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三教九流

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主要教义有「六相圆融」、「十玄缘起」、「法界三观」等，总称为「如来性起法门」。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以《华严》为所宗，杜顺和尚著《五教止观》，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誉为华严宗初祖。智俨大师撰著《华严经搜玄记》等，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是为二祖。三祖法藏贤首大师，集华严宗的大成，建构以「法界缘起」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曾为武则天宣讲《华严经》，令其心开意解，茅塞顿开，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由法藏所创立。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禅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禅师，倡导教禅一致。会昌法难後，华严宗门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净源重兴，元、明、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民国後，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

律宗

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得名。东晋时陆续传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聪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继而唐朝道宣律师更以大乘教义阐扬《四分律》，撰著律学五大部，创南山律宗。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律宗，怀素所开东塔律宗，合称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独秀，後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时教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与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师的弘传，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律宗乃应运中兴。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馀坛，宝华戒坛名震一时。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师的弘扬，律宗乃存续不衰。

真言宗
　　此系汉传纯正密教，由开元三大士所传之如来正密。非藏传，盖因八大宗派形成或完善在唐代，是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而西藏旧称吐蕃，非我大唐国土。因此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自无其吐蕃之份，不可不知。

密教真言宗因受法身大日如来真实言教的传授，且须经灌顶等入教仪式和秘密传授方可传习，故称密教或真言宗。该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主要教义为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曼荼罗所代表大日如来智德显现的宇宙万有之说；另以一切万法的六大本体，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阐明本自具足如来德性，当身即是大日觉位，修习手结契印，口诵真言，心观大日如来的三密加持，则能达到「即身成佛」，顿证当体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至玄宗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陆续来华，译出弘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後，始形成宗派。该宗传承法系为：

龙树（即龙猛）－龙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惠果－空海。

真言宗在唐会昌法难后即受到严重打击，唐末战乱更是将其彻底毁灭，故真言一脉在中国断绝一千两百年之久。如今，庆幸的是惠果大师有先见之明，故将法脉传给日本空海大师，大师归国后大弘真言密教，并于公元816年在日本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是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场（总本山）。

禅宗
　　禅宗的「禅」，即梵语「禅那」的简称，原义是心念的专一。禅宗即因主张以禅为生活中的修持而闻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此思想乃根源於佛陀在灵鷲山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传心」的美谈，此後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承。

南朝时，菩提达摩携付法衣钵东来，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再传慧可，三传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达摩所传《楞伽经》禅法与《般若经》离言绝相之教，进一步开展出「随心自在」的禅修生活，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强调於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其後分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渐悟说，南宗惠能主顿悟说。南宗因神会的力争，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於中唐後独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三系，後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仍能屹立不摇。今日台湾许多道场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为禅宗丛林，其影响之深远可知。

净土宗

　　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得名。根本经论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和《往生论》等三经一论。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愿、行三资粮－－由信发愿，由愿起行。行则包括四种念佛、十六种佛观、发三种心、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其中尤以念佛法门，仗佛愿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称为易行道。
　　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於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乃中国净土的主流，後有北魏昙鸾的弘扬，至唐代道绰、善导承其旨。开元初年，慧日倡禅净双修、戒净并弘的「不舍万行」，承远、法照、飞锡继其说。因此，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善导、慧日三系。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如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明代又举袾宏、智旭，清代举行策、省庵、彻悟及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
　　
　　净土法门不仅禅师力倡兼修，亦为天台、律家所重，又因简单易行，彻上遍下，无所不宜，故流传广远，历代不衰，至今仍弘传兴盛。近代台湾以广钦、煮云、李炳南及妙莲等倡导念佛最具代表性。

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人格化体现。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的也积极发展。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直到汉朝后期才有教团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老子李耳（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唐代尊封老子为大道元阙圣祖太上玄元皇帝。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道教教祖老子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以“道”为基点建立道教的神学理论体系；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为道教的核心信仰。注重修炼养生，老子、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坐忘守一等修道方法，被教徒所继承发扬。战国中期的齐国兴盛起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道教，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信仰转变为宗教团体。孔孟的儒家思想被道教所兼容，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墨家尊天明鬼、兼爱互助和科技方术等思想与内容，被道教涵盖；《易经》是道士的基本经典，易学理论渗透到神学哲学、符箓丹道和斋醮科仪各方面；先秦道士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为道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黄老道教的《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东汉丹鼎道派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将易学、黄老、火候三者参合，总结发展了道教的养生炼丹术。

魏晋时期，道教分化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和下层民间符水道教。茅山道人葛洪将道教神仙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系，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老庄玄学盛行，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364年，上清祖师杨羲得南岳夫人魏华存授予《上清大洞真经》等天书玉册，传承上清派；同时期，葛巢甫传承灵宝派，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的道教，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继续发展，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得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江南地区流行帛家道、李家道和杜子恭的天师道。
北魏太武帝时期，封建史上第一位被皇帝承认的的天师——寇谦之，称奉太上老君之命，以去除“三张伪法”（张陵、张衡、张鲁）和礼教为原则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道教成为北魏国教，所以北朝历代皇帝都得临坛受道家法箓，老氏之教大行于天下；南朝宋文帝时期，上清派传人陆修静吸收儒家、佛教仪式对南天师道进行改造。寇谦之和陆静修的改革，使道教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南朝梁时期，茅山大宗师陶弘景继续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构建了道教神仙谱系，广大了茅山上清派，使之成为今后的道门正统。
佛教初来中土时有意和道家（道教）保持一致，而最早依傍道术而流行。佛教主要吸收道家义理与道教方术，而后在北魏僧人昙鸾亦曾从道教真人陶弘景学习“长生术”，唐代佛教禅宗思想的确立，也受到当时皇室推崇道教——老庄思想盛行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在南朝只是《夷夏论》、《三破论》等义理争辩。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交流，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
隋朝实行佛道并重政策，隋文帝使用道教名词“开皇”作为开国年号，苏元朗开启了内丹学说，隋朝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
唐朝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搜集晋魏时期隐流、秘传的道书，普传大道。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积极推动道教内部改革，让道教回想黄老的辉煌时代，剔除天师道巫术迷信色彩。发展道家义理，使道教在偏离道家之后，再次对道家的回归。如果说寇谦之对道教改革未完成与彻底，那么唐玄宗时期基本已经完成，道教发展到全盛，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盛唐高道辈出，孙思邈的《千金方》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李淳风的《乙巳占》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的重玄学说发展了道教理论建设，茅山派宗师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的《坐忘论》、《天隐子》、《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宗玄先生文集》、《道德真经广圣义》等提出的修炼方法成为内丹学先驱，道教学者对教义、修炼、斋醮及科学技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法术科仪上相互融合，以终南山少阳派（全真道前身）、茅山宗为道教主流。

中晚唐和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兵祸道教相对低迷，中晚唐的统治者延续尊本崇道政策，五代十国也有帝王信奉道教。其中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尊道最为突出，同时也采取了废除佛教的政策。此时一些道教学者为维护道教信仰而不懈努力，上清派杜光庭对老学研究、神仙学说作了总结，修订完善了斋醮科仪；全真祖师钟离权和吕洞宾的《钟吕传道集》促进了内丹学说的兴起；著名高道还有彭晓、谭峭、罗隐和韩国人金可记等。北宋统治者继承了唐朝崇奉道教的政策，宋太祖和宋太宗为此奠定了基础。宋真宗和宋徽宗掀起了两次崇道热潮，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北宋时期符箓道法兴盛，以高道众多的茅山宗实力最强盛。内丹学经过全真教的陈抟、张伯端等真人的发扬而流行，陈抟在易学、黄老、内丹三方面都颇有建树，全真道南宗祖师张伯端的《悟真篇》是修炼术上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经典。

12世纪中原地区，不愿与金朝统治者合作的汉族士人在山东、河北建立了新道教：辅极帝君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继承了钟吕二人的金丹法脉，并以“三教合一”、“全精、全气、全神”和“苦己利人”为特点，并逐渐包容合并了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和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开启了道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与北宋基本一致，宋理宗积极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张继先的“正一雷法”，得到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宠幸。另外，此时还衍生出了王文卿的神霄派、雷时中的天心派、黄舜申的清微派、宁全真的东华派和何真公的净明道等新道派。白玉蟾发展了内丹修炼，创立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金丹南宗。

元朝前期，全真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真人以74岁的高龄，自山东昆嵛山西游35000里，在中亚机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就了“一言止杀”的历史性创举与汉蒙佳话，获得成吉思汗崇奉而呼之为“神仙”，拜之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尹志平、李志长相继掌教，全真道进入鼎盛期，道门兴旺，宫观遍地。元朝统一全国后，全真道南下传教，并与金丹南宗交流丹道。两派有着共同的内丹理论渊源，陈致虚提出的“五祖七真”传承系统得到共识，元惠宗时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为一。真大道也融入全真道。1277年，蒙古人册封张陵及其历代子孙为“天师”，命张宗演“领江南道教事”。茅山宗、太一道、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天心派等符箓道派继续发展，宣扬“儒道合一”“忠孝净明”的净明道也在江西流行。1304年鞑子元成宗扶植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标志着正一道的正式建立。.

明朝诸帝都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明太祖推崇城隍和土地，在全国各地建设了成千上万座城隍庙和土地庙；明成祖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对全真道士张三丰及其门派极为尊崇；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都任命道士为礼部尚书；明世宗以奉道为首务，宠信道士，热衷方术，爱好青词，使道教的兴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382年，明太祖设立道录司总理全国道教，并正式罢黜元朝授予龙虎山张氏子孙为“天师”的称号，分全真、正一两种分别管理，标志着道教由官方正式划为全真道、正一道两层次的道教。全真派隐仙张三丰强调“三教归一”，提出了筑基修性、还丹修命的内丹学。[8]  张宇初效仿全真宣扬“三教合一”，申明道统源流、整顿不良道风，竭力将内丹与符箓统为一体，但收效甚微。正一道“嗣汉真人”在民间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到了第46代正一真人张元吉，据《明史》记载：“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事闻，宪宗怒，械元吉至京，会百官廷讯，论处死刑。

明朝道教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和民间化。陆西星、伍守阳发展了内丹学说，使丹道修炼走向民间。罗梦鸿融通佛道创立罗教（无为教），提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受其影响的各种民间宗教雨后春笋般出现。民间宗教最初基本上由道教演化而来，道教思想教义、神仙谱系、丹道法术为其吸收。道教对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末四大高僧都有很大影响，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三一教（夏教）。在文艺领域，出现了大量以神仙鬼怪为主题的神魔小说和戏曲剧目。明朝道教的神仙信仰、伦理道德、科仪方术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供奉老君、玉帝、真武、三官、文昌、关帝、娘娘、城隍、土地等神仙的宫观祠庙星罗棋布于城镇街巷、乡村田野。

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抑制程度较为宽松，雍正是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将正一教主的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以后的清朝皇帝对正一派限制不断加强。鸦片战争后，国家落后衰弱，西方思潮入侵，正一道更是江河日下。清朝正一道地位很低，其中娄近垣是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
全真龙门派方丈大律师王常月祖师，提出了“戒行精严”的修道思想，开创“龙门中兴”，促进全真道复苏。全真道在阐发内丹学方面最是成绩斐然，有闵一得、刘一明、李西月、柳华阳等学者。清朝中后期，吕祖、妈祖、关帝、文昌、财神等各类民间信仰盛行，各种民间宗教也延续了明末的热潮，义和团、黄天教、红阳教、混元教等教派层出不穷。中华民国建立后，取消了正一真人封号和财政支持，新文化运动使道教思想受到极大冲击，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又沉重打击了张天师，正一教衰落得无以复加。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张陵第63代传人张恩溥遗弃正一祖庭龙虎山，随蒋潜逃台湾。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道教学者是全真龙门派居士陈撄宁，他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神仙学”理论，意在促进道教与时俱进。

道教认为，道经是三清天尊——三洞教主为拯救宇宙众生，使用自然妙气书写的先哲圣典。道经藏于“七宝玄台”，神仙通过乩仙降笔等方式将经书传授给高道名士，再由他们传播布道于世间民众。道教经典卷帙浩繁，包罗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法术、斋醮科仪、传道弘道与风水推算等各方面内容。

基本经典

四大基本经典	老子《道德经》	《黄帝阴符经》	《周易参同契》	《周易》
道教四子真经	《南华真经》	《通玄真经》	《冲虚真经》	《洞灵真经》

重要经典

早期经典	《太平经》	《老子想尔注》	《上清大洞真经》	《正一经》	《灵宝经》
修炼经典	《黄庭经》	《心印经》	《坐忘论》	《悟真篇》	《化书》
度人经典	《度人经》	《玉皇经》	《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	《北斗经》	《玉枢经》
法术经典	《黄帝内经》	《奇门遁甲》	《皇极经世书》	《麻衣神相》	《果老星宗》
宗师 　　著作	《文始真经》	《抱朴子》	《重阳立教十五论》	《邱祖全书》	《龙门心法》
劝善 　　经书	《太上感应篇》	《关帝觉世真经》	《吕祖说三世因果经》	《文昌帝君阴骘文》	《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
相关 　　经典	《黄帝四经》	《六韬》	《鬼谷子》	《墨子》	《河图洛书》
	《淮南子》	《孝经》	《般若心经》	《吕氏春秋》	《韩非子》
早晚功课	《清静经》	《护命妙经》	《度厄真经》	《心印经》	《八大神咒》
	《诸真宝诰》	《灵官咒》	《邱祖忏文》	《土地咒》	《祝寿文》
	《三皈依》
晚坛 功课	《救苦妙经》	《得道真经》	《拔罪妙经》	《诸真宝诰》	《报恩宝诰》
	《十二愿》	《结经偈》

道教是典型的多神教，神系纷繁复杂，神祇数量极多。“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道教主要有四大神系：正统道教神系，民间信仰神系，上古神话神系，神魔小说神系（基本无用）。在道教中，“神”指先天自然化生之圣，“仙”指后天修炼得道之人。人们通常将神、仙二词合用或混用。正统道教之神称为“尊神”，民间信仰之神称为“俗神”，神魔小说中虚构的神仙一般不列在道教供奉范畴之内。

三清三清是道教的最高神与教主：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总称为“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三清三位一体，是“道”的化身。《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元始天尊象征“天地未形，万物未生”的“无极”状态，灵宝天尊象征“混沌始判，阴阳初分”的“太极”状态，道德天尊象征“冲气为和，万物化生”的“冲和”状态。元始天尊造化天地，为龙汉祖劫玉清教主；灵宝天尊度化万物，为赤明中劫上清教主；道德天尊教化世人，为开皇末劫太清教主。道德天尊亦称为“太上老君”，圣人老子是他的第十八个化身。

玉帝

玉皇赦罪天尊是众神之帝，全称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金阙云宫九穹历御万道无为通明大殿昊天金阙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玉帝统御所有仙佛神圣、人龙兽异、妖魔鬼怪，总管三界、四生、六道、十方的一切生老病死、兴衰成败、吉凶祸福。玉帝也是儒教的最高神——昊天上帝，还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最高神——天，民间尊称为上天、苍天、昊天、皇天、天帝、天公、老天爷等。

四御

四御是辅佐玉帝、代天行化的四位天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南极长生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后土娘娘）。统御万天的昊天玉皇上帝、统御万地的后土皇地祇、统御万类的东极太乙天尊青玄上帝、统御万雷的西极勾陈上宫天皇大帝、统御万灵的南极长生大帝、统御万星的中天北极紫微大帝合称为六御（六合），代表宇宙广袤无限的空间。[13] 此外还有东王公、五方五老、三十二天帝等天帝。

诸星曜神

斗姆元君：北斗众星之母，接引众生，超离诸苦
四方之神：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南斗六星君：司命星君，司禄星君，延寿星君，益算星君，度厄星君，上生星君
北斗七星君：贪狼星君，巨门星君，禄存星君，文曲星君，廉贞星君，武曲星君，破军星君
九曜星君，二十八星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琼台女神

王母娘娘：女仙领袖，理宇宙之阴气，养育天地
碧霞元君：泰山女神，掌管人间善恶，普济群生
妈祖娘娘：中华海神，保护航运，尊称天妃天后
九天玄女，百花仙子，送子娘娘，慈航真人，三霄娘娘，骊山老母，紫虚元君，眼光娘娘

文化之神

文昌帝君：掌管功名利禄，护佑文风昌盛；
大魁星君：司职考试功名，庇护独占鳌头[14] ；
天枢上相：姜子牙，张良，诸葛亮，魏征，文天祥，刘基；
中华十圣：酒圣杜康，文圣孔子，史圣司马迁，医圣张仲景，武圣关羽，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茶圣陆羽；
儒家四圣：至圣孔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子，亚圣孟子；
诸子圣人：孙子，墨子，鲁班，邹衍，荀子，韩非子，董仲舒，颜廷利，韩愈，包拯，朱熹，王阳明。

道教的常念圣号是：福生无量天尊。

主要派别
根据法术原理，道教可以分为上层丹鼎派和下等符箓派，即全真道和正一道，这也是各种道派经过上千年的分化合流的结果。[20] 全真道亦称为全真教、全真派，是由王重阳于北宋末年建立的钟吕丹鼎道派。全真道建立了传戒和丛林制度，要求道士出家住观修行，不鼓励娶妻，不茹荤饮酒；其教以三教圆通、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21] 其修炼要旨是清静无为，去情去欲，修心炼性，养气炼丹，以含耻忍辱为内修真功，以传道济世度人为外修真行，功行两全，证圣成真，谓之“全真”。经邱处机的推动而壮大了全真道，现为世界道教主流宗派，有龙门派、华山派、清静派、三丰派、老华山派（陈氏堪舆派）、金丹南宗等支派。[22] 正一道正式形成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鞑子册封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以扶乩巫蛊等迷信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正一道士中相当一部分有家室，不住宫观，吃荤饮酒，不守戒规。此外还有许多民间道教派别，如福建三一教、香港先天道、台湾一贯道、韩国天道教、越南高台教、东南亚德教等。

中国道教协会
是全国道教徒联合的爱国宗教团体和教务组织。其宗旨是兴


办道教事业，传扬道教文化，发挥道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道教协会总部位于全真龙门派祖庭北京白云观，中国内地省、自治区一级的道教协会有27个，市、县道教协会300多个。港澳台地区和一些海外国家也建立了很多道教组织。[23] 1912年，北京成立了以全真派为主的“中央道教会”，此为道教界筹划建立近代式教会组织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全国道教界成立了仍以全真道为主流的中国道教协会，此后各地又陆续成立了地方性道教组织。

玄门弟子
道教弟子大致可以分为信士、居士、道士、法师四类，民间道教人士还有方士、术士、隐士等。信士是指没有经历正式的宗教认定仪式的信仰者；居士是指皈依道、经、师三宝并受持全真五戒而获得皈依证的正式弟子；道士是指经受全真冠巾和获得道士证的神职人员；法师是指修习科仪奥秘并在斋醮法事中担当领导角色的全真高戒位和拨过职的道士。[24]

斋醮科仪
在宫观中，人们常常看到道士们身着道袍、手持法器、演奏仙乐、吟唱道曲，在坛场翩翩起舞，这就是斋醮科仪，亦称为道场、法事、科教。“斋”指斋戒洁净，“醮”指祭祀祈祷，斋醮即供斋醮神，以求福免灾，其法为清心洁身、筑坛设供，书表章以祷神灵。斋醮是包罗方技术数、礼仪舞蹈、道具法器、书法绘画、道教服饰和道教音乐的综合艺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斋醮科仪分为阳事和阴事，即清礁和幽醮。清醮有祈福谢恩、却病延寿、祝国迎祥、祈晴祷雨、解厄禳灾、祝寿庆贺等太平醮之类的法事。幽醮有摄召亡魂、沐浴度桥、破狱破湖、炼度施食等济幽度亡之类的法事。另外，宫观道众每逢朔望之日、重要节日、祖师圣诞，都要举行祝寿、庆贺等典礼，这些常行的仪规统属斋醮科仪。在道教官观内，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道士们身着金丝银线的道袍，手持各异的法器，吟唱着古老的曲调，在坛场里翩翩起舞，犹如演出一场折子戏，这就是道教的斋醮科仪。俗称“道场”，谓之“依科演教”，简称“科教”，也就是法事。

叩拜礼仪
道教礼仪源自《周礼》，涉及宗教活动、日常生活各方面，包含叩拜、供养、诵经、戒律、服饰等内容。信众对常人行拱手礼或作揖礼，而对神仙、真人则行叩拜礼，以示特别尊敬。道教叩拜方式分为一礼三叩、三礼三叩、三礼九叩三种，其基础是拱手礼和作揖礼。拱手礼亦称为抱拳礼，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礼仪，两手相抱，举于胸前，立而不俯；另一种是左手抱右手，负阴抱阳、蕴含五行，内掐子午诀，外呈太极图。作揖礼动作为：一面躬身，一面抱拳，自下而上，向人行礼。

宗教节日
各洞神仙圣诞、得道之日，皆为道教节日。道教节日既传承上古华夏民俗，又与中国传统节日密切联系。主要节日有：三清节：冬至日元始天尊圣诞，夏至日灵宝天尊圣诞，二月十五道德天尊圣诞。三元节：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七月十五中元节（鬼节），十月十五下元节。五腊节：正月初一天腊之辰（春节），五月初五地腊之辰（端午节），七月初七道德腊之辰（七夕节），十月初一民岁腊之辰，十二月初八王侯腊之辰。诸神圣诞：正月初九玉皇大帝圣诞，二月初三文昌帝君圣诞，二月初六日全真道始祖东华帝君圣诞，二月十九慈航真人（观音）圣诞，三月廿八东岳大帝圣诞，三月初三王母娘娘圣诞、真武大帝圣诞、轩辕黄帝圣诞，三月十五玄坛财神圣诞，三月廿三妈祖娘娘圣诞，四月十四纯阳祖师圣诞，四月十八碧霞元君圣诞，六月廿四关圣帝君圣诞，九月初九斗姆元君圣诞、重阳祖师圣诞（重阳节），十一月十一太乙天尊圣诞。其他节日：正月初五接财神，祭祀祖先清明节，六月十九观音成道，八月十五嫦娥奔月（中秋节），腊月二十三祭灶节（小年）。

道教服饰
冠服：道士平时穿戴的冠裳和免簪帔以及在斋醮仪式中穿着衣帔的总称。早期道教对于冠服之规定甚为简单，从南朝刘宋陆修静起，道士的冠服制度趋向严格，冠服区别愈加明显。据南北朝《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私》卷五，对各类道士的冠服作了明确规定。书称：“服以象德仪形，道士女冠，威仪之先参佩经法，各须具备如本法，不得叨谬。违夺算三千六百。”唐道士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中的道士冠服分类已趋简化，按法派分为六类。

道教称谓
在历史上，随着各朝代文化的影响，道士修行程度和教理造诣，以及担任的教职，配以相关的称谓，择要简述如下：方丈：对道教十方丛林最高领导者称谓，亦可称“住持”。方丈是受过三坛大戒，接过律师传“法”，戒行精严，德高望重，受全体道众拥戴而选的道士。监院：亦称“当家”、“住持”。由常住道众公选，为道教丛林中总管内外一切事务者。当监院大任者，必须才全智足，通道明德，仁义谦恭，宽宏大量，弱己卫众，柔和善良，明罪福因果，功行俱备。知客：负责接待参访及迎送宾客，《三乘集要》记载：“知客应答高明言语，接待十方宾朋，须以深知事务，通达人情，乃可任也。高功：指那些德高望重，精于斋醮科仪，善于踏罡步斗，沟通神人，代神宣教，祈福消灾，拔度幽魂，主持斋醮法会的道士，是经师的首领。道人：最初与方士同义，最早出现于《汉书·京房传》。道教创立后，道人一词曾专指道士。南北朝时代，则以道人专指沙门，而区别于道士。唐朝以后，又以道人泛指有道术之人，或指道士。道长：是当今教外人士对出家道士的尊称，而不是职称。法师：精通经戒、主持斋仪，度人入道，堪为众范的道士，叫法师。精通道法，能养生教化，为人师表者叫法师。炼师：起初多指修习上清法者，后泛称修炼丹法达到很高深境界的道士。祖师、宗师：各道派的创始人曰祖师；各派传道的首领称之为宗师。真人： 通常尊称那些体道大法，道行高深，羽化登仙的道士。黄冠：早期道教徒崇尚黄色，故世人根据道士衣冠颜色，称道士为黄冠。羽客：亦称“羽士”、“羽人”。以鸟羽比喻仙人可飞升上天，引申为神仙方士，进而专指道士。后世道士多取以自号。先生：道士的尊称或谥号、赐号。居士：信奉道教的俗家信众。
道教不仅明文规定了各种修持戒律，也在祀神、修真、拜师、斋醮、参访、饮食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禁忌。
四不吃：道教徒不吃四种肉食——牛肉、乌鱼、鸿雁、狗肉，因为牛、乌鱼、鸿雁、狗分别代表忠、孝、节、义。
道不言寿：道教重生恶死，忌讳询问年龄，所以问老道长高寿是不礼貌的行为。
戊不朝真：道教逢阴历天干为“戊”之日(戊子、戊戌、戊午、戊寅、戊申、戊辰)，不烧香、不诵经、不朝拜，不建斋设醮。

鲁迅曾作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

学术思想

郭沫若认为：“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道教作为传承道家思想的主力，先后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在哲学上，道教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在古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32] 儒道互补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概括。宋朝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术思想源自高道陈抟，程朱理学将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儒家纲常名教结合构建了“天理”哲学体系。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处处把“良知”说和内丹学相比拟，充分汲取了道教玄学理论和修养方法。 两千年来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不断地进行互动。东汉时期佛教被人们视为黄老道的支派，南北朝时佛教的传播借助了老庄玄学的影响，禅宗的宗旨方法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密宗的修行方法大量借鉴了神仙方术。

政治经济

道教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清静无为是治国和修身的通用原理。细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汉朝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仁宗盛世，明朝洪武之治、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些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与西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每当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就会“天下自正”，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发达，出现太平盛世。

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统治服务，祈求国家长治久安，秦皇汉武热衷神仙方术，唐宗宋祖尊崇扶植道教，明朝盛行崇道之风；另一方面，民间道教经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从汉末黄巾起义、南北朝李弘起义，到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义和团运动，各种起义络绎不绝，“替天行道”成为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道教与兵家有渊源关系，兵家军事谋略和道教修炼法门相互影响，《道德经》、《阴符经》常被视为兵书，“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奇用兵”等思想被兵家研究应用，奇门遁甲等道术也在军事中实践使用。

文学艺术

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奇异方术、逍遥精神、贵生伦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道教的自然情怀、浪漫主义深深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南北朝以来的《搜神记》、《酉阳杂俎》、《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与道教密切相关，唐宋传奇《枕中记》、《太平广记》等包含大量的道教元素。唐诗受道教渲染形成了古奥华丽的风格，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十分突出；明清小说包括四大名著都蕴含道教神学思想，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此外还有独特的道教文学形式被衍生出来，如李白的游仙诗、明朝盛行的青词，以及《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当代流行的修真小说以丹道为主题，玄幻小说、盗墓小说、仙侠小说也与道教紧密相连。 “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追求写意、神似、自然的风格和神韵。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赵孟頫、黄公望、祝枝山、徐渭、朱耷、郑板桥等书画家都是道教徒，其作品深受道教思想浸润。道教音乐的曲调、唱腔促进了音乐戏曲的发展，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都充分汲取其营养。天人合一思想、风水堪舆道术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建造。

国民性格

道教对国人的性格心理、伦理道德和民族凝聚力的塑造是无与伦比的。周作人认为：“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道教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激励国人刻苦磨练、知行合一，为求道得道而努力探索、不懈奋斗；道教贵生乐生、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求真务实的品性；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形成了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中华文明经久不衰。 “仁义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准则，道教既奉行“尊道贵德”，又提倡“忠孝仁义”，把道德践履作为修仙条件，积极推广传播各种劝善书，对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道教大力宣扬始祖轩辕黄帝，使得海内外华人都尊黄帝为祖宗，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和战胜一切困难的民族凝聚力。

民间信仰

许地山认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道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道教对民间信仰的一些内容进行吸收、改造，并将其重返民间来深刻影响民间信仰。道教积极“收编“民间俗神、吸取神话传说，纳入道教神仙谱系，如盘古、女娲、关公、妈祖、观音等，使民间信仰融入浓厚的道教色彩。 道教影响着明清时期兴起的民间宗教，各种民间宗教的最高神“无生老母”源自《道德经》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真空家乡”的世界观借鉴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修炼方法来自于道教内丹学，并承袭了道教的信仰方式和组织形式。中国的民俗基本上是属于道教的，道教信仰深深积淀在传统民俗里，影响着信仰习俗、祖宗崇拜、节日习俗、娱乐习俗和方术活动。本命年拜太岁，祭祀先人烧纸钱，春节祭灶王、贴对联、放鞭炮、接财神、拜天公、闹元宵，这些习俗都起源于道教。 道教与各种方技术数都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思想基础，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辅相成，道教的理论、神仙、法术、科仪深刻影响着玄学方术。

墨家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杨墨本是硬币的两个面，故杨墨互补，然古往今来人们都以孟子“距杨墨”的一般思维方式评价杨墨，这是有失公允的 。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一些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中的一些有益观点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墨子（生卒年不详），名“翟”（dí），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人”（有争议，一说山东人，一说河南鲁山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曾担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历史背景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三表：墨子提出的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三表即①“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记载的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为依据。②“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众人的感觉经验为依据。③“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期墨家分化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但是根据考古发现最后一代在晚清出现，抗夷而全部灭亡。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最后一代钜子留下遗书，此位钜子只剩两名弟子，一外放一内传，外放弟子远行立业，内传弟子封闭了此隐灵秘府。
春秋战国时期ˇ百家争鸣ˇ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创立者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墨翟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
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子想大大改变周的制度。

批判儒家

• 儒家不相信天地鬼神，结果“天鬼不悦”。
  
• 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底层民众的财富和精力。
  
• 儒家“盛为声乐”，一直的迷信礼乐治民，“为之过也”，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 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荒废此生。
  
• 儒家钻伦理学的牛角尖。行为滑稽。用辞不当。还自高自大。不可一世。
  
• 儒家“亲亲有术”，是包装着重亲的皮，因人废行。只对关系好的亲戚判定其为亲戚。分析：第1、2、3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的出发点。孔子代表一些传统的力图通过周礼的改良等方式来安定社会的统治者的思想，而墨子反映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第4点是属于墨家的误解，儒家所说的命，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天人之分”。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认同人有自由意志。“天人合一”。但是到了荀子一脉，儒家强调先尽力而为，最后才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种“知命”。已经远离了其原始意义，含有豁出去的意思。
  
  

尽己所能的作为，掌握天命为我所用，哪里还有五十而知天命而退含义。
第5条，实在是冤枉儒家了，儒家不是自认为自己可以骄傲而骄傲，而是真诚的以为自己掌握了究极真理而引发的道德狂热，殊不知这个世界本是矛盾的，既有道德规范下允许的一种道德，是正确的。也有道德规范不允许的其他道德，也是正确的。
第6条，孔子认为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
这一条至关重要，和第五条关系紧密相关。
存在一种人，他不是完全的尊尊亲亲的儒家，同时，他对亲友尊上又不是墨家的血亲礼同。这种人，两者中”合理“部分取出，同时两者的不”合理“的成分剔除。按今天话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其理解的亲疏贵贱乃是，对朋友讲求一分为二的对待。对真心相待不计较得失的朋友是采取儒家对外标准对待，明知互相利用的朋友采取墨家标准，不敢有对外之不悦之色，亲而内疏之，为了显示自己亲切，会把本该给予真心相待的朋友的部分转移到明知利用的朋友身上，为了发泄自己的委屈，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待本来亲切的朋友的虐待理由。”他是外人”，即对他好必须是亲人，非亲人，对他好是恩惠。通过建立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最终实现了：既通过对假朋友友好，获取了不该得到的利益，又通过合理化排斥真朋友，发泄了受了获取利益的委屈。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不正巧解亲亲疏疏的杰作之一吗？

显学之争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
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
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从政治角度考虑，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
从执行的现实操作角度考虑，儒家的“仁“，是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内容强调血缘关系，领导关系，先后关系“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孟子认为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两套方案。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交相利”，是要利益的爱。
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孟子因此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
宋明以来至今，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
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
所以孙诒让怀疑孟子的可靠性，他说：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
回答：兼爱是病急乱投医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
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回答:都是书呆子，义与利本来就是两个概念，两回事。既有冲突又有重叠。而且儒家老祖宗孔子半步论语，无非是让学生不吃亏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回答：墨家理解的命和儒家理解的命完全是两回事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回答：孔子只说敬鬼神而远之，没说敬天而远之，墨子说儒者不尊天明鬼。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战国晚期评价
不会玩文雅的辞藻。只知道干巴巴的写出文章的大意，这种愚夫之见，恐怕只有役夫的墨家会做吧？
劳苦烦身，墨子独能，奈天下何？如果真像墨家苦行僧似得生活。人生岂不是很枯燥？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
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兄慈、子弟孝、尊长友、年幼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兼爱同样是用了建造和平，平息惨斗。儒家对此目的其实也是支持的，兼的内容重点在劝爱且禁恶。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用三纲五常，礼，恕等等儒家理论来支持。恕就是禁止讨厌，礼就是劝进善心。不过换个名词。方便儒家独尊罢了。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墨子提出正义的战争与不正义的战争，认为正义战争是诛，并不反对。
尚贤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恒者，老旧也。指原先的周朝世袭制
:《左传》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由于时局动荡，巫文化的衰败，很多世袭贵族腐朽无能，大诸侯对分封制的敌意更加强烈，民间也开始要求变革原有的不平等旧制度，取消大夫士的特权，墨子出于贱人，提出民虽下贱也不可以薄。薄，鄙薄，薄待，薄礼。
尚同
孔子死后，儒门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
同一道德字眼，同一人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而且不是直接否定道德，是从口诛笔伐的内容本身弄字眼，把口诛笔伐的做法变成顺乎道德的个人权利。譬如：把不劳而获说成是劳心者治人
由于有缝隙可钻，有利可图，一人振臂，文人阶级一哄而起。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
墨子认为是诡辩造成这种思想混乱局面。提出大统一口径，并惩罚这种利用倾危缴绕之辞，谋私利的作家。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书同文，车同轨。
以天子的口径为标准，大一统思想与口径，阻止礼崩乐坏的蔓延的同时顺便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天志
墨子认为，工匠建造总是需要一个单位尺度作为计量，能工巧匠能够完全刻画无误，不巧者虽不能完全无误，但依尺度动作，效果仍然良好过单靠自己个人能力，主观的自由探索。
所以墨子提出要按章办事，按照章程来操作。仁，内也，是心的感觉；义，外也，是外在的标准。
墨子认为”天“是有人格的，高贵且聪明，天之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应以天为尺度计量自己的行为。墨子认为天是无差别的博爱，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所以人必须兼爱。最后一级一级的统一为兼爱整体，以兼爱的做法废除一切战争与学术矛盾
明鬼
希望以神鬼之说使君主警惕，杀无辜者得不祥，不可以因为一些怒气而杀害臣民的生命。所以和无神论者一样的不相信巫术，不信有命运，却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
非命
否定命运的存在，认为世界是公平的，赖其力者得其生，不赖其力者不得其生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不存在命运这种安排人的富贵、生死的意志与偶然，一切都是人自作的，必然且合理。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废除大型音乐，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节用
认为贵族浪费，过度享受导致老百姓群起为盗。观察到万物节则阴阳和，以此劝说贵族，节约开销
节葬
农村把家庭的大量财富浪费在葬礼筹办，请客吃饭，周朝的厚葬，对贵族是小事一桩，对穷人则要倾家荡产，还不能劳动生产。废除远古留下来的葬礼习俗，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儒家后期对墨家思想进行了部分的吸收改造，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用其他理论予以构架。如荀子也反对宽恕恶人。互相学习借鉴的结果。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于战国中后期。在自然观方面，对物质，移动和时空关系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摒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并把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上，发扬了墨子重视实践的特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义，利也”的著名论断，突出了利，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范畴。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具体地点有争议），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自称为“贱人”。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

教育内容：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这三种知识来源中，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传闻”又多不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在高居庙堂寻欢作乐的儒士，严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飘然物外游戏人间的道士身后，总有一群身着简朴衣裳的墨者，为了天下安宁，万民福祉，冒着诸侯国的通缉和大军的兵锋，劳作、奔走在华夏大地之上。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
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
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解释：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
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
车，是木头做的，（但是我们）乘坐车（驾上），（我们）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
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我们也）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
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
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
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
桃树的果实是桃子
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