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十三经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
1、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
2、“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公羊传》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母子都（生）；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胡母生和他的老师公羊寿用汉代的隶书“著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
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汉初期，时代需要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因而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也有学者认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著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
胡母生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1995年，蒋庆出版《公羊学引论》一书，为当代公羊学重兴之滥觞。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1]
三传今古文之争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传说《公羊传》是战国时代公羊高编撰的，先是师徒口耳相传，直到西汉景帝时才写定成书。和《左传》、《谷梁传》一样，《公羊传》开始是与《春秋》分开流传的，大概在西汉后期哀帝时，著名学者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才把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春秋》尊为“经”，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称为解释经书的“传”，后人以传附经，合为一编，从此便把这三本书合称为“春秋三传”。
《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有：“《公羊传》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齐人。”唐代颜师古注：“名高”。“公羊”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复姓，有人怀疑“公羊”、“谷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转音，近人蔡元培、顾颉刚等认为“公”和“谷”双声，“羊”和“梁”叠韵，因而“公羊”即是“谷梁”，这两部书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这种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颐煊《经义丛钞》认为，“明”字的古音读“芒”，“芒”和“羊”同韵，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此说也缺乏说服力。关于公羊子，正史上没有发现其他记载。
《公羊传》未成书之前，口耳相传，它的传承过程，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公羊传》传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第二，《公羊传》的成书从子夏（生于鲁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汉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经过了340年左右。第三，汉景帝时，《公羊传》才写定成书。
关于第一点，杨伯峻《经书浅谈》指出：“《公羊传》中‘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他又说：“总之，无论公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关于第二点，戴宏所说的传承线索明显有误，340年间公羊氏仅传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三点，说《公羊传》作于汉景帝时，大致可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认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公羊传》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写的，就不应引自己的说法。由此可以证明，《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传的。看来，《公羊传》可能是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写成书。

谷梁传
《榖梁传》（拼音：gǔliángzhuàn）是《榖梁春秋》、《春秋榖梁传》的简称。古代汉民族族今文经学重要典籍。《春秋榖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
《谷梁传》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权威，但不限制王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榖梁传》（拼音：gǔliángzhuàn） 是《榖梁春秋》、《春秋榖梁传》的简称，是为《春秋》作注解所著，为儒家经典之一。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俶（亦名谷梁赤，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谷梁传》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
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书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因此认为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谷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谷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务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谷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据《汉书·艺文志》，在汉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谷梁》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初，《邹氏传》因为没有人把它传下来，《夹氏传》又没有文字记载，这两家就失传了。而《公羊》与《谷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即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谷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曰”，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谷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谷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谷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谷梁传》作注。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春秋谷梁传》是中国汉代经学派的经典之一。该书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读《谷梁传》可以看《十三经注疏》本，汉代何休解诂，唐人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晋人范宁集解、唐人杨士勋疏的《谷梁传注疏》[2] （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或清儒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钟文烝、侯康等人的相关研究。汉代以后，《公羊》和《谷梁》关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学有过短暂的复苏。但在汉代，二传可都是立为博士官的显学，尤其是《公羊传》，可是用来“《春秋》决狱”的利器，能够流传两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语言上有不可抹煞的价值。尤其是是探讨汉代的学术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谷梁传》。
范宁所做《谷梁传序》，写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讲到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时，讲到“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说得还是比较夸张的，毕竟春秋三传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评价，《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师战于泓，说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类的话，最后大败，受伤而亡身。（《左传》）
《公羊传》云：“已陈（列阵），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把这个脑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奖了一番，甚至还和传说中的贤君周文王相提并论。
《谷梁传》二十三年与此不同：“兹父之不葬（意为宋襄公死不书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一句话，根本不配当国君，死了就死了。
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还曾把三传作比较，说出一番很高明的见解：“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春秋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公羊传》由此大兴，而卫太子刘据喜读《谷梁传》[3]。刘据之孙刘询即位后，听闻祖父好《谷梁传》[4] ，令名儒在殿中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5]，群臣多赞同《谷梁》，而宣帝亦喜欢《谷梁传》的解释，设立谷梁《春秋》博士[6] ，由是《谷梁传》大盛[7] 。西汉后期《谷梁》之学大盛，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同《公羊传》相比较，《春秋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尊王思想
《谷梁传》强调尊王而不限王，例如庄公三年五月，葬周桓王，《谷梁传》认为这是“举天下而葬一人”。天子即王，而“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天下之民心都归服于天子，所以他拥有无上权力，皇权不应受到限制。
《谷梁传》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利益，虽然春秋时周室已衰微，但《谷梁传》认为还是应无条件地尊王，因为“朝服虽弊，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僖公八年）”；作为诸侯，必须向周天子进贡，谓“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桓公十五年）”。
《谷梁传》强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如谓“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让矣（襄公十九年）”，“死君难，臣道也（桓公十一年）”，否则，“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宣公十五年）”。
《谷梁传》主张必须严格贵贱尊卑之别，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昭公四年）”。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贱人，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襄公二十九年）”。还说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过国君，如谓“夫人之义，不逾君也，为贤者崇也（成公十五年）”。
可见，《谷梁传》处处突出君主的绝对权威，但传文中却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辞。

礼乐教化，仁德之治
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春秋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春秋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春秋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但另一方面，宣帝“贝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
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强调宗法情谊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春秋公羊传》虽有强调宗法伦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春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西汉立国之初，发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学和《公羊》派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公羊》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
宣帝非常重视宗法情谊和血缘之亲，意识到它对巩固刘汉大统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武帝时行首匿相坐之法，虽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废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后下令予以废除。宣帝还多次垂青于那些讲究宗法．兄弟间礼让为怀的臣下。丞相韦贤选定长子韦弘继承自己的爵位，但韦弘却因罪入狱。韦贤去世，族人，门生假托其命，立其次子韦玄成为继承人。韦玄成“坏容貌，蒙耻辱”，假装病狂，“欲让爵辟兄”，拒不应召。有些官吏要求惩处韦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韦弘为东海太守。宣帝此种举动，颇合《谷梁》之旨而与《公羊》相左。《谷梁》学的兴盛已经水到渠成。

个人因素
《谷梁》学的兴盛，除了它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着很强的个人因素。晋代范宁在谈到“石渠分争之说”时指出。“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此论可备一说。汉宣帝喜《谷梁》，确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遗爱。据《汉书·儒林传》等，“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于是宣帝“善《谷梁》说”，将《谷梁》学者蔡千秋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复求能为《谷梁》者”，还派刘向等十多人从江博士和周庆、丁姓习《谷梁》，“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随后在甘露三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从中襄助，并亲自“称制临决”，终使《谷梁》一派获胜，周庆、丁姓皆为博士，取得了与《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为什么宣帝去请教韦贤等鲁人并听从他们囿于乡土之见的建议呢？一是因为以《谷梁》为代表的鲁学守先王典章之遗，多圣人流风余韵，一是因为宣帝祖父卫太子刘据也好《谷梁》，一是因为宣帝与鲁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鲁国。当初，年幼的宣帝幸免于巫蛊之祸，丙吉见他无所归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里，由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丙吉也是鲁国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议让宣帝即位的人。韦贤，夏侯胜都曾在宣帝即位时“与谋议”，出了大力。史高则是史恭的长子，因旧恩封侯得官。可见，宣帝喜《谷梁》，确与其好恶有关。
宣帝善《谷梁》说，又选刘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庆、丁姓学习《春秋谷梁传》。刘向等都是聪明好学，娴于辞辩的年轻人。如刘向，二十出头即“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当时持《公羊》义的博士严彭祖等人则略逊一筹，未见有什么口才。刘向等人出色的论辩才能，是《谷梁》学在石渠会议上取胜的一个因素。

《谷梁传》以各种有文字痕迹可寻的义例，所探寻出来的孔子自己的思想或所谓微言大义，只能看作是《谷梁传》自己的思想，而不能强加给孔子，以作为孔子的思想。可以说谷梁子是《谷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谷梁传》最初的底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在汉武帝之前的后代《谷梁传》学者又有所补充。真正意义上的《春秋谷梁传》当始于谷梁子。
谷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谷梁传》最初的学术特色。荀子是《谷梁传》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使《春秋谷梁传》“亲亲上恩”的学术特色得到进一步加强。《谷梁传》之学术不符合汉武帝对内大一统、对外大攘夷的政治需要。《谷梁传》本身的学术特色是《谷梁传》在汉宣帝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谷梁传》的经学知识分子倒向更为理想主义的属于古文经学的《春秋左氏传》，《谷梁传》的学术由此衰微。《谷梁传》的民生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农经济思想。《谷梁传》的处理内外关系的思想包括处理诸侯国内部关系的思想和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思想两个大的方面。
《春秋谷梁传》有不少内容说得很好的，比如：
隐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
桓公五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庄公十八年：故虽为天子，必有尊也。贵为诸侯，必有长也。故天子朝日，诸侯朝朔。
庄公三十一年：（一年春夏秋筑三台）不正罢民三时（即疲），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鲁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一年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恶内也。（与民争利）
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
成公十八年：庚申，晋弑其君州蒲。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焉。（与《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可以比较。）
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
除了语言简洁外，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对于君主的批评，是非常强烈的。
《谷梁传》起自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传用问答体，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通行的注本，《谷梁传》有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
《谷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书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谷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
在史实记载上，《谷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谷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谷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谷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历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