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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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十三经，是指封建统治者先后将13部儒家书籍“法定”为“经”，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经”。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了“五经”之说，即《诗》、《书》、《礼》、《易》、《春秋》。汉后又增加《论语》《孝经》，并称为“七经”。
到唐代，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诗》《书》《易》，有“九传”之称。唐文宗时，在九经之外加汉代已列入“经”的《论语》《孝经》，增补《尔雅》构成“十二经”。宋仁宗时，增加《孟子》，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经”。
儒家十三经，是指封建统治者先后将13部儒家书籍“法定”为“经”，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经”。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历史：
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
汉朝：五经
主条目：五经
汉朝时，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
唐朝：九经
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
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晚唐：十二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
五代：十一经（收入《孟子》）
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
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
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
《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
《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
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
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
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
《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名称由来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用的也是《诗》，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风篇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19篇、鄘（yōng）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0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桧风4篇（桧即“郐”kuài）、曹风四篇、豳（bīn）风7篇。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雅篇
《雅》是周王朝国都附近的乐歌，共105篇。包括大雅小雅，共31篇。
《雅》为周王畿内乐调。《大雅》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功绩，有些诗篇也反映了厉王、幽王的暴虐昏乱及其统治危机。
《大雅》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作者大都是贵族，谓高尚雅正等。旧训雅为正，谓诗歌之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小雅》共有74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
大雅的作品主要有《文王》、《卷阿》、《民劳》，小雅有《鹿鸣》、《采薇》、《斯干》等。
颂篇
《颂》共有40篇。
对于《颂》的释义，最早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颂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
据阮元《□经室集·释颂》的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
郑玄《毛诗传笺》说：“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
近代学者也多以为《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
颂的名篇主要有《清庙》、《维天之命》、《噫嘻》等。

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六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大雅”和“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10]
“诗六义”是《诗大序》（《毛诗序》）最先提出，这个提法又是以《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为根据，对《诗经》中作品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11] ，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一、比，就是譬喻。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为有前后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点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跃然纸上。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又由于喻体在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获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根据与不同喻体的联系，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如《硕鼠》、《相鼠》等。《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运用亦很灵活、广泛。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体喻形体，色彩喻色彩，光泽喻光泽，声音喻声音，气味喻气味，动作喻动作，感觉喻感觉，景况喻景况。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为象征。手法上比较含蓄，但往往从多方面进行比喻，即用“丛喻”之法，有时同于今日的“指桑骂槐”的。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二、借助某事某物起韵。[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朱熹对赋、比、兴概念的解释十分明确，但他将《诗经》每章表现手法都一一标出，其所言的类型和对诗的解释中，就显示了矛盾。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标：“兴也。”但他在具体解释此章时又说：“雎鸠，一名王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烈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串讲全章时又云：“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合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美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则又成了“比”。[12]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卷耳》、《黍离》、《蒹葭》、《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兴包括“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的情形，是指由于人们生活阅历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种种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对一般人来说是漠不相关，但对某一具体人来说，就可能会勾起对旧的经历的回忆，引起很深的感慨。
三、赋。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赋法，在《诗经》中也常体现于一些简单的叙事。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女子约他的男朋友晚间在城隅相会，但男青年按时到了约会地点，却不见这位姑娘，等之不来，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过了一会，姑娘忽然从暗中跑出来，使小伙子异常高兴。诗中所写姑娘藏起来的那点细节，可以理解为开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对小伙子爱的程度的测试，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表现了高尚纯洁的爱情。后面赠彤管的细节也一样。其中既无比，也无兴，却十分生动。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民俗画。
赋法中，也包括叙写、联想与悬想。如《豳风·东山》第三章写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从而引出“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结婚合卺之物）而联想及结婚时情景，作为对于将要面对的现实的烘托或反衬等。
悬想即未必有，而是诗人设想之，借以表现诗人的心绪。如《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魏风·陟岵》亦是。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重章叠句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国风》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诗经·国风》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语言风格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皆有曲调
诗与乐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乐律全书》说：“《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商颂》五篇，皆商调。”诗与乐的这种关系在上博简《采风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证实。马承源先生认为：“简文是乐官依据五声为次序并按着不同的乐调类别整理采风资料中众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时可依此类别定出腔调，如《诗经》那样，而简文所记约是楚地流行的音乐。”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17]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
现代

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
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
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16]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
民国《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16]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
二十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19]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
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
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
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
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

一、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20]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20]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20]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20]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多篇写祀文王、祀天地，可从中了解祭礼；《小雅·鸳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20]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21]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21] 。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22]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23] 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24]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25] ，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21]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26] ，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27]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28] 。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29] 。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30] 。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以后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泛流传。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密切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作家纪贯之（？~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诚的译本被评价为信、达、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32] 。日本当代学者于二十世纪70年代成立日本诗经学会，出版会刊《诗经研究》。

礼记
《礼记》，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礼仪著作加以记录，编纂而成，共49篇。“十三经”之一。是战国以后及西汉时期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49篇分属于制度、通论、名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等，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汉族哲学思想。
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毂梁》，加上《诗经》《易经》《尚书》《论语》《尔雅》《孝经》，称为十二经；宋、明又增加入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 ，为士者必读之书。

礼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
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2]
《礼记》收集文章出处多源，多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典籍，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又叫《小戴礼记》。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内容
《礼记》 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汉民族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这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有专记某项礼节的，体裁跟《仪礼》相近，如《奔丧》《投壶》。有专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它们是分别解释《仪礼》中《士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的，跟《仪札》关系最为密切。
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
有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王制》《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祭法》《祭统》《深衣》等篇。有侧重记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就是。
有记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等，这些篇大都是托名孔子的儒家言论。
有结构比较完整的儒家论文，如《礼运》《学记》《祭义》《经解》《大学》《中庸》。此外还有授时颁政的《月令》，意在为王子示范的《文王世子》。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扎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联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礼记》[4] 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 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秦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请注意：《礼记》郑玄之注仅是原因之一】。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相传礼为周公旦所定，东周时“礼崩乐坏”，孔子重新进行了整理以教育学生，到汉代礼便成为“六经”之一了【请注意：这讲的是《仪礼》而不是礼记】。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礼仪制度、哲学思想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

文学价值
《礼记》全书多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是一部记述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
早期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袁可立）七岁从塾师受毛诗礼记，十一岁改治尚书，十九补博士弟，为督学衷简肃公所赏拔。”
礼，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礼记[5] 》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庄。”可见礼的作用很大，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而实际上哪个朝代也没有把礼的条文都做到。
反映思想理论性的集中在《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篇，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在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礼记》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2] 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从来礼乐并称。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礼记》之孝道思想是丰富而全面的，既论述了孝之起源、地位与作用，孝与忠、礼、政、教的关系等宏观理论问题，又有关于孝道本身的总体与个别义项和孝行的微观具体论述。据此，笔者认为，《礼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完成了孝道的理论创造并达到其顶峰。得出这样一种评价，就必然涉及如下问题：《礼记》之孝道思想与《孝经》是何关系？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对两书的时代有个讨论，其次，要从对二者内容的比较中探讨它们的关系。《礼记》成书于西汉，但其中各篇写作年代不尽一致，一般认为，《大学》、《中庸》为曾子、子思所作，所以，本文未把上述两篇作为论述之对象。除有些篇章作者、时代有定论外，《礼记》之绝大部分篇章皆为秦汉时期儒者所著，似乎亦成为定论。至于《孝经》的作者、年代，有多种说法，笔者同意为汉代儒者作品之说。由此，可以断言，《礼记》或早于或与《孝经》为同时代之作品。从内容上看，《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甚多，以致梁启超说《孝经》“书中文义皆极肤浅，置诸戴记四十九篇中，犹为下乘，虽不读可也。”（《经籍解题及其读法》）的确，从本文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大量可见《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如：《孝经》：“以孝事君则忠。”《礼记·祭义》：“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经》：“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礼记·丧服四制》：“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礼记·祭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孝矣。”即使是《孝经》以五章专门论述的五等人之孝的思想，也可在《礼记》中看到其理论源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任善：指君王之孝。三德即三老。汉代设“三老五更”之位，以养老人，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养之，因此说，君王之孝在于“任善不敢臣三德”。当然，不可否认，《孝经》作为一篇专门论孝的文篇，较之《礼记》虽在理论建树上没有多少新的创造，但在系统性上、易于传播推广方面，要优于《礼记》。两者同列十三经，在历史上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两者的影响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孝经》不足两千字，专题专论，加之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影响面要大得多，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庶民，均可能读到《孝经》，而《礼记》只能影响有一定儒学文化修养的读书人。但由于《孝经》无限制地将孝道泛化，又一开始即以“经”立论，可能不屑于“形而下者谓之器”之类细微末节吧，倒使孝的好多具体道德要求如本文中所述之“孝行”部分疏于论述。总之，由《礼记》创造，而由《孝经》系统化的孝道理论问题与孝道的普遍原则借《孝经》而得以广泛传播。而《礼记》中之孝行部分则得之于如《二十四孝》、《三十六孝》、《弟子规》、《女儿经》等诸多童蒙与家训之书而予以流传，遂长期影响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与社会交往方式，成为礼仪之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不可低估《礼记》对中国孝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
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初儒生们，在结合汉初实际为汉家王朝制仪、制礼的同时，他们还采掇先秦儒家 礼学 思想的遗文、遗说撰写了一大批礼学论文。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礼学巨著——《礼记》。在《礼记》中，汉儒们不仅编织出了一张从治理国家、求学问道一直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精细周密的礼仪网络，而且还从宇宙观、人性论、历史观的哲学的高度对 礼 的起源、 礼 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可以说，《礼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传统的 礼文化 已走向成熟。
1、《礼记》中烦琐的社会礼仪礼繁体字作礼 ，本义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
2、《礼记》中关于“礼”的哲学理论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儒们，不仅结合汉代社会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烦琐而又具体的封建礼仪制度，而且在他们撰写的礼学论文中，还从宇宙观、人性论、历史观的高度对“礼”的本质、“礼”的起源、“礼”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礼”的哲学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礼”是由“数”与“义”两部分组成的，“数”是指具体的礼仪，“义”则是指关于“礼”的哲学理论。与“数”相比较，“义”有着更根本的意义。因此，“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所以，关于“礼”的哲学理论，是《礼记》 礼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礼记》与《仪礼》有一定关系。《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了《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此类表述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说法无据。“只能说是传本不同，不能用小戴删大戴解释”。[6] 】，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初好治宫室而坏孔子宅，得古《礼》五十七篇于坏壁之中，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朱熹撰有《朱子家礼》一书，他认为“《礼记》只是解《仪礼》”。阮元在《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 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
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而李学勤先生明确说“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本人不太赞成。”】。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李学勤先生考证发现，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 。
《礼记》顾名思义是礼的记。而“汉人所说的《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把许多不是直接申释《礼》经的文字也收进来了。小戴《礼记》中《别录》列为“通论”的部分，如《檀弓》《礼运》《学记》《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以及《大学》《中庸》《缁衣》等等，尤其如此。”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揖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他的《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礼记》经注诸版本间之关系及其价值，认为现存版本可分两系统，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清代校勘《礼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礼记注疏校勘记》《抚本礼记考异》都未见到余仁仲本及纂图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识十行本众多讹误的由来。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经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类似余仁仲本的别本，十行本与抚本、八行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岳本，应视为这两种系统的混成品，实不足珍重。这种认识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经注、疏汇刻本的基础上附入《释文》而成的通俗概念。

左传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 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典籍简述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共三十五卷。《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既是一部战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
《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证明是左丘明，这是目前最为可信的史料。有些学者则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但均为质疑，因为《左传》中某些文章的叙事风格与其他不符，并无任何史料佐证，只能归为臆测。[3]
《左传》对后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它不仅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并引录保存了当时流行的一部分应用文，给后世应用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仅据宋人陈骙在《文则》中列举，就有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八种之多，实际还远不止此，后人认为檄文也源于《左传》。并且，本书在我国的文学界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史学也有巨大的贡献！

书名及历史
《左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西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为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素材来源
《左传》编者收集的素材主要是瞽史讲诵的底本。但也有当时能见到的各诸侯国的国史——“春秋”，和史官所保留的文书档案。同时还有可能大量采纳了民间的传说。

楚简证真伪
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


艺术博物馆。经过两年多的整理考释，浙大古文字学家曹锦炎主编的《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由浙大出版社正式出版。2012年4月24日，该书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举行首发式。
这批战国楚简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首发式现场，2300多年前的战国楚简正式与世人见面。大部分完简（含缀合后）都在23厘米左右，相当于战国尺约一尺，简头、端修治平齐。3枚较长的简上端平齐，下端成尖弧状，尤为特殊，尚属首见。
据介绍，这批楚简初置于一个木胎漆盒内，经清理，共编号为324号，缀合复原后完整简约160枚；字迹清晰，墨色厚重，文字抄写洒脱，颇有行草意趣；经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碳-14测试，推测这批竹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40年。
战国楚简存世稀少，浙大是继清华大学之后第二所收藏楚简的高校。此外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保存着秦、汉时期的竹简。
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浙大藏战国楚简》主编曹锦炎说，《左传》是这批楚简的内容精华所在，这是继汉代孔壁古文《左传》出土近2000年后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涉及《左传》的竹简，浙江大学保存的是世界上现存的惟一一份。清末以来，有人怀疑《左传》为西汉刘歆之伪作，后经学者辨诬，其说渐破。之前学者的证据均为理证，今有了可信的事证，故其学术意义非同一般。”这不是孤证，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发现，为《左传》非刘歆伪作增加了有力的证据。”
“0.5厘米宽的竹子上能写出如此丰富自由的笔画，这让我们对战国时期的书写方式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大艺术系教授陈振濂认为，浙大藏楚简对于书法史的研究很有价值。相对于笔画工整的郭店楚简，浙大藏楚简“最大特点是看似不规范但又有规律，是目前发现的保存隶变之前的最好的、笔画丰富的古文字，可以用‘籀篆为体、隶草为笔’来概括。”

内容结构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评论。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就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叙述方式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情发生、发展和结果。但倒叙和预叙手法的运


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者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
《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等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8]

编年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时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文学色彩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
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之一。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但与《尚书》《春秋》有所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其文学特点可概括为：
第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第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第四，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左传》里面有丰富的学术思想：《周易》的《文言》的头几句就来自《左传》；考古实践中不少史料需要《左传》来印证——比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发现的大鼎上有长篇铭文，铭文的器主“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还有例子就是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的铜钟，铭文不全，它说“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多少学者也讲不通；香港一批流散青铜器，一件上有完整的铭文；所谓“竞平王之定”靠《左传》搞懂了，因为《左传》里面楚国人的名字就是他的“什么之什么”，不像晋人介之推，前面是地名，这里的前面是父亲，所以“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李学勤先生沉重地说：“我们很少有人很好地研究《左传》、《国语》里面的春秋时代的学术。春秋时代对于《诗》、《书》、《礼》、《乐》的解释是什么样的？春秋时代人的学术世界是怎么样的？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没有研究。”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贺循将其评价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历来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记》并称，尊为历史散文之祖，“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左传》尤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 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为史官，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他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成为中国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历代帝王对左丘明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
左丘明的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山东泰安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

1．东道主
《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郑国在秦国东面，故称东道主。原指东路上的主人，后称款待宾客的主人。
2．退避三舍
《左传·僖公二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又《僖公二八年》：“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辟：同“避”，舍：春秋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后以“退避三舍”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
3．及瓜而代
《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两人都是齐国的大夫）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及：等到。代：代替，接替。等到瓜熟时派人接替。泛指任职期满，由他人继任。
4．言归于好
《左传·僖公九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言：句首虚词，无实际意义。彼此重新和好。
5．魑魅魍魉
《左传·宣公三年》：“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本为传说中的鬼怪，现用以喻指各种各样的坏人。
6．狼子野心
《左传·宣公四年》：“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本谓狼崽子虽小，却具有凶恶的本性。后喻凶暴的人必有野心。
7．外强中干
《左传·僖公十五年》：“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原指所乘之马，貌似强壮，实则虚弱，后用以泛指人或事物，谓表面强有力，实则虚弱。
8．表里山河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山：太行山，河：黄河。泛指外有山内有河，地势十分险要。
9．厉兵秣马
《左传·僖公三三年》：“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厉：磨，砥砺；兵：兵器，秣：喂。磨好兵器，喂饱马，指作好战斗准备。
10．困兽犹斗
《左传·宣公十二年》：“困兽犹斗，况国相乎？”比喻在绝境中还挣扎抵抗。
11．风马牛（风马牛不相及）
《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言齐楚两地相离甚远，马牛不会走失至对方地界。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12．剑及屦及
《左传·宣公十四年》载：春秋时楚庄王派往秦国的使臣申舟路过宋国时，被宋人所杀。楚庄王急于出兵给申舟报仇，迫不及待地奔跑出去，奉屦（麻、葛等制成的单鞋）的人追到寝门的通道，奉剑的人追到寝门之外，驾车的人追到蒲胥之市才追上他。后用以形容行动坚决迅速。
13．鞭长莫及（鞭不及腹）
《左传·宣公十五年》：“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原意是鞭子诚然很长，但不能打马肚子。后比喻力量达不到。
14．城下之盟
《左传·桓公十二年》：“楚人伐绞…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在敌人兵临城下时被迫订立的盟约，现指事发因条件限制而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15．尔诈我虞
《左传·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指你诈骗我，我诈骗你。
16．贪天之功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原意把天的功绩，说成是自己的力量。后谓抹杀别人的力量，把功劳算到自己身上。
17．居不重席（居不重茵）
《左传·哀公元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席：铺垫用具。坐卧处不铺设两重垫子，意谓节俭。
18．一之谓甚（一之为甚）
《左传·僖公五年》：“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犯一次错误，已经过分了。表示不可一错再错。
19．假途灭虢
《左传·僖公五年》载：春秋时期，晋国向虞国借路去灭虢，晋灭虢后，在归途中又灭了虞国。后指以向对方借路为名而行消灭对方的计策为假途灭虢。
20．经天纬地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慈和徧服曰顺，择善而从曰比，经纬天地曰文。”择善而从，指采纳正确的建议或选择好的方法加以实行。经天纬地，形容有治理天下的经世之才。
21．多行不义必自毙
《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不义的事情做多了，会自取灭亡。
22.一鼓作气
《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23.居安思危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
24.一问三不知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 其它还有：骄奢淫逸；众叛亲离；大义灭亲；惟命是听；皮之不存，毛将安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

《左传》是我国最早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书，同时也是一部长于修辞的文学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徐仲舒先生的意见，《左传》成书之后，即在三晋流传。《汲冢书》有《师春》一卷，与《左传》记卜筮事无一字之异，这就是《左传》在魏国编写或首先在魏国流传的证明。《战国策》载虞卿之言："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实与《左传》所引《书经》的"居安思危"相同，可见，虞卿所称的《春秋》即《左氏春秋》。虞卿为赵国上卿，证明《左传》流行于赵。《韩非子》著作中也有《左传》的内容。
汉代以后，《左传》流传日广。河间献王刘德爱好搜集传播古代文化，还立了《左氏春秋》博士，专门讲授《左传》。《汉书·儒林传》载这一派半官学传授《左传》的情况时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左氏春秋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传》，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尹更始为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琊房风。可见《左传》在汉初流传之广，甚至出现了《左传》章句。
《左传》与《春秋》合编，成为儒家的一部经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学派所谓的"文"其实是指"文化"，主要是历史经验、政治哲学、以及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方面，《左传》正是《春秋》的绝好辅助材料。司马迁推寻《春秋》之义以为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之后，孔门弟子要系统地总结孔子遗教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有了《春秋》这样的简明提纲，有了《左传》这样丰富而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它的印证，自然就"深切而著明"了。
《左传》在史料和写作方法上，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不少取材于《左传》。总之，这部搜罗广泛，丰富多采的史学巨著，对后世史学、散文乃至小说、戏剧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左传》还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在论辩方式上，《左传》中的辞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也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里的分析见长。《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
李学勤先生指出：“《史记》除了依靠《诗经》、《书经》、《世本》以外，最主要的依靠是《左传》。”“《左传》是我们建立古史系统的一个主要依据。”[10]
《左传》作为《春秋》经书的传，从思想性角度来讲自然是经传一脉的。我们知道，开创了儒家的孔子生于周室衰微，诸侯力政的时代，从而力主“内华夏而外夷狄”，贯彻在所修《春秋》经书中。这种观点经《左传》等流传久远，影响巨大，“以至我们总是低估华夏以外民族和地区的作用地位。主张‘中原中心论’的人们显然有意无意地陷于这种看法的限制。”
《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桓谭《新论》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

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古代汉族今文经学重要典籍。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即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尚书》和《春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甲骨文）最早的两部书。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现仅存左丘明编写的《左传》。《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
1、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
2、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3、《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