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六艺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
天开人文，鲁兴《春秋》。《 春秋》这部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被人们称赞的”春秋笔法“。《春秋》最大的特点就是每用一个字，都是入木三分，有褒贬含义。后世很多的人在写作的时候，学习春秋的写作方法，用字用言，字字珠玑。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人文时代的开端，也是儒家文化的先声，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传统是如何来的，不知《春秋》是无法知后世的。《春秋》还是一部那个时代的人性历史。春秋时期，泱泱大国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人们开始有了礼，懂得了仁爱，大智大勇的智慧开始浮现。《春秋》正好记载了这个时代的人性的具体表现以及发展历程，所以说，《春秋》是那个时代的人性历史。

战国时代有六经 。《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1] 。李学勤先生明确讲：“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个人不太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先秦经典没有得到一个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实，那时对六经的引用不仅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别不喜欢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庄子，像法家，实际上‘六经’已是当时的基础教材。”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现代的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证，那就成问题了。”超出《论语》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学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
  
• 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
  
• 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
  
  

“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当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一般都叫《春秋》[1] ，“只是鲁国就叫《春秋》，没有加个专名，而晋国、楚国自己加了专名。······《春秋》就是个共名。”

乐经
《乐经》，书名，《六经》之一。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乐经》。先秦有《乐经》存世。此说不仅见于传世文献《庄子·天下》篇，从郭店楚简中也得到了证实。郭店简《六德》说：“观诸《诗》、《书》则亦载矣，观诸《礼》、《乐》则亦载矣，观诸《易》、《春秋》则亦载矣。”简中另一篇《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
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焚书坑儒中的秦火；另一种是认为，《周礼·春官宗伯章》之《大司乐》为《乐经》；还一种是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
“《乐经》已亡于秦火”观点较为可信，采纳的人也最多。

先秦学术传统久远、深厚。先秦学术在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为主，《周易》、《春秋》后来也成为重要学术”。“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个经学的传统，孔子就是研究经的······中国的经学和子学从来是并行的，经是更早形成的。”[2] 孔子研究乐，修订了《乐经》。
有乐经则有“乐记”。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为《乐经》作有《乐记》，部分收录于小戴《礼记·乐记》之中。《乐经》、《乐记》毁于秦火。秦火之后，《乐经》已不流传，乐官也只能演奏而不能讲出理论，公孙尼子的《乐记》已很难见到。《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所编《乐记》，只是一种辑录的替代品。······这种辑录的《乐记》，在《汉志》中称为《王禹记》，共二十四篇。”
到刘向校书时，才找到真正的《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于是渐归亡佚了。
大明后期时，本省旬邑县直道村内，有布衣隐士文平人又名应熊字梦叶，号抱怀子其人者，年十六岁时，一日雨后，往村外一古庙散步，庙历史不可考，有竹简狼藉地上，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文君遂检藏家中。逾二十年后，文君已学有根底，参阅诸书，始将竹简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为《乐经》全文，遂写释为今文，酌加注解，并另著《周易》蠡测解，无字易义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经载入旬邑县志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经二百余年兵燹，竹简已失。遗著散佚各处，现存之今文《乐经》系平人先生族中后人文尔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没，于十年前送交萧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萧之葆君，字筱梅，为逊清名翰林，现年六十九岁，曾修旬邑县志。志成由县长呈省府拨款付印，萧趁机愿将十余年来保存之《乐经》赠借付印，以广流传。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当即派省府秘书郑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县长）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县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记者昨赴省府晤郑秘书详询接洽情形，据云：萧君住飞云洞中，洞在旬邑县东二十余里之山谷内石崖上，石崖高约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层全为人工凿成，洞之历史业有千余年，据史载唐末彬宁节度使王行瑜称兵犯阙，盘踞此洞，后为李克用所败逃窜宜君一带，又元末御史萧元义在此洞隐居十三年。后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县尹朱纯真统兵据此，后为明许达兵所战败，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为义崖洞。洞之形势奇古已极，自崖下内进一小洞，小洞上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开有窗，此洞为萧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为大洞，为藏书室，再升六丈为最上洞，是厨房，萧君全家均住洞内，每日饮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车运至上洞，萧君每日出入，亦须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将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虽千万人马，亦难闯入。故《乐经》全书被萧君藏在此处颇为牢固，去岁地方不靖，原书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萧君家庭共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长子学业普通，次子文学颇佳，萧君修旬邑县志时，因年迈眼花，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为操觚。萧君在石崖下，仅有地二十亩，每年收粮不过数石，维持一家生活颇为不足，时感断炊之虑。萧君即为名翰林，又保存古书，社会人士对萧君应爱护而救济之。萧君所藏之《乐经》内容既系蚪文译释而来，故内容均人未所见，全书共三册，每册约百页，为大明末年最上纸料，书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为帝曰（即指黄帝）下为师曰（乐师名吕），再下为孔子、颜子解释等等。

从当年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为明末清初当地一位隐士根据一座古庙里的竹简整理译释而来（在古代佛寺属于地主阶级，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参或造佛经），传至前清翰林萧葆君，再通过他修旬邑县志的途径使此消息为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获悉，邵力子当即派秘书郑自毅将《乐经》共三册从旬邑县萧葆君手中接收。这篇报道是《西京民报》分别于1936年12月12日、13日两天由《西京民报》独家刊出的，从报道看《乐经》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没变，而副标题却改成了：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但不管怎么说，省政府马上要将《乐经》印刷出版了，记者称发现《乐经》是“文化界得一至宝”。可就在这个当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乐经》印刷出版的事从此便没了下文。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与南京政府来西安的大员一块儿被张杨两位将军关押，邵力子于事变五天后辞去省主席职务，西安事变解决后，邵力子也离开了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使《乐经》的印刷出版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宝”的消息成了泡影，《乐经》至此又一次与世人擦肩而过，《乐经》原版也从此神秘失踪，成了文化界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部行将付梓的《乐经》原版到底去了哪里，有学者作了这样的猜测，根据《西京民报》12月12日的报道，“《乐经》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变发生时《乐经》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变邵力子被关押，后辞职而离开陕西，《乐经》原版极有可能被邵力子带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报》又改口说“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使得《乐经》原版到底在谁手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果按照第二天报纸的副标题分析，说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将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书郑自毅肯定知道《乐经》印刷出版的事是怎么安排的，《乐经》原版在谁手里他自然最清楚。郑自毅据《西京民报》12月19日：“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氏到事以后，积极召集原任各原属，督促推进凡各事务，连日已均大体入范，每日照常办公，所有各科长及秘书与会计方面各职员，一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动”的报道分析，《乐经》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没受影响，报纸原称：“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行将付梓”。西安事变发生后，省主席易人，《乐经》印刷出版的结果也就成了至今难以破解的谜团。

可能残留于“清华简”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经过两年的清理保护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
清华简中还出现了周代诗篇。据了解，“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也因为焚书坑儒导致失传，就只剩下了五经。专家在对清华简的研究中发现了周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朝后在典礼中饮酒赋诗的资料，有专家认为这是《乐经》的篇目。在竹简中还有一篇编年体的史书，记载着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的历史。竹简中周公的一首诗竟然与《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令人惊奇。
韩非子说儒分八派，其中有仲良氏之儒。陶潜的《圣贤群辅录》说“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 《孝敬·广要道章》记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可见“移风易俗”是儒家论乐的核心观点。
除此之外，儒家论乐还重性情，如郭店简《性自命出》开端就云：“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定）。”古人为何津津乐道“乐与性情”之间的关系呢？“殊不知这乃是儒家论乐的一套基本观点。”李学勤先生主张把郭店简《性自命出》改名，将其“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
乐经中还应该有纯乐理内容，如规定音阶距离大小的“五音”（宫、商、角、徵、羽）和规定音高的十二律（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等。早在《尚书》中就揭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问题，《虞书·益稷》又说“予欲问六律、五声、八音”，其中都涉及到了“音律”问题。《国语》记载了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分别和单穆公、乐师州鸠的对话。与单穆公探讨的是“熔化无射钟，改铸成音律较低的大林（即林钟别名）钟”的可能性；与乐师州鸠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六律”向“十二律转化”的问题，州鸠说，通过在”六律“中插入六个称作为”六间“的”间隙律“，可以得到“十二律”。
《礼记·礼运》篇记有“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 方法。

六艺
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
六艺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五经述解》：“六艺数家或以【诗】代【乐】，缘古人诗以合乐者，实【乐】方正宗也。”[1]

• 礼：礼节（类似今日德育教育）。五礼者，吉、凶、宾、军、嘉也。
  
• 乐：音乐。六乐 ：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
  
• 射：射箭技术。这五种射技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
  
  
  • 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
    
  • 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
    
  • 剡注：谓矢发之疾，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
    
  • 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
    
  • 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
    
    
• 御：驾驶马车的技术。
  
  
  • 鸣和鸾：谓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
    
  • 逐水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
    
  • 过君表：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
    
  • 舞交衢：过通道而驱驰自如
    
  • 逐禽左：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 书：指书法（书写，识字，作文）六书：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 数：数，指理数、气数（运用方法时的规律），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运动规律。《广雅》：“数，术也。”即技术、方法、技巧而已。
  
  

【礼】：礼节。 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乐】：是六乐。六乐：指《云门大卷》、《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套乐舞。古代最早的礼仪性乐舞《云门大卷》。尧时有《咸池》。舜时有《大韶》。孔子自称其听过韶乐，大加赞赏，称其乐舞尽善尽美。禹时有《大夏》。商时有《大濩》。周时有《大武》。这都是古代著名的礼仪性乐舞。 周时保存有完整的这六套乐舞，成为六乐，分别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使用：《云门大卷》用于祭祀天神；《咸池》祭地神；《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祭周始祖姜嫄；《大武》祭祀周代祖先。六乐流传到汉代，只有《大韶》、《大武》二乐。
【射】：军事射箭技术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
【御】：驾驭马车战车的技术 五御：鸣和鸾、逐水曲 、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礼·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艺……四曰五驭。"郑玄注:"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谓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书】：书法（书写，识字，文字） 六书(周礼并未说明，后人的猜测可能是)：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注：转注、假借是识字方法 ，而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方法，其中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
【数】：数术又称术数，是计算、数学的技术。有九章算术。
【相关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何谓“礼”
礼者，不学“礼”无以立，《管子·牧民》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自古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上代屡为司礼之官，孔子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现代官方则设立外交部礼宾司( Concierge)负责国家之大礼，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涉外酒店则专门设有首席礼宾司职位（Chief Concierge），负责酒店礼宾事务。正式的首席礼宾司职业资格由国际金钥匙组织认证。

何谓“乐”
有“礼” 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伴奏，古代政府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吏,并负责负责宫中庆贺燕飨之乐。历史记载孔子主要有三位老师，相传曾“ 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师襄, 春秋时期鲁国著名乐官, 孔子的老师之一，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史记》里说他“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唐代的梨园则设立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 现代音乐则早已发展为一种文化产业。

何谓“射”
射，“射”乃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孔夫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杀敌卫国的技术，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的“射艺”包含两个主要运动：射箭和弹弓，春秋时期还发明了弩。其中射箭由于在军事和狩猎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历史上更受人们的重视。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曾经发现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度，在武举制度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等等。如今的“射”艺，其实应该综容古今，包含现代的手枪、步枪、等实弹射击运动，也应该包括古代的射箭和弹弓，射弩。

何谓“御”
御，“御”的范围就是驾驶，但是无论在现代和古代，都包含交通工具的“驾驶学”和政治、领导、和管理学领域的“驾驭学”。中国古代著名的案例包括“赵襄王学御于王子朝”和“田忌赛马”，这说明，驾驭之术不仅仅是一种斗勇，更是一种斗智，包含对某一问题在运筹学、驾驭学、领导学方面的综合最优化。

何谓“书”
书，“书”顾名思义，书画艺术，把书画算作一种技艺就错了，中国的书画不仅是一种高雅技艺，更是一种修心养性的工具和法宝，很多官僚寄情于书画，不仅仅是锻炼技艺，醉翁之意不在酒，留给读者三思吧。
《汉书》首先谈到"六书"的具体名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管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何谓“数”
数，即数学之数，现代已经延伸为“数理化”之数。中国古代数学很早就已经很发达，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古代数学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河图洛书”，如宋朝时期著名大数学家秦九韶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
六艺现代解释：
参考：何谓“大国学论”及其宗旨和意义？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将六艺德性化,六德归之于一心,其学说更具中国文化的回归性.然此说亦存在缺乏对本体的分析的理解,缺乏对孔子的"一贯之道"的疏解等诸多问题.应以马一浮"六艺心统说"为本体诠释之开端,重新梳理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促进六经的现代转化以重振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