼》、《乐》一样早，可是不会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因为他们认为《易》、《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晚年好《易》，他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
《春秋》经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其中成于先秦的较著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
“春秋三传”的侧重是有区别的。《谷梁》、《公羊》两传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左传》则侧重历史细节的补充。李学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谷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谷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但，《左传》里面有学术，《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